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 特事特办

第八章 支持农民的伟大创举

“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农村改革必要性的评价。

“农村改革是一大创举。家庭联产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实践这个东西最硬，它不会作假。”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农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评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是邓小平对自己坚决支持中国农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评价。

当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并首先突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人民公社小岗生产队的农民立下了一份实行“包干到户”的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和标志。

以“小岗变法”为代表，“包干到户”这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经营方式，得到各地农民的纷纷响应。农村改革的最大历史贡献，就是彻底解放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改革一马当先，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迅猛之势，在安徽、四川等全国各地相继展开，犹如星火燎原，势不可当。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1982年中央1号文件。中央指出，全国农村建立的“包产到户”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共十二大后，农村改革全面开展，势如破竹。第一步以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任务。

1983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1983年中央1号文件，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充分肯定。中央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从1982年一直到1986年，中央（或与国务院）每年年初发布一份指导全国农村改革工作的重要文件，统称为“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有力地指导了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

此后，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农村第一步改革获得全面稳步的发展。就这样，不用国家投入资金，不用派工作组反复动员，不用搞政治运动，只用一个农村改革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彻底解决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在一个拥有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里，彻底解决13亿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也是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人类的最大贡献。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农村改革；没有农村改革，就没有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没有农村生产力的空前解放。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农村改革，开辟了农业发展的新道路。

改革开放使农民掌握了对土地的自主权。在农民承包的这块土地上，他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活，想怎样干活就怎样干活。思想上空前解放，行动上空前自由，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粮食产量获得空前提高。

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民的思想。从单一种植粮食发展到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真正做到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菜则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单一农业经济发展到多种经济，“养猪专业户”、“养牛专业户”、“养兔专业户”、“养鸡专业户”……大批涌现，层出不穷，犹如“八仙过海”，在致富路上“各显神通”。从单纯农业种植发展到“庭院农业”、“循环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采摘农业”、“订单农业”、“出口农业”……

改革开放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农村改革前，主要是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村改革后，粮食问题彻底解决，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塑料大棚蔬菜”使城乡四季鲜菜不断。东西南北的各种农作物互相移植，外国优良品种到中国农村落地生根，蔬菜、瓜果市场琳琅满目，四季常青，美不胜收。现在，五湖四海的农作物，在中国大地相互交流，茁壮成长；五洲四海的农产品，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中国农村的各种“绿色食品”和“绿色产品”，争奇斗艳，蔚为壮观，已经打出国门，走向世界。农业产业结构在改革中调整，在创新中发展，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

改革开放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各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自古以来，农民只会“土里刨食”。改革开放极大地开拓了农民的眼界，首先通过“包工头”、“建筑队”、进城打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接着，一个一个的乡镇企业、农村企业、农民企业拔地而起，农民企业家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改变了农村面貌。在农村改革的先进地区，昔日低矮破旧的茅草房已经被高楼大厦所代替，宽广的水泥公路纵横交错，农民家中各种家用电器琳琅满目，农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农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实践证明，最初那种担心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会影响农业机械化的忧虑全无必要。农村改革后，过去一直强力推进而收效甚微的农业机械化，不用政治运动，无需上级动员，广大农民根据自身劳动需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广泛使用各种各样的拖拉机、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一下子把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到农村广泛普及的程度，这是任何人也没有预料到的。现在，每到麦收季节，浩浩荡荡的农民驾着收割机，从南往北，从东往西，一边收割一边行走，成为中国农村夏收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靓丽的风景线”。

改革开放提高了农村的科技水平。土地交给农民支配，农民有了自主权，掌握农业科技的愿望和要求异常迫切。提高粮食产量的农业科学技术、农药、良种、化肥，受到农民的高度重视，学习农业科技蔚然成风，电视中的农业科技知识成为最受农民欢迎的节目。自费到农业院校进修、高价聘请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消息屡见不鲜。农业科技和优良品种正在成为提高农业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开拓了农民的视野。过去，农民们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小村庄，只关心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改革开放后，“民工潮”汹涌澎湃，一批又一批的农村青年下广东、闯深圳，走北京、进上海，到新疆摘棉花，到国外去打工，开阔了视野，认识了世界，学到了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积累了资金。然后回到家乡艰苦创业，或经商，或办厂，提升了农村的发展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农业“增长点”。

