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1)

几年前，一对伴侣（女同性恋者）决定拥有一个孩子，由于两人都失聪，并以此为傲，所以她们决定这个孩子最好也是聋人。莎伦·杜谢诺和坎迪·麦卡洛跟其他以聋哑自豪的团体成员一样，认为耳聋是一种文化认同，不是一种需要治疗的残疾。“耳聋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杜谢诺说，“身为聋人，我们觉得自己很完整，我们想要跟我们的孩子分享聋人团体美妙的一面——归属感及连结性。身为聋人，我们真的认为我们过着丰富的生活。”

两人期望怀一个失聪的孩子，因此找到一个家族五代都有聋人的精子捐赠者，后来果然成功了，她们的孩子——高文天生失聪。

在《华盛顿邮报》报导了她们的故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谴责声，这对初为人母的伴侣大感惊讶，而绝大多数的责难，集中于指控她们蓄意将残疾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杜谢诺和麦卡洛否认耳聋是一种残疾，并且辩称她们只是想要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孩子而已。杜谢诺声称：“我们不认为我们所做的，跟许多异性恋伴侣想要孩子时的做法有多大不同。”

事先设计把孩子制造成聋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哪里做错了——是耳聋的部分？还是设计这个行为？为了进行讨论，我们先假设耳聋不是一项残疾，而是一个出众的特质，那么父母精挑细选想要有某种小孩的想法还有错吗？或者，是否人们向来都是用选择配偶的方式在挑选小孩，只是最近使用了新的生殖技术？

在这场聋儿争议爆发不久前，有一则广告出现在《哈佛日报》和其他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报纸上。一对不孕的夫妻在寻求卵子捐赠者，但不是任何捐赠者都可以，她必须是5英尺10英寸（177.8厘米）高的运动健将，没有任何家族疾病，大学入学时的学术能力测验成绩总和在1400分或以上。符合广告条件的捐赠者捐出卵子时，可获得5万美元的报酬。

也许为了得到优质卵子而提供丰厚赏金的父母，只是想要一个跟自己相像的孩子；又或许他们只是希望完成一笔物超所值的交易，试图得到一个比他们更高或更聪明的孩子。无论如何，这个出价奇高的案例，没有像那对想要一个耳聋孩子的双亲一样引起公愤。没有人跳出来指责身高、智力和杰出的运动才能，是一种应该让孩子避免的残疾。然而那个广告还是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萦绕不去的道德疑虑。就算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父母订制具备某些遗传特质的孩子，此种举动是否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呢？

有人会辩称，试图怀一个失聪的孩子，或一个将来进大学时学术能力测验会考高分的孩子，就像自然生产一样，有个关键的着眼点——无论这些父母如何极力增加概率，还是不能保证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两种尝试皆如玩基因遗传乐透彩般，受制于难以预测的变化。这种辩称同时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让这件事的道德影响变得如此不同？假使生物技术能去除不确定性，让我们可以完美地设计出孩子的遗传特质，结果又会怎样？”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思索，我们决定暂且把孩子放一边，来想想宠物。在蓄意生出耳聋孩子这个热议话题过去约一年之后，一位名叫朱莉（她不愿意公开姓氏）的得克萨斯州女人，正哀悼着心爱的猫咪尼基之死。“尼基很漂亮，”朱莉说，“它特别聪明，能听懂11个指令。”她听说一家位于加州的公司提供克隆猫的服务——基因保存和无性克隆。这家公司于2001年成功制造出第一只克隆猫[叫作 CC，副本（ Carbon Copy）的意思]，于是朱莉寄了尼基的基因样本和5万美元的费用给这家公司。几个月后，她收到了基因完全一样的小尼基，她非常高兴。朱莉表示：“这只猫咪和尼基一模一样，我没办法找出半点不同的地方。”

这家公司在网页上公布了克隆猫降价的消息，现在只要32000美元。要是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太高，他们再送上不满意即退费的保证。“倘若觉得订做的猫咪不够像原来的基因供体，我们将不问任何原因，全额退费。”其间，这家公司的科学家也致力于开发新的生产线——克隆狗。因为狗比猫更难克隆，公司打算收取1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价格。

很多人觉得克隆猫狗的生意很古怪。更有人不满的是，明明有成千上万的流浪猫狗需要收留，却宁愿花一笔不菲的费用来制造一只订做的宠物，实在很不合理。也有人担心，在试图成功无性克隆宠物的过程中，会有多少动物的生命在孕期当中夭折？但假使这些问题都能够克服，我们会止步于无性克隆猫狗吗？要是无性克隆人类呢？

表达心中的不安

遗传学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困境。带来的希望是，我们也许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大量衰竭性疾病；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遗传学知识或许也能使我们操控人类自身的自然状态——例如改善我们的肌肉、记忆力和心情；选择孩子的性别、身高以及其他遗传特质；或者增进我们的体能和认知能力，把我们自己改造得“比好更好”（Better than Well）。大部分人至少对某些形式的遗传工程感到不安，但要表达出感到不安的理由却不容易。那些耳熟能详的道德和政治言辞，使我们很难说出改造人类的自然状态有什么不对。

我们再来思考无性克隆的问题。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带来了一阵对未来可能会无性克隆人类的担忧。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很充分的理由值得担忧。大部分的科学家一致认为无性克隆不安全，很可能制造出严重异常和具有先天缺陷的产物（多利羊染病早死）。但假设无性克隆的技术进步到所冒的风险比自然怀孕小时，克隆人类还会遭到反对吗？就此而言，创造出一个跟父母，或是不幸死去的兄姊，亦或是伟大的科学家、运动明星或名人具有遗传基因的双胞胎小孩，到底哪里不对？

