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希腊文明的形成，至公元前500年(2)

也许因为这些人类社会性产生的最基本感情共鸣，所以每个希腊公民和战士能够忍受成功地方阵战斗所需要的长时间训练，承受战争的疲劳和危险，体验这种冒险带来的残忍乐趣和突然宣泄，他们终生的标志是拥有与其同甘共苦的伙伴相同的深刻社会性感情。这种强烈感情变成了城邦强大和集体荣誉的基础，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属于城邦，在为城邦服务的过程中，全体公民体现了自我价值。通过这种方法，通过这种只是表面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方式，希腊城邦能够培养公民，他们通过服从共同节奏和迫切需要的政体而获得了特别鲜活的个人自由感。

因此，毫不奇怪，随着方阵的引入，希腊人改变了个人行为的理想。在较早的贵族专权时期，个人的自我主张和奢侈消费一般都得到崇敬。个人英勇的功绩，如《荷马史诗》赞颂的那些功绩，和奢侈品的显摆并肩而来。但是，方阵创造了一种在军事行动中绝对服从命令的标准。这个原则很快也被延伸到公民生活，结果态度粗野的、非希腊的、不合礼仪的、生活奢侈的等等，都的确与其同伴明显不合。相互竞争的个人主张被转化为对城邦集体的关心。当然，体育竞赛为个人竞争提供了残余出口。这些竞赛在许多全希腊的宗教圣地举行，其中奥林匹亚（我们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由此而来）最著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团结和合作要求良好的公民意识超越个人的主张——至少在原则上，虽然实际上并非一直如此。

城邦在希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城邦的心理推动力非常强大并有强制性，几乎希腊文化活动的每个方面都被希腊文明新的主要组织迅速地吸纳并融合进去。通过与公民爱好的无所不包的目标发生联系，宗教、艺术、文学和哲学都形成或获得新的重点。对这些希腊生活每个方面进行少许评论，将使它们与城邦的关系更加清楚。

首先是宗教。在多利亚人入侵后的黑暗时代里，每个地方性国王和氏族部落首领都根据其家族和亲信的利益举行宗教仪式。后来，这些传统的宗教活动常常被认为是行政长官的职责之一，暂时由一些高级贵族出身的人掌握。这些宗教官员通常不顾他们继承的教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希腊宗教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被认为居住在奥林匹亚山顶、他们从北部带来的众神（类似于雅利安人带到印度的众神）有关的故事，与其他和古代丰收女神有关的故事是互相矛盾的，希腊人到来之前，丰收女神受到人们的崇拜。

德尔菲神庙祭司以及那些自认为并被其他人认为受到神的鼓舞的人，为把秩序引入这种混乱状态而作了一些事情。特别是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他企图把各种神话合编为一部连贯的神话。但是赫西俄德和他的先驱、伟大但是从理论上神秘的荷马，都无法真正调和众多的矛盾之处，因为这些矛盾是来自两个无法调和的宗教体系。这种逻辑混乱为私人推测世界的性质、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打开了大门。哲学正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

宗教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普通人和政客并不被传统神话的明显矛盾所困惑。只要符咒和对每个神祇神祇的崇拜的传统模式相当明确，那么就足以知道，一个神适合一个场所，另一个神则适合其他场所。但是随着希腊城邦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当富人互相攀比资助公共崇拜时，大量资金被用于把传统崇拜仪式精细化，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蔚为壮观场面。在这个仪式精细化的过程中，奥林匹亚众神崇拜的因素和起源于希腊的古老崇拜被融合了。在雅典，这是一个重要事件，例如，在泛雅典娜节期间——每年最高的宗教节日之一，盛大的游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象征性地把古代神秘的宗教中心Eleusisi与雅典卫城联系起来了。同样，狄奥尼苏斯——众神中的新神，在奥林匹亚山上没有位置——崇拜变成了奥林匹亚和前奥林匹亚宗教传统的重要展示机会。正在兴起的城邦用这种实际的方式，通过公共崇拜仪式，经过融合而被融合了，有效地掩盖了希腊宗教传统的混乱状况。

艺术，至少那些保存至今的建筑，也主要来自公元前6世纪城邦。修建公共神庙为石匠和建筑师提供了就业机会。为这种神庙建立崇拜雕像，更别提建筑神庙的墙壁和山花墙，都为雕塑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古典时代希腊艺术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公共用途的产物。个人肖像非常不适合那种旨在描绘神和英雄的艺术。但是，人类美的理想类型被提倡，希腊艺术家以自信的风格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理想，这种风格从此受到人们的崇敬。

