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 论

一、优秀运动员的社会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具有爱好体育运动的传统。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为城乡群众所喜闻乐见，源远流长。近代体育项目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以后，主要在城市，特别在学校有一定发展。然而，在旧中国，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处于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被讥讽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虽然也曾出现过有才华的运动员，在远东运动会等国际比赛中取得过名次，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指出的：“过去说中国是 ‘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体育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体育已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一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51年，我国开始建立优秀运动员的队伍。当时只有国家体委所属的篮球、排球、游泳3个运动队，25名运动员。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工作大队成立。此后，东北、西南、华东、中南、西北、华北等大军区相继成立体工队。到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前后，各省、市、自治区，包括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体育活动的西藏，都建立了一定数量的优秀运动队（荣高棠等，1994：16；袁伟民等，1994 a：76）。

1963年前后，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国试行了《运动队伍工作条例》、《运动队伍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等，修订并施行了运动员等级制度，制定了有关的政策措施。

1964年，内务部、劳动部、国家体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专业运动员工龄计算等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规定：“凡自学校、农村或社会上正式参加到省、市、自治区专业运动队的运动员，自进入专业队之日起即算参加工作，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与国家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至此，运动员作为一种职业身份在我国被确立。

本文所称优秀运动员即优秀运动队中的运动员，他们以参加体育运动训练和比赛为生，原称专业运动员，又称体工队员。

进入8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竞赛体制改革为重点的体育改革全面启动，“运动队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各级体委采取多种形式与企业联办运动队或接受企业的赞助，一些行业系统，企业和高校办起了自己的高水平运动队，部分项目实行了有偿训练，风险抵押。先行一步的足球改革已开始试行转会制度（伍绍祖，1995）。”而“1994年开始的运动员注册制度和竞赛管理体制及办法的改革，已经为运动员人才交流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袁伟民，1995）。”

虽然目前我国优秀运动员只有1.7万人左右，在全国职工人口中仅占极小的一部分，但却对大众有着巨大的影响。新闻媒介几乎每天都在“黄金时间”里报道着他们。一些运动员的行为被视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精神的反映和体现，一些运动员被视为民族的英雄和骄傲。

50年代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次搏”；60年代乒乓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雄心壮志，不断“从零开始”的辩证思想；登山队“敢笑珠峰不高，定叫红旗飘上顶”的英雄气概，激励着全国人民顺利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难关。80年代，中国跳水队喊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栾菊杰臂伤不下火线，为人民宁可倒在剑台上的气魄；游泳队卧薪尝胆，顽强进取，不把中国的游泳搞上去死不暝目的决心；女排姑娘为祖国拼搏的最佳精神，都鼓舞着炎黄子孙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以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运动员精神，被誉为“英雄志、民族魂”，已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缩影，优秀运动员又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功能特征，如动力功能、效率功能、创新功能、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协调功能等（邹东涛，1996 ∶ 10）。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迁，竞赛制度的改革，运动员经济收入的变化等，必然使得运动员管理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传统受到挑战。

然而在体育研究领域，颂扬优秀运动员的报告文学、传记文学、长篇通讯不断见诸报端，研究提高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的学术论著文章也出版发表了不少。从1981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度以后，至1995年底，北京体育大学授予的本校及其它院校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为例，在全部563篇论文中，与竞技体育有关的为465篇，占全部论文的82.6 %。而在这465 篇论文中，以运动员为研究对象的占37.4 %，为174篇。这174篇论文从心理学、生物学、训练学等角度论述了运动员的心理特点、生理特征、技术状态、训练过程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提高运动成绩，保持运动青春的办法，研究的是如何选拔运动员，如何让运动员创造和保持优异运动成绩。但却无一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以运动员“人”为出发点，探讨优秀运动员的来源分布、成长规律、成绩作用、以及退役后的再就业这些影响运动员今后人生道路的问题。而“再好的训练制度、训练方法、训练条件都不会自动地发挥作用，只有通过人的掌握和运用才能产生相应的效果（田麦久等，1988）。”

