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女红之艺（女红用器 织绣与编结小史）（1）

女红，也作女工、女功，多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编结、缝纫、刺绣等方面的工作。这是千万年来妇女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女子就在养蚕采桑，纺织丝绸、麻布、棉布，要令天下人有衣服穿，而不只是穿兽皮、披树叶而已。她们手中的陶纺轮，直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后来国家形成，历代妇女为了上交赋税，更要努力做这些工作，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之一。

正因如此，女红被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下来。《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记周代宫廷中“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属，以作二事”。九御是宫中妃嫔。汉代，郑玄注：“妇职，谓职组纟川、缝线之事。”又引杜子春注：“二事，丝粆之事。”即缫丝、绩麻之事。专设有典妇功、典粆等官员，管理这类纺织缝纫等事。宫中如此，民间更不用说。

为什么要女子从事女红，儒生们大发议论说：“史氏曰：‘妇人女子，嫉妒、贪鄙、骄奢、淫佚皆起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今使之趋作不倦，则心之所存，日在于此，不见异物而迁，正有赖于典妇功。’”（《古今图书集成》）如是云云，好像劳动对于女子是必需的。明明女子辛勤劳作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在他们口中却是为了防备女子办错事犯错误的必需之事。也真是够无聊的。那些坐在书斋里的儒生们穿的不正是妇人手中纺织的丝麻衣服吗？

汉代学者王符《潜夫论》中就说过：“王者以四海为一家，以兆民为通计。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男耕女织是同样重要的，男不耕，天下就受饥，女不织，天下就受冻了。我们看古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中两位女主角的日常劳作都是织造。男耕女织在古代治理家族的家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宋代陈崇《推广家法》：“男司耕读，女司纺织，自是生理。”陈崇《陈氏家法三十三条》还规定了老年妇女为蚕婆，四十五下为蚕妇，进行蚕茧生产；还要每年织造绸绢，中年的妇女和女孩子的工作量不同，四十八岁以上的才能免去工作：“新妇自年四十八以下另织二匹，绸一匹，女孩一匹，婆嫂四十八以上者免。”

郑太和《郑氏规范》中也有类似规定，还要把众妇人集中在一起工作，以显示勤劳或懒惰，免得有私心：“诸妇工作，当聚一处，机杼、纺绩，各尽所长，非但别其勤惰，且割其私心。”在大家庭里，妇人们织完布要上交，作为一年的资费：“诸妇每岁公堂于九月散木棉，使成布疋，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卖钱物，以给一岁衣资之用。”

历代无数妇女的劳作，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神话中的嫘祖养蚕、元代黄道婆的改良棉纺织技术等，都是伟大的功绩。古代的皇后要举行亲蚕仪式，穿上如桑叶初生的颜色的鞠衣，持扫帚扫除，祭祀蚕神，民间女子也有穿鞠衣的，戴蚕花拜蚕神的，七夕时要拜织女乞巧，端午时要在手上缠绕蚕丝夸示蚕功。还要纪念黄道婆，以及有扫蚕花地等歌舞。这些都体现着女性的辛劳与美好的心愿。中国的丝绸文化或者说纺织文化誉满全球，印、染、锦、绣等技术从先秦、汉代、唐代至今都在不断广泛推广于世界。宋代的《耕织图》、清代顾洛的《蚕织图》等，都绘画表现女子进行蚕桑生产活动。

辛勤制作的女红作为商品销售，不但有益于国，而且使得女子在经济上能自立自足，补贴家用，抚养子女。明代《三才图会》收录的织机图，那坐在织机前的就是女子，正是一个象征。

历代靠纺织女红维持生活的贤母史不绝书，如断机教子的孟母，宋代寇准之母，清代林则徐之母等。清代文士蒋士铨之母也是工于女红，以换取衣食之费。蒋士铨特意请画师作《鸣机夜课图》以作纪念。她们的艰辛劳作对于儿女辈是有巨大影响的。她们的审美情趣也影响到了子女，从而世代传承着中华文化。如近代学者朱启钤先生的母亲傅清漪，是贵阳市人，工于刺绣、能作诗文。朱启钤收藏古代缂丝、刺绣精品，包括宋代名家朱克柔的《牡丹图》《山茶图》等（后辗转归辽宁省博物馆收藏至今），并著《存素堂丝绣录》《丝绣笔记》《女红传征略》等研究文章，他的志趣显然也是受到母亲熏陶的。

