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为本书命名为《菊与刀》，目的在于用这二者来象征日本人颇具矛盾的民族性：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自尊又谦逊有礼；既顽固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既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在与美国发生激烈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
这个强大对手的行动方式和思维习惯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敌人。正如1905年的沙俄一样，我们面临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进行了充分武装和严格训练的民族。日本人并不承认那些西方国家所公认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太平洋上的战争因此变得复杂起来。战争所面临的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与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因此了解“敌性”便成为我们的重要工作。为了能够与之对抗，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动。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至今已经75年了。在此期间，外界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然而，又……”之类的词句，此类词句之多和令人迷惑的程度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之外的其他民族时，是不太可能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然而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也不太可能既说这个民族异常顽固，又说，然而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变革；也不太可能既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绝不轻易接受上级的操纵；也不太可能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说，然而他们很叛逆，满怀怨恨；也不太可能既说他们生性勇敢，又描述他们怎样怯懦；也不太可能既说他们做出的行动完全基于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太可能既写一本书描述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以崇高荣誉，如何沉浸于对菊花的栽培中，又另外写一本书来补充说明该民族对刀剑与武士荣誉的无比推崇。
但是，关于日本的论著中却纵横交织着上述所有的矛盾，并且这些矛盾都是真实存在的。菊与刀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幅绘画。日本人的性情与行为方式是极其矛盾的，他们既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桀骜自尊又谦逊有礼；既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既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日本人十分介意外界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但当他们的劣迹不被察觉时，又往往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训练严格，但又具有很强的反抗性。
既然了解日本已成为美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对上述许多同样令人苦恼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严峻的问题接连不断地浮出水面：日本人下一步将如何行动？我们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使他们投降，是否需要直接对皇宫进行轰炸？从日军俘虏身上能够获得些什么？我们对日本军队及其本土宣传哪些内容，才能在拯救更多美国人生命的同时削弱日本人那种负隅顽抗的顽强意志？其实日本人自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如果实现了和平，出于维持秩序的需要，我们需要对日本永远实行军事管制吗？我们是否要准备与那些疯狂抵抗到底的顽固分子在日本的荒凉要塞中决战？一场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是否可能在世界和平到来之前在日本国内爆发？如果这样的革命真的爆发，谁又将成为领导者呢？或者，灭亡才是日本民族的最终命运？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夏初，美国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展开。同年6月，我接受了委托，开始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为了深入了解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我都可以拿来使用。许多美国人认为，对日战争还要持续至少三年，或许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然而在日本，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次战争是一场百年之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局部胜利，但这些地区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根本就不承认海军的失败，他们的国民受到了蒙蔽，依然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是胜利者。
然而，这种形势在进入6月以后开始发生变化了。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两年半来，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就变得没有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也已经指日可待。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已经在塞班岛登陆。这预示着日军终将彻底失败。这次战役之后，我们的士兵就越来越频繁地与日军短兵相接。此外，通过与日军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等地区的战斗，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何等的可怕。
截至1944年6月，有关我们的敌人即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我们作出解答。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作出准确的回答，并能够提出真知灼见。这既是基于军事上、外交上和最高决策的需求，也是为了在前线向日军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我们必须了解的除了有日本政府的动机和目的、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之外，还必须弄清楚日本人民对他们的政府存在哪些期望？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感情习惯，还要弄清楚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以及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暂时抛弃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尽可能避免用相同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行动方式来盲目地推测日本人的行动。
我所接受的任务是艰巨的。我国正与日本处于交战中，在战争中很容易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因此要想了解敌人的人生观就变得非常困难，然而这项艰巨的任务又是我们所必须完成的。任务的关键是弄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同等情况下我们将如何行动。我必须避免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负值”，即不利条件来看待，而是把它看做是解释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同时我必须用看待文化问题的视角来观察日本人对战争本身的进行方式，而不是将此看做军事问题。如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体现了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所表现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什么特征？他们的领导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鼓舞士气、消除国民的惶恐？他们是如何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所有这些所显示的他们自以为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对战争中的这些细节认真研究，以此来观察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然而，我们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却对我非常不利，这意味着我不可能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不可能到日本去，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不可能亲眼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并区分出关键性和非关键性的行为。