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希尔拥有“符合租税效率且毫无阻力的方式”，可以将这些资金转移到其他最好的投资机会。巴菲特曾在演讲中告诉人们的第一件事情是：“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记得，也千万要记住，不要带着签账卡四处乱逛，搞的卡债越滚越大。”
这种思想在巴菲特投资的报纸产业有着相当明晰的证明。他曾提到自己去拜访过的报业巨擘汤姆笙（LetdThomsom），汤姆笙拥有爱阿华州康索断崖市（CouncilBluffs）（该地与奥马哈隔河相望）当地的一家报社。巴菲特司汤姆笙，他准备把价格提到多高。汤姆笙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告诉我的经理人，要把获利目标定在税前45%。如果超过这个价格。我想我可能就是在敲竹杠。”
在巴菲特看来，报纸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它）是获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垄断事业”，这句话的背后当然还有一句话则是：垄断事业与用人唯亲是”两项伟大的美国制度”。
只有在报纸这个产业当中，“全美国最糟糕的产品，却享有跟最好的资产一样的基本面”。报纸业的生存法则是“速度最快者生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一个报社只要广告员多，那它在这个行业就绝对是赢家。
在前面我们谈到过，这是以前。而现在，从某种程度来看，首先是电视，还有最近的网际网路，都代表着有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透过不同的方式取得新闻。报纸的读者群正在大幅老化和流失中。报纸在社群感最强烈的地方依然很受欢迎，但是广告客户已经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推销产品。
诸如现在的沃尔玛百货与好市多（costco）等重要零售业者，你现在几乎在报纸上看不到他们的广告。传媒的游戏正在改变。在过去，最重要的是创造现金。企业从来不会出售报社。报纸的价格越来越高，反映出报纸产业的良好基本面，以及不断积累的现金资本。这种情形已不复见。
改变这场游戏规则的是网际网路。在过去，获得蓝带荣誉的报纸总是赢家。二流的报纸很少能够上得了台面。但是现在，你可以轻易地在网际网路上架设一个二流的新闻网站。仅拿《华尔街日报》来做比方，网络版的《华尔街日报》要收费才能阅读，可是，别人宁愿去读其他不收费的网络报纸。而不会读《华尔街日报》。也就等于说，竞争者跟你的距离只有一个按键。
从巴菲特对报纸的感悟来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最好的投资。巴菲特关心的也不是什么投资最好，他关心的是什么投资在将来会最好。
2、同忧综合税率。
不过，霍华德·巴菲特与儿子沃伦·巴菲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人都为美国的税收发言强烈。具体而言，综合税率始终是巴菲特两代一直希望得到公正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如摘取一段巴菲特的讲话来作为我们对巴菲特家族（仅是两代）对综合税率问题的一个比较关注的证明。
福布斯的年度400富排名证明了富人确实越来越富（不排除个别例外）。尽管如此，参议院还投票支持帮助富人追求更大财富。
（不久前）参议院的法案决定，2003年免征50%的个人股息所得税，2004—2006年间全额免征股息税，到2007年恢复全额征收。参议院在描绘上述曲折的法案中显示出来的思维机动性简直令人窒息，他们的动机很明显：如果该政策得以实施，这些变化会导致税收的天平进一步倾向于富人。
作为一个非濒临灭绝的物种，让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来解释当前的尺度是如何平衡的。我给联邦政府付的税，包括我的员工付给我的工资税，基本上是我的收入的30%，而这些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前台小姐所要支付的。我的情况并不特殊，我的收入正如那些富人一样，是资本利润和一般收入的混合；我的情况也不是偷税造成的（我从来没这样做过）。在这种情况下，我须为我的薪水、投资和资本利润收入支付比我们的前台小姐所付的更高的税率；而她在工资税中却付出比我高得多的比例。
她并没有抱怨：因为我们都出生在美国，所以我们都是幸运的。但是我更幸运一些，因为我被赋予了分配资本的才能—这是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国家颇有价值的一种能力。这价值是美国信贷给予的，而不是我与生俱来的。但如果我和这位接待员都出生在孟加拉国，故事就完全不同了。在那里，我们各自才能的市场价值不会有很大变化。
现在，参议院说应该对股息获得者免利息税。假如这种方法行得通，作为伯克希尔31%股份的所有者，我会得到31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如果公司决定下一年付10亿美元的红利，我的税率将下降到3%。
而我的前台小姐呢？她依然要缴纳大约30%的税，这意味着她的收入中被政府收去用于反恐、战争和养老的比例大约是我的10倍。重申一下：她的联邦综合税率是我的10倍。
投资从而创造工作机会？
在我年轻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要求我们美国人为祖国“支付一切代价，承受一切负担”。与这个挑战相反，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利息是免税的，那么我将支付的3%总联邦税似乎有点过于轻松了。
官员们称这31亿美元突然放入我的钱包会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会用它来投资从而创造工作机会。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就是即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留下那些钱，它也会投资同样的数额，同样创造工作。
参议院的计划会引起公司—事实上强迫各公司—对它们的商业行为进行大调整。一旦计划被实施，在2003年他们需要部分赋税的时候，股东们就自然而然地要求公司不分红利，而宁愿在2004年他们被完全免税的时候，支付跳过的那部分数额。同理，在2006年，该计划的最后一年，各公司应该付他们正常利息的双倍从而避免2007年的全部利息。
总之，参议院的决定愚蠢得无以复加。事实上，老布什就曾将这种行为冠以“巫术经济学”的雅号。参议院操纵减税起止时间的做法简直就是安然公司的翻本。国会近来要求各公司提供诚信的数据，但现在他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了。
到底应该为谁减税？
削减利息税的支持者们坚持此举将刺激经济的发展。当然，政府正在增长的巨额赤字应该已经产生许多刺激了，至于是否应该对此采取更多行动我没有强烈意见。但如果采取行动，也不应该对已拥有巨额股票的人减税（股票持有者们已经得到税收优惠了）。相反，应该把减税留给那些真正需要挣钱又一定会花钱的人。实施一项社会保险的“税收假”或对那些低收入的人实行总额减免。把1000美元放在31万有急需的家庭中比放在我的钱包里对经济起的促进作用会更大。
当你听有关减税的花言巧语时，记住给一个阶层的赋税者们放“税收假”，相当于—现在或完全地—把这个负担强加给其他群体。换句话说，我不交税时，别人交。政府不能把一顿免费的午餐让全国人来分享，即使能这样，也要决定谁来支付这顿午餐。
利息免税的支持者总爱把批评家描绘成阶级福利的助长者，事实是，他们自己的提议助长了我这个阶级的福利。
智慧锦言。
“左手政界，右手商人”这句话显然不太适合霍华德·巴菲特，无可否认，他是一个成功的共和党议员，但他的商业地位却远不如他的儿子。不过，我们是否应该想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巴菲特在商业上的成就太突出了，由此使自己父亲作为商人的角色顿时黯淡无光？又或许是，在巴菲特家族，出现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著名的商人已经足够。根本不需要一人扮多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