女子做女红，也是作为个人修养，表达虔敬之心，或赠予亲爱之人，这是任何珍贵物品都无法取代的。如北宋《东京梦华录》“娶妇”条记载当时嫁娶礼俗，定亲后男家赠送女家礼物，“女家多回巧作之类”。女子将自己制作的针线活计回赠，展示自己的心灵手巧。这种习惯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如广西宾阳县，娶亲时新娘要准备几双鞋子分赠给家翁、家婆与亲戚等。过去在冬至节时，女子还要将新鞋敬献给父母长辈。即使《红楼梦》里描写的黛玉等大户人家出身的女子，衣食无忧，也是女红能手，黛玉就亲手制作香袋儿赠给宝玉。

历代女子也多给自己和亲人制作衣裙、鞋、帽、荷包钱包、香囊、各色花边等。男子身上的什物都是这么来的。北宋《东京梦华录》载：“（相国寺）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这里列举的男女使用的都有，正是这类女子巧艺的集成。晚清孙道乾《小螺庵病榻忆语》记其女儿善于刺绣：“余戚谭子敬户部（宾琛）将入都，倩绣诗囊，儿曰：‘记得画帧有作二白鹭一青莲华者，题曰路路清廉，今拟绣一白鹭，以木芙蓉代水芙蓉，取一路荣华，意不嫌俗否？’余皆笑应之，惜不果作也。”这里就说明了女子必须用女红来为男性世界作装饰。

而女子自身用物，则以锦绣、画、印、染等表现四季之色、四季之图案，表达自我祈盼幸福的心愿。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新疆楼兰、福州黄升墓、德安周氏墓等处都出土有美妙的实物。

至于民间柳、草、藤、竹编，更是凝结着女子们的辛勤汗水。如陕西凤翔三宝之一就是善于草编、刺绣等的“妇人手”。还有台湾的大甲席、大甲帽等。

本书限于篇幅，对于女红只能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历代女红工具本身就是美好的艺术品；织绣、缝纫等充满了巧思，富于艺术性。

凡是女子使用的针线盒、绕线板、剪刀、熨斗、尺子，乃至小小的针线包、针插、顶针、刮板、绣花棚架等女红用器，多是制作精美的。因为它们与女子朝夕相伴，是女子辛勤劳作的见证，先把它们做好，做起女红才会更出色。如史前的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陶纺轮，就画有彩色的花纹。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大墓，出土有四十多名女性棺木，大多数在棺木中有一个竹笥，内放纺织工具：绕线框、梭子、打纬刀、陶纺轮。同时出土有菱形纹组带，有精美的方孔纱（假纱）、锦（朱砂染色，经线很密）。这就是她们用这些工具制作出的女红啊！

江苏连云港的汉代贵妇凌惠平墓，出土了她使用过的女红用具，有漆线绕板、漆针筒、漆绘尺子等。尺子长22．5厘米，宽1．8厘米，以黑、灰、白等漆色绘制，一面画两位仙人引导两辆轺车，前坐一位戴胜仙子；另一面画有一辆轺车引导一辆大象拉的车，象车上立一面建鼓，两边各有鼓手击鼓，前面也坐着一位戴胜仙人。北京的西晋华芳墓出土一枚骨尺，打磨得光滑锃亮，上用圆圈做标记。

宋代的江西德安周氏墓，则出土有剪纸鞋样，涂漆的长方形木质绕线板。

福州市黄升墓也有刻着缠枝花缠线板；又如一支花髹漆木尺，长28．3厘米，宽2．6厘米，厚1．25厘米，两面纹饰皆同，都是黑漆地，纹饰填绿彩，分为两段，一段分五个寸格，内阴刻铜钱等纹；另一段无寸格，刻出折枝牡丹花。

直到近代，绕线板等的制作都是精心的，多刻着花纹，油漆光亮，便于使用也可以观赏。

古代剪刀也有出土，著名的是山西太原（古称并州）的并州剪刀，以锋利著称，也叫并刀。熨斗，在汉代遗址就已发现实物。直到近代，还有不少生产，多是铜质，龙柄。唐代张萱《捣练图》中就有女子持熨斗将练熨平的描绘。