正是公元前500年后，戏剧的兴起使希腊文学打上了城邦的烙印。在此之前，诗歌创作只迎合贵族的喜好，倾向于歌颂个人的自我主张和伟大。希腊诗歌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杰作《荷马史诗》就是如此。荷马可能生活于公元前850—700年间的小亚细亚；但是他的诗歌描写迈锡尼的英雄，重塑了这个时代大量正确的信息，这些信息肯定被口头传承下来，也许通过游吟诗人。现代考古发现已经倾向于证明，荷马所记载的阿西里斯和奥德赛飘游的可靠性；但是《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也明显包含了时代错讹，这证明诗人生活的时代要晚很多，正如古典时代希腊人一直认为的那样。荷马阐述的英雄主义理想、战斗的猛烈和乐趣，与萦绕脑海的最终失败和死亡不可避免的阴影纠缠一起，从根本上深入了希腊的生活观念。正如一个训练有素的方阵像一个人冲进战场一样，受到一种意志的鼓舞和一种凶猛的刺激，古典时代每个希腊人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城邦看成是《荷马史诗》中的一位英雄，很容易被劝说为了集体利益和城邦的荣誉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依靠这种简单的方式，希腊人能够把方阵所要求的忘我精神与荷马诗歌中奉为神圣的古老的、贵族的、自我主张的理想结合起来。为了节制英雄的暴力和放纵的自我主张，并为城邦所用，希腊人的所作所为与以牺牲早期雅利安人的尘世思想为代价的印度神秘禁欲思想兴起所引起的价值观念转变一样突出。99

虽然城邦事务安排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少数人对希腊宗教和传统世界观的逻辑混乱感到不满。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学习其他民族智慧的机会增加了。喜欢探究的希腊人很快便发现，中东的祭司对一些重要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世界如何被创造？为什么行星周期性地停止向前运动穿越天空、在它们重复以前的运动前返回？正是在爱奥尼亚，人们首先面临这种问题，这些问题足以系统地颠覆他们的观点。第一批哲学家通过理性想象，力图解释世界的现象。由于对相互矛盾的神的故事不满，所以他们采取完全忽略神的极端方法，勇敢地代之以自然规律作为宇宙的支配力量。当然，当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力图描述自然规律如何发挥作用时，他们内部也意见不同，他们解释更广泛自然现象的天真努力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

但是，他们用探索性的推理来解释事物性质的意图是人类知识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爱奥尼亚人的宇宙概念不仅被某些神圣人物的一时念头所支配，而且受到非个人的、永恒的规律支配，而且从此以后就没被遗忘。在后来欧洲和中东思想史中，这种看待事物性质的独特希腊观点一直与古老的、中东对宇宙的有神论解释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特别是思想家，不愿意完全放弃任何一方的观点，力图通过各种争辩，把神的旨意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调和起来。但是，由于这两种观点在逻辑上互不相容，正如爱奥尼亚哲学家从中产生的神话一样，从未取得永久而普遍一致的系统表达或调和。人们一直不得不重新开始形成更满意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因此，这里为后来欧洲所有的思想发展埋下了永不枯竭的伏笔。

的确，近来自然科学的成功似乎已经以完全令泰勒斯（约卒于公元前546年）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吃惊的方式和灵活性为爱奥尼亚的自然规律概念作了辩护。他们仅仅表达了被证明是非常幸运的猜测。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这么推测，爱奥尼亚人仅仅通过突出城邦紧密狭小的世界在宇宙的位置而偶然发现了自然规律这个概念。因为城邦事实上由法律管理，而不是由个人的意志或统治者的一时怪念管理。如果这种无形的抽象能够支配人类行为，限制它在大致可以预定的行为方式范围之内，那么为什么自然界就不能存在相似的法则呢？爱奥尼亚人对这个问题给了肯定的答案，从而为后来希腊和欧洲的所有思想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角色。

城邦的局限性

如果我们认为希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顺利轻松地适应城邦结构，那么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繁忙的公共世界给个人内心体验留下的空间很小。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得到充分表达的为了心灵纯净、为了灵魂得救、为了圣洁的努力几乎全部被排斥。但是希腊人并没有摆脱这种冲动。通过古代的神秘宗教，通过诸如著名数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毕达哥拉斯创立的“秩序”协会（约公元前507年），他们力图满足这些需要。但是当这些努力采取有组织的形式时，城邦对每个公民无条件忠诚的要求与追求个人圣洁之间的根本矛盾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秩序”暴风骤雨般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有组织寻求圣洁的人夺取了城邦之后，如意大利南部的克洛通城邦所发生的，还是城邦的行政官员迫害“秩序”派，如毕达哥拉斯老年时期所发生的。在这个方面，调和的余地似乎是没有的，这是西方历史上教会与国家冲突的最早例子。

因为这段插曲，公元前500年前形成的希腊与印度制度的根本区别变得明显。印度种姓原则所容忍的松散文化联盟在适应有组织的寻求圣洁者——如佛教僧侣——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困难。相反，希腊城邦对公民时间、精力、感情的独占要求，不允许任何种类的共同对手存在。

大量精力被城邦榨取了。希腊投入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任何早期文明社会都高，古典希腊文明的灿烂花朵就是其结果。但是强烈的政治关系把行动和灵敏度的范围排除了，这不适合人类集团的领土组织，并且为希腊城邦之间种下了内部分裂的种子，很快便酿成灾难。但是每项成就都会导致其他成就的放弃：正是希腊的巨大成就向它所排斥的事物投射了一束异常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