有人说，因为无性克隆侵犯孩子的自主权，所以是不对的。父母预先挑选孩子的遗传天性，让孩子活在别人的阴影下，是在剥夺孩子开拓未来的权力。基于孩子自主权而提出的异议，不但反对无性克隆，而且也反对任何能让父母选择孩子遗传特质的生物工程。根据这一异议，遗传工程的问题在于，“订做的孩子”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即使增强有利的基因（比如音乐天分或体育能力），仍会为孩子指向特定的人生抉择，以致损害他们的自主权，侵犯他们为自己制定人生规划的权利。

初步看，自主权的论点似乎抓住了克隆人类和其他遗传工程的症结所在，但其实并不具说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个论点有着错误的暗示——不是父母订做的孩子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身体特质。然而没有人可以挑选自己的遗传基因。相对于一个克隆出来的或是经过基因改良的孩子，自然孕育出的孩子并不是一个未受特定天分局限未来的孩子，而是受到基因遗传乐透彩支配的孩子。

其次，并非所有的基因干预都是影响后代子孙的。即使关心自主权可以说明我们对订做孩子的一些忧虑，但却不足以解释我们对想要改良自己基因的人的道德上的犹豫。肌肉细胞或脑细胞等不可再生细胞（或称体细胞）的基因疗法，就可借由修复或替代有缺陷的基因来作用。当有人不把基因疗法用在治疗疾病上，而是超越健康的范畴，用来增进体能和认知能力，从而提升自己高于普通标准，则道德难题也随之产生。

这种道德上的难题跟损害自主权并不相干，因为唯有介入卵子、精子或胚胎等生殖细胞的基因疗法才会影响后代。运用基因疗法增强肌肉的运动员虽然不会把增加的速度和力量遗传给子孙，促使他们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但经过基因改造的运动员的前景还是令人不安。

基因改良就像整型手术一样，是运用医疗方法达到非医疗之目的——跟治疗或预防疾病、修复创伤或恢复健康无关。但基因改良不同于整型手术的是，其不仅作用于外在，改变的不只是外表。即使增强的是体细胞，它不会遗传给儿子或孙子，但还是会产生很大的道德问题。假如我们对整型手术，和给松垂的下巴和紧皱的眉头打肉毒杆菌等行为有着矛盾的情绪，那我们也会对用来强壮身体、增强记忆力、提升智力和改善心情的基因工程更加担忧。问题是，我们的担忧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那么是根据什么呢？

当科学的脚步比道德的理解快时，就会像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大家努力地想表达出心中的不安。在开明的社会里，人们首先触及的是自主权、公正和个人权力的措辞，但这部分道德词汇不足以让我们处理无性克隆、订做孩子和基因工程所引起的最大难题，因此基因革命才会导致道德上的晕头转向。要掌握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我们就必须面对在现代世界的见解中已大量遗失的问题——有关自然的道德地位，以及人类面对当今世界的正确立场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接近神学的范畴，现代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倾向于规避这些问题。但是新兴的生物技术的威力使得这些问题不可避免。

基因工程

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委，需要思索四个已初露端倪的生物工程实例：肌肉增强、记忆力增强、身高提升和性别选择。每一个例子的初衷，都是试图治疗疾病或预防遗传性疾病，现在却成为一项改良的工具或消费者的选择之一。

肌肉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基因疗法来减缓肌肉的萎缩，或是恢复衰损的肌肉。不过要是用同样的疗法来产生基因改造的运动员呢？研究人员已开发出人造基因，并将其注射到老鼠的肌肉细胞中，使肌肉成长，并预防肌肉随年龄衰退。这预示着这个成就将应用在人类身上。主持研究的李·斯威尼（Lee Sweeney）博士希望，他的发现能治愈折磨老年人的行动不便。然而斯威尼博士的肌肉发达的老鼠，已经吸引了寻求竞争优势的运动员的注意。这种人造基因不只能修复受损的肌肉，也可以增强健康的肌肉。虽然这个疗法还没通过人体应用的许可，但不难想象，经过基因改良的举重选手、全垒打强击手、美式足球后卫和短跑选手的未来展望。类固醇和增进表现药物在职业运动界的广泛使用，表明许多运动员渴望借助基因改良的效用来提升自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已经开始担心的事实是，改造过的基因不同于药物，无法从尿液或血液中检验出来。

基因改造运动员的未来展望，为围绕基因改良所带来的道德难题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职业体育联赛应该禁止基因改造运动员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根据是什么呢？体育竞赛禁止使用药物，两大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为安全和公平——因为类固醇的副作用有害健康；此外，允许运动员使用严重威胁健康的药物以提升运动表现，会使体育竞赛变得不公平。但为了要辩论清楚，我们假设肌肉增强的基因疗法是安全的，或者至少比严苛的重量训练课程风险更小，那么还有理由禁止运动员使用吗？基因改造的运动员举起多功能车，或击出650英尺远的全垒打，或3分钟跑1英里，皆让人心头萦绕着不安。但这些状况到底是哪里令人担忧呢？是我们觉得这些超出常人的奇异现象是无法预期的吗？还是我们的不安其实有着直指道德层面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