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差们全身心投入，十分卖力地工作。每隔一天都要值夜班，直到公司关门才下班。在我当班的那个晚上，极少有在11点之前回到家的。如果无须值晚班，我们可以在６点离开公司。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充实自己，家里也不愿意在书本上有什么花费。然而，仿佛是福从天降，一个文学的宝库在我面前打开了。
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在为他祝福—宣布他可以把他图书馆中的400多本藏书向孩子们开放，这样的话，每人在周六下午都可以从这里借书带走，第２个周六再换。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说，安德森上校的书主要是开放给“劳动男孩”（workingboy）的。接着问题来了，像信差、店员，还有其他一些并非靠双手做苦工的孩子，有没有权利去借书呢？我给《匹兹堡快报》写了一封短信，强烈要求我们不应该被排除在外，虽然我们现在做的并非苦工，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曾经干过，我们也是真正的“劳动男孩”。这是我与媒体的第一次接触。亲爱的安德森上校很快就扩大了借阅范围，因此，我作为媒体撰稿人的第一次露面是成功的。
我的好朋友汤姆米勒，是核心集团成员之一，他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米勒将我介绍给他，就这样，仿佛是地牢的墙上开了一扇窗户，知识的阳光从那里透射进来，照耀着我。我把书随身带着，抓住上班时间的每一点空闲努力读书，尽管每天工作辛劳，值班时长夜漫漫，但我的心却被书所照亮。每当想起周末又能借到新书，随后的日子就变得无限光明。就这样，我渐渐熟悉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对班克罗夫的《美利坚合众国史》，我学得比其他任何书都要用心；我对兰姆的文章情有独钟；但在那个时候，除了几篇选入学校教材中的作品，我对大文豪莎士比亚还知之甚少，我对他的兴趣是在不久之后从匹兹堡的老剧院开始的。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维尔森、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们公司的成员，他们与我一起分享安德森上校图书馆中宝贵的特权。那些在其他地方我根本不可能借到的图书，由于他的慷慨大度，而为我饱览。他给了我对文学的品位和鉴赏力，而这些，即便是人们敛集了百万资财，我也不愿与之交换。没有了文学，生活将会是不可忍受的。在让我和我的伙伴们远离低俗、坏习惯这方面，我的好上校功不可没，没什么能与之相比。后来，当运气再次冲我微笑时，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钻石广场上的大厅和图书馆前，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将它送给阿里格尼，并题字如下：
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宾夕法尼亚西部免费图书馆的建立者。他将自己的图书馆向工作的孩子们开放，而在每个周六下午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他不仅把他的书籍，也把他自己献给了这一高尚的事业。作为受益者之一，建立这座纪念碑的目的是要感激并且纪念安德森上校，他将知识的宝库向我们开放，年轻人将因此而提升自己的想象力。
对于他所为我和我的伙伴们所做的那些，我们深怀感激，建立纪念碑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是我们感激之情的微弱表达。根据我早年的生活经历，我认为，金钱应该用来帮助那些天资聪颖，品格优秀，并且有能力、有决心发展自己的孩子，使他们获益，健康成长。没有什么比在一个社区内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并把它作为一个市政机构加以支持，更能体现金钱的价值了。我相信我有心捐助的那些图书馆，在将来会证明我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孩子们允许进入这些图书馆中学习，如果在每个图书馆都有一个孩子，他所获得的收益，有我从安德森上校的400本名著那所得收益的一半，我就会认为这些图书馆不是白建的。
“随着整棵树的倾斜，嫩枝因而弯曲。”书籍中所包含的世界宝藏，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向我开放了。图书馆最重要的好处是它从无所求，但也从不主动给予。如果想获得知识，青年必须自己努力，无一例外。许多年后，我满怀喜悦地发现，在丹佛姆林时，有５位织布工将他们的书集中起来，开办了镇上第一个流动图书馆，而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那个图书馆的历史很有趣，它搬来搬去，不下７次。第一次搬家的时候，５个创办者用各自的围裙和两个煤斗，把书从手摇纺织机店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父亲是当地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又有幸成为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个，这自然成为我的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在作公开演讲时，我常常说，我是一个曾创办图书馆的织布工的后代，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与之交换。我无意中追随父亲的脚步开办了图书馆—我不禁要说，冥冥中自有天意—这对我也是一种强烈的自豪之源。像这样的父亲是应该作为榜样追随的。
