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柏格森

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的哲学可以说是近于维也纳学派所谓“玄学的诗”。他终身居住巴黎。他的哲学理论是最适宜于艺术家式生活的理论，在当时声名远扬，影响很大。他对现代的哲学、科学和文学都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声望和地位都是同时代的哲学家所不及的。他特别受到詹姆斯的赞扬，詹姆斯宣称他在晚年能看到日本打败俄国，能读到柏格森的《创化论》，是他生平二大快事。

柏格森原有相当的科学天才和修养。他在中学时曾经参加数学比赛，夺得冠军。他对心理学和生物学也都有很深的研究。但他在哲学上的根本出发点却是：唯有哲学或者玄学才能见到真理，见到实在，而科学只见假象，只是片段地抓到僵死的幻影。他认为，科学只是达到实际用处的方便的手段。所以他认为哲学与科学的方法绝对不同。科学方法是机械的，纯粹理智的；哲学方法是直觉的，带有艺术意味的。他言下似有蔑视科学之意，因此桑提耶纳常讥诮他，说他“学习科学的目的就在要攻击科学，对研究科学本身毫无诚意可言”。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的哲学倒确是从生物学出发的。他注重发展、变迁、有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绵延，从而修正了达尔文诸生物学家的演化学说，成立创化论，成为自生物学出发讲哲学的比较成功的一人。

从哲学史的观点来看，柏格森的背景也是非常深厚的。他的“变的哲学”当然是远承希腊赫拉克利特的心传，又代表法国从笛卡尔以来重纯粹内心自我反省的精神。另外黑格尔和叔本华也给予他不少的影响。他承受叔本华的观点：如叔本华主张生存意志，他主张生命冲动；叔本华注重默想，他注重直觉；叔本华重视艺术，他也重视艺术等。至于他思想里承受黑格尔学说的地方，象他讲直觉，很多处所也可以说是采取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加以直觉说的应用，如认空间化的理智的认识方式不能见全，不能见有机的联系，只可见机械式的直线化；又如：“认识真理必须放弃自我，沉溺在对象之中。”“方法和经验是一回事。”（方法就是经验。）“真理不是铸好的钱币；它是活动的，变化的。”这些话都是黑格尔的话，也都是柏格森的直觉方法的意思。此外，柏格森学说里又有很浓厚的辩证法意味，譬如他攻击机械论和目的论，说机械论拿机械死板的因果律来描写自然，规范自然，而不能够欣赏自然的美妙，不能得其“全”，所以他说：“知者不知也。”（To know is to ignore.）要得一种知识必须遗漏掉许多知识，而得到的知识遂成破碎的东西。目的论以为万物的自然发展和变迁都循着一定的途径，有确定的意义、价值，向着同一目的而趋进。这和机械论乍看似正相反，但柏格森却在它们的对立里面找出了共同的毛病来：它们都自理智出发，都重分析，都起源于实用的观念，所以先悬一目的，再推求达到这目的的方法，循因致果。这一程序的上半段生出目的论，而下半段生出机械论，所以不管是目的论还是机械论，都只是人类心理的外射。于是他提出生机主义（vitalism）来，说是实在的事物不属于机械活动，也没有一定的目的，而只是随感而应变化无方的存在；只有借直觉才能体验感受的“生命的冲力”（élan vital），才是生命的真实，生物的本质，使万物生生不已、推陈出新的最高的原因。这种从机械论、目的论的相反中见出相同来的方法，由超出两说的对立，而得一种统一，也可说是最简单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记得哈佛大学霍金教授曾经说过，“柏格森是黑格尔的一个锐敏的读者”。芝加哥的米德（G.H.Mead）教授在1928年春季同时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柏格森哲学”实不是偶然的。

对于哲学上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对立，柏格森也找出它们共通的错误而得到调解。就是这两派的立场和论点不管多么不同，多么南辕北辙地极不相能，却都注重抽象分析，都把七宝楼台式的活生生的意识分析得支离破碎，成一片片死物。经验派让这些意识片段散漫无归，顶多也不过象休谟那样只让它们靠了“习惯”连属起来；而理性派却捏造出一个“先验自我”来做它们的统贯。这两派，就柏格森看来，都陷入了理智主义的错误，决不是真正的哲学方法。

