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白衣秀士王伦(2)

所以,他在世人心目中,是个鼠肚鸡肠的形象,恐怕多少也有些冤枉。人们光看到林冲上山入伙时,他被王伦千方百计刁难的一面,并没有注意到最后实际上将他收留下来的一面。先礼送,后考验,再留用,作为王伦对入伙人的例行考查手段,和关门主义是两回事。在根据地初建,人单力薄的情况下,对来者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想,说不上是缺点。

同样,当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来,这位白衣秀士又把对待林冲的三部曲,重新实施一次的时候,第一步骤还未完成,豹子头就把刀拔出来,将王伦结果了。看来,不分青红皂白,“得出手时就出手”,似乎不应提倡。

当代中国,出现过多少冤假错案,因而有多少需要落实政策,予以平反昭雪的人员,谁也统计不出一个准确数。虽然,每次运动,都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尽管这样,偏差仍然是大量的。很大程度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就是倡导这种“得出手时就出手”的整了再说的结果。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时,抡起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见人就杀,痛快有了,但却制造出多少无辜的痛苦呀!可把话说回来,既然“得出手时就出手”,那么林冲在被高俅、陆谦、董超、薛霸折磨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却并未见他有这等立竿见影的迅捷反应,多少次该出手的时机,却缩手了呢?

说到底,林冲这一次在山寨水亭的“得出手时且出手”,向王伦心窝里的一刀,实际是一次小小的宫廷政变,林冲演了一次“苦迭打”的主角而已。

从此,王伦成了没气量,难容人,小心眼,无水平,不贤而嫉贤,无能而妒能的文学上典型人物。若是林冲在拔出刀之前,扪心自问,连你这样一位开封城里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也让实在敌不过的王伦半夜里从梦中吓醒过来,而不敢收留,现在,山寨里哗啦啦一来七八条好汉,有文有武,荷枪实弹,皆是杀人亡命,无所忌惮之辈,他能接受得了?

山头主义,从来是农民“革命”军缺乏全局观念的产物,王伦对这些强大许多倍的来客,拒绝接纳,不能不说是正常反应。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来了这一伙大摇大摆的客人,他不会张开膀臂,热烈欢迎的。他不是共产党,他没有马列主义,他是小本经营的店老板,因此,他不可能识大体,顾大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连一个让其认识形势,待其思想转变,然后使其拱手让位的时间也不给予王伦,喀嚓一声,搠倒在亭上了。

林冲被高俅逼得无路可走,由风雪草料场逃命出来,投奔梁山泊,图一个避难躲身之处,倒真是万不得已才落草为寇,至于他个人,手刎王伦,出了那口鸟气,把别人捧上交椅之后,从此在梁山泊便没什么戏好唱了,也可证明他绝无任何篡政夺权的野心。但晁盖,吴用,公孙胜,人多势众,胸怀叵测,一上山,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马上私底下联络林冲,马上开小会决定应急措施,表明了未必不想促使林冲与王伦之间,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结果,当王伦摆下酒宴,捧出银两,要礼送这伙劫了生辰纲的好汉出境时,逼得林冲火并。几个人假作姿态的拉架,不过走走形式,于是,以王伦的鲜血,改写梁山泊一页新的历史。

如果王伦有容人之量,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多多益善的主张,只要来到水泊,无不双手欢迎。为了革命大业,你行,你坐头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后。不摆老资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绝不至于身首异处的。但他做不到这份宽容,就只好悲剧性地被革命抛弃。西方学者房龙说,宽容是一种奢侈。我看未必尽然,应该说,宽容,是一种有足够信心的表现。王伦的毛病,就是囿于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势心理,产生出由自卑而畏缩,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绝,由防备而敌对等等一系列的,从思想到行动的决策错误。《水浒传》作者在王伦被杀以后,引用了一句“古人云”,“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无道理的。

能宽容者,多为强者,而不够宽容的人,十之八九,在个人才智和总体实力方面,存在着某些虚弱的成分。惟其虚弱,才有嫉畏,才有计较,才有排挤,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狭隘。谓予不信,看看时下那些标榜“众人皆浊,惟吾独清,众人皆醉,惟吾独醒”的文坛尊神们,便知端的。现在,这些尊神们,都患了眼高手低,难以为继,不妨姑名曰文学肠梗阻的病,已经连个屎撅也拉不出来了,憋得五计六受,才有那张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钱的丧门神似的脸。

偶尔使出吃奶的劲儿,挤出一粒半粒羊屎蛋,也是掷地无声。正是这种创作实力的衰微状态,才使他们总在那里咬牙切齿,坐卧不安的。过去还能从洋人那里捣腾一点儿东西,来唬弄劳苦大众,如今,海禁大开,他们会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较好的后生们,玩得甚至更溜。况且,外国文学走过来的路,在我们二十多年的文学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过了。老实说,此等讨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会把笑脸老朝着你。

即使学有所成,力能扛鼎,独步文坛,名震宇内,也用不着对侪辈虎视眈眈。我不禁想起《水浒传》描写的那个时代,北宋的苏东坡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欧阳修给梅圣俞写了封信:“取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表现出一位前辈作家,对于后来新进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宁可自己闪到一旁,也要使后来者得以飞腾,这是一种何等博大的心胸?当苏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朱弁《曲洧见闻》)

从这里,我们看到欧阳修的宽容,不像如今某些作家嫉妒眼红,排斥相轻,只许自己好,不能容忍别人好。也看到欧阳修的胸襟,不像时下个别文人被冷落,被忘却,不在排行榜上,不被人捧人吹,而大动肝火,咆哮不止。同样,苏东坡在对待比他年轻的同行时,也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宋代葛立方的《韵语阳秋》一书写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

邵博的《闻见录》里,记叙了一则苏轼的故事:“鲁直以晃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晃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不得已耳。晃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从这里,我们看到苏东坡对于后辈的成长,是怎样的体贴和关心了。

只有这样,才是文人的正道吧?但像王伦这类资历浅,学问少,本领差,智商低,能力弱,心胸窄,人缘薄,名望逊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乏见的,哪怕稍稍胜似他一点的朋辈,也是不肯相容,极不乐意出现在自己视野中。官场如此,文场何尝不如此,那些东张西望之徒,老是五官挪位地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说了归齐,在于实力不济耳!统观海内,凡闲话说得多的人,文章写好者少。

如果研究一下《水浒传》里的宋江,也许就更有启发了。他,个子不高,谈不到魁伟峥嵘,面皮很黑,说不上风流蕴藉,会一点儿刀枪棍棒,但很二五眼,有一点墨水,也就是衙门文书之类,论计谋不如军师吴用,论武艺在山寨里甚至敌不过女将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论力气比不上打虎的行者武松,论仪表,哪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对手,论肤色,这黑三郎也不能与浪里白条张顺相比,至于偷鸡摸狗也没有鼓上蚤时迁那两下子。而后来,他被众头领尊让于忠义堂上的第一把交椅,就因为他善于团结,善于容人,善于谦让,善于选贤与能。江湖人称他为及时雨,正说明他是多么地被人所需要,所期盼,这才形成水泊梁山百川归海的兴旺局面。

不兼收并蓄,无以成大家。海,所以伟大,因为它能容纳一切。拒绝宽容的褊狭心态,最起码也是一种心灵软弱的表现。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时的严格,移到自己身上,而把要求自己时的宽松,用到别人那里,也许会少却许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纷扰。

因此,《水许传》里的宋江和王伦,倒不失为我们做人作文的参照系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