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在世人心目中，是个鼠肚鸡肠的形象，恐怕多少也有些冤枉。人们光看到林冲上山入伙时，他被王伦千方百计刁难的一面，并没有注意到最后实际上将他收留下来的一面。先礼送，后考验，再留用，作为王伦对入伙人的例行考查手段，和关门主义是两回事。在根据地初建，人单力薄的情况下，对来者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想，说不上是缺点。
同样，当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来，这位白衣秀士又把对待林冲的三部曲，重新实施一次的时候，第一步骤还未完成，豹子头就把刀拔出来，将王伦结果了。看来，不分青红皂白，“得出手时就出手”，似乎不应提倡。
当代中国，出现过多少冤假错案，因而有多少需要落实政策，予以平反昭雪的人员，谁也统计不出一个准确数。虽然，每次运动，都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尽管这样，偏差仍然是大量的。很大程度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就是倡导这种“得出手时就出手”的整了再说的结果。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时，抡起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见人就杀，痛快有了，但却制造出多少无辜的痛苦呀！可把话说回来，既然“得出手时就出手”，那么林冲在被高俅、陆谦、董超、薛霸折磨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却并未见他有这等立竿见影的迅捷反应，多少次该出手的时机，却缩手了呢？
说到底，林冲这一次在山寨水亭的“得出手时且出手”，向王伦心窝里的一刀，实际是一次小小的宫廷政变，林冲演了一次“苦迭打”的主角而已。
从此，王伦成了没气量，难容人，小心眼，无水平，不贤而嫉贤，无能而妒能的文学上典型人物。若是林冲在拔出刀之前，扪心自问，连你这样一位开封城里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也让实在敌不过的王伦半夜里从梦中吓醒过来，而不敢收留，现在，山寨里哗啦啦一来七八条好汉，有文有武，荷枪实弹，皆是杀人亡命，无所忌惮之辈，他能接受得了？
山头主义，从来是农民“革命”军缺乏全局观念的产物，王伦对这些强大许多倍的来客，拒绝接纳，不能不说是正常反应。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来了这一伙大摇大摆的客人，他不会张开膀臂，热烈欢迎的。他不是共产党，他没有马列主义，他是小本经营的店老板，因此，他不可能识大体，顾大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连一个让其认识形势，待其思想转变，然后使其拱手让位的时间也不给予王伦，喀嚓一声，搠倒在亭上了。
林冲被高俅逼得无路可走，由风雪草料场逃命出来，投奔梁山泊，图一个避难躲身之处，倒真是万不得已才落草为寇，至于他个人，手刎王伦，出了那口鸟气，把别人捧上交椅之后，从此在梁山泊便没什么戏好唱了，也可证明他绝无任何篡政夺权的野心。但晁盖，吴用，公孙胜，人多势众，胸怀叵测，一上山，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马上私底下联络林冲，马上开小会决定应急措施，表明了未必不想促使林冲与王伦之间，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结果，当王伦摆下酒宴，捧出银两，要礼送这伙劫了生辰纲的好汉出境时，逼得林冲火并。几个人假作姿态的拉架，不过走走形式，于是，以王伦的鲜血，改写梁山泊一页新的历史。
如果王伦有容人之量，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多多益善的主张，只要来到水泊，无不双手欢迎。为了革命大业，你行，你坐头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后。不摆老资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绝不至于身首异处的。但他做不到这份宽容，就只好悲剧性地被革命抛弃。西方学者房龙说，宽容是一种奢侈。我看未必尽然，应该说，宽容，是一种有足够信心的表现。王伦的毛病，就是囿于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势心理，产生出由自卑而畏缩，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绝，由防备而敌对等等一系列的，从思想到行动的决策错误。《水浒传》作者在王伦被杀以后，引用了一句“古人云”，“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无道理的。
能宽容者，多为强者，而不够宽容的人，十之八九，在个人才智和总体实力方面，存在着某些虚弱的成分。惟其虚弱，才有嫉畏，才有计较，才有排挤，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狭隘。谓予不信，看看时下那些标榜“众人皆浊，惟吾独清，众人皆醉，惟吾独醒”的文坛尊神们，便知端的。现在，这些尊神们，都患了眼高手低，难以为继，不妨姑名曰文学肠梗阻的病，已经连个屎撅也拉不出来了，憋得五计六受，才有那张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钱的丧门神似的脸。
偶尔使出吃奶的劲儿，挤出一粒半粒羊屎蛋，也是掷地无声。正是这种创作实力的衰微状态，才使他们总在那里咬牙切齿，坐卧不安的。过去还能从洋人那里捣腾一点儿东西，来唬弄劳苦大众，如今，海禁大开，他们会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较好的后生们，玩得甚至更溜。况且，外国文学走过来的路，在我们二十多年的文学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过了。老实说，此等讨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会把笑脸老朝着你。
即使学有所成，力能扛鼎，独步文坛，名震宇内，也用不着对侪辈虎视眈眈。我不禁想起《水浒传》描写的那个时代，北宋的苏东坡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欧阳修给梅圣俞写了封信：“取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表现出一位前辈作家，对于后来新进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宁可自己闪到一旁，也要使后来者得以飞腾，这是一种何等博大的心胸？当苏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朱弁《曲洧见闻》）
从这里，我们看到欧阳修的宽容，不像如今某些作家嫉妒眼红，排斥相轻，只许自己好，不能容忍别人好。也看到欧阳修的胸襟，不像时下个别文人被冷落，被忘却，不在排行榜上，不被人捧人吹，而大动肝火，咆哮不止。同样，苏东坡在对待比他年轻的同行时，也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宋代葛立方的《韵语阳秋》一书写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
邵博的《闻见录》里，记叙了一则苏轼的故事：“鲁直以晃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晃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不得已耳。晃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从这里，我们看到苏东坡对于后辈的成长，是怎样的体贴和关心了。
只有这样，才是文人的正道吧？但像王伦这类资历浅，学问少，本领差，智商低，能力弱，心胸窄，人缘薄，名望逊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乏见的，哪怕稍稍胜似他一点的朋辈，也是不肯相容，极不乐意出现在自己视野中。官场如此，文场何尝不如此，那些东张西望之徒，老是五官挪位地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说了归齐，在于实力不济耳！统观海内，凡闲话说得多的人，文章写好者少。
如果研究一下《水浒传》里的宋江，也许就更有启发了。他，个子不高，谈不到魁伟峥嵘，面皮很黑，说不上风流蕴藉，会一点儿刀枪棍棒，但很二五眼，有一点墨水，也就是衙门文书之类，论计谋不如军师吴用，论武艺在山寨里甚至敌不过女将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论力气比不上打虎的行者武松，论仪表，哪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对手，论肤色，这黑三郎也不能与浪里白条张顺相比，至于偷鸡摸狗也没有鼓上蚤时迁那两下子。而后来，他被众头领尊让于忠义堂上的第一把交椅，就因为他善于团结，善于容人，善于谦让，善于选贤与能。江湖人称他为及时雨，正说明他是多么地被人所需要，所期盼，这才形成水泊梁山百川归海的兴旺局面。
不兼收并蓄，无以成大家。海，所以伟大，因为它能容纳一切。拒绝宽容的褊狭心态，最起码也是一种心灵软弱的表现。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时的严格，移到自己身上，而把要求自己时的宽松，用到别人那里，也许会少却许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纷扰。
因此，《水许传》里的宋江和王伦，倒不失为我们做人作文的参照系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