柏格森的生机主义、生命的冲力学说，代表他的宇宙论。他以为宇宙无时无刻不在向前发展创进，决不遵循任何人类的理智所可烛知的法则，因为宇宙的发展是无限的，日新不已，而不受过去或现在的任何拘囿的。这种发展，这种创化的最高度的表现就是生命力的发展。生命力不断地澎湃上冲，而物质则给它以最大的阻碍，甚至使它停滞、消沉以至于死灭，在这种激荡斗争的历程中完成生命现象。个体生物的本身是不足道的，它的唯一的意义就在作为一个承先启后的过渡站，让生命力得以如奥林匹克火炬般连续相传，而生命力的绵延和发扬才能够亿万斯年地延续下去。整个宇宙自然的创进，包括生命现象在内，被柏格森分为两种过程：一种是创造的过程，就是生命的发展，生力的活跃；一种是崩解的过程，就是物质性的扩张。物质和生命是个此消彼长，永不妥协的对头。生命刚一开始就要遇到物质的抵抗，必须把物质的抵抗征服，生命才能向上发展。假如生命力一旦衰退，创造力一旦萎弱，物质立刻就要当权。所以他说：“生命有如腾跃四散的火花，它剩下来的残烬，就是物质。”这现象在他看来，就是生物学上的新陈代谢。他的这种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末期的新柏拉图学派。新柏拉图学派的代表布洛丁（Plotinus）就说生命力的强弱与受到从“太一”流射而出的烛照底强弱成正比，去“太一”愈远者生命力愈弱，而物质则是绝对的黑暗。这说法虽然和柏格森不尽相同，但多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柏格森的意思。此外，柏格森所谓生命与物质的矛盾斗争过程，生命最初依从物质，再渐渐改变物质而使它能为生命所支配，都带有很浓厚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意味。

柏格森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染有很深的二元论色彩，他的系统中各方面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对立出现，如动与静，内与外，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机械，绵延与空间，自由与决定，交融与并列，直觉与理智等等。实际上这些对立的综合就是上面所说的生命和物质两个力量，也即柏格森整个哲学里两个根本观念的对立。唯有生命的冲力，创化的活动才是实在，是本体，是真我；而精神、生命、绵延、自由、交融等都是本体的异名或形容：至于其他那些东西，那对立的种种，只是为了实用和方便而被假定的不真实的现象。这种分别移到人的知识能力上面来，就产生了直觉和理智的对立，造成了柏格森的认识论。

我们从柏格森讲直觉的最主要的两部书，《形而上学序论》和生物学气息特浓的《创化论》（英译本，1911年，纽约）里可以知道，在柏格森看来，理智只能对对象加以支离破碎式的分解、认识。同时它并能制造工具，利用工具来把握对象，支配对象，以达到人类实用的目的。所以他有“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的话。理智是人为的、实用的，为人类行动的方便而起作用的；反之，只有直觉才能看见真实，得到真理，体察出整个宇宙、整个生命的创化流行，日新不息。直觉是探求真理的唯一的方法，这是柏格森认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

不过直觉一词在柏格森学说中又有两个不同的涵义，一为本能，或者称为机体的同情；一为直观，或者称为理智的同情。机体的同情含有很浓厚的生物学的意味。这一意义的直觉指有机体对目前环境的适应，那非常完美的，当下就产生行为的适应。他举了一个叔本华也曾经举过的例子，就是中国成语里“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现象：胡蜂要在甲虫身上下卵，借甲虫的体温孵出幼虫而且让甲虫的身体作为幼虫的食料，必须先刺螫甲虫，使它麻痹；但甲虫有甲壳以护卫其自身，全身九节中只有一节可能受伤。而且即使刺中了，太重则被刺死，太轻则不会麻痹，都不利于幼虫的孵育。尽管如此困难，胡蜂下卵却依然是百无一失。这就是各派生物学家都不能作圆满解释的神秘的本能，这就是柏格森所谓机体间的同情力——不虑而知，不察而行，不由观察得来，和理智绝不相同但可相互补充的“直觉”。在这种情形下，胡蜂和甲虫简直成了息息相关的一体，这关系是他认为理智所绝对不能了解的。

