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电报办事员是我第一份事业(1)

1.开辟新天地，去美国谋生

随着蒸汽机的大规模推广，手工作坊在丹佛姆林越来越难以维持。父母开始写信给远在匹兹堡的两位姨妈，想要举家前去投靠，倒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我和弟弟能更好地成长。不久，我们就开始为移民美国做打算，先是卖掉了编织机和家具。父亲对未来充满期待，家里时常响起他甜美的歌声。

编织机几乎一分不值，我们变卖了所有家产后，还告贷20英镑才能成行。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丹佛姆林。那一年，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弟弟汤姆才5岁。从此，我彻底告别了学校，后来只上了一个冬季夜校，老师是个法国人，是个演讲家，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丹佛姆林上学期间，我学会了读写与算术，还有代数和拉丁文的基础。此外，我还努力学习英语语法，才不至于落在同龄孩子后面。我所接触的读物，只有华莱士、布鲁斯的故事和伯恩斯的作品，但我记得所有经典诗句。当然，我还读过《一千零一夜》，仿佛自己被带进了新的世界，痴迷其间。

离开的那天早上，我们坐火车前往查尔斯顿。我站在车厢里，眼泪汪汪地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从视野中消失，连雄伟而神圣的大教堂也看不到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丹佛姆林”那以后的14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想着这个问题。我时常想到大教堂，童年时所有对仙境的幻想，都离不开它和那里的大钟。那只大钟会在每晚八点敲响，那是宵禁钟，告诉我必须睡觉了。直到多年以后重回丹佛姆林时，我才再次听到那样的钟声。

当时，我和沃尔斯教长并排站在马车上，钟声响起——为母亲和我的荣誉而响——我双膝慢慢跪下，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仿佛要晕倒。我知道不能晕倒，便紧咬嘴唇直到流血，并喃喃自语：“不要紧，冷静，必须坚持下去。”但钟声已经进入我的灵魂深处，仿佛要把我吞噬。那声音如此甜蜜、亲切，就像入睡前父母在床边的耳语。那声音仿佛从天堂传来，被遍观万物的力量所触动，即使我做错了事，它也从不生气，而这种沉默，却让我非常非常难过。今天，它没有对我沉默，它似乎是欢迎流浪在外的儿女重返它爱抚的怀抱。

这个世界从不为我们谋划什么，更不给予我们什么。这种恩赐只有大教堂的钟声才会给予。我弟弟汤姆虽然还小，却也开始了解其中的神奇色彩。

卢梭曾希望自己死于美妙的音乐之中。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在大限来临的时刻，会有大教堂的钟声在耳边回响，告诉我人生的旅途已经终止；我希望它像过去召唤我去睡觉一样，最后一次召唤我。

从查尔斯顿，我们坐船前往福斯湾的爱丁堡汽船行。被抱往汽船的时候，我冲到姨父跟前，抱住他的腿，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不离开你！我不离开你！”多年后，当我回到丹佛姆林时，姨父来看我，说这是他经历的最伤感的一次别离。

经过一番周折，我们乘坐载重800吨的维茨凯斯特号航船，从格拉斯哥起航了。在接下来的七周航行中，我跟水手们学会了航船绳索的叫法，还能引导乘客回应船长的指令。时间一长，水手们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周日聚会，他们的食堂里还有葡萄干布丁。因此，离开维茨凯斯特号，我感到遗憾而又依依不舍。

初到纽约，我感到一阵迷茫。我曾到爱丁堡见过女王，但也仅止于此。纽约是人类建造的第一座大工业城市，我置身其间，那熙熙攘攘的氛围几乎要把我淹没。

在纽约移民局的指引下，我们从伊利运河取道巴福勒和伊利湖，前往克利夫兰，而后沿运河到比沃。大约用了三周时间。当时的匹兹堡没有铁路，就连伊利铁路也还在修建。在运河上的三周，许多事都已淡忘，只有那个晚上还记得格外清晰。那是在比沃的一艘船上，我们遭受到蚊子的迅猛攻击，母亲遭了很大的罪，以至于次日清晨什么都看不清了。我却酣然入睡，全然不晓得什么叫“糟糕的夜晚，孩童的地狱”。

