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王蒙给自己对号入座是“写小说的”，但所到之处，人们对他的标签和介绍不出窠臼地仍然是“前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王蒙毕竟与普通作家有所不同，他还有秘书随行。
灰白的头发，略显沙哑的嗓音，他自己也提醒“我已经74岁了”。
从东莞他下榻的酒店的大厅里我们坐的位置看过去，逛完市容回到酒店的王蒙，正端步穿过大厅，颈项和上半身略朝后挺着，器宇轩昂却又步履略为迟缓。
王蒙从部长位置下台后，几度被热骂，从“坚硬的稀粥”，到“躲避崇高”，到“推荐剽窃的80后作家入作协”……他19岁写《青春万岁》，是不是从80后作家身上看到某种自己当年少年成长的影子呢。面对“八面来封”，他自比关汉卿的“铜豌豆基因”：“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王蒙经历不可谓不多“拐点”：“他当了八年共青团干部。他当了二十年右派与摘帽右派。他当了一年生产大队副队长。他当了十年中央委员。他当了三年半部长……”他自己的快板式数点，乍听起来，有点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的排比句式。
王蒙自称“九命七羊”，这正是他在花城出版社新出的自传第三部的书名。他自我解释：“猫有九条命，狗有九条命，我也有九条命，九条命就是九个世界，东方不亮西方亮，堵了南方有北方。七羊，就是吉祥”。总之，“王蒙永远不会吃瘪”。
书的责任编辑田瑛先生说，王蒙三部自传的版权是花城出版社2005年花了200万预付稿费“中标”的，当时王买一栋500万元的别墅缺口200万元。
被王蒙称为“很小儿科的爱好”的语言，也是王的“九命”之几：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英语、俄语、日语，到伊朗访问讲了7分钟波斯语。
王蒙的写作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有人说他最好的作品是《青春万岁》，有人说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人说是写新疆《在伊犁》系列，有人说是意识流小说如《夜的眼》等，还有的说是《活动变人形》。
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认为，写于1988年6月的小说《十字架上》是王蒙最好的小说。高利克惊异于王蒙对《圣经》和基督教的理解。“这是第二次令我心动，第一次是小说发表不久，我收到香港基督教一个机构的来信，要求授权翻译此篇作品。”王说。“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对王蒙自己来说，他乐观，是“被逼得乐观”，“被迫乐观”。
王蒙这次来为东莞市的“华语之颠——文化周末大讲坛”做开坛之讲，结合自身政治经验，讲解“《红楼梦》中的政治”，如同说书。最后，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方戛然而止：“探春打了王善宝家的一个嘴巴，那个嘴巴清脆的响声，余音绕梁，响彻了三百年！——”然后，身体往后稍微一靠，享受着听众哗哗的掌声。他自称这种演讲是“锻炼肺活量的有氧运动”。
人们说他聪明甚至“过于聪明”，他自我辩护是“二杆子脾气”：“有很多冒傻气的东西我都写到了”，“也有各种惭愧”。他在第一部自传《半生多事》中透露他父亲日记中的隐私：“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他遂把父亲当作反面教材：“一辈子不做父亲那样的人，不做对不起女人的事。”
5月30日上午，演讲前，王蒙在他下榻的房间里，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王蒙夫人“芳”（崔瑞芳、芳蕤）在旁。“芳”随同王蒙在新疆呆了19年，夫唱妇随，作家张贤亮说，“王蒙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了，所以他不需要有绯闻”。
王蒙招呼记者：“要喝水那边有开水，你们自己倒。”
文学把自己提升到弥赛亚的位置是一种悲哀
记者：王蒙先生，你作为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在新疆那样一个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了一二十年，同时你的小说《十字架上》又解读《圣经》。我就在想，这三者之间，你找到什么样的共同点、公约数？
王蒙：我觉得从人们的社会理想，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愿望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年轻时候自己经历了，也参与了——虽然是在自己非常年少的时候——这样一个人民大革命，而且相信这样一个人民大革命能够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人带来新生——确实也带来了——我想这在当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生活的事情，完全是实际生活的一种表现。
在新疆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也更多是和民族问题放在一块的，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它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这些民族都是穆斯林，都是伊斯兰教徒，我受到他们感染的更多是他们生活比较简朴，注意卫生。伊斯兰教确实有一种——张承志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清洁的精神》，咱们管伊斯兰教叫清真古教，“清真”在阿拉伯语的经文里头实际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清洁，做人要做到干干净净；而伊斯兰教最反对的是邪恶、肮脏。把清洁当作一种价值观念，甚至是相当核心的价值，这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对它有所了解、有所借鉴的。我常常很感叹，因为新疆农民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新疆这些少数民族是最注意洗手的，他一天不停地洗手，这对抵御“非典”都有很大的好处（笑）。
基督教的情况并不一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我的中学本身是个教会学校，也有少量的周末传教的活动，我参加过一次，一次还跟着学唱赞美诗，后来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当时我正是追求革命，就再也不参加了。但是在我担任文化部部长的期间出访一些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到处都是教堂，到处都是和耶稣、圣母有关的绘画、雕塑……当然你也很感叹，这些东西作为欧洲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
