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基因的社会(2)

自私的基因

20世纪60年代中叶，生物学界发生了一场革命，引领这场革命的主要有两个人：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和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这场革命经过理查德·道金斯贴上“自私的基因”这个标签后变得广为人知，其核心理念是：单个个体不会持之以恒地为团体、家庭甚至自身利益而无私奉献。他们只会持之以恒地去做对自身基因有利的事情，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遵循此道者的后代。你的祖先没有一人守贞以终老。

威廉姆斯和汉密尔顿两人都是博物学家，独来独往。威廉姆斯这个美国人一开始从事海洋生物学研究；而汉密尔顿这个英国人开始研究的是群居昆虫。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两人先后提出从整体上理解进化论、从细节上理解社会行为的崭新方法，从而一鸣惊人，开风气之先。威廉姆斯一开始认为衰老和死亡对机体而言是件极其违背其本愿的事情，但如果说基因在繁殖之后将淘汰品注入机体，上述现象就可以解释得通。他由此得出结论，动物（植物）并不是为它们的种族或为它们自身默默奉献，而是为了它们的基因。

基因利益通常和个体利益相一致——但也有例外，鲑鱼会奋力产卵而死，蜜蜂蜇了其他生物后自己也会丧生。基因的利益常要求一个生物为了后代的好处而甘于奉献——但也不全是这样，鸟儿在食物短缺时宁愿舍弃自己的幼雏，母猩猩会毫不留情地给嗷嗷待哺的小猩猩断奶。有时候这意味着为了其他亲属的利益而甘愿出力，例如蚂蚁和狼会帮助它们的姐妹繁殖。偶尔，基因的利益意味着为了更大的集体做出奉献，如麝香公牛为了保护小牛崽而并肩抵御狼群。有时候它意味着让其他生物做出对其自身不利的事情，如感冒病菌让你咳嗽，沙门氏菌让你腹泻。但始终无一例外的是，生物甘心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增加自身基因的存活率或基因复制的成功率。威廉姆斯以他特有的直率指出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当一个现代生物学家看到一个动物为其他动物做贡献时，他就会猜测要么它是受到控制不得不为，要么它就是非常狡猾地假公济私。”11

这种想法有两个来源。首先，它来自理论。假定基因是自然选择的复制品，那些能够主动强化自身生存几率的基因必定会不惜牺牲没有这种能力的基因来发展壮大自身，这是基于算法得来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它也不过是基因复制这一现实带来的简单后果。其次，这种创见来自观察和实验。各种透过个体或者族类的棱镜看起来显得扑朔迷离的行为，一旦透过基因聚焦的棱镜来看，瞬间就变得豁然开朗。尤其是，正如汉密尔顿得意洋洋地展示的那样，那些群居性的昆虫，通过帮助自己的姐妹繁殖，比起自己努力繁殖而言，反而在后代族群中留下了更多自身基因的复制品。因此，从基因的角度来看，工蚁那种惊人的奉献其实完全是赤裸裸的自私行为。而蚂蚁王国里那种无私的合作也不过是个幻象：为了让自己的基因能够永远延续下去，每一只工蚁都在努力拼搏，通过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蚁后的皇族后代，而不用通过自己的后代来延续基因，但工蚁这样做，其基因方面的自私和人类挤开自己的对手以爬上公司的更高职位并无二致。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蚂蚁和白蚁作为个体可能已经“放弃所有个体针对所有个体的战争”，而它们的基因却并没有放弃。12

这一生物学革命给那些接近的人带来的心理冲击真是无以复加。正如哥白尼和达尔文一样，威廉姆斯和汉密尔顿给了妄自尊大的人类一记重击，让他们羞愧难当。人类不仅只是动物的一种，而且也是自私基因委员会用完即扔的玩物和工具。汉密尔顿回想起那一刻，当他突然想到他的身体和基因组更像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台机器时所感到的震撼，“我突然意识到，基因组并不是整体的数据库加上管理团队的结合，只致力于一个目标，就是让人存活下去并生儿育女，以前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现在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开始变得更像公司的董事会议室，是自私自利者和小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舞台……而我不过是这脆弱的联合体派驻外面的代表，那四分五裂的帝国里焦虑不安的主人纷纷对我发号施令，而我只能被动接受这些相互矛盾的指令。”13

