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鼓动着要去救他出来，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请求人们撤离。他这样做了，并说：“如果有位朋友是因为正当的理由在今晚来到这里，那么请收起你们的武器。”他们这样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平静地离开这里。”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我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对法律有一种强烈的顺从，然而在其骨子深处却是一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向往。
对一切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伟大的共和国政体，美国的优越性，一个居住着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特权，人们平等地享有权利—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旋律，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作为一个孩童，我幻想杀死国王、公爵和封建领主，并且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为了服务国家的需要，因此我的行为便也是一种英雄之举。
这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最早的联想给我所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卓著以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特权，尽管他并非具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来我为之感到惊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仅有的那几个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义愤的语句：
曾经有个布鲁图斯，他也不能够容忍，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千秋万代地统治国家。
这是一个充满着强烈的政治骚动的时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得到。休谟、科布登和布赖特—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一些政治会议频繁地举行，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对此怀有深厚的兴趣并参加了不少会议。我的父亲，还有一个舅舅，总是拥有很多的听众。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会议上发表演讲，听者众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压抑我的兴奋和热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看他，我感到了某种安全。我告诉他说演讲者是我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者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支持史密斯成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说得不准确的地方作出了批评，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而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必为此感到惊奇，也没有人会像护士照顾病人一样来关注他说话的语法错误。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其风格犀利猛烈，演讲题目是《特权的死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含义，可是我的父亲明白。
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着。
他的纺纱机大幅度地贬值，一种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减弱、失败的能源开始变成现实。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里的经济而开始努力奔走。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那时要让我们可以过得舒适而体面却还远远不够。
在这以后不久我开始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期待着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心胸狭隘，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我的父亲如伯恩斯所说的，“恳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让他得以去干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烈焰腾腾地燃烧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邻居相比，我们不会沦落到贫穷的境地。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并且活着看到他的两个孩子穿着整洁的衣服。
我的父母许诺说，除非我自己要求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主动要求的意向。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一些注意。有一天，他带着我进行了一次远行，随之而行的，还有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已经上学。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８岁那年，我开始进入学校，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
学校带给了我无穷乐趣，因此我对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东西都会不高兴。而现在此类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必做的早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则，有时候直到很晚了我仍然不能出发去学校。
因为我早上的这一任务，让我总是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的过失。同样地，放学之后店子中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我的生活，早在我10岁时，对父母来说，我已经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每每想到此，我便会找到一种满足感。很快，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与不同人打交道的账目交与我处理，于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我变得有学问起来，甚至在孩童时期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他就是我的姨父劳德—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的父亲必须在纺纱店里整天不懈地工作，极少有闲暇顾及我。姨父是大街上的一家店主，不似父亲这样要整个地将自己拴在店中。对于怎样教育儿童，他有着非凡的天赋，他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记得他是怎样给我们教授英国历史的：想象每一个君主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地方活动，做着他所熟知的那些动作。因此，在我看来国王至今还坐在壁炉前书写着马格纳纸剂，而维多利亚皇后坐在门后边，把她的孩子们抱在膝上。
我所知道的关于苏格兰早期历史的所有知识都是姨父教给我的：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还有失明的亨瑞的历史，斯科特、拉姆齐、唐纳希尔、霍格和福格森。可以说，在那时，伯恩斯的话语在我的身上，创造性地形成了一条对苏格兰的偏见（或者是爱国心）的血脉，热血奔腾不止，它将随我生命的终止而停息。当然，华莱士是我们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英雄的特质。一天在学校里，一个大男孩告诉我说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的时候，我便开始郁郁不乐。于是我跑去姨父那里，他的话对我总是富有疗效。
“不完全如此，如果苏格兰向英格兰一样平坦地铺开的话，苏格兰的面积会更加大些的，但是你能把高地丘陵削低并铺开去吗？”
噢，不可以的，对一颗受伤的小小爱国者的心灵来说，基烈山上充满了甜蜜的乳香。接着，英格兰更大的人口数目又引起了我的不快，同样的，我又去了姨父那里。
“是啊，7：1，但是在班诺克本一战中，布鲁斯打败了英格兰军队，那个比例还要大得多。”
于是我的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喜悦—这样的话，英格兰的人越多，那么我们的荣誉也就越大。
姨父、我还有多德一起在那条大街上度过了许多夜晚和时光，我和多德之间的兄弟同盟至死不渝。“多德”（“Dod”，乔治劳德的昵称）和“奈格”（Naig），我们总是在一个家庭之中。年幼的时候我从来不叫他“乔治”，而他，也更喜欢称我“奈格”甚于“卡内基”。因此便总在我们之间听到“多德”“奈格”，任何其他的名字都代替不了它们的含义。
姨父家在镇子的主街道上，要回到位于镇子底部的摩迪街的我自己的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沿着修道院的可怕的墓地伸展，那里一片黑暗，没有光，似乎在死亡中穿行。而另外的一条则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并且路过梅门（MayGate）。当我需要回家时，姨父便会故意使坏问我将走哪一条路。只要我想一想“如果是华莱士会怎样选择”时，我总是回答说要走修道院那边。我常常沿着墓地回家，并且总是提心吊胆地穿过修道院的拱门，我努力一路吹着口哨壮胆。我想着如果华莱士在遇到自然的或是超自然的危险时会怎样做，我便可以在黑暗中迈着沉稳的步子。
虽然后来我来到美国，但当我开始认识到这个新的地方决不只是一个居住地的时候，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我的心是留在苏格兰的。正像彼得斯堡市长的小儿子一样，当他在加拿大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他很喜欢加拿大，因为那里很适合旅游，但他不会居住在距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迹如此遥远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