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叶文玲(2)

来到豫西这个叫海资的小村子后,我忍受着心灵被磨成齑粉的痛苦,唯一的慰藉是给文玲写信和盼望收到她的回信。因为,在我上大学的四年中,家信总是由她执笔,她的信写得总是那样喜气洋洋。在复旦的四年中,她的每封快乐小鸟似的回信,不光令我,也令与我同宿舍的三名伙伴开怀不已。

终于,她的回信来了。

“……大哥,我被退学回家了。前天是周末,我突然被叫到教导处……我们同宿舍的五名学生,有三人同此命运。我被‘退’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你……

“大哥,我现在心老像被什么啃着似的疼。回家已有一周,每天夜里都失眠,每天清晨我都心惊肉跳,最怕听见学校的钟声……我再也不能上学了,大哥,我多想多想读书啊!我难过得真想自杀……”

我的心沉下去了,眼前一阵发黑。我分明感觉到,那日宣布划为“右派”时,我都没有这么沉重过。

并非我过分杞忧,在这样的时候,如此严酷的失落和剥夺,对一个如嫩苞初绽的女孩子,将意味着什么?

文玲并非诞生在文学之巢的孩子。算上异母所生,我们这个大家庭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个。文玲在七姐妹中排行老六。从哪方面讲,都不会在家中最受宠。偏因她幼时聪颖活泼,连我那平素对孩子甚为严厉的父亲也很喜爱她,姐姐和我们几个大孩子出门,也最愿意带着她。童年嬉戏的笑声和梦幻,一一沉落在后院的花荫鱼池下。多少年后,文玲以《摇出一叶荷露》为题,记叙了童年时的稚趣。的确,文玲首先深深印在我脑子中的形象,便是一个扎着双丫角活泼调皮的女孩,她常常像只小猫似的,爬过窗台,溜到我的房中看我所写的诗和日记,在她混沌初开的时日里,这是最能进入她心扉的事。

正因为与文学的亲缘,我们最相爱。如今,一切甜美的迷恋和向往,都被生活这沉重的一击粉碎了,从此,浓重的阴影将伴随着文玲的芳年,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不过,我不相信文玲会从此一蹶不振。我一向认定,她比我更多文学天赋,她幼时的痴迷书籍,上小学便显露的作文才气,以及上中学后,她不断给我寄来的一篇篇习作,特别是她十三岁那年在县报上接连发表的小小说,都使我加强了这种“认定”。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气质,她那秉承母亲遗传基因的那颗敏感而极富同情的心。

我在如火的焦灼中给她写回信,一封又一封,勉励、劝慰,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谈诗说词,我知道无法帮她找到司天的巨杖叩开文学的大门,但我想首先要燃起她心灵的火焰,鼓起她生活的勇气。所幸的是,那时我尚有通信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我能够把全部的爱心都煎成浓浓的汁液,倾倒在给文玲的长信中。

文玲终于振作起来,她愈来愈在感情上依附我,她给我回的信也是长长的,一封又一封,倾诉着一个十五岁少女的忧喜苦乐。终于,她告诉我心情已渐渐轻松,现在和生产队的乡亲们一起下田劳动,很累也很充实,实际上乡亲们无需她做什么重活,最愉快最派得上用场的是晚上让她给大家记工分……“我很可自慰了,哥哥,不消多久,我就会成为一个内行的种田人呢!”

终于,又有了一个“特大喜讯”——1958年6月,她在《东海》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和雪梅》。

我忘了收到信那时是中午还是黄昏,只记得读信的当儿,眼中一片湿润,窗外的土坡黄得耀眼,而我那眼窑洞外唯一的一棵枣树,强烈地飘散着枣花的芬芳。在风风雨雨黄黄绿绿的年华代谢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能使我感到新的生机和春的消息。

我是深夜三点回到故里的。

汽车行到离家乡五十多里的小站时抛锚了,司机声言明天再走。我不想等了,从大学二年级后,我就没回过家,现在,已经过去五年半了,再也不能等了。这是1960年。1960年的这场“摘了帽子”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提着那个用破被单扎成的包袱,一口气走完了五十里崎岖山道。快到老家楚门时,我的脚步却放慢了,“近乡情更怯”,没有人比我更深地体会到这句诗的意味了。

我的敲门声使母亲怆怀不已,母亲的喜泪冲去了我一路风尘。当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她给我做的两大碗米饭时,我才发现妹妹不在家。但我随即记起:文玲在农场,她为响应“大办农业”的号召,到海边的荒滩干江农场劳动已经半年多了。这些年,她在创作上出现了晨曦,生活却一无转机,青春而柔软的额头,接二连三地碰壁。

不知为什么,我是那么急于想见到文玲,这些年,频频的通信似乎远远没有倾吐完我想对她说的一切。在邙山的这几年,我仿佛已经度完了人生的全部岁月,我还想告诉她我所体验、感受的一切……母亲自然知道我的心情,天没亮,就让弟弟去三十里外的干江报信了。

她回来了,啊,文玲!