因而，把优秀运动员作为一个职业进行研究和分析具有极高的价值，从理论上可以丰富社会学的社会流动理论，推动社会流动理论在运动员群体中的运用；在实践上可以阐明我国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地位、来源、去向、成长因素，为运动员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二）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与地位获得

优秀运动员职业同其他职业相比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如来源补充模式、工作期望的社会化、技术技能和社会技能的掌握、适宜的指导原则、权威的确立、人际关系处理等。同时，运动员的职业特点，又形成了其独特的职业价值和要求，而这些要求往往与个人动机、经济期望、社会要求相冲突。

首先，运动员的工作环境有着三个特点。第一，在运动队中，人们强调的是集体主义、集体配合，运动员，尤其是集体项目的运动员，作为队的一员，在集体中居次要地位。第二，运动员的个人成就面向公众，既使是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以个人为单位来统计其得失。这在其他职业中是没有的。第三，不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在比赛的特定时刻，在完成某些特定动作时，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运动员个人，看他如何在众目睽睽的压力之下靠个人的力量完成动作。这时，可以说他是唯一的“孤立无援者”。而试图把集体责任和个人表现进行融合，解决集体与个人两难冲突的运动员又处在社会结构之中。

其次，人体生理活动规律决定了运动员最佳创造年龄区段的暂短性，即运动青春是暂短的，保持高水平的运动年龄是有限的。据前苏联奥卓林根据国际优秀运动员多年比赛结果统计，运动员一般在18～20岁即可进入高水平最佳竞技年龄区。其中体操、游泳、跳水运动员最佳竞技年龄区提前；举重、马术、射击、帆船等运动员最佳竟技年龄区延后。运动员在20～33岁以后开始衰退（赵桂银等，1993）。这就意味着：运动员在其青少年阶段就走完了其职业生涯路程，在20～33岁以后便不得不另谋出路，更换职业。运动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社会流动的普遍性。

因而，分析运动员被选入队的过程、运动员的工作环境、在运动队中影响运动员成长的因素以及运动员生涯是否对其以后的职业有所帮助等，将有助于理解现实社会中工作的含义，了解运动员工作特性的影响和隐含在职业生涯机会中的因素。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地位、位置的变化。更精确地说，它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与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社会学家更侧重于研究人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李强，1993）。本文所研究的我国优秀运动员入队、提升、退役、再就业即属于社会流动的领域。

社会流动包含着地域流动与地位流动的两层意思。勿庸置疑，运动员最终追求的是地位的获得。那么，在现有的社会结构背景下，运动员如何获得地位？

随着近年来职业俱乐部制度在我国的实施，运动员的“转会”问题的大量出现，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探讨运动员的“转会”问题，即运动员在队与队之间的队际流动。然而，必须看到，“转会”和队际流动只是表面现象，运动员谋求地位改变的努力才是实质。在新旧体制交替，职业运动员产生，运动员的流动成为潮流的情况下，以“流动”为背景探讨运动员获得地位的行动与过程，作为现实的要求，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这样，上面提出的问题就变为：在流动的过程中，运动员如何获得地位？换句话说，运动员在流动中地位获得的机制是什么？

本文将分析那些影响优秀运动员职业环境的结构性因素，从地位获得的视角来分析运动员的队际流动，因而有必要把“地位获得”这一概念作简要界定。本文用它指人们改变自身地位的行动和过程。从社会整体来看，人们的社会地位可以看成一个从高到低的续谱，人们从低地位向高地位流动就是地位获得。地位获得是人们有目的地追求更多有价值资源的一种行动，一种工具性行动（林楠，1989）。这种行动在现实中就反映为地位的变化，它可以包括人们收入的提高、职业的变化、声望的提高等。

运动员队际流动事实上是一种地位获得过程。首先，运动员由低级队向高级队、由地区、县市向中心城市的流动主要是为了谋求更好的训练条件，从而获得更高的运动成绩，获得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其次，运动员流动时，大多都对前途怀有这样的憧憬：希望从此可以改善现有的经济地位。对于那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运动员来说就更是如此。因为对于一般人而言，进入运动员行列就意味着有了工作，就不用上山下乡，就能出国观光，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指收入上的增加，而且指生活方式及声望上的变化。