记者：《十字架上》是一篇1980年代的小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汉学家高利克评价认为它是你最好的小说。你理解的十字架和西方人或者基督教世界理解的十字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你写这个是不是和当时你自己的命运体验有关？
王蒙：我想是这样子，其实我这个书里（指《九命七羊》——编者）都写了，再多作解释会有点画蛇添足，我想人们对于一个所谓弥赛亚——实际弥赛亚用中国话说就是救星——对于救星的向往、追求、信赖乃至于对救星的失望和不满足，这既是常常有的现象，也是一个又可爱又可怜的事情，所以我想，这种现象不管它的出发点多么好，但是它会达到相反的效果，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反正有些话，尤其是对一些小说，自己也不必对它作最确切的解释，如果你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别人阅读起来会味同嚼蜡。
记者：你写到了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怀念八十年代浪漫、光荣与激动人心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是被架在十字架上的，是这样吗？
王蒙：其实我说的不是我个人被架在十字架上，而是说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能够把力量寄托在一个超人间的力量上面，不能够寄托在一个超现实的与形而上的一个救赎上面，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记者：那你当时是不是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弥赛亚的？
王蒙：是。越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农业的国家，特别容易产生弥赛亚情结，就是期待救星的出现。但是这个和现代的理性的法理的国家并不是一回事。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了非弥赛亚情结的突破性进程，怎么样理解？
王蒙：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是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个是发展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是弥赛亚的，因为弥赛亚主义者往往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是一种通过政治或道德的审判，来救赎、创造一个人间的天堂。而这个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天堂不是用道德或政治的洗礼就可以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种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更多的是按照经济的规律来的。但这些并不要紧，因为我无意在这个书里头作一个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论述，而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实际经验、体会和遭遇。
记者：就你所说，这种弥赛亚情结发生了变化，那么，文学拯救的意识和功能是不是完全丧失了呢？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物质主义语境下，文学应该起什么作用？
王蒙：我想文学拯救的功能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拯救的功能我并不想把它想得过于绝对化，所有的文学作品对于人的精神都是一种救赎？这不一定。有些文学作品，比如说它表达那种强烈的愤怒和批评，它很难起到救赎的作用，而更多是一种暴露或者谴责。比如说阅读《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起不了什么救赎的作用，但是它也算是戳穿这个社会上一些丑陋的洋相，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带有一种救赎的色彩，有的是带有一种补充的色彩，比如说大家都耽于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但是文学作品还能呼唤一点人的纯情和善良，或者是美的梦幻，所以说有的是一种补充，有的是一种回归，在东莞是最有体会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成绩都是改革开放、开发、经营的结果，但是文学作品有时让你回归到相对比较自然、比较纯朴的状态，甚至让你忘记一下公司啊、股票啊，就是说也起回归的作用。
这里我还有一个想法，也许说出来不是很好听，就是有一些作家，对自己精神救赎的作用的估计是不是过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抱着一种准弥赛亚精神所写的作品，他自己以为他在充当弥赛亚的角色的作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接受、传播和认同，我想这样的一些例子俯拾皆是，我就不具体地谈人了。前好几年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四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当红的中年作家去签名售书，结果受到冷落，然后这四个作家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每个人都大骂一顿，中国读者的水平太低。我想读者水平永远不会很高的，而中国读者的水平不一定非常高，美国读者的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你看看美国的电视剧和好莱坞的电影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水平。文学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弥赛亚的位置，它和读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落差，这是一个悲哀。
(作者朱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