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心算的母亲。
1、出色的母亲。
确切地说，巴菲特的母亲利拉·斯塔尔是一名报人，年轻时，她曾在自家的印刷厂当过排字工，后来又在自己家的报社当记者。1905年，她和她的父亲住在报社大楼的最顶层，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她的房间灯光亮着，可以说，巴菲特的母亲是一位相当敬业并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的一个人。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当过排字工和记者的女子非常善于心算，她是个对数字相当敏感的人。巴菲特小时候对数字的敏感就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任何一个孩子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母亲的影响，巴菲特自然也不例外。小时候他具备的审计员的本能或许就是母亲遗传给他的。
2、与众不同的天赋。
巴菲特对数字的敏感是他后来成功的关键因素，从他记事起，就显现出了这种与众不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在16岁那年就和一位比他大一岁的同学唐·丹利（DonDanly）共同出资350美元购买了一辆1928年产的劳斯莱斯轿车，并对外出租，租金为一天35美元。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赚到了很多钱，另一方面，他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在进行投资。
现在，回想起1947年从巴尔的摩购买轿车的情形，现已退休的蒙桑托公司技术董事、家住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的丹利仍旧记忆犹新：“那辆车是在巴尔的摩南郊一个废品旧货站发现的。车是作为废铜烂铁出售的，作为交通工具已没有什么价值。它被叫做‘女士购物车’，前面有一个供司机（可能是雇佣司机）使用的单人折叠座椅，后面有一个双人座椅。”
那是一个美好年代，对于巴菲特而言更是如此，唐·丹利（DonDanly）回忆说：“我和沃伦、诺玛驾驶我父亲那辆1938年产的别克轿车（我们惟一的轿车）前往巴尔的摩。返回华盛顿的路程很有意思，因为这辆劳斯莱斯车的燃油系统有故障，我们必须每隔六七英里路程就得加一次油，而我们回家的路途是40英里，因此这是一个相当烦人的路程。除此之外，这辆车运行正常，只不过车速不快罢了。我驾驶这辆劳斯莱斯车，沃伦坐在‘女士’座位上，当时正同丹利谈恋爱的同班同学诺玛则驾驶着别克轿车尾随其后。”
有时候，巴菲特还会利用父亲的身份来为自己保驾护行，唐·丹利（DonDanly）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开着这辆车回来，但是没有汽车牌照。我们到达华盛顿时，由于没有汽车牌照而被警察拦住。沃伦拿出一个官衔证并说他的父亲是国会议员，于是警察就给我们放行。”
唐·丹利（DonDanly）把巴菲特是相当敬佩的，他说：“他善于心算。有时，他叫我报出20个两位数的数字让他心算。”丹利则用笔在纸上累加那些数字，他惊叹道：“他的心算准确无误。”
那么，他的心算本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唐·丹利（DonDanly）依旧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们把这辆车放在沃伦的车库。我愿意打理它，我是技术能手而他是财务行家。有些人说我们共同打理它，其实，沃伦不善于拧螺丝帽，也不会做任何技术性工作。他只是站在一边，读商业方面的书给我听。中学毕业前，他就阅读了100本商业方面的书。也许，他的心算本领一方面是他母亲给的，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的努力。”
唐·丹利（DonDanly）对巴菲特不是欣赏而是崇拜。他后来在谈到巴菲特时，总是用各种角度来证明巴菲特的伟大。1997年9月13日，美国在线的“伯克希尔公司信息公告栏”上，丹利说：“我承认我有一个毛病：每天数次上网查看伯克希尔的股票价格。要是不点击那个表示股票正在上升的弯箭头，我就不想登录美国在线网站。在某种程度上，我渴望重温巴菲特合伙公司的‘美好时光’，那个时候，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份描述我所持股票价值（它总是在上升）的报告。我持有伯克希尔股票已经30多年的时间，从未抛售过，因此，它目前的价格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不打算抛售）。我说过，我将坚持每天至少查看一次它的价格。”
3、解读母亲的事迹。
让我们再来浏览一下这位伟大的母亲的事迹吧，利拉·斯塔尔出生在内布拉斯加一个荒凉而又偏僻的小镇—西点。父亲约翰·安蒙·斯塔尔拥有一家周报—《卡明县民主报》。
由于当时的报纸行业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那样利润很高，所以，利拉家的家境并不好。利拉有一个长时间卧床不起的母亲，她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因为母亲的身体一直处在亚健康状态，所以，利拉和哥哥在青少年时期就担当了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当然这是她的份内之事，除了要照顾家庭，利拉还要协助父亲工作。为此，利拉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习使用印刷机，后来又掌握了活字印刷的技术。
