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驱动意志力的能量来自哪里？(1)

吃含有防腐剂和高糖的食物是否让你们的人格多少有所变化，或者让你们表现出攻击性，我不知道。我从没想暗示你们存在那种事情，但是精神病学领域有少数人认为二者有联系。

——丹·怀特（Dan White）谋杀案审判中辩护律师的结辩陈词，

“甜点抗辩”（Twinkie Defense）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我有严重的经前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简称PMS），所以我不过是有些发疯。

——演员梅拉尼·格里菲思（Melanie Griffith）解释她为什么到法院

起诉与唐·约翰逊（Don Johnson）离婚后又立即撤诉了。

如果意志力不只是个传说，如果有能量驱动这个美德，那么这一能量来自哪里？答案是在一个失败的实验中偶然发现的，这个实验是研究者在“油腻星期二”（Mardi Gras）的启发下做的。“油腻星期二”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大斋节的前一天，也就是“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前面的那天。大斋节自圣灰星期三开始一直持续到复活节，总共有40天。在这么长时间的斋戒和克己开始之前的油腻星期二，人们可以无耻地放纵欲望。有些地方把这天叫做薄烤饼日（Pancake Day），在这天早晨吃专为这天做的薄烤饼（不同文化有不同叫法，不过食材都差不多，包括大量糖、鸡蛋、面粉、黄油和猪油），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暴食只是开始。

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美国的新奥尔良，再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狂欢者尽情胡来，花样百出，有时用传统做掩盖，但是常常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一天，你可以全身上下除了一个串珠头饰外什么都不穿戴，昂首阔步地走在街上，心安理得地接受醉鬼们的喝彩。失控成了美德。在墨西哥，官方赋予已婚男子一天自由，让他们暂时抛却责任，这一天叫做“El Dia del Marido Opromido”，意思是“受压迫的丈夫的节日”。在大斋节开始的前一天，连最严肃的盎格鲁–撒克逊裔教徒也处在一派宽容的氛围中，他们把这一天叫做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shrove”源自“shrive”，意思是“听忏悔后赦免……的罪。”

从神学角度来看，这一切太让人困惑了。为什么神职人员用预先批准的赦免来鼓励人们尽情胡来呢？为什么奖励有预谋的犯罪呢？为什么仁慈善良的上帝鼓励这么多已经体重超标的凡人把肚子塞满炸面团呢？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它有一定的逻辑。在大斋节开始之前放松，也许就可以把意志力储存起来，用于熬过几个星期的自我克制。众所周知，科学家从来没有像戴着孔雀头饰大吃薄烤饼的人那样喜欢“油腻星期二”理论，但是觉得值得做个实验检验一下它。鲍迈斯特的研究生马修·加约（Matthew Gailliot）就做了这种实验，他把被试者分为三组，三组人都完成两个需要意志力的任务，不过在两个任务之间的休息时间享受不同的待遇：一组是喝浮着厚厚一层冰激凌的奶昔，一组是读枯燥且过时的杂志，一组是喝一大杯淡而无味的低脂奶糊（在正式实验之前，研究者请人评价过各种待遇，结果是奶昔最好，杂志其次，奶糊最差）。

就像“油腻星期二”理论预测的一样，奶昔确实增强了意志力——让人在第二个任务中的表现好于预期。在第二个任务中，有幸享用奶昔的人的自制力强于不幸阅读杂志的人——目前为止还不错。但是，喝无味奶糊的人，在第二个任务中的表现与喝美味奶昔的人一样好。这意味着增强意志力不一定要快乐地自我放纵，“油腻星期二”理论好像错了。除了让新奥尔良人在街上嬉戏打闹少了一个借口外，这一结果还让研究者觉得尴尬。加约向鲍迈斯特报告这一惨败时，耷拉着脑袋，沮丧不已。

鲍迈斯特则试着从好的方面去想。也许研究没有失败，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已经成功消除了自我损耗效应，问题在于他们太成功了，连无味奶糊都起了作用。但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研究者开始考虑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自制力的增强：如果不是快乐，那么可能是卡路里吗？

这个想法起初看起来有些离谱。为什么喝些低脂奶糊会改进实验室任务绩效？心理学家研究了几十年的意识任务的绩效，从未担心绩效会受一杯牛奶的影响。他们喜欢把人脑比做电脑，把焦点放在它的信息加工方式上。大多数心理学家在忙着描绘人脑中的芯片和电路时，忘了一个基本部分——电源。