近几年来，通过运动员阶段而后从商、从政、出国、提干、致富的人数不断增加，成为运动员，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已经成了一些人改变自身地位的一种重要方式。对运动员来说，队际流动是一种寻求更广阔的资源分配空间的策略。

然而长期以来，运动员在役时被局限于某一运动队中，改革前的运动队体制是一个排斥运动员流动的封闭结构，它是一个以“单位制”为支撑的制度。“非经主管体育部门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拉走其所属运动员”（国家体委，1963 a）。许多省市制定了关于严格控制本地区体育人才外流的规定。运动员退役后被局限在狭窄的机关工作人员、教练员、体育教师行业和狭小的地域空间之内，他们只能按照特定的模式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但是，“由于生存环境渐趋紧张，资源竞争日益激烈，行政安置运动员的路子越走越窄，较高的运动员年淘汰率和较低的待分配运动员安置率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运动队建设和发展的不利因素（王广玉等，1994）”，人们不得不到原有资源分配体系之外去寻找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客观和主观需要。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缩小再分配中计划支配领域的同时，扩大了市场分配的运作空间。体育产业化、职业化、商业化的发展趋势，使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不断调节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人才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王康，1987）。这样，运动员转会制度的逐步实行，使运动员即便无法进入国家队这一最高层次的运动队，也能够在不同水平的其它队之间参与资源分配，退役后进入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尽管运动员仍然只能生活在特定的运动队之中，但运动员“转会”的存在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队际之间的制度障碍虽然还没有被最后打破，运动员的队际流动还有种种困难，但运动员转会跨队越界的行动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雄辩地证明这种结构壁垒正在瓦解。因而，探讨运动员的地位获得，必须注意到这个现状，并将社会分层框架作为讨论的背景。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本文依据地位获得的框架来探讨非运动员进入运动员、普通运动员进入优秀运动员、运动员转业并在城市中获得资源的行动。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运动员来说，地位获得与其占有的“成绩资本”联系密切。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运动员的“成绩资本”在其地位获得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理论回顾：地位获得研究的发展

地位获得研究曾被伦斯基称为“过去20年中，在社会分层研究上的另一个主要进展”（伦斯基，1988 ∶ 14）。自布劳和邓肯在1967年出版了《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之后，这种范式一直在社会学界占有重要位置。地位获得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社会和个人群体的成就，以及对其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上。它对宏观社会学的最大贡献是，“说明了现代工业社会中一代人的地位优势传给下一代人的有限程度”（伦斯基，1988 ∶ 15）。

继布劳和邓肯之后，一批学者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对布劳和邓肯的模型作出了修正，如Sewell等人加入许多社会心理变量，形成威斯康星模型；Whight等人加入身份变量，形成职业身份模型。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框架，即（1）以个人为分析单位，主要以个人特质之因（如教育、成就动机〕来解释个人成就之果（如职业地位、收入）；（2）从交换关系与技术关系来分析个人。它们都强调有好的教育、好的技术（技术关系）者，在劳动力市场之交易（交换关系）中，能获取高报酬，得到较高地位（黄毅志，1992）。

但这些地位获得模型，在80年代受到后来研究者的批评，即（1）模型关注个人因素、个人特质，强调的均是个人教育对报酬的影响，忽视个人之外的结构因素，忽略结构面的特质对报酬影响的分析，并把社会背景、制度变化视为常量，而实际上个人出生后便生活在某种结构之中，这个结构对个人影响很大；（2）模型把职业地位个性化、单一化，而职业地位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职业变迁依赖社会重组、商业化（王汉生，1994）。于是，一些研究者开始把结构变量引入地位获得中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工业化论、文化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源理论等。