一个小学五年纪的孩子，在做完功课后，就会跑到巨大的印刷机前，像一个熟练的工人一样紧紧抓住新闻印刷品的纸张，然后在合适的时候逐一拉出来。
16岁那年，为了筹集一笔学费，她开始寻找工作。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她遇到了巴菲特的父亲，当时正在《内布拉斯加日报》任职的霍华德·巴菲特。
那天，报社要他担任面试官，而前来面试的巴菲特的母亲利拉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天下真有一见钟情这样的事，霍华德·巴菲特一见到这个年轻漂亮的顾念，立即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尤其是利拉幽默而辛辣的语言更让他心存情愫。
巴菲特在后来的文章中曾谈到父母之间的第一次对话。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霍华德·巴菲特用一个面试官的口气问道。
利拉那时刚刚高中毕业，根本没有读大学，于是她思考了片刻回答道：“我的专业就是结婚。”
“这可是一门不切实际的课程。”霍华德·巴菲特也幽默地说道。
霍华德·巴菲特虽然这样说，但他最终还是聘用了未来的妻子。当利拉来到《内布拉斯加日报》工作以后，霍华德很快就表达了自己对利拉的爱慕之情。由于第一次见面时霍华德的睿智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利拉很兴奋地接受了巴菲特的父亲。
霍华德并没有等到自己大学毕业，就向利拉求婚。当时还遇到了一点阻碍，那就是利拉的父亲约翰·斯塔尔希望女儿能读完大学。可爱情是等不及的。此时，两人的爱情火花已经火星四溅，任是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走进婚姻殿堂。于是在1925年圣诞节，两人在西点举行了简单而又朴素的婚礼。
由于当时两个人都是贫穷的人，又因为当地并没有度蜜月的习惯，因此两人结婚后，就立刻坐上了去奥玛哈的汽车。这可以看作是旅行结婚吧，后来，沃伦·巴菲特就出生在了奥玛哈。
智慧锦言。
巴菲特的母亲遗传给了自己孩子心算的本领，这无疑为巴菲特日后的投资生涯增添了飞翔的翅膀，更最重要的是她用自己的智慧教会孩子认识和适应这个世界，秉承着一颗母亲圣洁的心灵，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带给孩子精神的升华。
《华盛顿邮报》，母亲的寄托。
1、情系《华盛顿邮报》。
巴菲特后来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华盛顿邮报》上，不能说跟她的母亲没有一点关系。
她的母亲在巴菲特心中永远都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人，正是受到了母亲以及其家族的影响，巴菲特从小就爱上了报纸，并且做了一名出色的报童。
母亲职业对巴菲特的影响在几十年后依然存在。那是1973年，巴菲特用1062万美元买了华盛顿邮报股票，几年前，也就是2006年年底增值为12.88亿美元，持有33年，投资收益率高达127倍。可以说，这是巴菲特投资生涯，收益率最高，同时也是持股期限最长的一只股票。
《华盛顿邮报》的历史很漫长也相当复杂。报纸的创始人斯蒂尔森·霍奇斯在1877年末的美国经济重建时期投资办了这家报纸，在那个时代，创办报纸发表言论的人大都是思想活跃，不肯安分守己的人。斯蒂尔森·霍奇斯就是这样的人。
《华盛顿邮报》第一期出版后，共有4版，每一版面包括7个栏目，采用优质印刷纸印刷。1933年，《华盛顿邮报》在美国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步入了现代大发展的时期。
不过，大发展也等于大挑战，《华盛顿邮报》慢慢地被许多新报纸抛在了后面。不久后，乔治·汉米尔顿代表梅耶在拍卖会上以82.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家报社，而梅耶授权汉米尔顿的最高报价为200万美元。
在1933年的6月1日，《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华盛顿邮报》卖出了82.5万美元”的文章。当时有文章对这件事进行了详细报道：“尽管有关购买人真实身份的谣言到处传扬，但是汉米尔顿实际上没有隐藏任何东西……在6月4日的《华盛顿星星报》上，刊登了梅耶在纽约公开否认自己是真正买主的报道。在十天之后法庭正式批准收购完成之后，……6月13日《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以两行带边框的大字“尤金.梅耶公开宣布自己是《华盛顿邮报》的新主人”。
尤金·梅耶很是卖力，几乎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在《华盛顿邮报》的工作中。《华盛顿邮报》在最初曾经经历了一系列的损失。一位负责人说：“《华盛顿邮报》的亏损非常严重：在尤金·梅耶接管后半年内的亏损为32.3588万美元；1934年的亏损为119.1597万美元；1935年的亏损为127.9262万美元；1936年的亏损为85.7156万美元；在1937年的亏损为83.8937万美元。尤金.梅耶后来曾经对他的一个朋友说，‘《华盛顿邮报》一年的损失就可以耗尽我的全部收入’。他还曾经对自己的另一个朋友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起这样的损失’。但是，尤金.梅耶不但一直承担着的亏损，而且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华盛顿邮报》加以改进。”
正是尤金·梅耶孜孜不倦的追求、执著、对公司业务事必躬亲以及他为此而不断投入的资金，让《华盛顿邮报》死而复活。从1942年到1945年，《华盛顿邮报》累计赢利额达到了24.7451万美元，在1946年，杜鲁门总统邀请尤金·梅耶担任世界银行的第一任总裁。
