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中，和谐的状态是首要目标。
——托马斯·杰斐逊
我们谈到的这个女人是位富有的遗孀，颇有才华和智慧，而且其家族成员都“柔韧而又优雅”，玛莎·斯凯尔顿于1748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查尔斯城县一座名为森林的庄园。她比杰斐逊小5岁半。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帕蒂，她美丽动人、通晓音律、博览群书，杰斐逊为她着迷。据说，帕蒂的美让人一见倾心，终生难忘。“她的肤色明亮；深褐色的眼睛大大的，仿佛会说话一般；浓密的秀发呈现赤褐色。”亨利·兰德尔在访问过帕蒂的晚辈后记述了以上文字。一个与帕蒂同时代的人评价她是判断力强、性情温和的女人。帕蒂和托马斯都爱好文学，所谈论的话题也非常广泛。一位男性亲属觉得“杰斐逊夫妇……真是一对知己，彼此交流知识、分享欢乐”。帕蒂教授自己的孩子和侄子、侄女什么是传统所谓的“知识的开端”，这与杰斐逊家族注重教育的传统不谋而合。
杰斐逊终于找到了最志趣相投的伴侣，这个女人与他心意相通。他们共度的夜晚充满音乐、美酒和谈话——他们无所不谈。他们充分地分享着彼此的生活。他甚至彻底敞开心扉，对她吐露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孙女回忆帕蒂“十分依恋杰斐逊并很尊重他的看法”。就杰斐逊本人而言，“从大局上讲，他是位可敬的丈夫；从细节上说，他又充满魅力”。
帕蒂曾用抱怨的口气讲述了几件杰斐逊慷慨解囊，结果接受者并不领情的事。“但他总是这样，”杰斐逊夫人这样评论道，“他心地善良，根本不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坏人。”
聪慧、坚强，帕蒂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同时又很有原则。杰斐逊曾温和地指责她不要老是批评他们的大女儿帕茜惹是生非。杰斐逊对帕蒂说：“亲爱的，这么小的孩子犯了错，一次受罚就不会再犯。”（帕茜回忆当时的感觉：觉得有股暖流涌上心头，她非常感谢父亲的体谅。）
帕蒂不是一个谦让或顺从的女人。她有自己的主见，甚至有些武断和尖刻。埃伦·伦道夫·库里奇，杰斐逊的一个孙女这样说道：“我的祖母杰斐逊夫人性格活泼，有时甚至有些尖刻，但在她与丈夫相处的过程中，却完全服从丈夫，这出于她对丈夫深深的爱。”
然而，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有一次，杰斐逊同女儿讲到婚姻经验，建议女儿：“这会更好……如果就某件事，爱人的意见同我们的不太一样，那应该让对方保有自己的意见。如果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干吗非要纠正对方呢；如果这件事很重要，那么先顺其自然，等到一个更轻松的时刻、和缓的场合，再一起沟通商讨这件事情。”
但当杰斐逊焦躁不安时，帕蒂又能够安抚丈夫。减轻托马斯·杰斐逊的紧张情绪绝非易事，杰斐逊非常敏感。从这一点来看，这样的一个人投身政治是很矛盾的，政治界总是充满着批评，鲜有赞扬之声。无论如何，杰斐逊内心与身外事务的关联遵循着与历代政治家相似的模式：雄心让他们渴望行动和喝彩，渴求赞扬的他们对批评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杰斐逊夫人是少数几个能抚慰杰斐逊心灵的人。
帕蒂·杰斐逊的父亲并非发迹于弗吉尼亚。他出生在英格兰兰卡斯特市一个贫寒、普通的家庭。约翰·威乐士在做律师时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还从事收债、奴隶贩卖的交易，并拥有一座庄园。约翰·威乐士的第一任妻子玛莎·埃普斯是百慕大庄园主弗朗西斯·埃普斯的女儿。他们于1746年成婚。1748年秋，一个名叫玛莎，昵称帕蒂的女婴降生了，但帕蒂的母亲却因难产离开了人世。此后，约翰·威乐士又再婚过两次，又生下了4个女儿，其中3个存活了下来。