1. 工业化论

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各个社会的演化朝向共同的形态和风格。就社会流动而言，将从以亲属、种族等特殊标准为基础转变为以普同的、功绩的标准为基础。“与前工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社会流动比率更高，流动的机会更平等，流动的比率和机会平等的程度均呈上升趋势”（Erikson，1992 ∶ 5）。“一个社会越是工业化，父代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越小”（Treiman，1989 ∶375）。

2. 文化资本论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的概念。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从前的权力与地位不平等在代际间的直接继承已不适用，他们用较隐秘的方式传承；透过教育的不平等，权力和地位得到了间接的传递；按照教育文凭来分配权力、地位，仅在表面符合功绩原则，实际上却掩盖了不公平的传承过程（Robbins，1991；Dimaggio，1982，1985）。文化资本已成为代内流动的基本资源，几乎是获得高层工作必不可少的（Jonsson，1987）。

3. 社会资源论

林楠等把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源变量引入地位获得研究，强调：影响个人职业地位的因素，除了属于个人特质的教育外，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中所蕴涵的社会资源也很重要，一个人社会资源越多，越能从他的亲朋好友中得到帮助，职业成功的机会越大。就理论而言，社会资源对社会流动及职业地位的影响主要可归纳为三个命题：①社会资源命题：一个人接近或使用较好的社会资源（介绍人地位高）就有较多机会获取较高地位之职业；②地位强度命题：一个人原有地位（如家庭背景、初职）越高，越有机会接近或使用较好的社会资源，求职时职业介绍人地位较高；③联系强度命题：使用弱联系扩大接触的范围，较易接触或使用社会资源较佳者，求职时职业介绍人的地位较高，社会资源较佳（林楠，1989；Lin，1981 a，1981 b）。

4. 关系资本论

关系资本是彭庆恩的概念。他认为，“关系资本”就是把“关系”当作地位获得的“资本”。中国农民在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都不能获得的情况下，通过获得“关系资本”进而获得某种地位（彭庆恩，1995）。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因此研究不同社会人们的地位获得，必须考虑不同结构背景，这点早已为人们认识到。尽管上述几种论点对地位获得中的结构因素的探讨，只是把结构变量作为教育要素的补充，但他们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启发下，本文提出“成绩资本”概念，探讨它在运动员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二）成绩资本

本文在调查访问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说明“成绩资本”是研究对象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

“成绩”这一颇具竞争特色的概念，早已有许多学者对它作了许多富有价值的剖析，但是，已有的分析，大多偏重于训练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分析它的文化意涵，而将它与地位获得联系起来的则未见专门研究。

本文中“成绩”一词在这里的意义与前述的学者们没有大的区别，指运动员在各级比赛中取得的名次与成就。“资本”一词指从事某项事业的本钱。在“成绩”后面加上“资本”二字，是想强调“成绩”的工具的一面。“成绩资本”就是把“成绩”当作地位获得的“本钱”。运动员通过获得“成绩资本”进而获得某种地位，“成绩”在这里被用作社会流动的途径。在这种获得成绩的行动中，主动性非常明显，由此可见本文使用“成绩”概念的倾向所在。（为行文方便，文中“成绩资本”不再加引号）。

事实上，就世界范围看，运动员的地位获得始终是与体育运动的职业化和商业化相伴随的。运动员逐步向职业化转移，改变自身身分，从而提高自己在社会分层续列中的位置。这一方面是结构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运动员自身通过努力达到的目标。在开放的社会结构之下，运动员可以自由地转会，进入异国，退役后在城市中谋职，并在城市中定居，彻底改变运动员身份。优异运动成绩，成为这种类型的地位获得的鲜明特征。