我也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以及他们培育下一代的方式。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写的《须惠村》非常有价值，它是人类学家采用实地观察的方式写出的唯一的一部论述日本村落的专著，但这本书里却还没有提到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诸多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巨大困难，但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却相信，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可以利用。至少我还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注重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很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很多具体事件，从中找到他们进行判断的方法，他们的叙述可以填补我知识上的许多空白。在我看来，一个人类学家要想完全了解任何一种文化，这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对日本进行研究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通过查阅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及统计资料来开展工作，他们从日本的文字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寻求其发展的脉络。然而我确信，他们所寻求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价值中，因此，通过研究生活在这种文化的人，我们将会获得更加让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是说我不查阅相关书籍，也不意味着我就不请教那些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有关日本的丰富文献资料以及曾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的观察家，对我帮助非常大，这是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享受到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因而就无法用文笔来展现自我。西方人关于他们的论述也大多是凤毛麟角，浮光掠影。谁也不知道他们曾经的历史。从事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帮助的条件下，探究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崇拜者等。我在研究日本时却有很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嗜古好奇的文献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日本人的一些生活细节。不但欧美学者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传记。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民族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他们不但描述自己的生活琐事，还宣扬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日本人的坦率程度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不会全盘托出、暴露无遗。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那样做。尽管日本人描述自己会省略许多重要事件，因为他们对这些太熟悉了，就如同呼吸空气一样，已经习而不察了。就像美国人写美国时也一样。但是相对而言，日本仍然是一个喜欢自我暴露的民族。
阅读这些文献时，我采用了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那种读书方法，即特别注意那些无法了解的事情。关于议会演讲辞中那一大堆罗列的观念，我必须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大肆攻击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对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视而不见，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发问，这幅绘画的弊病到底何在？要理解这些现象，还有什么是我必须知道的？
我观看了许多由日本编写、拍摄的电影，包括一些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看完之后再和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详细讨论，他们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眼光和我是完全不同的。当我被一些情节搞得迷惑不解时，他们却并不是这样的。不仅如此，他们对剧情、动机的理解与我也不相同，他们是从整体结构上来理解电影的。像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迥然不同。在这些日本人之中，有的会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有的则痛斥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受教更多，但不论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他们所描绘的日本生活规范的景象却是一致的。
倘若仅仅是直接从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即人民那里搜集资料来寻找答案，人类学家所做的事情也就和那些在日本居留过的一切西方优秀的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情没有差别了。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贡献仅限于此，那就不能期望他在以往外国居留者关于日本卓越著述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了。然而，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受过某些具有特殊能力的锻炼，他们花费一些精力，试图对一个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增添新的贡献，这样还是值得的。
文化人类学家（这里前后的出现的“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指的都是作者自己。——译者注）了解多种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的很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马来诸岛、新几内亚、波里尼西亚等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相似。当然，根据风俗习惯的相似做出古代发生过移民或相互接触的推测，是很有意思的。但对我而言，了解文化相似性的价值是在于凭借这些类似或差异可以获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而不在于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因为，我理解这些风俗习惯在简单的文化中发生作用的机理。亚洲大陆的暹逻（今泰国）、缅甸和中国等民族也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我对它们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因而可以把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比较。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已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部落具有和周围其他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风俗习惯却90%与邻近部落相同，不过他们可以作些修改来适应10%的差异。在这一修改过程中，某些基本习俗会被排斥，即使这一习俗对整体的比率是非常之小，也可能致使该民族向独特的未来发展。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对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是最有裨益的。
人类学家还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他们的研究技术也必须加以磨练。凭借经验他们知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遭遇某些情况并必须对其含义作出判断时，其方式是迥异的。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遇到超出人类想象力的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他们必须对这类部落习俗进行调查，不仅要弄清楚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还要调查这种习俗在部落行为中的影响，以及如何让每一代人从小就受其制约，身体力行、世代相传，和他们的祖先做的一样。