匹兹堡的亲友安排我们住在阿勒格尼，当地丽贝卡街上有艾肯特姨妈的两层小楼，腾出了两个房间给我们住。父亲此时重操旧业，开始生产桌布，甚至要四处去推销，因为没有销售商看得上我们的产量。家里的收入非常微薄。

母亲再次出来帮忙，什么困难都不能让她放弃。她年轻时曾跟着父亲学做鞋，挣点零用钱。这手艺真帮上了大忙。阿勒格尼有个鞋店老板老菲普斯先生，是我后来的朋友亨利·菲普斯的父亲。母亲做完家务后，就会到老菲普斯先生店里取一些零活做，每周能挣4美元。每天傍晚，母亲忙完家务，就把弟弟抱在膝盖上，让他帮着穿针、给线上蜡；一边还给弟弟背苏格兰的宝物歌，或讲有人因不道德而失败的民间故事。

对于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正直勤劳远比财富更宝贵。在我们家，母亲扮演着护士、厨师、保姆、教师、圣徒的角色，父亲则扮演着楷模、谋士、顾问以及朋友的角色！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相比之下，百万富翁或贵族留给子孙的又算什么呢？

在美国，我们搬过几次家，母亲都能与邻居相处得非常好，他们有什么困难，总会征求母亲的建议；无论穷人富人，都来求母亲出谋划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提起母亲的这些事迹。

2.第一份工作周薪仅1.2美元，而我的目标是年薪300美元

我已经13岁了，渴望找份工作好减轻家里的负担。我的梦想遥不可及，一年挣300美元，每月25美元，这样我们家就不用依靠别人了。亲戚们也时常善意地为我介绍工作，但有一次却激怒了母亲。霍根姨父的兄弟说我很聪明，如果让我到码头兜售小商品，相信会有可观的收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发怒，几乎暴跳如雷：“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还跟码头上那些粗野的孩子一块儿！我宁愿把他扔到阿勒格尼河里。你走！你走！”

姨父的兄弟悻悻地走了。母亲站在那里，像个悲伤的女王，半晌，她还流着泪，搂过我和弟弟，声音哽咽着希望我们不要埋怨她。她说，我们要做那些有意义的事，要成为有用、体面、受人尊重的人。母亲发怒，不是因为那份工作不起眼，而是只有懒惰的人、流浪汉才会去做，根本赢不来他人的尊重。母亲搂着我们，发誓说就是再穷，也不会让我们年纪轻轻就去混日子。

这个家庭让我感到骄傲，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自主和自尊心。回顾早年的奋斗历程，我可以说母亲卓有远见，看得长远。她就是位女英雄，身上没有任何低俗、自私、欺诈、阴险之处，更不会说长道短。父亲则是一位圣徒，品性高尚、受人爱戴。在父母的熏陶下，我和弟弟汤姆自然也要成为受人尊重的人。

后来，父亲放弃了自己的小生意，到棉纺厂工作。棉纺厂的老板布莱克·斯通先生是个老爱尔兰人。我和父亲一起进的棉纺厂，负责线轴绕线。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每周1.2美元。那段日子十分难熬。每天我们都要早起，摸黑吃完早饭，赶在天亮前到达工厂；中午休息一会儿后，就得一直干到天黑。每个小时都沉重无比，没有丝毫乐趣可言；我的动力是能为家里做一些事情。因此，第一周工资所带来的意义与成就感，后来数以百万计的钱都比不上。父亲高兴的时候哼起小曲来，我也能时常接上几句。

后来另一个苏格兰裔的线轴制造商邀请我们加盟，每周2美元。可这份工作乏味无比，我负责一台小蒸汽机，负责给这家工厂烧锅炉，整晚整晚地守在床边，看着蒸汽机仪表，如果蒸汽不足，上面的工人就会抱怨；反之，又有可能烧坏锅炉。这样看来，每周2美元真的很少。但我努力装成大人，学着忍耐，不让父母知道。我为此感到自豪，我相信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改变，只要有机会来，我就能抓住它。我时常想象华莱士会怎么做，苏格兰人会怎么做；而有一点毋庸置疑，永不自暴自弃。

