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讲：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我们也经常讲与时俱进、时不我待、天时地利人和等等。这里的“时”其实都是指“形势”，即特定时期的特定形势。许多事实证明：一个人、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能做成做好什么、不能做成做好什么，绝不是完全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去发展的。这里的“做什么”其实就是任务，就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只有认清形势特征，科学判断形势发展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抓住机遇，制定和落实与形势要求相适应的目标和任务，才能获得成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加强党的建设，不仅是伴随党的政治生命全过程的永恒课题，而且还有其必须遵循的内在的客观规律。但是，在党的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建设的内容、措施等又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究其原因就在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形势和任务是不同的。分析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的历程、做法、经验，也必须注重当时的形势特征和任务要求。
一、党在西柏坡时期面临的形势特征
西柏坡时期，一般是指从1947年5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到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移驻北平这一时期。这一时期虽然非常短暂，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期，是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的建设以及执政党建设的奠基阶段。
1.内战的全面爆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最紧迫和急切的要求就是和平。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力求中国能够结束长年征战，迎来一个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建立由各党派参加，代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利益的联合政府，以医治战争创伤，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进行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由于其反动的政治立场所决定，消灭共产党的野心不死，但一方面迫于抗战胜利后人民和平要求的强烈，另一方面自身反共灭共的准备尚不充足，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电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由于蒋介石和谈是假，准备内战是真，所以重庆谈判的过程，实际是边谈边打的过程。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以193个旅、158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由此，全面内战爆发。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反动派拥有430万军队，占领着全国绝大部分的地区，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及丰富的物质资源，而人民解放军则只有120万，解放区人口只有1亿多。蒋介石自恃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且有美国的援助，狂妄地宣称要在3至6个月内完全消灭“共军”，妄图把解放区一口吞掉，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坚决回击进犯之敌。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只有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才能恢复国内和平。同时，要求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必胜信心，充分相信我们不但必须打败国民党，而且一定能够打败国民党；要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要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辩证法，对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的有力指挥下，各战区遵照中央军委作战方针，互相协同，主动寻机歼灭来犯之敌，特别是陈毅、粟裕领导的山东、华中部队取得“七战七捷”，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部队野战军取得吕梁战役的胜利，晋绥解放军和晋察冀解放军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东北民主联军举行了三下江（松花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等，大大地削弱了敌人进攻的势头。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即被粉碎。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被迫从1947年3月开始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国民党政府的战略意图是：压迫华东解放军至胶东狭窄地区而加以消灭，以解除对它的心脏地区南京、上海的威胁；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并消灭西北解放军。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从南、西、北三面围攻陕甘宁解放区，其首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并且扬言要在三天内占领延安。当时陕北地区的解放军只有2万人，兵力不足敌人的1／10，形势非常严重，延安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这一方面可以保存实力、发展势力，另一方面可以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正如毛主席说过：“存地失人，则人地两失；存人失地，则人地得之。”陕北解放军经过6天6夜“且战且退”的艰苦阻击战，在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后，于19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蒋介石则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换取延安一座空城，连解放军的伤员都没有得到。
2.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1947年3月29日，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由中央书记处的3位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刘少奇为中央工委书记，朱德为副书记，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为常委，伍云甫为秘书长，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会议前一天，中央还成立了后方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和后方支队司令，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保障工作。这就是我党历史上的“三委分工”。
枣林沟会议之后，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3月31日从陕北出发，经晋绥解放区，1947年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率中共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听取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工作汇报。5月3日，刘少奇、朱德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封城村，见到了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萧克和罗瑞卿等。经过调查了解得知，西柏坡一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适宜中央开展工作。具体说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优越的地理位置。西柏坡一带村庄处于平山县中部，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会处，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90公里。这里交通方便，既适宜危急时刻向山里撤退，又便于顺利之时向城市进军。可谓依山傍水，能攻能守，可进可退。
第二，良好的群众基础。平山县革命发动较早，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到1946年，全县有党支部608个、党员近2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这一带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不断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出现了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武装团体，“平山团”就是其中之一。西柏坡村1937年冬建立党组织，到1948年时已有党员40名，占全村人数的12.3％。
第三，丰富的物产资源。西柏坡村一带沿滹沱河，依山傍水、滩地肥美，稻麦两熟。对于西柏坡一带以及平山县的经济条件，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说过：“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
第四，适中的村落分布。西柏坡村一带村庄稠密，村子较小，人口较少，村与村之间相距多在1－2公里。据当时参加实地考察和选择西柏坡为中央所在地的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潘开文的回忆说：“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将来后委一些机关要来，能放得下；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的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如果村子很大，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村子较小，后边有个小山好防空，并且离周围村有一段距离（1公里左右），便于保密；四是住宿条件。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被鬼子烧了，但基础很好，便于建设，将来住在一起比较集中，方便工作。”
由此看来，西柏坡的被选中如同历史上每个革命大本营的选择一样，既要着眼于眼前的战争需要，又要考虑到将来事业的发展需要。西柏坡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1947年5月10日，刘少奇、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共中央工委暂时设在晋察冀。
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7月12日，中共中央工委常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等已到齐，遂于西柏坡村正式办公。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当时中央机关对外保密，称“工校”、“劳大”。刘少奇（化名胡服）任校长，朱德为董事，称朱校董。1948年4月上旬，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央后委留守人员经半个月行军，到达西柏坡。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抵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5月26日，毛泽东由河北省阜平县花山村到达西柏坡。这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经一年多的转战，在西柏坡会合了；中央前委、后委、工委“三委”合并为统一的中共中央。从此，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新的所在地，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中心。
3.西柏坡时期党面临着“四大转变”
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正是党和国家面临着一系列根本性历史转变的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有“四大转变”。周恩来曾经讲到：“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黄震将军曾为西柏坡题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里的“最后”和“走来”，表明了西柏坡时期的历史转折性。
第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在城市十分雄厚，而在农村则比较薄弱。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而且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至40年代初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在1944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才第一次把准备夺取大城市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在1945年5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地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问题提到全党面前。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阶段，国共两党的斗争主要就是争夺城市。在西柏坡时期，随着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不断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成为现实的紧迫问题。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正是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时期，这标志着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党的任务由领导革命向领导国家建设的转变。1840年以来，中国的战争连绵不断，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被镇压下去。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就是领导和依靠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建立一个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直到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反攻，特别是“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我们党才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即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由此，党的任务也就由战争年代的领导革命，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领导国家建设。以这个重大转折为分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破坏旧世界的任务即将完成，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征程即将开启。这个重大的而且是根本性的转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更多的精力去谋划如何领导国家建设以及国家的建设目标问题。所以，毛泽东在1948年的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特别是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描绘了革命胜利后国家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和目标任务，即要很快地学会生产建设，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
第三，党在国家中的地位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中外反动势力的对立物、以推翻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己任而成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不仅本身需要有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而且还要面对来自中外反动势力的严厉镇压，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十分险恶，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党。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于“坚强”二字。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后，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西柏坡时期，特别是到1948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都已经成为必然的定局，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在即。这就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地位上升到执政地位，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