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综述-概述

一、概述（上）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教育方面的遗产特别丰富；无论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选拔人才制度等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和经验。对上述这些丰富的遗产，历代教育家和思想家也都进行过探讨和研究。不过中国教育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从清朝末年开办的师范学堂到中华民国初期的师范学校以后，随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开展，才陆续有中国教育史专著问世，对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中国书院制度及历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等，均进行了专题研究。

中国教育史主要研究内容是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教育思想史着重研究一些重要的、有深远影响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等）；同时注意探讨各个教育家之间在思想上的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此外，中国在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科技教育等方面，也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也属于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范围。

在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发展史上，以中国古代的太学为例，它不仅为历代封建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政治建设和学术的发展，并且对其他国家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唐朝，中国曾以高度发达的文化吸引了朝鲜、日本等国的大批学生前来中国留学。中国古代书院也具有很大的特色，它注重学生的自学和讨论，有成套的规章制度，有多种多样的分科和独特的学风。它不仅培养了一批有用的人才，而且对当时的学术、学派的发展和形成，甚至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风尚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有教育哲学，有关于人性的观点，有教师观，有学生观，有教育观，有课程观……很多是和当今社会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的。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更是名师辈出，如古代的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王充、韩愈、朱熹等。在古代，不仅有《论语》、《孟子》、《荀子》等蕴藏着丰富教育资料的典籍，而且还有像《学记》这样精深的教育专著。古代教育家们还概括出了“教学相长”、“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温故知新”、“言行一致”、“改过迁善”等一系列的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这些都是中国教育思想遗产中的瑰宝。

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大都是思想家，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他们从哲学上论述了人贵论、形神论、学知论、知识论、知行论等问题，为课程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世代传诵的《论语》中包含了丰富的教学论思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有教无类”，“……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等，都论及到了“怎样教学”的问题，更进一步，他们对“教学什么”也作了初步的规定，包括德、智、体、美等方面。如《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还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文”，指的是历代文化典籍。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而《学记》则集中论述了教学的目的、内容、本质、原则、方法、管理、作用以及师生之间关系等问题，既阐述了“怎样教学”的问题，并涉及了“教学什么”的问题。

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不能够简单地以现在的眼光判定优劣得失，而应细致地具体分析，从“优中含劣、劣中含优，或得中有失、失必有得”的辩证关系中，去寻找对后人的启迪、借鉴价值。

二、概述（下）

中国古代教育按历史发展时期分为八大阶段：原始社会教育、夏商西周时期教育、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秦汉时期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隋唐时期教育、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教育。而在本书中，根据各大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阐释与发展，将其整理成五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明清时期。

中国古代教育按类型分为官学教育（是指中央朝廷以按地方行政区划的地方官府所直接创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包括中央官学教育（包括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学、国子监；专科学校——如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宋的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等四馆、南朝宋的总明观等；贵族学校——如东汉的四姓小候学，唐朝的弘文馆，宋朝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朝的旗学、宗学等；短期学校——如宋代的外学即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以及地方官学教育）与私学教育。中国古代的私学教育中，源于唐代、盛于两宋的书院教育十分有特色。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始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反映了奴隶制教育制度的崩溃以及新萌芽教育制度的发展。私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由于“士”这一阶层中的人为谁服务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且他们的学说会传承，体系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了各种学派林立与诸子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在学术上各家互有长短，相辅相成。春秋孔丘在曲阜杏坛讲学，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稷下之学等，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虽在政治上持守旧态度，但在整理文化遗产和创办私学方面却是遗泽千古的。孔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重视教育，以六经为教科书：诗——文学课，书——政治课，易——数学课，礼——道德伦理课，乐——音乐艺术美学课，春秋——历史课。

以孔丘为首的儒家私家学，不重视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传授，这是儒家教育不足之处，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但孔丘教学态度认真，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创造了一套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如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诱导、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习与行动相结合等。孔子办学“有教无类”，突破了官府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所以，从办私学教育时间之长久、从事私学活动精力之集中、私学教育经验之丰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来说，是其他任何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

学习与思考是学习过程中的两个决定性环节，掌握知识和发展智力又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任务，现代教学论仍在不断探讨这个重要课题。孔子最早提出学思并重的思想，他主张将学与思结合起来，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家一致赞同和普遍遵循的原则。在“学”与“思”这两者中，比较起来，孔子更强调“学”。他曾总结自己的经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这里，孔子明确地提出了“学”与“思”的轻重关系，强调以学为主，以学为先，空想无益。思孟学派在《中庸》一书中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孟子尤其强调思的重要性，甚至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荀子很重视博学，强调多见广识，同时重视断，主张“思索熟察，虚一而静”，“兼陈中衡”，都是要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发挥思考力的意思。东汉王充更重思考，认为“惟精思之，虽大无难”，学习时“必开大意”，才能真有所得。南宋朱熹对学的要领是“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明清之交的黄宗羲也主张教学要学生自得，必须使学生学习自思的本领；王夫之全面发展孔子的思想，认为“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

与孔子孟子儒家同时的还有墨家，代表农民、小手工业者的利益，注重科学技术教育。墨儒并称，成为春秋时代的“显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于是，古文经学变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落，私学却局面繁荣，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的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其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萧梁周兴嗣编辑了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南朝末隋朝初颜推之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了日本、朝鲜半岛。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如颜师古、孔颖达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学教师，“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或不仕或归田后均在家乡教授生徒），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明清时期，学塾有专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到清代末年，书院改制，走向近代初、高等教育制度。书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因此，书院改制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17-18世纪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对官方传统的理学教育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教育见解与主张。

他们针对理学教育压抑人性、空谈义理、呆板教条的教学方式，提出了以下具有先进性的主张，对其进行了强烈批判：

一、批判理学教育理论。启蒙思想家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哲学，主张理欲不可分离，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强调教育应顺应自然人的本能要求，促进人的个性发展；

二、主张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在教育目的上，启蒙思想家强调培养具有挽救民族危亡和治理社会能力的治世人才，反对空谈心性、侈谈伦理的所谓“学术圣人”；

三、提倡实学，重视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学习；

四、提倡“主动”、“习行”的教学方法，反对理学家“主静”、“读书穷理”的治学方法；

五、主张扩大学校的职权，把学校办成评议国事、衡定是非的议政机关，充分发挥学校限制君权、发扬民主的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如火如荼，青年学生开始被派遣到外国留学，带回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带回许多先进的观念。在传统教育和外国教育的碰撞中，传统教育因在科技方面的缺失而越来越受到留洋学生的轻视。张謇提出“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挽救中国的衰亡。但他不主张完全嫁接外国教育模式，提出严格教育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容闳提出中国教育应借鉴西方模式，取消科举考试，让学生学习各方面知识。国家经历洋务运动、庚子国变之后，传统教育受到各界的批评日益增多，以至于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废止了传统的科举考试，改设新学，先按传统考试发放录用人才，在设立小中大学堂之后，又根据成绩优劣授予功名式文凭。自此，中国新学开始，新式教育兴起，中国教育史也不再是古代教育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