改革开放释放了农村的各种潜力。中国西北部有一个小山村，昔日农田是满目石头的万亩荒滩，改革开放中发现石头中含有丰富的可以极大提高人们自身免疫能力的微量元素——硒。于是，在科技人员指导下，当地农民在荒石滩中种起了万亩西瓜，称之为“富硒西瓜”。经济效益成倍增加，“富硒西瓜”供不应求。从此，当地因盛产“富硒西瓜”而过上了好日子。

总之，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和中国农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这一巨变，对于中国的发展进步、对于世界的发展进步，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长期落后的农业生产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充分显示了农村改革的强大活力。只有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中国农民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中国农业问题才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在农村改革持续发展过程中，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转变。

农村改革的成就，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成功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邓小平一直到晚年，还在密切关注着农村改革，密切关注着中国农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命运。88岁的时候，他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后，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第九章 “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

“我们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

邓小平在一次向外国客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时，如是说。

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领导人就如何发挥广东优势，吸引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来大陆投资办企业问题，向中央汇报了准备在邻近香港、澳门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的设想。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郑重地对广东省领导人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随后，中央授权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79年7月和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允许广东省和福建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

从中国正式宣告经济特区诞生之日起，一支支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开到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建设经济特区“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外商纷至沓来，“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外资”企业与日俱增。经过数年建设，一座座新兴的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城市初步形成。改革开放使经济特区如日中天，名声大振。

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引起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心、深切理解和热情支持，一方面也遭到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怀疑和指责。有的人拿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衡量改革开放中的经济特区，这也挑剔、那也指责；有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变成解放前”；有的人说，经济特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土地卖给资本家，工人进工厂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有的人说，经济特区之所以有今天，是靠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剥削”内地，赚内地的钱；更有甚者说，经济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以外，其他已经全部资本主义复辟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一时间，对经济特区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给经济特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对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经济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是对了还是错了？经济特区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种种疑问在期待着回答。在这关系中国经济特区能否继续深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决定实地看一看经济特区的发展，听一听经济特区建设者们的声音。这对于中国经济特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984年1月，南方大地鲜花盛开，春意盎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乘专列前往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

1月24日早上，列车到达广州。当广东省负责人到车上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深情地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中午，邓小平乘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他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

下午，邓小平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工作汇报。市委负责人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深圳市委负责人说，是翻了一番，比经济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深圳的工作汇报进行40分钟，邓小平始终聚精会神，不时插话询问。汇报结束时，市委负责人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做指示。

邓小平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把手一挥：“到外面看看去。”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来到深圳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居高临下，俯瞰市容。邓小平在大厦顶端缓缓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正在建设之中，四周工地上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

邓小平仔细听取和询问了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市委负责人告诉他，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市委负责人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听到这些情况，80岁高龄的邓小平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

1月25日上午9时，邓小平来到上步工业区中航电脑公司，参观了车间设备，详细听取了电脑技术和软件开发的情况介绍，观看了人和电子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邓小平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积极培训青少年哩！邓小平还指出：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

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位于深圳河畔的一个渔民村。这是广东的一个著名农村先进典型。邓小平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别墅式住宅及渔民村的住宅新区——一共32幢按照同一个标准盖起来的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小楼。村民介绍说，这是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看到这些喜人变化，邓小平非常高兴，拉着村党支部书记坐在一起，拍照留念。

参观完村党支部书记的家后，邓小平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

村党支部书记回答说：“都有了，我们渔民村有今天，全靠邓伯伯，我们十分感谢邓伯伯。”

邓小平立即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

村党支部书记汇报说：“去年全村纯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5970元，平均每月439元。”

听到这里，邓小平十分高兴地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全国广大农村都达到这样的水平，大概还要奋斗若干年，因为我们的人口多。

一直到天近中午，邓小平才离开渔民村，与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村民们挥手告别。

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乘车前往蛇口。经过即将兴建的深圳大学地段时，市委负责人指着深圳湾畔的一片荒地向邓小平介绍说，深圳大学将建在这里，第一批学生在今年9月正式入学。邓小平问：“能行吗？”市委负责人答道：“能行。”邓小平点了点头，表示满意。

上午9时30分，邓小平来到濒临深圳湾海滨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工业区董事长袁庚向邓小平汇报了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情况：1979年的蛇口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确实发挥了巨大威力。