帕蒂在一个没有安定感的家庭环境中渐渐长大。她从来不知道生母是谁，两位继母也是来了又走。这段悲惨的童年经历在她心上烙下深深的伤痕，帕蒂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也面临这种境况。在她的病榻前，帕蒂让杰斐逊当面发誓此生绝不续弦，她才撒手人寰。因为没有母亲可依靠，帕蒂很早就担当起了掌管森林庄园家务的重任，并懂得了世事的险恶和多变。
帕蒂父亲的生计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生活是否陷入窘迫。他是英国法雷尔和琼斯商贸公司里一名所谓的“代理人”，实际上，约翰·威乐士就是名收债人——这个细节，杰斐逊在自传里描写岳父的相关段落中并没有提及。“威乐士先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但他因勤奋、守时、老练敏捷的品性广为人知，反而他出色的职业经历较少被人知晓。”杰斐逊这样描述他的岳父，“他是个最令人愉快的伙伴，性情幽默诙谐，颇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杰斐逊对岳父的这段描写，既带有屈尊俯就的意味，又含有忐忑不安的心绪。有关威尔士律师职业的评价也仅简单地以“经验丰富”寥寥几笔带过。更为有趣的是“颇受社会各界的欢迎”这句话——为何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加上这一句呢，反倒暗示出约翰·威乐士在社会上的尴尬境地，引发出威尔士在殖民社会的身份问题。
岳父的身份对于杰斐逊想跻身其中的上流社会是一个威胁，因为威乐士体现了所有庄园主最深切的一两个担忧：如果奴隶暴动排第一位的话，那么还债（通常是巨额的）则排在第二位。威乐士的出现引发了庄园主的焦虑，很多庄园主好像在刻意躲避威乐士举办的宴会。
1767年1月1日星期四《弗吉尼亚州公报》上刊登了一首嘲讽诗，讽刺约翰·威乐士“没有教养”。这句话出自在威廉斯堡开庭的一场有争议谋杀案的审判现场。作为辩方律师，威乐士被指控做了伪证。“帕蒂的父亲不被这里所接受。”一位伦道夫家族成员这样说道，这说明杰斐逊决心冒险娶帕蒂为妻，更多的是出于爱而不是利益的考量。
1768年，杰斐逊开始为威乐士先生工作，担任他的法律助手。在此两年前，1766年11月，刚满18岁的帕蒂嫁给了巴瑟斯特·斯凯尔顿。次年，帕蒂生下一子，名为约翰；1768年9月，帕蒂的丈夫去世；1771年夏，他们的儿子约翰也不幸夭折。
丧失亲人的斯凯尔顿夫人回到了父亲的森林庄园，在那里，像这样一位楚楚动人的遗孀是绝不缺乏追求者的。求婚者们伺机而动，希望自己能最终抱得美人归。
帕蒂·威乐士·斯凯尔顿夫人周身散发出的魅力，很容易俘获一个像杰斐逊这样的男人。杰斐逊比她年长，可是她见多识广，要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成熟。帕蒂的举止端庄，丝毫不卖弄风情，她更像贝琪·沃克而非丽贝卡·伯韦尔。帕蒂是一个经历了丧母、丧夫、丧子的女人，生活带给她的磨砺让她懂得怎么操持一个庞大复杂的家庭。
不言而喻，弗吉尼亚庄园家庭生活主要复杂事务之一（帕蒂深深懂得这一复杂的事务）是处理与白人主人和黑人奴隶有关的血统、情欲和权力问题。
森林庄园充满了这样的问题。1735年前后，一个名叫海明斯的英国白人男子，一艘贸易轮船的船长，与一个纯血统的非洲女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他们的孩子名叫伊丽莎白，人们通常叫她贝蒂。（这个细节出自麦迪逊·海明斯的相关记述，他是海明斯船长和非洲女人的曾孙。）在百慕大庄园埃普斯家族里，这位母亲和女儿最终也没能逃脱奴隶的命运——约翰·威乐士迎娶的第一位新娘，死于难产的玛莎，就来自这个家族。1746年——威乐士迎娶玛莎·埃普斯的那一年——作为陪嫁的伊丽莎白·海明斯约11岁，成了威乐士的财产，一同搬到了森林庄园。在那里，从18岁开始，她给威乐士陆续生下了好几个孩子。
