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内讧不断(7)

电视的部分问题在于技术。摄影师仍然凭着感觉来，安装人员将天线搭错位置，第一批大量生产的电视机不断出现问题，维修工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1950年1月，芝加哥的哈里克拉夫特公司生产了第一款方形显像管。这确保电视机可以使用整体的管面，并节省50%的外壳体积。但对于美国电视业来讲，仍存在巨大障碍：地球表面是弧形的，调幅波是弯曲的，而调频波和电视机接收的电波是直的。在电视机出现的前几年，水平线外的电视用户无法收看到画面，因此只能在当地人才中寻找节目制作人。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工程师使用所谓的同温层电视广播技术，将天线放置在B–29轰炸机上，被其送上2.5万英尺的高度，在匹兹堡上空盘旋。这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方圆250英里内，电视屏幕上都能接收到闪烁的信号，但还需要更为精密的材料。同轴电缆和微波传输设备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三年内，一个意义重大的、埋在地底的电缆网络工程开始运行。1951年9月，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通过94个电视频道，向4000万观众播放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签订《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时的讲话。至此，电视网开始与当地频道签订合同，广播向电视转型的重大时代来临。

不久前，《广播日报》公布了1950年的媒体奖项，从中可看出，广播和电视这两大巨头仍势均力敌：

广播电视

年度风云人物：杰克·本尼年度风云人物：席德·西泽时代女性：伊夫·阿登时代女性：费伊·埃默森最佳表演：《勒克司广播剧院》最佳表演：《第一影室》

最佳喜剧演员：杰克·本尼最佳喜剧演员：米尔顿·伯利之后的5年，经销商平均每年售出500万台电视机，这一数据持续走高，直到美国88%的家庭（4000万户）拥有电视机，其中13%的家庭拥有两台或以上的电视机，有的家庭甚至有6台电视机。1949年，收看电视节目的农场主相比10年前增加了27倍。195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初中生每星期花在电视上的平均时间接近30小时。调查可准确估计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时间分配——他们花1.1万小时上课，1.5万小时看电视。随后，威斯汀豪斯的研究表明，美国人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比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还要多。

那些不看电视的人（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自尊心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会承认自己拥有电视机）会认为看电视的人莫名其妙。诺曼·卡曾斯向他那些困惑的读者说：“电视晚间的娱乐节目是毒药，是杂耍，是格斗表演，这是电视一贯的套路。”马克斯·勒纳认为，电视机是“穷人的奢侈品，因为它可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法官们认为，电视机确实是必需品，不能被债权人所没收。1954年，冷冻快餐问世，人们再也不必因为舍不得离开电视机而狼吞虎咽了。同年，托莱多市的水电专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特定的三分钟里，水的用量会突然升高。为了弄明白原因，他做了一次细致的调查，才发现在整个托莱多市，电视观众会在播放广告时冲进厕所方便，然后冲水。

当时，美国家庭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为4~5个小时。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认为，汽车曾诱使人们离开家门，而电视机则将人们带回家里，但后者逐渐摧毁了家庭生活：

以前父母和孩子一同开车出游，大家有说有笑，相互交流；如今，他们在电视机前并排坐着，一坐就是几小时，几乎没有眼神交流。如果他们相互讨论，也只会为电视节目争论不休。

他们该选择什么节目呢？一些早期的电视节目相当不错。1950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推出的《欧洲十字军》成为第一个赢得皮博迪奖的纪录片；第二年，默罗的电视纪录片《现在请看》获此殊荣；第三年，阿利斯泰尔·库克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每星期日下午带着为时一个半小时的《时代列车》节目进入人们的起居室。其他频道的节目也很精彩：吉米·杜兰特虽然粗俗，却十分风趣；维克托·博格演技不佳，但也是个迷人、快乐的丹麦小伙子；富尔顿·希恩主教虽然油腔滑调，但颇有学问。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出品的歌剧都是最优秀的。每星期日晚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飞哥好年电视剧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影室》联合推出新晋优秀剧作家的生活剧作品，第一期播放的是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马蒂》。在众多主持人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默罗仍然高居榜首，但观众们也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查尔斯·戴利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卡梅伦·斯韦兹主持的节目（“现在是全球要闻时间，请看报道”）。戴维·布林克利也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任职。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与布林克利组成了著名的新闻广播小组。默罗退休后，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主持人。