此时，菲利普·格雷厄姆加入了《华盛顿邮报》，1948年，尤金.梅耶正式宣布，把具有投票权的公司股份转交给已经成为自己女婿的菲利普·格雷厄姆和自己的女儿凯瑟林·格雷厄姆，他说，在全部具有投票权的5000股股票中，菲利普·格雷厄姆占有3500股，凯瑟林·格雷厄姆占有其余的1500股。
菲利普·格雷厄姆夫妇很快就成为《华盛顿邮报》公司两个精明强干的领导人。两人开始从财务和新闻两个方面着手打造公司，实际证明《华盛顿邮报》公司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到了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对外发行的股份总额为1400万股，凯瑟林·格雷厄姆女士控制着A股的270万股。当到1973年到1974年期间股票市场严重下跌的开端，《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每股价格从最初的6.50美元的发行价格，并经过后来股票分拆的调整后下降至每股4美元。
在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时，巴菲特已经购买了价值为1？060万美元的股票，占《华盛顿邮报》公司全部B股的12%，或者说全部股票总额的10%。等于说，巴菲特的投资总额也从1973年的1？000万美元下降到1974年底的800万美元。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停下来。他始终在断断续续地买《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从他第一次花很大的价钱买入《华盛顿邮报》的股票时，身为报纸的负责人凯瑟林·格雷厄姆女士就一直注意着巴菲特，她几乎是对这个人保持着敌意的，“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是谁，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他是否是一个威胁？’”
凯瑟琳·格雷厄姆总是坐卧不安，她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可是两年后，两人见面了，凯瑟琳看着眼前这个慈眉善目的人，希望他能手下留情，不要再买《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巴菲特很爽快地答应了，但作为交换条件，他希望能到《华盛顿邮报》董事会里坐一把椅子，凯瑟琳也只好答应他。
巴菲特的加入《华盛顿邮报》后，凯瑟琳充分发挥主动能动性，不久后，报纸上市，利润大增，每年平均增长30%。10年后，巴菲特当年投入的1000万美元升值为2亿美元。
许多年后，格雷厄姆女士在个人著作《我的历史》中这样写道：“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在1973年收购了公司10%的B股，巴菲特后来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竟然会上市，但是他仍然对我们的最终上市而感到高兴。事实上，我自己也为此而感到高兴，尽管我不喜欢公开上市之后那些复杂而烦琐的工作。但是，巴菲特的到来，可以说是公开上市所带来的惟一可取之处。我们把公开上市的日期定在6月15日。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开盘的那一天，我以每股24.7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第一股，之后公司股票以每股26美元的价格公开交易。”
事实上，略懂市场经验的人就该明白一个道理，一家经营良好的报业公司的出售价格大约为公司年销售额的2.5倍。从这个理论来讲，《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内在价值则是巴菲特出价的4倍。巴菲特为什么要出如此之高的价格购买《华盛顿邮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人们当时对于这个行业还没有什么热情。”
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巴菲特绝不会因为这样一条理由就出高价购买《华盛顿邮报》，而且在它股票下跌的时候，始终对他报有信心。凯瑟琳曾这样评价巴菲特，“在金融界，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我不知道谁是第二。”
2、透过现象看本质。
巴菲特的投资生涯很少出现失误，那么，他为什么要购买《华盛顿邮报》呢？
首先，他对《华盛顿邮报》非常熟悉。巴菲特13岁就是邮报的报童，他每天下午按照5条线路，递送500份报纸（这其中就有《华盛顿邮报》）。4年多他就攒了5000多美元，巴菲特说这是他的第一笔财富。
其次，他对报纸行业有着相当的了解。1969年时，巴菲特购买了奥马哈太阳报。在1973年购买《华盛顿邮报》股票之前，他已经有4年经营报纸的经验，他总结说：“报纸是一个奇妙的行业。它是那种趋向一种自然的有限垄断的少数行业之一。”
第三，《华盛顿邮报》巨大影响力让巴菲特很自信它的前途。1971年，华盛顿邮报得到了一份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报告”，暴露了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欺骗行径。如果发表这份机密文件，根据《间谍法案》，邮报有可能遭到起诉，甚至被关闭。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坚决要报道这件事。我们不得而知她当时是不是在赌博，但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到一个报人的道德素质，巴菲特相信这样一个报人，一定会把报纸带进一个光明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