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于“苦”，童年的老舍可谓有着最真切的体认。
在父亲去世之初，老舍的母亲还能按惯例从清政府领到一点抚恤金。可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不仅微薄的抚恤金泡汤了，满族人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当时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一个民国官员问一个满族人：“你是什么人？”满族人回答：“报告老爷，我是‘旗人’。”官员大怒：“大胆！我也只敢‘骑马’，你却敢‘骑人’？”对方慌忙解释道：“不是‘骑’人，我在旗。”官员高声呵斥：“再骑就揍死你！”旗人地位的沦落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一来，全家就只能依靠母亲一人缝补浆洗以及做各种杂工来维持生计。当时，有许多外省人在北京做买卖，比如干果商就大多是山西人，他们往往整年不回家，甚至三年五载才得以回去一趟，所以他们在北京做粗布袜子和衣裳的活计就要专门找人来做，老舍母亲的活就是给他们做的。一年四季，母亲手里总是有忙不完的活儿，放下这活儿又有那活儿。很晚了，她还坐在炕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缝补衣服。常常是一觉醒来，母亲仍在缝，老舍说：“妈，睡吧，天快亮了！”她总说：“好，这就睡。”日复一日，这样的对话天天上演。
老舍说，生活正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通常，一家人每日只进两餐，每餐只有一样菜，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最难吃的则是把一点菜叶子和粮食掺在酸豆汁汤里，熬成稀糊糊，一天三顿，就算是饭了。老舍说：“有钱人家也有喝豆汁的，细瓷小碗，漆木筷子，再来上一碟芝麻辣咸菜，人家是喝那个味呢。而我们穷人却拿它当饭。到了伏天夜里下暴雨的时节，一家人就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忽然塌了下来，同归于尽。”（《宝地》）这样一个孤儿寡母的家庭，又适逢多难之秋，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捉襟见肘的生活，赊欠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老舍家的门垛上就常常被画上白色的鸡爪图。所谓的鸡爪图，就是赊账时被债主在墙上画的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像鸡爪子。老舍说：“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都在我们的和许多人家的门垛子上画上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像鸡爪子。我们先吃先用，钱粮到手，按照鸡爪子多少还钱。”（《正红旗下》）门垛上的鸡爪图正是赊帐的标志，以这种方式直白地宣告贫穷。在门外的小贩而外，母亲只和油盐店、粮店，发生赊账的关系。“我们不懂吃饭馆，我们与较大的铺户，如绸缎庄、首饰楼，同仁堂老药铺等等都没有什么贸易关系。我们每月必须请几束高香，买一些茶叶末儿，香烛店与茶庄都讲现钱交易；概不赊欠。”（《正红旗下》）赊账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倘若不节省开销，年根儿底下债主子们恐怕是要把门环子敲碎的。所以，老舍眼中的新年有着“二重性格”：一则以喜，到了新年总是欢喜；二则以忧，怕讨债的。要想欢欢喜喜过新年，似乎就不应当借债。“可是有一层，不借债在理论上是很好喽，实际上做得到么。假如有一天两手空空，肚子乱叫，你怎办？为求新年的无忧而一定不去借钱，你就活不到新年了。”（《新年的二重性格》）虽然舒家的赊账范围并不很大，可是足以逐渐形成寅吃卯粮的传统，一领到饷银，就要马上去还债。而还完了债，也就所余无几，于是，只有继续去赊，形成恶性循环。倘若出了意外的开销，像获得做娶亲太太之类的荣誉，还债的能力自然就更低了。做娶亲太太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只有堂堂正正，一步一个脚印的妇人才能负此重任。可是，去做娶亲太太不但必须坐骡车，而且还要临时雇个富有经验的、干净利落的老妈子来搀着上车下车、出来进去，这样才像样。至于服装首饰呢，也必须格外出色，才能压得住台。如此一来，消费就增多了，亏空便越来越大。因此，即使关下银子来，一家人也不能有喜无忧。往往是拿着现钱回到家，母亲就开始发愁了——
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儿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掌柜的或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正红旗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与寡母相依为命的老舍早早地就承受了家庭的苦难，从刚一懂得点事就知道了愁吃愁穿，成为母亲的小帮手。在母亲与三姐做事时，他就像个小跟班似的，老是在后面跟着。她们洗衣服、做衣服，他就在一旁递烙铁、添火、送水；她们浇花，他就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他就撮土；他还兼管喂狗、扫地和给灶王爷上香，以便让母亲和姐姐多赶出点活儿来。他和姐姐还常常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供母亲制定生活预算作参考。
艰难的生活也使老舍更加懂得珍惜，懂得衣食的来之不易。老舍上小学时，已经出嫁多年的姐姐，给小弟弟做了一双新布袜。老舍兴高采烈地给穿上去上学。放学回来，姐姐却发现弟弟光着脚。姐姐不解地问，“你的新袜子呢？”老舍从书包里掏出那双新袜子，说：“姐姐，我一出校门就脱掉了，我怕穿坏了。我上学时穿，放学了就脱掉。姐姐，我要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比学习，不是比阔气。”第二天，老舍仍穿着以前穿的旧袜子，昂着头上学去了。走着走着，老舍想，我把鞋也脱下来，不就可以少磨些鞋底吗？于是，大街上多了一个光着脚走路的小小读书郎。
即使成名之后，老舍仍然保持着俭朴的好习惯。在英国东方学院作华语讲师时，朋友眼中的老舍“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还有一次，老舍应邀参加一个舞会。舞会这样的场合，自然在穿着上要讲究一些，可是老舍只有两套灰布中山装，洗过几次后，就显得旧了，穿在身上像个清洁工。老舍就穿着这套衣服进了舞会，他对投来不解目光的朋友说：“对不起了，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虽然艰辛，老舍的童年却没有因此而变得漆黑一片，从老舍不多的叙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捕捉到亮色。他没有玩具，可他照样自娱自乐，自得其乐。一块棉花、一根做活儿的小线、一片布头，就能饶有兴味地玩上半天，几个磕饽饽用的泥模子和一副染了颜色的羊拐都成了他的宝贝，给他带来许多的乐趣。还有8号院里的花花草草、小鸟、夏日树上垂丝而下的槐虫，甚至一个水缸，在他的眼中也如此生。
更何况，他还有一个坚强乐观、热爱生活的母亲，所以，尽管很苦，但老舍依然度过了一个完整的童年，“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养花》）。多少年后，回忆起童年的往事，老舍说：“也不知怎么就觉得分外甜美”，“每一回想就觉得滋味深长，又甜又美”（《贺年》）。
“童年习冻饿”是老舍童年的生命体验，它是一种不幸的经历，但也是一笔可遇而不可求的财富。长大后的老舍就将这种财富一一兑现。苦难使老舍有了丰富、真实的积累，在苦难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他的很多小说作品都取材于北京市民的生活。
苦难还为老舍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体贴母亲的辛劳，他明白生活的艰难，他懂得现实的残酷。老舍笔下的小人物有不得已的忍从，更有不屈的抗争，他说：“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概；至少须消极地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是苦难造就了老舍那颗平易亲切、朴实无华的平民作家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