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屈原大夫恐不知——两千余年后一位拾掇着他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一句中“望舒”二字而成长起来的后世诗人，将一首诗篇《雨巷》摆进了中国现代诗歌博物馆里的不刊之位；而在这位后世诗人的墓碑上亲笔题写“诗人戴望舒之墓”的中国现代大文豪茅盾先生——则有机会慧眼如炬地在当时诗坛纷繁的星空中，找到属于这位后世诗人的不朽之星象。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安，又名戴梦鸥，1905年3月5日，在西子湖畔的一个小康之家诞生，其母卓佩其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些为日后戴望舒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戴望舒对文学的喜爱始于在杭州宗文中学求学的时代，那时他就和施蛰存、杜衡一起探讨诗歌艺术、办文艺刊物等。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这段时期，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雨果对他影响甚深，晚唐诗人伤感而纤弱的艺术气氛也深深吸引了他，因而此时他的诗歌距离现实生活较远，而带有某种“泄露隐秘的灵魂”的特性。

1925年，因为“五卅”惨案及之后的学生运动，上海大学被查封，戴望舒遂转入复旦大学法文班。此时他从浪漫派的身边走开，转而走向法国象征派诗歌，如魏尔伦等诗人的作品，并且开始对一些法国象征派诗歌进行翻译，由此也极大地影响了他此后的诗歌创作。1926年春，戴望舒的诗歌开始出现于他和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可是政治事件频发，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戴望舒只能避离上海，先至江苏松江，后抵北京，与冯雪峰、李霁野等人结识，并在《莽原》上发表诗作。1928年戴望舒回到上海，开始专心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生活，其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一起创办了《文学工场》。在这期间，他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为了表达他深沉的爱情，戴望舒用充满忧郁的诗来表达他的感受。

1929年4月，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这本诗集集中展现了他早期象征主义的诗歌创作，《雨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这首诗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称赞，称其“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一时之间广为传诵，戴望舒也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称号。

1930年3月2日，经由冯雪峰介绍，戴望舒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不久之后，他因对某些文艺问题的看法与左翼作家有分歧，不满意于无产阶级文学及其创作题材的狭窄和艺术的贫弱，开始转向于表现自己的另一种艺术潮流。1932年5月，他参加创办《现代》杂志，领中国现代派诗歌之风骚。11月初戴望舒赴法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在翻译外国文学著作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当时翻译的作品有《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另外对西班牙很多作家的作品也有研读。留法期间，他进一步领略了法国驳杂的艺术，由对象征主义的热衷而转向对现代派、超现实主义诗人的推崇。从艾吕雅、许拜维艾尔等诗人那里，他进一步体味了诗是一种心灵“难以把握得住的东西”的艺术观念。1933年，戴望舒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他不断用《路上小语》、《夜》、《独自的时候》、《到我这里来》向他心爱的姑娘表白自己的心迹，泣诉深沉的爱情。至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由巴黎回国。

回国后的1936年10月，戴望舒和冯至、卞之琳、梁宗岱、孙大雨等人创办了中国现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即《新诗》月刊。1937年1月，戴望舒诗歌创作合集《望舒诗稿》出版。但《新诗》却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这短短的10期，恰是现代派诗人、新月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之所。

抗战爆发以后不到一年，戴望舒举家由上海迁到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后在文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讲课。这期间他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起出版《耕耘》杂志。1938年8月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创刊，他决心在敌人入侵造成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国内的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许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该刊成为当时文化界支持以文艺为武器、为民族危亡尽力的一个重要阵地。1939年戴望舒和艾青主编《顶点》，宣传抗日。

1941年末，香港沦陷。1942年春，戴望舒被日寇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仍自守坚节，保持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光辉的诗篇，后经叶灵凤保释出狱。出狱后，戴望舒既无固定收入的职业，又患了严重的哮喘，只能在苦难和屈辱中企盼着民族的解放，他此时的心情，被生动地记录在了《等待》、《等待其二》等诗篇中。

抗战胜利后，戴望舒回到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并进行著、译、研究等工作。1948年，因参加民主运动受国民党政府通缉，他再次辗转香港。1949新中国成立，戴望舒带着喜悦激动的心情，带着两个女儿，和诗人卞之琳一起回到北京。然而在长期的斗争生活和不幸的婚姻生活中，戴望舒身体状况日下，不久之后的1950年2月8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至此，“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留给世人的是他那道悠长且湿漉的雨巷。

斯人已逝，托体同山阿。但戴望舒诗歌在几经命运沉浮后，魅力不减，风行几十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诗歌标示了现代诗歌流变和发展的方向——在新诗发展的大浪淘沙中，无数的诗人和诗作曾经名噪一时，而最终湮没无闻，可是戴望舒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美意象和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苦心孤诣，用心灵陶铸诗歌，终于写出了拥有自己独特风格和色调的诗歌。

戴望舒的诗，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