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身文化造诣
乾隆帝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乾隆帝本人同时也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直至今日，一些乾隆朝的收藏品和陶瓷宫廷用器还为故宫博物院、伦敦大卫基金会所收藏。
乾隆皇帝自幼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文化修养很高，执政后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他对于书法的嗜好和倡导，比之祖父康熙更胜一筹，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我国历代书法艺术之大成，特建“淳化轩”藏《淳化阁帖》，一时帖学之风大炽。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乾隆的书法从学习赵孟頫入手。乾隆本人雅赏赵孟頫的书法，心慕手追，身体力行。游览名胜每到一处，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均匀，在宫中、御园、名胜古迹、寺庙等几乎到处可见其墨迹，至今海内乾隆御碑甚多，其擅书之名早已远播。
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发现，书学起步仍是康熙时流行的宫廷书法，后在承学各家中选定赵孟頫丰圆肥润的书法。从存世的乾隆书迹看，他的字字体稍长，楷书中多有行书的笔意，行书中又往往夹杂着草书的韵味，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缺少变化和韵味，并无明显的成就，这或许体现出一代天子的气度，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
（二）编写《四库全书》
清王朝竭力吸收并利用汉族的思想文化，以巩固封建统治。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康熙、雍正、乾隆时都网罗大批的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
最大规模的编书是乾隆朝所编写的《四库全书》。乾隆后期，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帝渐渐改变以前打压下级知识分子的做法，转而拉拢。他将大量知识分子召集到一起编撰了大型典志书《续典通》《续志通》和《续文献通考》。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组织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孙念等人在内的三百六十余人，历时十五年，编写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自《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代典籍，乾隆皇帝亲自批准设置四库全书馆，准备以十年时间，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库全书》缮写完毕，历时十多年，以后又校对错误缺漏，并补充了一批书籍进去，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编纂工作才全部完成。它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历代的重要著作，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图书3457种，79070卷，包罗宏大，丰富浩瀚，收录书籍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部官修的大类书，《四库全书》共36000卷，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3倍，篇幅之多可谓集我国古籍之大成。该书对以往学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对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一定贡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于宫中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文渊、文源、文津、文溯称为“内廷四阁”，又称为“北四阁”，大臣经过批准可以查阅。文汇、文宗、文澜被称为“江浙三阁”，又称为“南三阁”，乾隆帝南巡时谕令准许读书人前往抄阅，但不得私自携带出阁。还有一部副本藏于翰林院。可惜圆明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之役，翰林院副本毁于八国联军之役，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原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一部最完整，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乾隆帝命人对全国书籍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销毁和删改。在开设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上谕中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后，在各地遍贴圣谕，劝令藏书之家呈交“违碍”书籍；官府也派人到各地查访，对各类书籍进行甄别，将查到的禁书送往北京；四库全书馆也从采进本中查寻禁书。这些禁书由乾隆帝过目批准后，在武英殿前投炉烧毁。
所谓“悖逆”和“违碍”书籍，开始时是指明末清初史书中对于清代不利的一些记载，如清人进关后，对前世为明代臣仆，受过明代册封等都不愿意提起，甚至禁止称入关前为“建州卫”“女真”。乾隆帝有意要湮灭这些史迹，同时要禁绝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文学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著作中的民族意识和进步思想。以后查禁书的范围有所扩大，从明人著作只要“议论偏谬尤甚者”也在查禁之列。后来稍稍放宽，著作中只要“改易违碍字句”，可以不用销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正式颁布了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以后还陆续颁布一些补充规定。在查缴禁书中，有二十多人的著述被焚毁，其中有吕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尹嘉铨等。不但把这些书烧了，还要追查印书的版片。乾隆帝共下令烧毁了多少书籍，当时没有精确的统计，后世有人据《禁书总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史料考证，销毁的书籍达到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这是乾隆帝打着“文治光昭”的旗号干的愚蠢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