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5)

《左传》纪事，囊括了当时全国的范围，包括地处偏远的吴、越和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奠定了中国史籍记载全国范围的历史这一优良传统。春秋时期正是我国由分裂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左传》把全国范围的历史记载在典籍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统一意识；反过来又对国家进一步统一和民族形成共同的凝聚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传》纪事，注重人事，注重记载社会生活和总结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成败经验，它从各国政治的盛衰成败，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完整的人物活动中，多层面反映了春秋史的丰富内容。

毛泽东从《左传》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李锐先生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是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从毛泽东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引证次数的频繁看，他对《左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以为是中国古代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他说，“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并且具体分析了《左传》的这段文字：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其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作战原则等，有很多都是以《左传》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的。毛泽东运用《左传》上所记载的一些极其生动而又极其深刻的史实，来说明他要阐述的理论、原则等。

例如，他在讲到从国内、国际的形势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术的重要方针之一”时，引用《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所记齐、晋鞍之战时齐顷公所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的大话，指出：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左传》所载齐、晋鞍之战，战斗进行得很激烈，连晋军的统帅都受了伤，但晋军齐心协力，顽强抵抗，以致“齐师败绩”，晋军逐之，“三周华不注”。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毛泽东用它来说明军事指挥中气概和计划的关系，非常生动。

在《论持久战》中论述“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所记载的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不肯在楚军半渡时而击，结果被楚军打败的错误来说明。他指出：

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阐明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用兵之道。

总之，毛泽东是把《左传》当做历史来读的，他从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养分。《左传》对古代战争的描写，对春秋时期政治事件的记述，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最钟爱的经典——《诗经》

《诗经》是少年毛泽东在私塾里的必读教材。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的《诗经》，是其终生所钟爱的典籍。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所收之诗，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从地域范围看，基本是处于黄河流域，大体相当于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湖北北部地区。

司马迁说，古诗三千多首，孔子删削保留了三百篇，对于此说，学术界的意见历来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孔子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加工。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当时教学，《诗经》是基础课，而且可能与实践相结合。正是孔子的教学活动，才使“诗三百”得以流传，汉代所谓“三家诗”的出现，便与这种教学模式有关。因此，孔子对于《诗经》的保存和流传功劳巨大。

《诗经》还有“六义”、“四始”、“四家诗”之说。

“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一般认为，风、雅、颂是按照音乐的不同而分类的。“风”是地方的音乐，“雅”是卿大夫宴会或社交礼仪上的贵族音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赋”是叙事与描写，即所谓的“铺陈其事”，“比”就是打比方，“兴”是“先言他事以引起所咏之词”，即先说别的事物借此引出要说的事来。

所谓“四始”，是指《诗经》四体中的开始之篇，即《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

《诗经》在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传诗者分齐、鲁、韩、毛四家，均出自子夏，而子夏为孔子得意弟子之一。前三家为今文《诗经》，毛诗晚出，为古文《诗经》。到东汉时，毛诗盛而前三家衰。流传至今最完整者便是毛诗。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到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一直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多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毛泽东引用这两句贴切地表达了自己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之情。

毛泽东不仅诵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解释。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但毛泽东对于《诗经》的种种解释是有自己的特定见解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诗经》有一番评述：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首先指出了文学创作现象之一就是心里有气，才写诗，他非常赞同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说诗三百篇皆为“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发挥了司马迁的“诗言志”和“发愤说”，并且认为《诗经·魏风·伐檀》这首诗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反对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悲愤之情。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许是毛泽东喜欢读《诗经》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至于朱熹认为《诗经》中有关男女欢爱之诗是“淫奔之诗”，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和活用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作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还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

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

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

晚上当姚淑贤给毛泽东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后，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手书的这首古诗，就是《诗经·邶风·静女》中的一章。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泽东手书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讲了失约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

《周易》与毛泽东的“两点论”

毛泽东早年在私塾里读经的时候，自然熟读了作为“群经之首”和中华民族智慧之源的《周易》。

史料表明，青年毛泽东对《周易》仍然抱有强烈的探究兴趣。

据沈宜甲先生《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一文中记载：

1918年，新民学会派毛泽东与蔡和森上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们都有机会广泛接触潮水般涌进中国的各种新思潮。沈宜甲当时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任教，蔡和森经常满怀激情同他谈论十月革命，而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则是“孔子的《周易》之道”。

毛泽东的哲学著述和讲话表明，《周易》所揭示的“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法，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其源头就包含在博大精深的易理之中。

《周易》是一部占卜书。它通过宗教神秘主义的形式提出了“阴阳八卦说”，从中阐发朴素的辩证思想。“阴阳八卦说”，是在人们经常接触到的自然现象中，选取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作为“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认为“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质，是万物的本源。这“八卦”中，分为四对彼此对立的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如天与地、火与水、雷与风、山与泽等。其中最根本的是天与地的对立，即乾卦与坤卦的对立，从卦象上看则为阴和阳的对立。它认为阴阳之间的对立斗争和转化，是世界上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其中包含了“一分为二”和矛盾转化的思想。

在“一分为二”的思想因素方面，《周易》表现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如：

吉与凶的对立统一。由于这是一部占卜的巫书，吉凶这对矛盾几乎贯穿于全书。

乾与坤的对立统一。乾与坤的对立统一即天与地的对立统一，从卦象上来看，则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从含义上来看，乾是刚健进取，坤为柔弱顺从，二者也是对立统一的。

泰与否的对立统一。“泰”是通泰即开通的意思，“否”是闭塞的意思。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谦与豫的对立统一。即谦逊和骄傲的对立统一。

损与益的对立统一。即减少和增加的对立统一。

这类“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在《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在矛盾转化的思想方面，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认为平地和山坡、去往和复来都是相互转化的。《周易》列举了若干对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范畴，来说明任何事物都可以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突出的是乾卦的卦辞。

“潜龙勿用”。是说龙处于潜伏状态还不起什么作用，这时事物的发展还处于隐蔽的阶段。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说龙已摆脱潜伏状态，出现在地面上而初露头角。这时事物的发展已由隐到显了。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预示已处于大发展的前夕，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掉以轻心。

“或跃在渊，无咎”。龙已跃进了深水之中，龙一得水就具有了腾飞的客观良好条件，这预示着事物有了大发展的可能。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巨龙已从深渊里往上腾飞，冲向了九天，这时事物不仅得到极为迅速的发展，而且进到了它的最高阶段。

“亢龙有悔”。龙由天上跌入泥潭之中，陷入了困境。这说明事物的发展到了顶点，走向它的反面，由胜利转化为不顺利。

在《周易》的乾卦里，以巨龙出现的变化，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切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不仅说明了事物发展由隐到显，由慢到快的变化过程，尤其说明了物极必反、一切事物的发展无不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道理。

由于有《周易》的良好开端，几千年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比较丰富的。特别是宋明以来，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均注目于“一两观”的探讨，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周易》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彻底改造，对唯物辩证法核心的矛盾规律作了科学表述。他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在《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文中，毛泽东在阐述到同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时说：

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

这两段话表明，毛泽东是用“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来表述矛盾规律的。

毛泽东用“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时，还批评地汲取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矛盾观和“一两观”。他在谈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时，就是与从古代就已形成的“两点论”和“一点论”联系起来考察的。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

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

接着他引用《周易》中的成句说：

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

在《矛盾论》中，他还用《汉书》的史料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