《中国刺绣服饰全集·刺绣卷》收录有一件东汉时的织锦、刺绣装饰的针黹箧。唐代新疆阿斯塔那出土有一件晕纟间锦针线包，小小的包上色彩渐次退晕，美观极了。又有一件方棋纹针衣，以酱红色、灰色布料裁成窄条编织，缝缀成长方袋子，再加丝绦。

女红用器，诗文中常见提及，如并刀等。还有唐代张泌《妆楼记》说：“姑园戏作剪刀，以苜蓿根粉养之，裁衣则尽成墨界，不用人手而自行。”清代随缘下士的小说《林兰香》里写到的更夸张：“苗儿是熨斗一枚，铜色如银，花纹似绣，底可作镜，柄可为箫。彩顺是剪刀一把，裁金若纸，裂玉成泥，解愁旧物，并州古产。顺儿是牙尺一根，其白如粉，文成龙凤。”熨斗还兼着镜子和乐器的功能，真是精致新颖。所说的牙尺与日本正仓院藏唐代象牙镂花尺相似。

清代长白浩歌子作的文言小说集《萤窗异草》中《拾翠》一篇，也有咏剪刀的《临江仙》词：“买自并州光如雪，殷勤玉手擎将。丝丝缕缕吞吐忙。灯前轻放处，尺寸费思量。

漫道春风如汝快，秋来伴尽宵长。银 影里燕低翔。裁成犹有待，古塞莫飞霜。”

广东潮州的民歌《剪刀词》则是借着剪刀歌赞潮汕女孩“会读书，爱听琴，善针工，能作田”。

女红用器还作为首饰、作为礼物。古代妇女头戴的胜，按沈从文先生解就是织机上的卷经轴部件发展而来。明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南方的女子喜欢唱山歌，在织造布匹的布刀上写下歌词，赠给爱人：“歌每书于刀上，间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之，以赠所欢。”民女所用的顶针也是一种装饰。

女红用器如此精致，历代的锦绫、缂丝、印染、刺绣以及衣裙等女红更不用说了。织锦绫等，这里只说汉代王充《论衡》所记：“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襄邑是汉时地名，原址位于现在河南省睢县，当时的纺织中心，那里的女子个个织得一手好锦，连笨拙的妇人也很手巧。

《西京杂记》记载陈宝光妻，善于织造散花绫：“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光召入其第，使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从中可见妇女织艺之精。

宋代有寺绫，是比丘尼所制，庄季裕《鸡肋篇》说：“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还有著名的莲花纱，就是水纹的丝质绉纱（鄃），也是江西抚州莲花寺女尼所织造，轻盈美观，价格昂贵，都人都喜欢拿来做暑衣（朱《萍州可谈》）。浙江山阴县大庆尼寺的群尼，皆以织罗为业，称为宝阶罗、宝花罗，也很贵重（《嘉泰会稽志》卷七）。

元代上海松江乌泥泾镇的黄道婆（真名黄四娘），更是著名。她曾流落崖州（今海南岛），向当地人民学习织棉技巧，后重返故乡加以推广，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她采用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技术织造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的被子、巾带。使得当地棉纺织技术大大提高，并一直流传至今。明代的丁娘子，也是松江人，擅织飞花布。《松江府志》卷四：“东门外双庙桥有丁氏者，弹木棉极纯熟，花皆飞起，收以织布，尤为精软，号丁娘子布，一名飞花布。”甘肃兰州产的细软毛绒，也叫姑绒，出自兰州尼姑之手。是采择羊毛中的轻细柔毛制成，温厚光匀，作为冬衣，是明代兰州名产（陈弈禧《皋兰载笔》）。

葛布使用葛藤纺织，从《诗经》到李白笔下，纺织葛布的都是女儿家。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东增城一带的女儿葛，轻如蝉翼，制作细致，质地精细，只给爱人做衣服：“终岁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两者，未字少女乃能织，已字则不能，故名女儿葛。所谓北有姑绒，南有女葛也。”书里还记载芭蕉布，也是一样，《蕉布行》一诗咏道：“芭蕉有丝犹可绩，绩成似葛分绤。女手纤纤良苦殊，余红更作龙须席……”葛布蕉布都细腻地盈满女儿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