早在本世纪初，社会科学家就注意到体育作为闲暇生活方式的一种与社会阶级的联系（Ball，1975：17）。Luschen（1969）发现参加体育活动与社会经济地位的正相关。参与体育的项目、爱好、特点也与阶级相关，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往往参与不同的体育运动项目（Stone，1969）。例如，对北美大学生运动员的研究发现（Loy，1969，1972；Webb，1969；McPherson，1968；Berryman，1976），参加大学联赛的拳击、摔跤运动员主要来自于社会底层，网球、滑雪、高尔夫、划船运动员多来自社会上层，而其他项目运动员来自于社会各阶层，但以中层为多。对参加墨西哥奥运会的英国男运动员的研究表明（Collin，1972），拳击、摔跤、举重运动员多来自工人阶级，田径、划船、击剑、曲棍球、马术运动员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对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新西兰运动员的研究表明（Crawford，1977），田径、拳击、自行车运动员来自蓝领/体力劳动者家庭，划艇、马术、举重、摔跤运动员来自白领/脑力劳动者阶层。Renson（1976）分析了比利时社会分层后指出，体育被特定阶层用作自己地位与在社会中作用的象征。在比利时，滑雪、高尔夫等为上层体育，划船、赛马等是中上体育，篮球、排球等是中下体育，体操、田径、拳击等是下层体育。而一项运动的社会地位则被认为受运动的结构（个人项目更多地职业化）、参与运动的花费（上层人士能花钱于上层的运动项目）、对运动的宣传（上层运动宣传少，仅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身体接触多少（高层运动用脑，低层运动更多身体接触）四个因素的影响，且此四项因素与个人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达0.79（Loy，1978：365）。

不仅参加体育活动与社会经济地位有着密切的相关，而且参与体育运动是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参与体育运动有助于打破社会等级界限。其参与体育运动导致向上流动的机制可以概括为（Ball，1975：17～19；Luschen，1969；Eisen，1994：221）：

1. 早期参与体育运动可使体力和能力得到发展，从而进入职业体育之中。例如，青少年可以不需要多少正规教育而成为拳击手、骑手或职业棒球手。

2. 参加体育可直接或间接得到教育回报。例如，中学校际体育参加者可得到更好的成绩、更容易毕业或从大学得到体育奖学金。反过来，参加大学体育竞赛促使其接受高水平教育以延长运动生涯，而高水平教育的结果间接满足了其参加非体育工作的条件。

3. 参与体育更得到各种“职业赞助”。学校体育明星可得到富有公司提供的暑假工作或毕业后到公司兼职的许诺。出色的球星可能与富有家族成员联姻。

4. 体育锻炼可以发展运动员的态度和行为模式，这些在广泛的职业社会中都需要用到。例如，优秀运动员的组织纪律性、竞争精神、集体合作能力、对成功的渴望等有助于人的领导才能的提高。

而通过参与体育运动向上流动的前提是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运动员退役后最初工作的好坏与运动成绩有极高的关联，作为名运动员本身就打开了所有就业的途径。例如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都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给予了特殊待遇，包括免试录用为国家干部、免试推荐上大学、优先安排工作、解决留城指标、授予荣誉称号、给予物质奖励等，有的省还由政府拨款，为运动员向保险公司投保退役保险。而同样是优秀运动队的运动员，如果没有优异的运动成绩则只能按工人安排工作。法国、波兰、西班牙、俄罗斯、乌克兰、秘鲁、古巴、韩国等国则更以国家体育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取得优异成绩运动员的特殊待遇。

然而，Ball等人（1975：507）的研究表明，“就运动员退役后的第一个工作而言，运动成绩是职业成就的最重要的预测指标，运动员的教育居于第二位。但随时间的延长，运动员工作后成就的取得更依赖于传统的因素——教育，而运动成绩的影响下降。”Havighwst等人（1957）认为，“杰出运动成就加上教育为下层男孩提供了非常好的流动基础。”

那么，在我国，哪些因素影响运动员的的入队和取得成绩？运动队工作环境对运动员造成了哪些冲突、压力和希望？运动员经历过哪些调整的困难？运动员退役后工作如何？成绩资本在运动员退役就业中的作用如何？运动员经历可以作为以后职业的台阶吗？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将回答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研究，本文试图较为确切描述出我国运动员群体的状况，并得出“成绩资本”是左右运动员群体流动的重要因素。

