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是明万历时代中国书画史上最耀眼的一颗艺术之星，他擅书画、工诗文、通艺理、精鉴藏，广闻博识，游弋于诸多艺术领域，均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有明一代，堪称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泽被后人，影响深远。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杰出的书法家不胜枚举，徐渭、张瑞图、米万钟、邢侗、王铎、黄道周、倪元璐……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在书法史上都留有一席之地，但似乎又没有一个能和董其昌抗衡。
作为书家的董其昌长期身居如诗如画的江南，继承了温雅秀逸的帖学传统，为明代帖学之集大成者。他以禅入书，学而能化，开古淡疏秀之独特书风。在吴门书派走向衰微之际，重振苏南书风，以强烈的开宗立派意识奠定了云间书派的基础，成为继文征明之后，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书家。“他的书法，不仅可视为千年文人流派书法史的缩影，也以强烈的个性开辟了文人书法史上新的一章。”（黄惇《中国书法史》）在传统文化淡化、泛文化盛行的当代，研读他的书法艺术，品味他的艺术人生，无疑显得别具深意。
（一）生平事迹
董其昌（1555—1636年），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卒于明崇祯九年，享年82岁。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署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全家仅靠二十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后因无力应付官府繁重的赋税，举家迁至邻县松江的叶榭外婆家，董其昌也以松江籍生员的资格参加了各级科考。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成为中国书画史上官阶最高者之一。
史载，董其昌的父亲董汉儒“耿介力学，其昌自外塾归，汉儒夜从枕上口授经义”，望子成才之情可谓殷切。董其昌自幼聪敏好学，饱读诗书，颇擅文赋。和所有封建社会的士子们一样，他也怀揣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一心向往考取功名，光耀门楣。万历十六年（1588年），34岁的董其昌在屡试不第后，再赴南京参加乡试，终于以文采超群而如愿及第，并深得王世贞激赏，称“董固英起特异”（宋起凤《稗说》卷一）。第二年，董其昌赴京考取进士，会试第二，廷试第四。三个月后，从当时347名进士中被选进翰林院，充任庶吉士一职，负责起草朝政文书和编撰历朝官史，由此开始其大半生的宦海生涯。
万历十九年（1591年），指掌翰林院的田一俊病逝于京城，田一俊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了表彰他，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文洁先生。田一俊老家远在福建，如何将其灵柩护送回去成为一个难题，时在翰林院任庶吉士的董其昌十分敬重田一俊的为人和学术，便毛遂自荐，请奏朝廷要护送灵柩南下。获得批准后辗转数千里，历尽舟车劳顿，将灵柩顺利运回福建大田县城东门外的田家祠堂。董其昌因此义举而赢得极好口碑，从此声名鹊起，为以后的飞黄腾达做好了铺垫。
1599年，董其昌充任皇太子讲官，同年被授予湖广按察司副使、福建副使。可谓一帆风顺，扶摇直上。当时正是魏忠贤阉党当权，朝廷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他能稳坐期间，游刃有余，足见其深通为官之道。史载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就坚决辞官回乡，几次反复起用，总能明哲保身。他和一些恃才傲物的文人不尽相同，他比较适合在朝廷供职。万历皇帝驾崩后，董其昌于天启二年（1622年）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他不顾年已68岁的高龄，立即上任。朝廷授命他纂修《神宗实录》，他全然不顾朝廷的明争暗斗，至各处采集诸司掌故、奏折、疏文等，编为三百卷。次年，因功擢南京礼部尚书，官二品。礼部在唐代有“容台”之称，故世人又称董其昌为“董容台”，明崇祯三年（1630年），董其昌的《容台别集》刻本面世，就是以此来命名。董因怒于阉党擅政，遂辞官告归。稍后，明思宗朱由检登基，魏忠贤垮台，东林党获胜，董其昌毫不犹豫地为东林党人著文、撰写传记、题写牌坊、书写像赞等。
1631年，董其昌77岁时，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詹事府的显赫之职，达到其政治生涯的巅峰。其后，董其昌看出朝廷党争愈演愈烈，辽东战事吃紧，加上自己年老多病，于是上疏请求退休。崇祯七年（1634年），朝廷诏加他为太子太保头衔，“特准致仕驰驿归里”。两年后，驾鹤西去，走完其不平凡的一生。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明福王政权以其书画成就与元赵孟頫相类，遂授予他与赵氏相同的谥号“文敏”，后人因称其为“董文敏”。以上所述表明：作为书画家的董其昌获得了明代绝无仅有、在历史上只有燕肃、赵孟頫、高克恭和宋迪才能与之比肩的世人瞩目的政治地位。