至于直观，或者理智的同情，就是没有座标系（Standpoint），求知不用固定的观点。这里面有两个特点：与物为一和与物共变。所以用直观求知必须深入物内，也即是主体要向对象表同情，置身对象之中，和对象合而为一；要从里面体验而不能徒作外在的观察，要从事物本身的观点观察事物，而且不能永远站在同一观点上面，要随不同的事物，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理会它们。这种直观的方法当然与科学方法大相径庭，但却是了解人格、了解历史、了解生命、了解艺术的最好甚至最重要的方法。在这种求知方法下面，一切抽象的概念、符号、范畴等几乎都用不着，所以柏格森叫人超出言诠，祛除符号，要得鱼忘筌，冥通神合地去求取和实用无关的未经范畴化的知识。未经范畴化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不虑而知的知识，就是感人而不诲人，要靠体验才能获到的；一种是微言妙道的知识，就是得言外之意，在字句的阴影中去触机探微得来的知识。我们可以假想求知有走大门和走后门两条路径，走大门是堂堂正正地进去的，过庭升阶，要经历重重门户，而从小门偷偷溜进去却不旋踵就可以立窥堂奥。柏格森主张用直觉来求取未经范畴化的知识正好象是这种从后门而入的求知方法。

假如把这种理智同情的直观方法移回来作自我的内省，向自己表同情，那就成为认识真我的方法。柏格森在他的《形而上学序论》一书中，讲到一般的内省以求真我共有三阶段：首先是反省自我的知觉。知觉本是外物映入心中的印象，一组知觉形成一个对象，所以是从物质世界得来的，每一组知觉构成的对象都杂然并存，自然不能代表真我。其次是反省自我的记忆。记忆一方面是外物进入心灵后印象的存留，有外在的性质；一方面是当前对象所引起，用来解释知觉的，所以也不能代表真我。再其次是反省自我的意欲，或冲动，这也是由于外界刺激而起的反应，仍是由知觉记忆联系而得的，社会学所谓“人是需要的组合体”（Man is a bundle of wants），仍不能代表真我。不仅如此，外界刺激常令人失掉自我的操持，所以这不但不能代表真我，而且去真我更远了。这三者也是中国哲学家所常讲的：憧憧往来之思虑，以及人心欲念等，均非真我，非本心。

那么，柏格森意义下的真我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所谓内在的自我之流，也即若干繁复意识状态的交融贯通，互相渗透，这种意识情态一而不单纯，多而不复杂，如万灯交映，如百音共振，造成一条活泼泼无拘无束的前后有着不可分的关连的意识之流。这里面的每一个意识状态就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境界。丰富，但不是量的堆积，自有它的有机统一性。每一个意识状态都是承先启后的，它承继了包括了过去所有的意识状态，而又宣布下面有一新的意识状态将要产生，一面是结束，一面又是开始，中间没有过渡，每一状态都伸展、渗透到别的意识状态中，这就是柏格森所谓真我，也即真时、本体，他的纯粹的“绵延”。因此，本体也者，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意识境界，一种内心意识生出的纯质的结晶。这种本体带了很浓厚的神秘主义的色彩。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一般所谓绵延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同性同类的绵延，指单纯的时间底延续。如此时与彼时，此秒与彼秒，彼此间没有任何差异，这是科学上的概念，是工具，是符号，是为了实用方便而假设的。第二个意义是异性异类的绵延，就是许多不同的刹那汇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譬如说现在，则过去的一切都累积在现在里面，将来的一切希望一切发展也都蕴蓄在现在里面，这才是柏格森意义的真正的绵延。又繁复一词通常也有两个意义：一指数量的多，一指内在的多，也即是质的高深丰富。柏格森所谓每一意识境界的繁复，也是用的第二个意义。