在对日本进行研究时，也可利用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制约及其后果的关注。如今，没有人感觉不到美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差异。关于日本甚至出现过这种说法：只要是我们做的，他们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相信这种说法，简单地认为彼此之间的差异如此离奇，那么他根本不可能了解另一个民族，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身的经验充分证明，即使存在离奇的差异也不会阻碍研究者对它的理解。跟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人类学家能够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即有用的资源而不是“负值”来利用。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是表现得离奇，他们就越会注意这种差异。文化人类学家对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任何东西都不会视为理所当然，这就使得他们面向研究对象的每件事物时不会只注意少数遴选的事例。在关于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总是将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往往忽视很多行为的整体领域。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于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他们都不进行研究。然而，投射在一个民族银幕上的大量内容却是这类习惯或公认说法，它们影响着该民族的未来，作用远远大于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由于人类学家所研究的部落中的日常琐事与其本国相应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就必须发展研究这些日常琐事的技术。当他们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看做是最恶毒的但另一部落中却被看做是最胆怯的行为时，或是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形下，人们将如何行动、怎样感受时，他们就必须进行大量观察并注重细节。虽然他们曾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常常不大注意这些。人类学家要充分相信，这些才是解释问题的关键，而且他们还要知道如何进行挖掘。
这种方法在研究日本时值得加以运用。因为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对这一论证前提赋予的重大意义：不论在任何原始部落或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来源于日常生活。不论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奇怪到什么程度，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其经验存在联系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迷惑不解，就越觉得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发生作用。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细节之处，我的研究成果就越大。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同样坚信这样的前提：即使是看似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存在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构成总体模式的方式。人类社会总是在设计自身的生活。如果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被赞同，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将其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理论，不论困难有多大，他们都将这些结论整合为一体。既然人们接受了这些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思考和行动时就不可能采取相反的价值体系，否则就一定会带来混乱和不便。他们会努力追求更加地和谐一致。他们给自己准备了各种共同的理由和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整个体系必将瓦解。
因此，经济活动、家庭生活、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紧密地啮合起来。当其中一个部门相对其他部门发生急剧的变化时，出于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其他部门就会受到巨大压力。在追逐权力统治的无文字部落中，对权力的崇尚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以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同样也体现在宗教活动中。在存在古代文字著作的文明民族中，教会必然保留过以往历史的文献。没有文字的部落不包括在内。随着人们对经济、政治权力公开认可的日益加强，教会逐渐放弃了与其抵触领域的权力。他们虽然保留了词句，却更改了其内容。宗教教义与政治、经济活动并不是完全隔离开来的，他们不是处于有完全堤防隔开的水域中，而总是越过这些假设的堤坝，互相融合，以至掺杂在一起不可分，这是绝对真理。研究者把调查的领域越是扩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及后代培育等各个领域，他就越能弄清楚其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建立假说、搜集相关资料。他就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都理解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得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表现，不论这些要求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写的这本书探讨的是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各种假设前提，并不是一本专门谈论其宗教、政治经济活动或家庭生活的书。它只是论述这些前提假定的自我表露，并关心其当时的活动。它是一本探究日本民族之渊源的作品。
20世纪里，我们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对一些问题仍然持有模糊不清，甚至是片面的看法，不仅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这个观念上是这样的，而且在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等观念上也是如此。国家之间由于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产生了误解。我们有时候所担心的无法调节的分歧，其实仅仅是细小的毫厘之差所引起的。然而，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体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不同于我们的设想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在奢侈地谈论共同目标。我们压根就不找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是什么。一旦我们去了解，也许就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仅仅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而已，并非一定就是坏的。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对于他们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对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来说，努力地描述自己民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对生活进行观察时，每一个民族都使用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镜片。人们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事物的。任何民族都将此看做是理所当然，对该民族而言，他们所接受的焦距和焦点仿佛是上帝安排的东西。如同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搞清楚镜片度数一样，我们也不能奢望各民族会对自己看世界的方法进行分析。当我们想知道镜片的度数时，眼科医生就被训练出来了，他就会验明度数。毋庸置疑，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做当代世界各个民族的眼科医生。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宽容态度和某种硬心肠。某些善意人士时常指责强硬心肠。这些“世界大同”的宣传家坚信并向世界各地的人灌输这样一种信念：所谓“东方”和“西方”，黑种人和白种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差异都是表面的，事实上，只要是人，他们的想法就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我却不理解，相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难道就不能再承认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吗？这些软心肠的先生们似乎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模子刻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国际亲善主义就无法建立了。不过作为对其他民族尊重的条件来强求人们接受这种单一性，就好比是强求自己的妻儿要同自己长的一模一样，这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具有强硬心肠的人承认并尊重民族差异的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包容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法国可以是地道的法兰西，日本也可以是地道的日本民族，这并不威胁世界和平。对不相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达摩克利斯剑，Damocles Sword，源于希腊的神话传说，相传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的宠臣。传迪奥尼修斯请他去赴宴，让他坐在黄金的宝座上，并用金银器皿给他盛上各种美食，但却在宝座上空用马鬃悬了一把闪光的利剑。达摩克利斯抬头看见这把利剑时，惊恐万分。因为这把千钧一发的利剑随时都可能掉落下来置他于死地。后来，“达摩克利斯剑”就意味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译者注）的任何研究者来说，妄图用外部压力来抑制这类人生态度的生长的想法是荒谬的。他也不必担心一旦采取了某种立场就会让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使世界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其英国性。这正是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能够适应不同时代，承认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而存在。
