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朱熹自己和所接受的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见解，《大学》是孔门遗书（相传为曾子追述孔子的言谈），其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初学者人德的门径，说明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乃“垂世立教之大典”。《中庸》书名的由来：“不偏”和“无过无不及”谓之“中”，“不易”和“平常”谓之“庸”；“中者天下之大道”，“庸”者天下的定理。这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为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也是宋儒谈天命、性、道这种理学的重要根据。旧时一般认为书中所述人生哲理，意味深长，如心领神会，终身受用不尽。
《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朱熹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据说是孔子亲自编定的。后来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春秋》也就成了五经之一。其实，读五经是很少有人读《春秋》的，因为那记述实在过于简略，还有许多缺佚，后人讥它为“断烂朝报”，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人都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毂梁传》和《左传》。两汉之前，《春秋》之学还只有“公羊”、“毂梁”两家。《春秋左氏传》是新莽时的刘歆弄出来的。据学者们讲，是刘歆依据宫廷所藏的《国语》（春秋诸国的史书），加工改造而成，托名于左丘明。《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而且写得十分生动。此后，《春秋》“三传”中，以《左传》最受历代的重视，讲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倒较少有人去读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用上了《公羊传》。于是“公羊”之学在晚清又热闹过一阵，这恐怕就是毛氏家塾兼读《公羊传》的原因。
《左传》长于记事，所记又是春秋时期的国政和军旅大事，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翔实，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对于《左传》的这些部分，看来毛泽东是十分喜爱的。他在第一师范读书前期，再读这些经书时，理解自然就更深了。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例子；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思想，由《左传》得益颇多。《毛泽东选集》4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工夫。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念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熹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存储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信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背书——把书读得烂熟，不能一概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死背书、背死书而已。理解和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两个相连的有机环节：不理解的东西，死记硬背无益；但只满足于理解，而不重视记忆，则难以巩固所学。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应有的“死记”，它是知识的化身，能提高思维的能力。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严复给不懂而熟读取了一个名词，叫做“盲读”，并且认为少年时代的“盲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细想起来，此说也是言之成理的。
水浒三国西游记
旧时的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大概主要只能起认字与死背（锻炼记忆力）的作用，而于儿童的智力开发、知晓世态人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有关鲁迅的文章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后来是《聊斋志异》，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鲁迅是世家子弟，在文化之邦绍兴城读的私塾，塾师也比农村的高明，尚且如此，何况处于韶山这样内地山村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呢？他同斯诺谈话中的这段回忆，是合情合理的。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为了统治人民和驯服异族的需要，元明清三代以“诲淫诲盗”、“不登大雅之堂”等为由，对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采取禁毁的政策，尤其对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禁得严厉。可是平民百姓尤其儿童，喜欢听说人物生动、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英雄打仗、农民造反、神仙斗法、鬼怪异变，最能打动人心。因此，几百年来，同《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小说传奇一样，《水浒传》在民间传播，历久不衰，许多故事还被编成戏曲演唱，更是家喻户晓。
《水浒传》成书于明初。在这之前，关于水浒英雄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宋史》中有关于宋江等人活动的概略记述，《大宋宣和遗事》则开始有了关于宋江等人的较详尽的故事，起于杨志押解花石纲，止于征方腊。宋代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等36人像赞，完整地记录了这36人的姓名、绰号。在这基础上，元代杂剧中已开始较多地搬演水浒故事，直到明初，才由《水浒传》作者撰述成书。在毛泽东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就被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起义归罪于《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颠，垂为厉禁。”清代自乾隆到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咸丰元年那次严禁《水浒》，起因还在湖南。“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毛泽东对斯诺谈到这些小说的时候，强调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说《水浒传》吧，在好些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反映在后来的言行中的例子很多。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在江西，他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传》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反对本本主义》在论述防止主观片面性时，就想到《水浒传》中有唯物辩证法。《矛盾论》论“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似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这讲的就是《水浒传》第47回到第50回的那一大段。后来在延安，三打祝家庄还被编成了京剧剧本。关于武松打虎，以及白衣秀士王伦、拼命三郎石秀等水浒人物，都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引用过。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水浒传》，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959年，他在庐山讲话，谈到当时刮共产风，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可见，毛泽东晚年的平均主义思想、理想社会主义思想等，都有着《水浒传》等书“大坪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最爱读的小说之一。小说主要的内容是叙述魏蜀吴三国60年中相互之间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连祸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变化多端的时代。小说中史实繁杂，故事曲折，人物生动，有声有色。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泽东早年就爱读《三国演义》，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大概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外出的专列（火车）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演义》是必备的，可见其爱好之深。
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篇幅比《三国志平话》增约10倍，尤其文字通俗，雅俗共赏。章学诚说它“七实三虚”，“虚”是作者的艺术创造。因此，《三国演义》一出，《三国志平话》失传。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祭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显圣、空城计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元明杂剧约70多个剧本，京剧剧本约140出，现在大部分存在。三国故事剧本之多，是古代各朝故事无法相比的。《三国演义》的社会历史影响确是深远的，可从中学习办事做人，学习军事打仗，学习处世交友；各行各业，工农兵学政商，都可从中体会借鉴，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