文玲提着小包,倚着门框,红扑扑的脸颊挂着一串亮晶晶的热汗,她望着我,惊喜而羞赧地笑着,那完全是一个成熟而沉静的姑娘的笑容。

我几乎立刻垂下了双臂,呆呆地望着这个十八岁的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妹妹,哦,是的,从此以后,我不好意思再抱她,她也不会再小鸟似的像以前一样扑到我怀里来了。一刹那间,伴随着异常的欢喜,一丝莫名的惋惜和惆怅也涌上心头。

但我并没有长久地惋惜和惆怅——文玲交给我两大本厚厚的日记:“除了我给你写的信外,大哥,这几年,我所做所想的一切,全在里边了……”她说,眼里分明闪着晶莹的泪花,“我记下这一切,好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给你看……”

我心头怦然,眼眶不由得也热辣辣起来,因为我看到那第一本日记,原是我在复旦参加“科学时论会”得的奖品,扉页上还有我当时的题签:“送给文玲妹妹——六一的礼物。”第二页上,是文玲上中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我当年的中学老师为她画的一株蜡梅。

“我现在才明白了老师画这蜡梅的寓意,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哥,你说是吗?”

读完这两本娓娓述来的日记,就如自己的灵魂也受了一番涓涓清流的淘洗。我没有了半点惆怅,而且还非常欣慰——文玲长大了,成熟了。从她日记中所显露的才情,所透示的对生活的沉思,我又一次加强了这种认定:是的,毋庸忧虑,毋庸急躁,她早晚会驾驶生活之舟,驶向文学的广阔海洋的。

我并没有虚盼妄想。她在日记中所记载、所描述的生活,二十年后,一一被她写在了长长短短的作品中。从这个角度看,苦难,正是人生的老师;不幸,正是一所最好的学校。

值得庆幸的是,噩梦般的日子终成过去。

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文玲自1977年后陆续写的十五本书,加上在各地报刊发表的,共计二百多万字。从1977年她再度恢复创作至今,不过十年。

我的眼前再次涌现出那些年的情景:

背着孩子,她骑车几十里去工厂上班。十年中风雨来去,我记得她说过的一个数字,“大哥,我在这条路上摔过不下二十次跤……”

背着孩子,五口之家,她付出了加倍的辛劳。背着孩子,她照样读书写作,她1982年以前的十万字的作品,就是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烟熏火燎的间隙,趴在缝纫机上写下的。也许正由于这一切,她才有了《藤椅》《卧铺》《篱下》和《第六个成员》,有了这这那那的作品,有了这这那那的吟诵和感慨,在用自己血汗浇灌的领地中,她精心着意地描摹她的《长塘镇风情》,唱出了一首首“独特的歌”。

她在条件极差的生活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可贵的热情。多年的超负荷运转,使她的肌体大伤,病痛频频袭击。但是,即便如此,她也不想把已经升起的生命帆篷轻易降落。我总觉得,我的这个妹妹,既同于又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作家,她是真正从底层,靠自己的无畏和奋勇,靠不屈的意志和毅力拼搏出来的。正因为是顶着石头生长的小草,她才有更多的冲力,这种冲力伴随着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而今,我好像再难有那种心情,从头道及她自从1962年来到河南以后的经历。对此,文玲在自叙、小传中写过不少。的确,如果不是我这做哥哥的牵线作伐,文玲也不可能与中原大地相亲二十余年。实在说,我当时的动机,除了想报答我的诚挚的朋友同班同学王克起外,也不能排除文中开头忆及的感情。血缘使我们兄妹相亲,而磨难更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事业的不倦追求,正是我对文玲不是作为妹妹而是作为作家的钦佩之处。这十年,她奔波各地,硝烟刚熄的前线,路途遥远的边陲,深山孤村,海角小岛……足迹所至,步步留痕。1981年和1987年出访菲律宾和联邦德国,她都以众多的散文篇章记叙了所见所闻。这些年,她像一只自由的鸟儿四处飞翔,婉转啼唱,报刊上每隔不多时,总会出现她的名字。

1986年夏,文玲带着一腔蓦然翩飞的乡思,携家带小地回到了浙江。7月中旬,《河南日报》刊登了她给中原父老的告别信:《极目中原情丝长》。读着这封信,多年不曾汹涌过的热泪,潸然流过我的心田。是的,她是应该回去的,为了她所思念的那片绿土,她是应该回去的,她对得起那片绿土。这十年,对这片绿土的吟咏,几乎成了文玲创作的主旋律。

还在文玲的那本包括了十三个中短篇的《长塘镇风情》1983年结集出版时,我曾应出版社之约,写过一篇序言。我说过,表现生活和灵感的温情的摇篮,是每个作家终究要偿还的一笔相思债:岁月的筛子,不仅不能隔断童年记忆的阳光,反而使它化为诗意的彩蝶,翩跹入梦。的确如此,故乡,陶冶了文玲的艺术个性,也培育了她丰富的创作灵感。