如果这些节目具有代表性，那么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应该逐渐上升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谁该为索然无味的电视节目负责呢？那些有兴趣监管电视进展和有足够判断能力的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没人应该负责。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填补所有的空余时间，而等待着的观众数量巨大，只有所谓的陈腔滥调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口味。真正逗乐听众的是这样的内容：

奥奇：嗯……啊……哦，亲爱的……你……看到……报纸了吗？

哈里特：哦，亲爱的，里基也许看见过。

奥奇：哦……哎，我……里基（突然闯进来）：嘿，老爸，我把报纸给戴夫了，他又给了桑利。（离去）奥奇：哦，哎……亲爱的，我……我想……看报纸。

年轻观众（不只年轻观众）屏住呼吸，观看下面的情节：

博伊德：运气真好，我们把一群人围住了，巴特·史莱姆绑架了法官的女儿。

嘉比·海耶斯：什么，这帮下流的人，光干坏事！霍皮，走吧，我们去为民除害。

当203频道播放以下情节时，400万忙着煮饭、熨衣服的家庭主妇竟为之动容：

海伦：哦，保罗！手术很成功。

保罗：你是说，小家伙没事了？还会继续担任棒球击球手？

海伦：是的，昨晚，我一直都在做祷告。

保罗（温柔地）：你的祷告奏效了。

海伦（停顿良久）：是的，保罗，我的祷告——奏效了。

《年轻的宇航员》像赫白龙·卡西迪一样老生常谈，《我最爱的丈夫》像奥奇和哈里特一样愚蠢，《世界转动之时》和《夜之边缘》则像海伦·特伦特一样花哨。电视节目好比“天下乌鸦一般黑”。星期日晚间时段不是《第一影室》与《飞歌好年电视剧场》的较量，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德·苏利文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史蒂夫·艾伦之间在晚上8点的竞争。苏利文签下当时最贵的明星嘉宾猫王而拔得头筹。猫王曾是孟菲斯的卡车司机，他最令人难忘的歌词是“去吧……去寻找爱情”。为了让猫王上三次苏利文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惜花费5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许多严肃电视剧剧本或纪录片。

电视节目的道德标准与好莱坞的电影一样无法捉摸。猫王的骨盆和费伊·爱默森大开的领口都是可以接受的，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戈弗雷发人深省的话语却被看作“马车夫的幽默”。当诺埃尔·科沃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福特明星剧院》中仍保留在《欢乐精灵》中出现的“浑蛋”等不文明用语时，《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上星期，观众在电视上听见了最猥琐和最不敬的话。”网络监督者经常找格劳乔·马克斯的麻烦，杰瑞·莱斯特的古怪行为（“我是豆包”）也冒犯了一些人，但节目还是在悄无声息中通过了审查。从某种程度上看，审查制度似乎只是拿谁开刀的问题。有奖问答类的节目几乎可以容忍所有污言秽语。但是，当反共分子创办了一家名为AWARE的公司并抹黑约翰·亨利·福克（像威尔·罗杰斯一样喜欢讲俏皮话）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迅速解雇了他。福克必须提起公诉才能恢复原职。6年后，他赢得诉讼，但诽谤者却没受到任何惩罚，其中包括《赢得所有钱》的节目主持人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2月，一项调查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众的观影品位。排名前十的电视节目分别是《埃德·苏利文》、《6.4万美元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12月新娘》、《天才发掘者》、《赌你一生》、《瑞德·斯凯尔顿》、《我的拿手绝活》和《华特·迪士尼》。总体上，这些节目都比较平淡且华而不实，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则是打闹喜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现出电视在新媒体宣传工具、国民性格乃至时代精神方面的意义。艾伦·泰特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悲剧在于大众传媒破坏了通过感情交流思想的方式。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表示，在电视机的方屏幕出现后，一切保护隐私的墙壁就此崩塌，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美国已成为偷窥者的国度。

