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同样存在激励问题

首席执行官薪酬问题的根源性本质只用一个例子就能证明，那就是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

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米洛凡·吉拉斯在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一书中证实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西方社会中公司管理者的行为的共同点。由于他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批评，吉拉斯没能继承铁托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导者。他的著述公正地揭示了各种问题，包括政府派出的公司管理者的薪酬体系存在的问题，而且指出这种薪酬体系与西方公司采取的奖金制度高度类似。政府官员如果能使公司有效运作，就会收到一套房产或者其他形式的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管理者会形成小团体，为了自身利益榨取公司的价值，这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些资本家的行为如出一辙。

大卫·格拉尼克在1960年出版的《红色资本家》（The Red Executive）一书中说，苏联的“社会精英阶层”与西方的金融阶层高度相似。苏联的商业管理都交给党委、市政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执行，而他们关心一家公司能否成功的心态就像西方国家的股东和他们选举的董事一样：选择、激励并且偶尔教训一下公司的管理者们。苏联人已经重新发现给愿意为促成公司成功而努力工作的高管发放奖励是一种不错的机制。

激励首席执行官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而且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但随着我们对经济体系理解的深入，我们发现已经能够把自己从过去的错误中解放出来。随着我们不断发现更好的方法激励人们承担领导者的角色，并且真心重视他们领导的组织的发展目标，组织最高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称谓）都将随之改变。

未来我们还会不断听到一些首席执行官获得超高的（或许是被夸大的）薪酬和福利。这都是金融体系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但是我们希望在授予这些人高额薪酬的过程中能有更合理的决策，从而民众也能更好地接受这种现象。实现这个目标，并且当民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公司的本质时，我们就能使公司利益与其外围社会的利益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