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种人生观(2)

理智之地位

以上所说，是中、和、通之抽象的原理。至于实际上具体的中、和、通，则需理智之研究，方能得到。譬如“饮酒无量，不及乱”，虽仅有关于个人，而若能知如何是乱，则亦已牵及过去经验，一牵及过去经验，便有推理作用。至于我之自由，究竟若何方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以及社会上政治上诸种制度之孰好孰不好，则更非理智对于各方情形具有切实的研究不能决定。儒家书中，每说“时中”，盖以“中”为随时而异。如此则理智尤必须对于“时”有精确的知识，方能使我们知道如何为“中”。理智在人生之地位及其功用，在引导诸欲，一方面使其能得到满足，一方面使其不互相冲突。理智无力，欲则无限。

梁漱溟先生近来提倡孔家哲学。孔子也讲中和，不过梁先生说：“如是之中或调和，都只能由直觉去认定。到中的时候，就觉得俨然真是中，到不调和的时候，就俨然确是不调和。这非理智的判断，不能去追问其所以，或认定就用理智顺着往下推。若追问或推理，便都破坏牴牾讲不通了。”“于是我们再来看孔子从那形而上学所得的另一道理。他对这个问题，就是告诉你最好不要操心。你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找个道理打量计算着去走。若是打量计算着去走，就调和也不对，不调和也不对，无论怎样都不对；你不打量计算着去走，就通通对了。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需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是对的。要于此外求对，是没有的。”“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的；所怕理智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至直觉退位，成了不仁。”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正是本文所主张者。其与梁先生所说不同之点，即在本文以为中和是“理智的判断”之结果，而梁先生则以为“只能由直觉去认定”。

关于梁先生所说，有两个问题：（一）梁先生所说，果是不是孔子所说。（二）梁先生所说，实际上果对不对。我们现在既非讲中国哲学史，故可专就第二问题，加以讨论。梁先生所以主张直觉能认定中和者，其根本的假定(不说是孔子之根本的假定者，因第一问题，未曾解决，故未可即归孔子)是：宇宙大化“是不断地往前流，往前变化；又调和与不调和不能分开，无处无时不是调和，亦无处无时不是不调和者”。“我们人的生活更是流行之体，他自然走他那最对，最妥帖，最适当的路。他那遇事而感而应，就是个变化。这个变化自要得中，自要调和，所以其所应无不恰好。所以儒家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只要你率性就好了。”这就是梁先生主张直觉生活的理论。直觉不会错的。以人之生活，自然走最对的路，而直觉又是其自然的、直接的表现故。我以为人是要走那“最对，最妥帖，最适当的路”。“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都是因为要走那条路。但是必待于他们去忧去劳，即足见人不能“自然”走那条路。梁先生以为人之所以不自然走那条路者，由于人“打量计算着走”，不凭直觉。但姑即假定“打量计算着走”为不对，但自“无始以来”，人既多“打量计算着走”，即又足以证明人不能“自然”走那最对的路。人既不能“自然”走那最对的路，我们何以敢断定其“所应无不恰好”呢？梁先生必以为人之所以“打量计算着走”者，因为人不凭直觉；不过梁先生所谓直觉之存在，正赖人之自然走最对的路为大前提。若大前提非事实——无论其因何而非事实——则断案之非事实，亦即随之了。

假使我们都如小说上所说的神仙，想要什么立时就有什么，诸欲既能随时满足而又不相冲突，则当下即是美满人生，当然可专凭直觉，但其时也就无人谈起直觉了。但无论若何乐观的人，他总不能说我们现在的人生，就是这样美满。诸欲不易满足而又互相冲突，已如上述。即世界志士仁人所提倡之人生方法，亦五光十色，令人目眩。于此而有种种人生问题，于此而欲解决此种问题，若不依理智，将何依呢？即梁先生于诸种人生态度之中选出直觉，以为我们行为之指导者，但其所以选出直觉者，仍是理智研究之结果，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仍是理智之产物。姑即认直觉生活之果可贵，但吾人所以知直觉可贵，理智之可贱者，仍是理智。吾人或选理智，以解决人生问题；或选直觉，以解决人生问题。所选虽不同，而选者则一——同是理智。由此则可知理智在人生之地位了。

梁先生说：“一般人总要推寻定理，若照他那意思看，孔家所谓‘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君子远庖厨’，未免不通。既要钓何如网，既不网也就莫钓，既要弋就射宿，既不射宿也就莫弋，既不忍食肉就不要杀生，既杀生又何必远庖厨。”我以为即不必诉于直觉，也不见得此种办法不通。我们对于牛羊，一方面“悯其无罪而就死地”，而不欲杀之，一方面要食其肉而欲杀之。两方冲突，故有此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办法以调和之。“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唐明皇何必掩面(姑假定他真会掩面)？掩面又何救于太真之死？但他不愿见其死，故佯若不见。据近来析心术派的心理学讲，人自己哄自己之事甚多，因人生不少不如意事，若再不自己哄自己，使不能满足之欲，得以发泄，则人生真要“凶多吉少”了。

诗与宗教

诗对于人生之功用——或其功用之一——便是助人自欺。“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闺中捣衣之声，无论如何大，空外岂能听见？明知其不能听见，而希望其能听见，诗即因之作一自己哄自己之语，使万不能实现之希望，在幻想中可以实现。诗对于宇宙及其间各事物，皆可随时随地，依人之幻想，加以推测解释，亦可随时随地，依人之幻想，说自己哄自己之话。此诗与散文根本不同之处。

《中庸》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历来道德家多恶自欺。不过自欺于人，亦是一种欲。依上所说，凡欲苟不与他欲冲突，即不可谓之恶。小孩以竹竿当马，岂不知其非真马？但姑且自以为真马，骑而游行，自己嬉笑，他人也顾而乐之。其所以可乐，正在彼虽以竹竿为马，而仍自认其非真马。人生之有诗，亦如小孩之有游戏。诗虽常说自己哄自己之话，而仍自认其为自己哄自己，故虽离开现实，凭依幻想，而仍与理智不相冲突。诗是最不科学的，而在人生，却与科学并行不悖，同有其价值。

宗教迷信即宗教之较幼稚者，今姑以宗教兼言之。亦为人之幻想之表现，亦多讲自己哄自己之道理。其所以与诗异者，即在其真以幻想为真实，说自己哄自己之话，而不自认其为自己哄自己。故科学与宗教，常立于互相反对之地位。若宗教能自比于诗，而不自比于科学，则于人生，当能益其丰富，而不增其愚蒙。蔡孑民先生祭蔡夫人文：“死而有知耶？吾决不敢信。死而无知耶？吾为汝故而决不敢信。”原文记不甚清，大概如是。因所爱者之故，而信死者之有知，而又自认其所以信死者之有知，乃为因所爱者之故。这便是诗的态度，而非宗教的态度。若所信可以谓之宗教，则其所信即是诗的宗教，亦即合理的宗教。

近来中国有非宗教运动，其目的原为排斥帝国主义的耶教，其用意我也赞成。至于宗教自身，我以为只要大家以诗的眼光看它就可以了。许多迷信神话，依此看法，皆为甚美。至于随宗教以兴之建筑、雕刻、音乐，则更有其自身之价值。若因宗教所说，既非真实，则一切关于宗教之物，皆必毁弃，则即如“煮鹤焚琴”，不免“大伤风雅”了。

孔子对于宗教的态度，似乎就是这样。《论语》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字最妙。《礼记·祭统》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于心也。”又《祭义》云：“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此皆可为“如神在”三字之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