这期间，威乐士后娶的两任妻子也都离开了人世。1761年2月，第三任妻子去世，这一年伊丽莎白·海明斯26岁，“鳏夫威乐士一直与其姘居在一起。”麦迪逊·海明斯记述道。到1762年时，伊丽莎白·海明斯共给托马斯·杰斐逊的岳父生了5个孩子：罗伯特、詹姆斯、帕西尼娅、科瑞塔和彼得。1773年，又生下了第6个孩子：莎拉，大家昵称她为萨莉。
这样的事情在弗吉尼亚蓄奴时代司空见惯。19世纪时，南卡罗来纳州的玛丽·博伊金·切斯纳特记录了那个年代一些关于白人女人的真实情况：任何一位夫人都能说出别家黑白混血儿的父亲是谁，唯独搞不清自己家的，因为与她偷过情的男奴仆为数实在众多。这些孩子就好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这是一个充满了欲望和否定的世界。跨越种族的性爱——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性爱——是不可直接言说的。血统、情感和沉默的怪异混合弥漫于整个森林庄园。杰斐逊知晓这座庄园是在1770年，那一年他作为帕蒂的一名追求者出现在这里。这种怪异的混合也将在日后的某个时候弥散于整个蒙蒂塞洛……
是否能赢得斯凯尔顿遗孀的芳心还不得知，这使杰斐逊的追求难以施展。在1771年的头几个月里，杰斐逊开展了全面的追求。他给威廉斯堡一位年长的德拉蒙德夫人——这位夫人与乔治·威勒交好——写了一封“浪漫的、充满了诗意的”信，在信中描绘了他心爱的帕蒂。“没有谁的笔下再能流动出如此动人的语句”，德拉蒙德夫人称赞杰斐逊（这封信已遗失）颇有密尔顿的诗风，并询问帕蒂“是否已心有所属”。
怎样俘虏帕蒂的芳心？音乐是个不错的方法，书籍也是。根据家族传统，杰斐逊和帕蒂确是珠联璧合的一对。曾有两个帕蒂的追求者来到了森林庄园，听到杰斐逊优美的音乐伴奏声及他俩动听的歌声，相互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地意识到自己绝无胜算，便悄然离开了。
一如往常，音乐是杰斐逊最好的同盟者。对他来说，歌唱和演奏小提琴或钢琴的方式胜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手忙脚乱地款待对方。音乐反而能让一个男人敞开心灵之窗，对于女人亦是如此。在杰斐逊的文学备忘录里转录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一段文字：
灵魂里没有音乐，
或是听了甜蜜和谐的乐声而不会感动的人，
都是善于为非作恶、使奸弄诈的。
他们的灵魂像黑夜一样昏沉，
他们的感情像鬼蜮一样幽暗。
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
杰斐逊的头脑主要思考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的本性这样的主题，他总是能够回归政治的中心问题：一个男人该怎样——因为人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动物——在充满激情和冲突的世界里与近邻相对和平、仁爱地活着？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仅通过持久的努力将冲突的元素化为和谐？或许在这场终生的斗争中，一个不断拼搏的男人能做出最有效的决定是究竟要娶谁为妻。杰斐逊需要一个女人共同分享他对音乐的热情和音乐所体现的东西——复杂巧妙、超然存在、对生活的幻想及心灵的吟唱，就如同分享彼此的血肉那样。帕蒂·威乐士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