没有电源，芯片和电路就没有用。电脑如此，人脑亦如此。心理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不是受计算机模型的启发，而是受生物学的启发。心理学的发展越来越以生理学思想为基础，这是20世纪晚期的一大趋势。有些研究者发现，基因对人格和智力有着重要影响。另外一些研究者开始证明人类的性爱与浪漫行为符合进化心理学的预测，而且在很多方面与其他物种相像。神经科学家开始描绘大脑过程，另外一些研究者考察荷尔蒙怎样改变行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着心理学家：人的心理依存于人的身体。

在这个趋势的影响下，奶昔实验者决定在作废实验结果之前再三考虑考虑。他们想到也许应该在倒掉奶糊之前看看奶糊的成分，而且，他们开始关注吉姆·特纳（Jim Turner）那类人的故事。

大脑的燃料

能在好莱坞混得风生水起的演员并不多，喜剧演员吉姆·特纳就是其中一个。他出演过几十部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像在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系列剧《牛人阿利斯》中扮演从足球明星转行而来的体育经纪人。不过，他最戏剧化的表演留给了他的妻子琳恩。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在世界各地匡扶正义。这个任务特别耗神，即使是在梦中。然后他发现自己能够意念传送，也就是在脑子里想着要去的地方就会神奇地出现在那个地方。他回了他在艾奥瓦的老家，去了纽约、希腊，甚至还去了月球。他醒来后，仍然坚信自己拥有这个能力，还想慷慨地传授给妻子。他一遍一遍地冲妻子喊：

“想着你要去哪里，你就会到哪里！”

他的妻子没像他那样发疯。她知道他有糖尿病，于是试着让他喝些果汁。但他仍然很疯狂，结果撒了一些果汁在脸上，于是，他下了床，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落回床上，以证明自己真的能够意念传送。最后，让她大感欣慰的是，他喝完了果汁，冷静了下来——至少在她看来是冷静了，就像躁狂发作停息了。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冷静下来，恰恰相反，果汁中的糖分给他补充了能量。

更准确地说，果汁中的能量转化成了葡萄糖——各种食物（不仅是有甜味的）在消化后都能产生的一种单糖。消化产生的葡萄糖进入血液，输送到身体各处。不足为奇，肌肉使用大量葡萄糖，就像心脏和肝脏一样。免疫系统也使用大量葡萄糖，不过只是零星地使用。在你相对健康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也许只使用相对很少的葡萄糖。但是，在你的身体对抗感冒时，你的免疫系统也许会使用很多葡萄糖。这就是病人嗜睡的原因：身体把所有能用的能量都用于对抗疾病，匀不出多少能量来锻炼、做爱或吵架。甚至不能进行多少思考，这个活动需要大量血糖。葡萄糖本身并不进入大脑，而是转化成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是脑细胞用来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如果你用完了神经递质，你就会停止思考。

有人在研究患有低血糖的人时，发现了葡萄糖与自我控制之间的联系。研究者注意到，低血糖患者与一般人相比，更难集中精力、更难控制负面情绪。总的来说，他们比一般人更焦虑、更不高兴。还有人报告，在罪犯等暴力分子中间，低血糖体征真不是一般的普遍；有些律师用低血糖为嫌犯辩护。

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1979年对丹·怀特的审判。他杀死了旧金山当时的市长乔治·莫斯科尼（George Moscone）和市政管理委员会委员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哈维·米尔克也是美国政坛中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怀特的辩护律师请来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指出，怀特在谋杀前几天一直吃甜点等垃圾食品。这招致了记者们的嘲笑，说怀特的律师企图用“甜点抗辩”为他脱罪。实际上，怀特律师的主要辩词并非基于甜点（通过让他的血糖水平迅速升高又迅速降低）让他杀了人。怀特的律师们主张他应该得到同情，因为严重抑郁让他“行为能力下降”。为了证明他患了严重抑郁症，他的律师们呈现了他大吃垃圾食品（以及其他习惯发生变化）的证据。注意，律师们的主张是，吃垃圾食品是严重抑郁的表现，而非原因。后来，法院对怀特的判决相对较轻，这让公众以为“甜点抗辩”起作用了，于是义愤填膺。