据上所说，可知真我的精神状态具有本原性、创造性、新奇性，它是五彩缤纷但又不可名言的。譬如热爱、毒恨、深愁等强烈情感发生的时候，心中往往觉得有千头万绪纠结在一块儿，没有明确的轮廓和分界，没有内外的关系，但却都彼此息息相关，联成一个情绪的网，这就是柏格森意义的实在、真我等最易察知的表现。等到事过境迁，予以冷静的分析，把这情绪空间化、外在化、范畴化，于是不可名言的有名了，五彩缤纷的褪色了，特有的变成共有的了，再加以分析、陈述、归类，得到了原来没有的知识，但也就远离实在了。这是科学的求知方法，得到的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静的，而“实在”却是动的。所以一落言诠，便成粪壤。

这种本心或实在的境界可以归纳成四点：一是意识状态彼此间的交融贯通，二是各成分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三是内在的量的大——高深，四是内在的质的多——丰富。

柏格森的主要著作除了上面所提的《创化论》和《形而上学序论》（英译本1912年，伦敦）两书而外，还有《物质与记忆》（英文译本1911年初版，l919年四版，伦敦），也是想在物质上面建立精神主义的，富于心理学的色彩。在这书里面他反对唯物论，认为记忆不来源于物质。他的理论是：记忆和感觉是两回事，感觉所及的事物有体积、占空间、能运动、有速度可量，所以是来自物质的。但记忆的性质却完全不同，是潜在的、不自觉的，因此和物质绝不相干。他以为记忆和脑的关系正如衣服之与挂衣服的钉子一样，钉子只有一个，而挂上去的衣服却可以有很多件，可以增加，可以减少，也可以变换；钉子坏了，衣服并不就因此毁灭，所以脑的作用停止以后而记忆依然不受影响。柏格森从这里更进一步，于是建立了他的灵魂不灭之说。他这种拿比喻来作论证的推理方法当然是大有问题，这里用不着太多的讨论。

人对于物质的认识，柏格森以为大部是由记忆作用造成的。没有一个知觉不充满记忆的成分，或可以说记忆帮助、补充，甚至是代替知觉。当我们面对当前的“感官与料”（Sense data）时，过去经验里的千百往事，那些保存在记忆里的有实用价值的意象，都渗入当前的感官与料之中，不断地增加堆积，如雪球之滚大成一团，所以当前的知觉能够迅速，简便，完整，丰富而有意义。有时当前知觉的目的不在它的本身而在借当前事物作为唤起过去记忆的符号。许多情形下，过去的记忆甚至代替了真实的知觉，销融了当前的经验。所以记忆虽然帮助补充知觉，使知觉完整而充盈着各种意义，但错觉也由此而来。老年人底不容易获得新经验，正因为他脑中塞满了各种记忆的缘故。总之，记忆与知觉有不可分的关系，过去和现在息息相关，靠了记忆的作用，许多年内陆续得来的种种五光十色的经验都可共冶于一炉，凝成一线单纯的直觉。拿当前印象来和记忆附加的相比，才会知道当前的物质，那些所谓客观对象实在是太无足轻重了。

事实上人总得要拿他所积存的与当前事物毫不相涉的各种记忆来解释物质，把握对象；但是就理论说来，要认识物质的真象，却绝对新实在论者、批判实在论者都喜欢用这个名词。也有不同的理解，一般作为感性给予的材料。不容许任何记忆的附加。所以要得到科学知识，非把记忆的附加剔除净尽不可。记忆洗刷干净了，剩下一个抽象干燥的认识来，这就是科学上的知识。这里柏格森就毫不费力地引出了他的结论：实际生活里的物质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生命的精华只在精神生活里面。他对于科学与唯物论在这里遂不免大加贬抑。他这种说法是从心理学出发的，后来我曾多次听见过在美国哈佛大学讲课的怀特海教授也说：“模糊的成分才是基本的。”“我们根本没有看见事物，只不过嗅到它们罢了。”大概这些意思也是和柏格森约略相同的。不过怀特海一提到科学知识时，他却反对柏格森式的心理的附加（Psychical addition）。