（三）概念界定

1. 优秀运动员指我国优秀运动队中的运动员，他们以参加体育运动训练和比赛为生，原称专业运动员，又称体工队员。

2.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地位、位置的变化，更精确地说，它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与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社会流动反映了一个国家开放和封闭的程度。

3. 地位流动指人们社会地位上的变化。

4. 地域流动指人们地理位置上的变迁。

5. 职业流动指人们所从事职业的变化。

6. 垂直流动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位置的上、下移动，反映了等级间的变化，可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

7. 水平流动指在同一水平位置上的横向变化。

8. 代际流动指父母与子女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变化。

9. 代内流动指一个人一生中社会地位的升降。

10. 声望指测量社会地位的特殊价值量，它具有价值标准，以等级制为依据，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划分阶层的重要指标。

11. 职业声望是指人们对声望承担者的职业评价。职业声望具有等级特性，它在职业层面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有些职业受人尊敬，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有些职业让人瞧不起，受到较低的社会评价。通常职业声望被用作社会地位声望的计量。

12. 地位指个人或团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每一个位置都与一定的资源相对应。

13. 地位获得指人们从低地位向高地位的流动。

14. 成绩指运动员在各级比赛中取得的名次与成就。

15. 成绩资本就是把运动成绩当作地位获得的本钱。

三、本文研究对象及方法说明

（一）指导原则

1. 以事实数据为基础，广泛收集数据资料，在多层次、多类型的统计分析基础上，从大量数据和个别案例归纳综合中，提炼出共同特性和普遍规律来。

2. 坚持系统论的观点。优秀运动员群体研究既然是个系统，那么就应当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来考虑问题、进行方法设计，即整体—部分—整体，综合—分析—综合。

3. 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理论与方法。运动员群体社会流动研究涉及的领域广，因素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复杂，而且存在大量不确定的模糊的因素。所以，解决这一庞大复杂的问题，不是单用哪一种理论方法所能奏效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且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不同的组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4. 采用“设身处地”的理解。如何了解社会在社会学方法论上是一个争论颇多的话题，本文不拟进行不必要的方法论解释，而直接采纳韦伯所主张的“理解”方法。这意味着，对于观察者来说，“是企图通过一种对行动者的移情联系，去理解社会行动。对于调查者来说，这种策略是试图使行动者和他的动机一致起来，并且通过行动者的眼睛而不是他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行动过程”（帕金，1987）。事实上，理解就是“设身处地”。作者没有作过优秀运动员，但是作者有较长期的少年运动员、插队知青、学生、教练、教师、管理干部（包括对现役及退役运动员的管理）的生活经历，能够通过与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交往、对他们行为的观察和了解来理解其行动的意义。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1. 文献法

文献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不仅能用来研究历史，也能用来研究现状（叶澜，1990）。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搜集、鉴别、整理了国内外有关社会分层与流动、地位获得、人才学、运动训练、体育管理、教育理论等方面的大量文献资料，为论文的分析与讨论奠定基础。由于我国缺乏有关优秀运动员社会流动的文献材料，本文对此的分析主要建立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之上。

2. 问卷法

问卷法是运用统一的有问有答的资料搜集工具向每个被调查人了解情况与意见的一种在现代社会中高效率地了解总体的调查方法，在许多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社会调查研究项目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宋林飞，1990）。本文采用问卷法对我国优秀运动员的状况和运动员的想法进行了解。

（1）问卷设计

在课题分析和1996年3月对不同项目10名运动员情况进行摸底了解的基础上，于1996年4月设计了有16类55个问题的调查问卷。问卷组成后请5名有关专家对问卷的设计进行了审议，请不同项目的20名运动员进行了试验性填写，填写后征询其对问卷的意见。根据专家审议意见和试填人意见对问卷进行了修订，最后于1996年6月形成了有15类60个问题的调查问卷。

在调查问卷中，所有问题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为客观性问题，包括背景事实（如家庭状况、教育背景、父母情况、婚姻状况、子女情况、经济地位等）与社会活动（如运动经历、工作履历、队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第二大类为主观性问题，包括入队原因、成长因素、职业期望、政治态度、工作资格、结语感想等方面的问题。