理查德·道金斯，这位年轻的科学家突然冒出同样的想法，他也感到震惊不已：“我们都是些生存机器——一些机器人的零部件，盲目受程序驱动来保存被称作基因的自私的分子。这个事实至今还让我的心里充满惊讶。尽管我知道它已经很多年了，但我好像从来就没有完全适应它。”14

事实上，对汉密尔顿的一个读者来说，自私的基因这一想法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乔治·普赖斯（George Price）自学遗传学，就是为了反驳哈密尔顿那可怕的结论，即利他主义不过是基因的自私行为，但结果他却证明这个结论完全正确，不容置疑——实际上，他甚至改进了其中的代数部分，对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两个人开始合作研究，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普赖斯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他转向宗教寻求安慰，最终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给了穷人，在伦敦一间空旷而又寒冷的房子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来的不多的遗物里，还有汉密尔顿写给他的几封信。15

人们更常见的反应则是希望威廉姆斯和汉密尔顿离开这一领域“自私的基因”这样的词听起来就足够像霍布斯式的战争，让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对自私的基因这场革命避之唯恐不及，而促使更多传统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理查德·乐翁亭（Richard Lewontin）等充当起永远的卫道士，与这一理论相抗衡。和克鲁泡特金一样，他们一想到威廉姆斯、汉密尔顿及他们的同事设法将所有的无私都归结为根本的自私（实际上这不过是个误解，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厌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用一句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将大自然的丰富多彩通通都淹没在自私的冰水当中。16

自私的胚胎

但是，自私的基因这场革命绝不是冷酷无情的霍布斯式的命令，让人们休管他人瓦上霜，事实上它正好相反。它终究还是会给利他主义腾出空间。因为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达尔文和赫胥黎势必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威廉姆斯和汉密尔顿则通过展现一个更为强大的行为驱动力来给大家找到出路，这个驱动力就是基因利益（genetic interest）。有时候自私的基因会利用无私的个体来实现它们的目标。因此，个体的利他主义行为突然间变得可以理解。赫胥黎只考虑到个体，因此只关注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从而忽视了个体之间并不相互争斗的无数方式，克鲁泡特金已经指出这点。赫胥黎要是知道从基因的角度考虑，那么他对个体可能就会得出不太像霍布斯式的结论。我们后面会看到，生物学缓和了经济学中的教训，而不是强化了它们。

这种基因的视角呼应了事关动机的古老争论。如果一位母亲只因为她的基因私利而对自己的子女无私奉献，作为个体而言，她仍然是在展现无私的行为。如果我们知道一只蚂蚁只是因为它的基因以自我为中心而专为他者做贡献，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这只蚂蚁本身在展现利他主义行为。如果我们能承认个体之间彼此友好相处，那么引发这种美德的基因的动机何必还要去理会。从现实层面来看，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享受荣耀，而不是因为想做好事救了落水的同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同样，如果他是迫于自身基因的命令这样做，而不是自觉自愿地选择这样做呢？但这些根本不重要，只有他实际做的事情最重要。

有些哲学家说，根本就不存在动物的利他主义这样的东西，因为利他主义必然牵涉慷慨的动机，而非慷慨的行为。即使圣·奥古斯丁也纠结于这个问题。他说，给穷人救济，必须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这一动机做出的行为，而不是出于虚荣。同样的问题让亚当·斯密和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分道扬镳。哈奇顿认为由于虚荣或自私而做的慈善不叫慈善。斯密认为这太过于极端。一个人即使是出于虚荣的目的，他还是可能会做一件善事。最近，声援康德观点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写道：

如果知道他人遭受折磨让你感到难过，这就是同情心……人们可能会说基于同情心做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一个人看到他人快乐自己也觉得快乐，看到别人痛苦自己也觉得痛苦，这样，同情的行为可以帮助人们追求自身的有用价值。17

换句话说，你越是真切感受到人们的痛苦，你为减轻那份痛苦所做的努力就让你显得越自私。只有出于冰冷而又无动于衷的信念做好事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者。