但在美国并不是所有话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印在书本上、盲文中、磁带中、报纸上、留声机中、电影胶片中、塑料上、画布上，甚至建筑中。交流方式在不断变革，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20世纪60年代的性。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信息被传送出去，也没有过这么多的传送方式。信息量大得十分惊人。1950年起，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售出的平装书为2.5亿本，每本售价在25美分、35美分和50美分（大本）不等。印刷行业已有8.1万种书籍在印刷中，其中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就多达17个版本。布罗根表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大众的品位正在提升。”1952年1月，平装图书的销量如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售出40万册，《裸者与死者》125万册，《1984》75万册，《欲望号街车》50万册，带着抽象封面设计的《奥德赛》译本售出35万册。源自加拿大的大江被原木堵住了，它们都等着在加工坊被制成纸浆，这样美国读者既能娱乐又能受到教育和启发，有所觉醒。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纸张被运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时报》、《评论报》、《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格罗夫出版社，它们被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冷暖人间》、《疯狂杂志》和《美国学者》，以及哈罗德·罗宾斯、约翰·克罗·兰塞姆、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和路易斯·克罗嫩伯格等人的著作。

随着电视业蒸蒸日上，美国5000家电影院票房惨淡。厄尼·科沃斯和《一日女王》偷走了曾为克拉克·盖布尔和金吉·罗杰斯倾倒的观众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上的明星名字也变得黯淡无光。那里苦涩地写着：“购买圣诞邮票，打倒电视。”如果没有海外收入，好莱坞早就关门大吉了。这也是海外收入第一次占到电影总收入的50%。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大众喜欢驾车出游，观看电视，将来我们的业绩肯定会有所下滑，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电影只在夏日放映。自战胜日本以来，乡下影院已从351家增至7000家。同时，那些位于大街上老式的华丽电影院如主街、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竞技场剧院这些在整个“大萧条”时期最值得骄傲的事业，都已逐渐没落。

全美观看电影每星期人数统计表明，约4500万人不再看电影了。宽银幕电影曾引起短暂的轰动，不久又再次跌落谷底。老板关闭包厢，解雇员工，亲自去叫卖爆米花。不久，电影只在周末上映，最终，不少电影院关门大吉，其中一些被改造成保龄球馆、超市、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很讽刺的是，在曼哈顿，电影院改建成了电视演播室。在大都市周边和小城市中，电影院早已布满灰尘，成为老鼠聚集之地，最终成为火灾隐患，有碍观瞻。由于电影院大门很容易撬开，于是也成了流浪汉藏身和情人们约会的地点。银幕上曾上演保罗·穆尼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辩护，加里·库珀宁愿遭受折磨也不愿泄露骑士的行踪，此时这里却到处都摆满空酒瓶。查尔斯·布瓦耶在这里乞求赫蒂·拉玛尔与他私奔逃离卡巴斯，伯纳黛特饰演的詹妮弗·琼斯则在这里受到圣母玛利亚的召见，如今，走廊到处扔满了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套。

但电影仍是一种社会力量。在某些情况下，电影将社会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麦克·托德的《环游世界80天》就是个极好的例子。片中共有29位明星、68894名群众演员、7959只动物——包括4只鸵鸟、6只臭鼬、15头大象、17头公牛、512只猴子、800匹马、950头驴、2448头野牛、3800只羊和一头受惊的奶牛。类似的影片还有《火车怪客》、《白鲸记》、《晴空血战史》、《黑狱亡魂》、《金臂人》、《红男绿女》、《危急时刻》和《桂河大桥》。新兴的明星，如朱迪·霍利德、柯克·道格拉斯、玛丽莲·梦露、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雷恩，至少与战前的银幕之星一样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