在调查问卷中，所有问题的回答方式限定为封闭型和半封闭型两种类型。

（2）抽 样

本文的最终关注点是我国运动员的地位获得，但由于本人力量的限制及题目设定的机制分析的要求，本文将调查抽样的范围限制在一级及一级以上运动员，单位限定在项群层次。

按照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分类法（过家兴等，1986），结合运动项目特点，将运动项目分为体能类（田径、游泳、举重、自行车、帆船、赛艇）、表现类（体操、艺术体操、跳水、花样游泳、射击、射箭）、球类（排球、篮球、足球、手球、水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格斗类（击剑、柔道、摔跤、拳击）四大类。

根据1995年我国优秀运动员中同类国际级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的人数，采用等比例类型随机抽样的方法，参照经验确定样本数范围的要求，按2 %的抽样比例确定抽样人数，进行问卷调查。共抽样359人。其抽样人数情况如表1-1所示。

（3）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问卷发放采用派员送发的方式进行。首先，培训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系92、93级学生10人作为问卷发放员。然后由其将问卷送到被调查者手中，解答被调查者答卷中的疑问，或等被调查者填完问卷后再取回，或当场收回。一旦发现漏填与错填的情况，可以马上让被调查者补填或重填。问卷的发放于1996年6月至10月进行。

回收问卷293份，剔出不合格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7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6.3 %。其问卷回收情况如表1-2所示。

（4）回收问卷的整理

对比表1-2与表1-1可见，采用等比例类型随机抽样方法，按照体能类、表现类、球类、格斗类项目在优秀运动员总数中2%的比例分别抽样发放的问卷，由于其各类中有效问卷回收率的不同，其回收的有效问卷在各类中的分布已与总体不一。为此，本文对各类样本数按照总体中各类的分布进行不等同的加权（Cheng，1995），加权处理后得到的与总体中各类比例构成相同的综合样本（见表1-3）具有抽样调查的性质和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优秀运动员的整体情况。

（5）样本基本情况

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国家队员54人，国家青年队员4人，省队队员140人，省青年队员68人，省少年队员8人。为了对各类运动员的分析更为透彻，论文在分析中将抽样中体能类、表现类、球类、格斗类四大类进一步分解为田径类、游泳类、其他体能类（举重、自行车、帆船、赛艇等）、表现类、大球类（排球、篮球、足球、手球、水球等）、小球类（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格斗类七类进行分析。调查对象情况如表1-4、表1-5所示。

（6）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①可靠性

可靠性是指一个测量工具在测量其所测量的任何东西时前后一致的程度。本文采用“测验—再测验”的方法估计试卷的可靠程度，即将被调查者两次答案结果关联起来，其相关系数就为可靠性系数。

为了获得可靠性系数，本文于第一次填表的两个月后，从第一次填表人中抽取出20人再次填表，将两次填表结果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6所示。从表中可见，各类问题两次回答的一致性都很高，其相关系数均在0.9以上，且均达高度显著性水平。这一结果表明，本文制定的调查问卷有较好的稳定性，被调查人能按要求认真答卷，问卷结果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被调查者的情况。

②有效性

有效性是指一个测量工具能够测量出所需测量的东西的程度。本文通过“内容有效性”估计问卷所有效程度。即通过对测量的实体进行逻辑上的判断，如果测量已经体现了测量所超达到的目的，且测验可靠，就可以认为测验在内容上是有效的。

首先，本文在编写和选择问卷问题时遵循了如下原则：第一，问题内容主要来自摸底了解中的被了解人答案，使之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第二，参考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使问卷具有科学性；第三，既要反映积极因素，又能反映出消极因素；第四，问题答案便于做数量化的统计处理。

这样，本文制定的问卷是在调查、分析、专家审议、试验性填写的基础上，经不断修正而制定出的，且可靠性系数达高度显著性水平，呈较高相关。因而在内容上是有效的，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被调查者的全面状况。