要系统地研究民族差异，需要既有某种强硬心肠还要有某种宽容态度。只有在人们自己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时，才可能具备非比寻常的宽容态度。只有这样，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发展。他们也许是耶稣教徒，也许是阿拉伯学者，或者他们并不信教，但他们绝不是偏执狂。对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倘若人们小心谨慎地保卫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仅有的解决方法，那么对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决不会理解对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会增加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置自身于愉悦和丰实的体验之外。他们保守自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除了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方式外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一切民族接受我们喜欢的信条。这就好比我们无法用十二进制来替代十进制进行计算，好比我们无法像东非的土著人一样采取金鸡独立的方式休息，其他民族也无法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是一本论述日本预期和公认习惯的书。它将研究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他们能期望被恭维，什么情况下又不能；他们什么时候会觉得羞愧，什么时候会觉得尴尬等。本书所论述的问题，最理想的根据莫过于普通的平民百姓，包括形形色色的人。这并不是说每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提及的每一种特殊情况，而只意味着那种情况下这些人都认可一致的行动。这样进行研究旨在描绘出思想和行为深处的态度。或许并未达到上述目的，但这是本书的理想所在。研究者很快会发现，在这项研究中，继续增加更多的调查材料，也不会使研究结果更有准确性了。比如说，在探讨某人在何时对谁行礼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没有必要对所有日本人进行统计调查。对于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找任何一个日本人证明都可以，只要有几个确证就行了，没有必要调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之后获得一致的结论。
想要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基于的那些观点，研究者的工作就远非统计证实那么简单。人们迫切地需要他报告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怎样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镜片的。他必须解释日本人的观点是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的。他还必须努力采取适当方式使那些使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将这些问题听明白。这种分析工作中的最有权威的判断者并不一定就是被称为“田中先生”的普通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以他的眼光来看，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简直就没有必要。美国人研究社会，很少注意文明民族的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把这些前提看做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最擅长统计的研究方法，他们都把所有精力放在对意见和行为“分布”的研究上。他们分发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采集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等众多数据，对此进行统计分析，以求从中找到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发现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是在舆论调查领域的研究方法在美国已经日臻完善到完美程度，可以在全国范围使用用科学方法选出的有效的抽样。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某一政治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对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制并且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些调查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调查了解民众的意见。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存在一个极其明显却无人谈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将它视为理所当然。舆论调查的结果只不过是让我们对已知的事物多增加一些了解罢了。在了解另一个国家时，要想发挥投票方式的作用，就必须先系统地深入研究这个国家民众的习惯和观点。我们可以通过谨慎的抽样调查了解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多少。可是，如果不先了解他们对国家的态度，那么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了他们抱有的国家观后，我们才能弄清楚各派别到底在街头或国会中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持有的政府观，跟显示各政党势力的数字相比，要具有更普遍、持久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一致认为政府几乎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灾难，它限制了个体自由。在美国人看来，政府官员的地位也许只有在战争年代才会比民间事业的任职者更高。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的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甚至跟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区别。我们对日本人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类似国家观的这种基本观点。他们这些观点在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价以及有关他们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得到表现。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些间接表现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地进行研究。
对选举我们要研究赞成票、反对票的比例，同样，对某一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以及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要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的基本观念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只要我们弄清楚日本人具有的与西方人不同的人生价值观，掌握他们使用的概念和符号，那么以往我们看日本人行为时眼中的很多矛盾就不复存在了。我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日本人会把某些急剧变化的行为看做是其整体体系的组成部分了。我能试图道出其中的原委了。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发现，在我最初看来他们使用的那些奇特语句和范畴，现在有了重大含义，而且充满日积月累的感情。它们区别于西方人所熟悉的道德观、罪恶观，他们拥有一套独特的体系，一套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的，而是包含了本国优缺点的日本式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