在对柏格森的哲学作一综观以后，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哲学根本观点是广义的唯心论。如果和一般的唯心论有所不同，那就是由于他是介于理性主义与重理智分析，和物质运动的机械唯物论正相反对。而他特别注重生命，提出他的生机主义。这是一种自然的精神主义或者说精神的自然主义。普通现代哲学的论述都把柏格森观点叫做生命哲学或生机主义，也有把他与有机主义相联系的。这是他创新的方面。柏格森的“记忆”近似康德的“范畴”，都是主体打算用来处理对象的主观条件。不过康德的“范畴”属于理性或知性的范围，有普遍的立法作用，而柏氏的“记忆”只是偶然心理的附加。把他的理论当作心理学看是不错的，但这和哲学里的认识论无关。没有把哲学与科学的界限划分清楚，没有完成哲学以批评科学的前提，为科学奠定理性理论的基础的任务，恐怕是他哲学系统里一个不小的缺点。

此外，我们认为他的尊崇直觉，鄙弃理性的说法只是得理性之一偏的理论。理性是要认识全体的，良心、直觉等等都是这一方面的表现。但理性不只求认识全体，它另一方面又是规模、法度、理则、真理、大道的建立者。理性的这一方面的意义就被柏格森忽略了，鄙弃了，于是他的滔滔清辩只不过引人进入神秘境界之中，变成了探求“禅意”的言词。他又常说理智是实用的，为方便而设的，而直觉则是超实用的，无所为的。其实理智亦有不切实用的地方。理智的探索常是应付了实际需要（指制造工具，维持生活）以后剩余能力的挥霍，而能进一步作超出实际功利的纯科学探讨。反之他所谓超实用的直觉却反而是随机应变，成事于不知不觉之中，非常非常之实用的。这一点使得他和实用主义相当接近，他和实用主义大师詹姆斯之间那种深挚的、颇饶兴味的友谊和这种思想的契合也多少有些关系。

柏格森的绵延说也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他以为时间观念是虚幻的，为方便而设的。一切存在，一切真实，都在真正的绵延之中，在他的系统里找不到永恒的概念。但许多哲学上科学上的真理的永恒性却不是任何时间学说或绵延学说所可解释的。我们可以说发现真理那一刹那（其实连这种说法也将为柏格森所否认，因为他不认为从整个的流变之中可以挑出任何的“刹那”出来，不过我们依然可以这样说），时间在生命上是绵延，但在发现上却是永恒。这一点柏格森并未给我们以充分的解释。

上面我们说过，柏格森的学说里带有颇重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我们得指出他们两人间根本的不同。黑格尔的辩证法里有矛盾的统一，有设身处地、体物入微式的体验，但是他主要的还是在求出有机全体的节奏，所以他是入乎其中，超乎其外，终于还是加以扬弃，以求取宇宙间的大经大法。柏格森则不然，他诟病科学的站在外面，站在同一立脚点的观察方法，他要投身事物之中，和事物一同经历变化的途程。他得到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他进入了神秘的精神境界。到此为止，他不想再跳出来了。这就构成了他和黑格尔之间极大的差异。

我们读柏格森的书，常会感到一些中国哲学的意味，譬如他的重哲学而轻科学，他的推崇直觉，讲求神秘，他的祛除符号，不要言诠，都会令我们想起先秦魏晋的老庄和宋明陆王之学；而他那整个的绵延创化的变的哲学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神无方而易无体”、“以未济终焉”之类的话头。但我们不要忘记了柏格森是现代的西方人，是具有很深的科学素养的现代哲学家，他的哲学乃是从科学出发的。虽然他终于归入神秘主义，他的系统里依旧有中国哲学所缺乏的认识论或逻辑学。这些都是和中国哲学比较时要透过表面的相似去深切认识的。

总之，柏格森的哲学和讲究逻辑理念的传统哲学大不相同，这种不同使他不能在哲学史上取得古典唯心哲学的地位，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同，见得他的新颖独创，他才能在20世纪初期的思想界独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