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上上个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包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着实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惨烈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对见《义和团》第1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诗人的话当不得真,据说这是古训,说是唐朝一位诗人作诗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见了,很是哀怜,说,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没的事,我只是做诗而已。
后人嘲笑这位仁兄,说,既然是做诗何必把兄弟全搭上,为什么不写“娇妻伴僧眠,美妾入禅房”?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拿诗人的话当真的。同样是唐朝,唐宣宗时,令狐为相,推荐诗人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此人有诗云“长日唯消一局棋”,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吗?令狐回答说,诗人的话,当不得真的。两下僵持了半晌,最后唐宣宗说,先让他上任干着,看紧着点,以观后效。乖乖,差点因为一句诗,丢了好大的一个肥缺。
唐朝毕竟是唐朝,皇帝虽然把诗人的话当了真,也不过是担心诗人光顾着下棋耽误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
王安石变法,大才子苏轼写了几句诗发牢骚,结果被御史摘出,说他诽谤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对改革,于是逮捕下狱,好在宋朝祖制不杀大臣,苏轼最终得以保全小命,发往远恶潮湿的黄州做团练副使。诗人的话,撞到了政治的枪口上,终于惹出祸来。
转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兴文字狱,不过,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上书写什么“生民作则”之类的话拍马屁,不幸拍在了马腿上,朱元璋用凤阳话把“作则”误会成了“做贼”,结果拍的人纷纷掉了脑袋。
真格的诗人,因为做诗丢命的好像还没有。大概是因为明朝采用特务统治,锦衣卫、东西厂特务密探神出鬼没,诗人的诗兴未免稍减,大家一哄而起写小说去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刚刚兴完大狱,杀了宰相胡惟庸并三万余名大小官员,废了宰相,自己既当国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脑,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从翰林院找来几个老儒,帮他处理公务,其中一个名叫钱宰,年事虽高,但办事写东西还算让皇帝满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宠爱的一个“秘书”。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见过皇帝,朱元璋说:你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呀,何不改“嫌”为“忧”呢?老钱宰吓得一个劲地磕头,余生估计一个字的诗也写不出了。
到了清朝,皇帝进步了,就有爱诗如命的,像乾隆一个人作的诗传下来的据说就有四万余首。不过他一爱诗不要紧,诗人的脑袋可就有点危险了,几十上百的文字狱出来了,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风月诗句,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清朝皇帝的“盛世修书”。诗人的话,还就是被真真切切地当了真。
诗人的话被当真,诗也就没了。
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属面前,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就说他“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在叶名琛的地位,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且不能逃,何况堂堂的两广总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多少年多少辈抬不起头来。当然,死是可以的,只是一来,洋人的炮弹没长眼睛打到总督大人,二来叶名琛自许名臣,有“疆臣抱负”,要为朝廷分忧,国家外患未了,不能死。
再说,如果说叶名琛表现不好,那么当时有谁表现好呢?广东巡抚柏贵,在洋人据城之后,依然开衙视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僧格林沁倒是战了,冒充土匪攻击人家使团在先,在八里桥摆好队伍跟洋枪洋炮对阵在后,换来的,不过是自家士兵的屠戮和京师的沦陷。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做了俘虏。洋人还算“文明”,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人五花大绑,上铐戴镣,甚至连碰都没碰他,还让他带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粮食并若干仆人,因为叶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饭,也不打算用洋人的东西,当然更不用说使唤印度人了。就这样,叶名琛被带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每天写字作画,以海上苏武自许。据说,他的钤有“海上苏武”印章的字画,大半都送给了洋人(这成为日后国人鄙夷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否真确,不好说,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一年后粮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这时候中国和英法联军的战事尚未结束,国内的反叛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头烂额,自然没人想起这位海上的苏武。按说,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的话,往好一点说,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虽然同在异域,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虏,两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过,仔细想想,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牧,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就是在叶名琛被俘的同一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同样被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罪名一项居然写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战不和不守,后来又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叶名琛,而是那个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黄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不容易挨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口“得脱苦海”。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眼下的评价,总算是呈现了一点历史的复杂性,有点毁誉不一了。荧屏上的形象越来越正点,从相貌到行为一概如此,而网上却依然以骂为主,兼说别样。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西太后的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