我曾说过，是剧院最先促使我爱上了莎士比亚。在我还是信息传递员的时候，老匹兹堡剧院在福斯特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在当地享有声誉。福斯特先生收发电报都是免费的，作为回报，电报操作员可以免费看戏，信差在某种程度上也享有这种特权。有时候，下午收到了给福斯特先生的电报，我们会留在晚上送去。在剧院门口，我们羞涩地提出请求，可否让我们悄悄地溜到楼上的第二排—这种请求一般不会遭到拒绝。孩子们轮流去送信，这样每人都可以得到那令人垂涎的机会。
当“狂风”亚当斯—当时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开始在匹兹堡上演一系列莎士比亚的剧目时，我对戏剧的品位开始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莎士比亚成了我的全部，我对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了。我好像很容易就能记住他的台词。以前我从不知道，语言具有如此的魔力，其节奏和旋律就像在我的体内找到了一个栖息之所，与我融为一体，一有召唤，马上就会现身。
很久以后，我通过《罗英格林》了解了瓦格纳，我在纽约音乐学院被《罗英格林》的序曲所陶醉，听了之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我当时对瓦格纳还所知不多，这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确实有别于前人—像莎士比亚一样，他是一个新的朋友，一架新的促使自己向上攀登的阶梯。
在这里，我要谈论一下属于那个年代的另外一件事情。阿尔勒格尼有一些人—也许总共还不到100人—加入了“斯维登伯格教会”，美国的亲戚在里面就非常地活跃。父亲在离开了长老会之后参加了这个教派，当然，我被带了进去。然而，母亲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尽管对各种形式的宗教都表示敬意，并且不主张宗教信仰争端，但她保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立场可以用孔子那句著名的格言来描述，其大意是：谨守本分，勿扰他人，为上智。
我对斯维登伯格的神秘教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虔诚的艾特肯姨妈对我解释“精神感觉”的能力大加赞赏。这位可爱的老妇人热切地盼望着我有一天会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盏明灯，我知道，有时候正如她所想象的，我成了她所谓的“语言的传道者”。
当我对人为的宗教理论越来越疏远之后，她的这些希望也慢慢地变淡了。我是她的第一个外甥，在苏格兰还曾将我抱在膝上，哄我，逗我玩，姨妈对我的兴趣和疼爱是永远也不会减弱的。
父亲总是把苏格兰本土吟游诗歌中的杰出之作，当做歌曲来演唱。我不应该忘记这些，我爱好音乐的基础便奠定于此。不管是对歌词还是曲调，对那些苏格兰老歌，我极少有不熟悉的。要达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高度，民歌也许是最好的基础。父亲是我所见过的声音最为甜美、最富感染力的歌手，我很有可能继承了他对音乐和歌曲的热爱，尽管没有他那样的好嗓子。孔子的感叹常常在我耳旁响起：乐者，神之语也，闻其召之，则来。
在这同一时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它显示了父母的宽宏大量。作为信差，除了在暑期有两个礼拜的空余时间之外，我是没有节假日的。而在这两个礼拜，我会和表兄弟们去东利物浦和俄亥俄的河里划船。我喜欢滑冰，就在这个冬天，我家对面的那条河冻得结结实实，冰况极好。当我周六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问题便产生了。我问父母，能不能在次日早起，趁着去教堂做礼拜之前的工夫划一会儿冰。对一般的苏格兰父母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这更为严肃的了。我妈妈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明确，认为既然如此，应该让我爱滑多久就滑多久。父亲也认为我可以去滑冰，这无可厚非，但他希望我能及时回来，好跟他去教堂。
我估计在今天的美国，1000个家庭中有999个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在英格兰的家庭中也是如此，但在苏格兰却不可能。今天人们会认为安息日的所有意义都是为了男人，和那些有意向公众开放美术馆和博物馆的人。他们认为安息日这一天就是为人们的休息娱乐而安排的，而不是去教堂做祈祷，为绝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罪过忏悔。他们的想法并不比我父母在40年前进步多少，父母超越了那个年代的传统理念，在安息日去散散步，或者读些非宗教的书，这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