当她痴迷执着握管如恒地倾诉着故乡的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普通人的不同命运时,作为她的哥哥,我自然比旁人更深刻地察知她的笔下人物和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比之当下许多创作气势磅礴的作家,她现在还显得柔弱,但她善于避己所短,悄悄地开掘着另一个广阔的世界——心灵的世界,默然而有韧性。从她1980年发表后获奖的作品《心香》中,我惊喜地发现了她在认真进行着那个“说出人的灵魂的真理”的实践。也是从《心香》开始,她渐渐坚定了艺术探索中的那项最艰苦也是最辉煌的掘进,对美的寻找和发现。

我清楚记得文玲写作《心香》的起始。那是1980年早春,我应邀去三门峡进行为期三天的讲课,正在洛阳采访的文玲也被同邀。于是,在我讲课完毕回到住处时,我发现了《心香》的最初文字,这是一个美被毁灭的故事。当时,我分明觉得家乡潺潺溪水也已注入了她的心田……从此,文玲紧紧地抓住了“美”这根进入人的心灵的引线。在《心香》以后,《井旁的柚子树》带着浓郁的芬芳,《青灯》闪着幽微而又烛照人心底处的光亮,《小溪九道弯》流淌着一河水上漂来的欢歌。这些一一呈现着我们那个明媚的江南小镇的风情画,就像一道道美丽的彩虹,组成了一种令人迷恋的意境,她总是在轻轻地深沉地奏出生活的诗情时,传递了自己的美学理想。她的大多数作品的人物、画面、语言、旋律都好像经水洗涤,清净明朗,一尘不染,在完成美的创造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痛苦也是美的,眼泪也是甜的……

说实在的,我对文玲作品的研读,远不如很多专门研究并评论过她的评论家。但有一点却是我比他们更知底蕴,那便是文玲笔下的人物的“来处”。许多时候,我为她笔下跳出了尼姑墨莲、卖菜舅公、担水佬新福、瞎子金涛和他的母亲、画家邬龙、教授古森等人物而惊异,因为他们生存活动时,她不过是个丁点儿大的小丫头。那种种故事,那种种画面,是如何印到她的心屏上去而后又触遇成形的呢?

看来,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她聪颖好学,刻苦勤奋。因为,“当手在挥笔疾书时,是心在熔化”(缪塞语)。对一个作家来讲,也许更重要的是天赋和气质。文玲的艺术气质是清净明朗的。有时候我更喜欢读她的散文。那些情真意切的散文和小说一样,总有一种清秀淳朴的抒情气氛,它们抒发着对美的欢欣的亲昵,对苦的温存的抚慰,对生活的不倦的热情。无怪她的一些感情真挚文采华美的篇章,曾被收入中学生的课本和“课外阅读”中,像《西行拾趣》《楚门杂咏》《溯水走黄龙》《洛阳诗韵》《道不尽的杭州》等,都能充分体现她的艺术才华。而她为我的两位或故去或健在的同学所写的两篇报告文学《美的探索者》《假如生活从头开始》,都可说是她作品的上乘。

文玲生肖属马,她特别喜欢马,她在许多文章中都抒发了自己爱马的感喟。河南文坛的诗翁苏金伞,是文玲的热心扶持者之一,苏老曾亲书咏马诗的条幅勉励文玲,诗曰:

嘶发月欲晓

蹄翻草色新

驰驱不厌远

千里闻铃音

不光是文玲自己,我也非常喜欢这首诗。它不但意境清奇洒脱,又巧妙地把文玲的名字与生肖融合在一起。现在,对我来说,这首诗仿佛也是种预(喻)示。不是吗?和我同在中原二十余年的妹妹终于远去,以后,我唯愿她年年驰驱不厌远,常常“千里闻铃音”!

3.直击老妈

王海靖

我大舅有一句四字名言:“男人难人。”这句话想必是从他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有感而发的,和我妈妈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而我在成为一个大男人之前就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小“难人”,则大部分是拜我妈所赐。

我作为一个名女人的儿子,从读小学开始就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老妈——确切地说那时还不老——已经越来越有名气,这倒还不要紧;要紧的是班主任(照例是语文老师)也知道了;这也还不要紧,要紧的是她(小学班主任照例是女人)开始把我的成绩和我妈的名气联系在一起。大小考试中偶有失手,便会招致某种程度的疑问:“你怎么会考不好的……”潜台词是你妈怎么会让你考不好的?而考得好便被视为理所当然。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许是家教渊源,我的作文尚属通顺,时不时地被老师拿去做一两回范文;老师在台上读,台下的同学们则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碰上有一两次发挥特别好的时候,连老师都会把我拉到一边,很委婉地问我:“是不是你妈帮你修改过了?”天知道就为了怕这样的误解成为现实,我从小到大一篇文章都不曾拿给我妈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