在其他案件中，也有辩护律师主张法庭应该考虑其委托人的血糖问题（只是最后没有因此为委托人争取到更大利益）。不管那个主张是否符合法律或道德，反正有科学证据表明血糖水平和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关联。一项研究发现，最近美国被关押的少年犯中有90%的人血糖低于平均水平。其他研究报告显示，患有低血糖的人，比一般人更可能犯下各种各样的罪行：交通违规、公然亵渎、入店行窃、毁坏财物、裸露成癖、公然自慰、挪用公款、纵火、虐待配偶及儿童。

在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中，芬兰科学家到监狱测评了即将刑满释放人员的葡萄糖耐受能力，然后对他们进行跟踪调查，看看谁会再次犯罪。一个有前科的人能否改邪归正，显然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来自同辈的压力、婚姻状况、就业前景、吸毒等。然而，仅仅看看糖耐测验结果，研究者就能以超过80%的准确度预测罪犯是否会再次暴力犯罪。这些人的自制力之所以较差，显然是因为耐糖能力受损；耐糖能力受损，人体就难以把食物转化成可用的能量。食物转化成了葡萄糖，进入了血液，但是并没有随着血液循环被人体吸收。结果往往是血液中葡萄糖过剩，这听起来好像是有益的，但实际上就像有很多柴火但没火柴一样。葡萄糖一直在那儿，像堆废物，不能为大脑和肌肉的活动提供能量。葡萄糖过剩到足够高的水平，就称为糖尿病。

显而易见，大部分糖尿病患者不是罪犯。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必要时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水平。就像吉姆·特纳一样，他们可以在最艰难的事业上取得成功。但是，他们面临的挑战确实高于常人，特别是如果他们不认真监控自己的血糖水平的话。研究者考察了糖尿病患者的人格后发现，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冲动、更暴躁。执行耗时的任务时，他们更可能分心。在酗酒、焦虑和抑郁这几个指标上，他们的问题更多。在医院等机构，糖尿病患者比其他病人更常发脾气。在日常生活中，糖尿病患者似乎更难应对压力。应对压力一般要求自我控制，如果身体不能给大脑供应足够的燃料，就很难实现自我控制。

在独角戏《糖尿病：我与吉姆·特纳的斗争》（Diabetes： My Struggles with Jim Turner）一书中，吉姆·特纳处理自我控制问题的方式既直接又滑稽。他回忆自己与十几岁儿子吵架的情形，每次吵架，最后总是他这个大人气得要死。有一次，他太生气了，于是出去把家里的汽车踢了一个修复不了的坑。“有很多次，”特纳说，“我的儿子都看出我失控了，于是强迫我喝些果汁。他担心我就这么走了。”

特纳没有用什么“甜点抗辩”为那个坑找借口，而且他也不为自己感到遗憾。他大体上控制住了糖尿病，而且，他说这个病并没有妨碍他去追求快乐、实现梦想（意念传送那个梦想除外）。不过，他也认识到了葡萄糖对情绪的影响。“我错过了儿子成长过程中很多有意义的时刻，”他说，“那些时刻，儿子指望不了我，因为我在忙着应付低血糖发作，仅仅是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让我疲倦不已。这是糖尿病最让我心碎的地方，也是唯一让我心碎的地方。”

那些时刻，特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能根据趣闻逸事下定论，连那种表明糖尿病患者或者低血糖患者的自我控制问题比一般人群严重的大型研究都不能用于下定论。相关未必是因果。在社会科学中，最确定的结论只能通过严格的实验获得，这种严格的实验把被试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实验条件下，以排除个体差异。来参与实验的被试者，有的高兴一些，有的好斗一些，有的专注一些，有的分心一些。除了指望平均率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保证这个实验条件下的被试者与那个实验条件下的被试者是一样的。把被试者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就能消除个体差异。

例如，如果你想考察葡萄糖对攻击性的影响，那么你必须考虑到，有些人原本就好斗一些，而有些人温和一些。为了证明葡萄糖增强了攻击性，你必须确保分到葡萄糖条件下的好斗之人与分到非葡萄糖条件下的好斗之人是一样的数目，温和之人的数目也该是一样的。随机分配一般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一旦你把被试者分成了大致相同的几个小组，你就可以看到不同实验条件会产生什么不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