机会来了！海恩先生想要招个文员，好帮他写些材料，就问我字写得如何。我试了试，他觉得很满意，恰好我又擅长算术，这更让海恩先生对我充满了好感。他将我调离操作间，专门负责清洗油缸里新制造的线轴。这份工作有个专门的车间，能让我独自待着，可也让我以后一闻到汽油味，就免不了要反胃，即使想着华莱士和布鲁斯，也没有什么用了。不过，倘若我不吃早饭或午饭，到了晚上胃口就很好，也会让我好受些。我的原则是：要放弃，毋宁死！

海恩先生的工厂使用简式记账法。但当我听说大企业都采用复式记账法的时候，就与同事约翰·菲普斯、米勒及克莱伊一道，决定去夜校进行更系统的学习。学校位于匹兹堡，叫做威廉斯学校。

3.谋到一份快递员的工作，我很兴奋！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霍根姨父来到我家，问我是否愿意到戴维·布鲁克斯的电报局当信差，他已经把我推荐给对方了。布鲁克斯先生和我姨父都爱好国际象棋，在一次比赛中偶然提及此事。这似乎是件小事，但这件小事改变了我的命运。应当记住，小事中往往会有最好的馈赠。

毫无疑问，我狂喜不已，笼中之鸟也没有我更渴望自由。母亲也感到欣慰，父亲却充满了顾虑：一方面，他知道这对我的意义重大；可另一方面，他觉得我太小，倘若深夜被派往乡下送信，就太危险了。父亲建议我还是做好目前的工作，但很快便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我想他是拜访了海恩先生。海恩先生表现得很大度，建议我去尝试，还承诺如果我在电报局做得不顺利的话，他随时欢迎我回去。

不久，有通知要我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那天阳光明媚，是个好兆头。父亲陪我同去，并一直送到第四大街与伍德大街交叉处的电报局。在电报局外，我坚持一个人去见那位伟大的人物，迎接自己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我将自己视为美国人。记得初到美国时，孩子们总是喊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也总是回答道：“是的，我是苏格兰人，我为此而骄傲！”但我的乡音渐渐被磨掉，偶尔带出一点。我期待着能与布鲁克斯先生单独在一起，而不是有父亲在场，那样总显得自己手足无措。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衬衫和蓝色紧身衣，平时只有神圣的安息日才会换上。面试很成功。我坦诚地对布鲁克斯先生说，自己不知道匹兹堡，也不够强壮，但我需要一次尝试。布鲁克斯先生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说如果可以，现在就能留下来。如今想来，那个近乎深思熟虑后的回答，让我得到了那份工作；稍有迟疑，恐怕我就会后悔莫及。布鲁克斯先生就叫了一个男孩进来，吩咐他给我介绍电报局的一些事务，并要我跟他学业务。我抽空跑到外面，告诉父亲一切顺利，并让他向母亲转达这个喜讯。

1850年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转机：之前，在漆黑的地下室里，操作蒸汽机，整天与脏兮兮的煤打交道，完全看不出会有什么起色；现在，我一下子就进入了天堂，能够与纸笔以及阳光为伴。我第一次真正知道自己何其渺小，有太多东西要学，而每一分钟都有收获。我仿佛站在云梯上，信誓旦旦地准备向上攀登。

我犯愁的是记不住各公司的地址。为此，我开始记公司的门牌号，上班时记路这一侧的，下班时记另一侧的。晚上，我就依门牌号背出各个公司的名字，以加深记忆。不久，我闭上眼睛都能说得丝毫不差。接下来，我要认识那些公司的员工，这会给信差带来极大的便利。比如，倘若信差恰好碰到一个要去公司的员工，就可以让对方带回去。如果信差足够幸运，碰到公司的大人物，对方往往还会表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