（二）书法之路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似乎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起因是隆庆年间（1567—1572年）17岁的他参加松江府会考，试卷格式规整、文采华美，本以为可一举夺魁。谁知知府衷贞吉阅卷时嫌他字迹欠佳，故意降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擢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发奋练字，终成一代大师。其实，书法史上冠绝古今的大家们也并非都是天分超常生而知之的，后天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比如“江南四才子”之一的文征明（其他三人为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他小时候并不聪明，都快到10岁时才会说话。他在早年岁考时，曾因字拙不准乡试。自此发奋练字，知耻而后勇，终能后来居上，在诗词书画诸领域均有所建树，尤其是书法上成绩更高，成为吴门（苏州）书派的领军人物。人都是学而知之，无论学什么，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不能“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
董其昌的这段经历记载在他的《画禅室随笔·评法书》中，对此他是这样描述的：“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颜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虞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钟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文征明）、祝希哲（祝允明）置之眼角。”从中可以看出他学书走的是由唐入晋之路——由颜真卿、虞世南上溯至王羲之、钟繇。初涉书道即能取法乎上，上追晋人，加之勤学不辍，故三年后便不再把文征明、祝枝山放在眼里。这种敢于超越前贤的勇气实在可嘉，虽未免年少轻狂，但亦说明其学书进展之神速。
一年后，他就读当地名流莫如忠塾馆，从莫氏学书，由学唐人而转学晋人。对此，他晚年曾有过回忆：“余年十八岁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赵孟頫），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因有名师指点，董其昌得以取法乎上，直追晋人，此后一生都以“晋人取韵”为最高境界而苦苦追寻。董其昌一生中曾多次批评赵孟頫，时刻不忘拿他与自己作比，表面上是看不起赵孟頫，实际上是把赵孟頫当做超越的目标，希望自己能成为赵孟頫那样开宗立派的大人物。他清楚地看到明前期书法不能有所突破的原因在于“今（指明代）眼目为吴兴所障”，在他看来，自元至明二百多年来的书法均笼罩在赵氏一人之下，这说明他对赵孟頫的评价是极高的。其中也隐含着他欲与赵孟頫相抗衡的想法，实际上他一直把赵孟頫当做自己的对手，这是他书法大进的动力，这一艺术理念影响了他的一生，是他终能成为大师的一个关键。
董其昌精研赵书笔法、结构、章法之不足，指出：“自元人后，无能知赵吴兴受病处者，自余始发其膏肓在守法不变耳。”还说“赵书无不作意，吾书往往率意”。他认为虽然赵孟頫和他一样是以晋人为宗，但赵只追求“形似”，失在刻意，入古而未能出古。自己则“脱去右军（王羲之）老子习气”，率意而为，直追晋韵，属于更高层次的遗貌取神。他欲重新确立赵氏以前的文人书法的价值，构造一个包括自己在内的新的传统书法体系。这是他与赵孟頫、文征明的根本区别，与他的南宗文人画思想是一致的，这种观念显然与李贽、公安三袁思想影响有关。试观董其昌的一些临作，均是遗貌取神，旧瓶装新酒，“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已是参以己意的“二度创作”。依董其昌绘画方面的才华，即使难度再高的字帖，他也一定能临到乱真的地步。所以，他临不像绝不是模仿力的问题，而是方法观的问题。
董其昌曾言：“守法不变，即为书家奴。”这种观念亦体现在其临作中，他在临仿后的题跋中曾写下这样的感受：“余书《兰亭》，皆以意背临，未尝对古刻，一似抚无弦琴者。”（《容台别集》卷二）可见他临帖时不是照着原作惟妙惟肖地对临，而是凭记忆参以己意地背临。再如他在临王羲之《乐毅论》后记曰：“此卷都不临帖，但以意为之，未能合也。然学古人书，正不必多似，乃免重台之诮。”（《石渠宝笈》二十九册）他还说：“俗人为之与临本同，若之何能传世。”（引文同上）可见，在他看来，临摹目的不在于结果的相像程度，而在于临写过程中能体会多少、掌握多少。他重视的是他津津乐道的临仿过程，沉醉于这种仿临式创造本身。他的临作是临创结合式的，这种方法显然有助于创造力的培养和提高，这种学一半抛一半的做法对后来的王铎影响很大。王铎是晚明书法大家，他学书法也主要以“二王”为旨归，但他灌注于临作中的从来都是起伏跌宕的自我情感展现，而不是随人脚踵、谨小慎微的描摹。他曾自言“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尽管和董其昌的路数不尽相同，但都是临摹和创作相结合的。可见，凡是有创造性的书家从来都是耻于与人同的，即使是临摹也不依傍于人。董其昌颇识禅理，或许在他眼里书法不过和“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一样，是自己的事，也是很自然的事。随性适意，如此足矣。所以，我们从董书中总能看出一种超凡脱俗、明心见性的禅意。
如果说以古为新的首创者是董其昌的话，那么后继者就要数清代的刘墉了。刘墉因晚年驼背人送外号“刘罗锅”，大多数人只知道他在政治上的声望，不知道其实他还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大书法家。他的亲家同时也是大书家的翁方刚曾戏谑他写的字“无一笔有古人”，刘墉则反驳他“无一笔是自己”。刘墉认为：“似即不是，是即不似。”这种临帖观来自董其昌，是对泥古不化者的当头棒喝。
“能于同处不求同，惟不能同斯大雄”（当代“草圣”林散之语），传统艺术的传承性决定了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都比登天还难。记得有位书家说过：“如果传统是万岁，创新就是万岁加一岁。”从这个意义上说，董其昌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