但是对于社会而言，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们会不会彼此友好相处，而不是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如果我举办一个慈善筹款活动，我决不会因为有些公司或名人更多是为了出名曝光而不是出于对慈善事业的热爱而把支票退还给他们。同样，汉密尔顿发展出那套血缘淘汰（kin selecton）的理论时，他一刻也没有因为工蚁一直不育而将工蚁的行为解读为自私自利而非无私奉献。他只是将工蚁无私的行为解读为自私的基因所带来的结果。

例如，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遗产继承这个问题。全世界范围内人们不断赚钱的一个动力就是将财产留给儿孙。这种人类的本能从来也没有灭绝过：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人们总是设法将大部分财产传给下一代，而不是自己全部花光、捐给慈善机构或只是撒手而去让陌生人来瓜分他的财产。然而古典经济学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慷慨的动机，尽管它看起来这样明显。经济学家只有接受这一事实并假设它的原因，但他们无法合理解释这个现象，因为这样做对个体而言毫无益处。而对人类采取以基因为中心的看法后，这样令人惊讶的利他主义行为就完全有了意义，因为金钱随着基因一起传承，即使人已不在，金钱却传到下一代手里。

如果自私的基因将卢梭从霍布斯式生存斗争的魔掌中解救了出来，它对天使而言却绝不完全是态度友善。因为它同时预言普遍性的慈善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完全不可能实现，自私的真菌随时会在任何一个和谐的整体里来一记当头棒喝。它会让我们怀疑自私是无休止的叛变产生的根源。正像霍布斯说大自然的状态并不是一派祥和，汉密尔顿和罗伯特·特里弗斯这两个倡导自私的基因逻辑的先驱也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或者丈夫和妻子间的关系，抑或社交伙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互相满足的关系，而是相互斗争并从中获利的关系。

就拿腹中的胎儿来说吧。再没什么能比怀孕的母亲与她肚子里的胎儿之间的利益纠葛更为常见的现象了。母亲希望胎儿能顺利发育，因为它能将自己的基因携带给下一代，胎儿希望母亲平安健康，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将难以存活。他们都在依靠母亲的肺进行呼吸，都在依靠母亲的心脏不停跳动得以维生。两者间的关系完全和谐一致；怀孕是一场母子合作的努力。

或者这只是生物学家曾经的想法。在罗伯特·特里弗斯注意到分娩后母亲和婴儿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多少矛盾以后（或者在诸如断奶时间节点这类的事情中），大卫·海格（David Haig）将这种思考又带回到子宫当中。他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母亲和胎儿相互间并不一致的那些方式。母亲希望自己能活下去，再要一个孩子，而胎儿则想要母亲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母亲只分享给胎儿一半的基因，胎儿的基因也只有一半来自母亲；如果他俩当中必须得牺牲一个另一个才能活下去，那么母亲和胎儿都想成为幸存者。18

1993年底的时候海格发表了令人震惊的证据，推翻了传统的柔情蜜意的观点。他发现，在各个方面，胎儿和它的供养体胎盘，其相互作用的方式都更像微妙的体内寄生物，而不像是朋友，它们总是设法将自己的各种利益置于母亲的利益之上。胎儿的细胞入侵血管，将母亲的供血系统导向胎盘；它们嵌入胎盘壁中，将里面的肌肉细胞杀死，这样就可以将母亲对那部分血管的控制能力消除；经常让怀孕过程变得错综复杂的高血压和先兆子痫大部分都是由胎儿引起的，胎儿力图利用荷尔蒙来改变母亲的血液流向，减少血液流向其他器官，专门供应自己。

同样的争夺战还发生在血糖供应上。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母亲的血糖量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她每天分泌的胰岛素会越来越多——胰岛素是一种荷尔蒙，通常用来抑制血糖水平。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胎盘在胎儿的控制下，秘密向母亲的血液中注入越来越多的一种叫做胎盘催乳素（HPL）的荷尔蒙，它直接阻碍了胰岛素产生的效果。在正常怀孕妊娠周期内，相对而言，孕妇体内会分泌大量的胎盘催乳素，尽管在少数几个例子中，即使一点胎盘催乳素也没产生，母亲和胎儿也都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所以母亲也好，胎盘也好，两者都在大量生产越来越多作用相反的荷尔蒙，因此二者的作用相互抵消，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