此外，调查对象对本调查认为很有意义的占41.9 %，有意义的占49.3 %，两者合计高达91.2 %（见表1-7），反映了被调查者对本调查的认同。

3. 访谈法

访谈法是调查者向被调查者口头提问、当场记录某答案并由此了解有关社会实际情况的一种方法，是了解人们过去与现在的经历或动机与看法的科学方法（宋林飞，1990：196～220）。这种研究方法自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本世纪初出版的《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一书中引进社会学研究之后，已得到很大发展。国内学者使用这种方法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陈达，1993；吴景超，1991；严景耀，1986）。本文采用半标准化访谈对典型案例进行访谈。通过访谈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优秀运动员的训练史、运动员对其职业生涯的感想和看法。本研究以专人访谈组织实施，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深入典型个案进行一对一访谈。调查过程中共访问了8位我国不同年代的优秀运动员。调查者还对上述8位运动员的同事进行了接触，以从侧面了解运动员本人的情况。调查从1995年9月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之久。访谈提纲见附件3。同时，本文还搜集了4篇他人整理的优秀运动员访谈记录和优秀运动员的自述材料，作为本文访谈材料的补充。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8。

4. 追踪调查

1990年全国政协医卫体委员会组成专题调研组对我国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情况及改进对策进行了调研（田麦久等，1994）。调研中设计了奥运会选手去向调查表（见附件4），对参加23、24届奥运会521名选手的奥运会参赛情况、运动员训练简史、文化学习情况、奥运会后去向四方面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87份，回收的问卷中绝大部分奥运选手当时仍在从事训练和比赛。本文在征得原调研组负责人田麦久先生同意之后，利用这287份问卷，进行了电话追踪调查，以了解这些运动员的离队时间和离队后的工作情况，并结合其训练史、文化学习等进行综合分析。通过电话追踪调查共得到有效问卷270份，其被调查奥运选手基本情况如表1-9所示。

5. 数据分析方法

由于社会流动是一个相对的、多方位的概念，因此对运动员在社会流动中其地位取得的分析必须立足于多因素分析的方法之上。多因素分析方法是研究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数理统计方法，是把多个描述被研究事物不同方面且量纲不同的统计指标，转化成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并组合这些评价值以得出对该事物一个整体评价的方法系统（熊郁，1993：511）。本文应用列联表分析运动员个人背景与项目选择的关系，应用因子分析寻找解释运动员入队原因和影响运动员成长因素的公共因子，应用路径分析确立运动员的地位取得模型，应用回归分析研究运动员的运动成绩与其家庭背景、运动项目等的关系，应用流动图表观察运动员代际地位变化。

所有68840个数据的分析采用当今世界上公认的最优秀的统计分析软件包（袁淑君，1995）──社会科学统计程序（SPSS）完成。

（三）技术路线

遵循以上原则，按照本文研究目的，技术路线的总体设计，可分为以下程序：

第一步，收集信息资料。信息资料是进行课题研究的基础。这里的信息资料既包括数字信息，也包括各种文件、论述、报道、类似课题等信息。因此，相应地要采用上述各种方法进行数据采集。

第二步，建立数据库。将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整理、加工、使之规范化、计算机化，建立本文收集到的我国优秀运动员数据库，以提高信息资料的利用效率和效果。这不仅是本课题研究的需要，而且也可为其他人研究类似课题以及各级决策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参考依据。

第三步，基本统计分析。对收集到的优秀运动员的各种数据资料，进行全样本统计分析和不同性别、不同项群运动员的分组统计分析、个案对比分析，以了解优秀运动员的结构、来源、提升、分配等情况和运动员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同时揭示出分组上的差异。

第四步，综合归纳分析。应用上述数据分析方法，寻求优秀运动员家庭背景、项目选择、成长因素、成绩作用、现在职业等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间作用的强度，从而为科学地管理和使用优秀运动员、安排运动员的再就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用方法。

以上整体技术路线的框架，反应了各个研究程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