谈到这里，袁庚说：“再谈五分钟结束汇报。”邓小平说：“没关系。”

袁庚继续汇报说，这几年蛇口工业区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人事劳动制度实行了招聘制和合同制，工业区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和企业经理聘用制。袁庚一边汇报，一边把一位36岁的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介绍给邓小平。

邓小平高兴地让他在身旁坐下，询问了他的学历、年龄、工资收入和生活消费等情况。然后说，要鼓励青年人挑重担，多干实际工作。

听完汇报，邓小平走到窗前，指着蛇口港码头问：“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听了，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蛇口工业区的汇报结束后，邓小平参观了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在轧制铝薄板的机器前，厂长指着一批包装好的产品说，这是准备发运美国的铝薄板。邓小平高兴地走上前去，细细看了木箱上的英文字，又拿起自动冲床刚冲压出来的圆片称赞说：“很薄，很光。”随后，邓小平登上微波山，俯瞰整个蛇口工业区，并向企业负责人了解资金和设备引进、产品销路、职工收入和人才培训等情况。

10时30分，袁庚请邓小平等到“海上世界”做客。这是由中国远洋总公司购进的退役客轮改装的海上游乐中心。邓小平登上九层高的明华轮后，陪同人员请他到“总统房”休息，被邓小平谢绝了。他登上顶层甲板，兴趣盎然地极目远眺着繁忙的蛇口工业区、碧波荡漾的深圳湾、伶仃洋上的一艘艘海轮……思索着进一步发展经济特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图大计。午餐时，刚刚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的邓小平显得格外兴奋，一连饮了三杯茅台酒，并应明华轮主人的请求，挥毫写下“海上世界”四个大字。

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亲眼目睹深圳经济特区的巨大发展变化，使邓小平坚信：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随后，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等圆满结束对深圳经济特区暨蛇口工业区的视察，来到珠海。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等迎上去，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您好！”在前往中山温泉宾馆的路上，吴健民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珠海的情况。

1月27日上午，邓小平在散步中参观中山温泉宾馆购物中心时，遇到了广州市小学教师吴慧明和她的七岁女儿谭光颖。他停下来，亲切地询问吴慧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吴慧明告诉邓小平：“光颖是个小书法家，还参加过国际儿童书法比赛哩。”小光颖说：“我回去要写‘长寿’两个字寄给邓爷爷！”邓小平高兴得笑起来，说：“好，好啊！”

1月28日上午9时，邓小平到山上散步，一直登上山顶。下山时，道路崎岖不平，随行人员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邓小平的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反映出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开放的非凡胆识和气魄。

同日，邓小平在中山温泉宾馆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和马万祺。邓小平说：“特区是我提倡搞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霍英东说：“这政策是对头的。”邓小平接着说：“看来这路走对了。”

1月29日早晨，珠海市委负责人到中山温泉宾馆，陪同邓小平到珠海参观。一路上，吴健民一边走一边向邓小平汇报珠海的工作。邓小平极少插话，只是仔细地听着。当吴健民汇报到珠海经济特区创办五年间引进的投资项目时，邓小平问：“为什么在特区的项目那么少？”“因为特区的范围划得小，才15平方公里多一点，特区投资环境的条件，在建设中只能逐步完善。开始引进的项目，多放在各个公社中去了。”邓小平听后，沉思起来，没有发表意见。

在拱北，汽车缓缓行驶，邓小平参观了拱北工业区、通往澳门的口岸，巡视了珠海度假村、九洲港口、直升飞机场以及南山工业区。他看得很仔细、很认真，有时还向吴健民了解有关情况，吴健民一一作了介绍。看着珠海市纵横交错的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厂房，川流不息的车辆……邓小平十分欣慰地笑了，对珠海的规划格局表示赞赏。

毛纺厂是珠海特区最早引进的工厂，是开放政策在珠海市引进工业方面最早的一次尝试。邓小平由厂长陪同，按照每个工序，仔细地参观了洗毛、混合、梳毛、走锭、纺纱、合股、成件、包装等各个工序。

参观完毛纺厂后，邓小平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又到电子厂参观。年轻的厂长陪着邓小平，沿着整条作业线，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详细介绍。参观过程中，电子厂一位副总工程师介绍说，目前国外对电脑软件的生产十分重视，电脑软件产品供不应求，中国人多，市场大，只要大胆引进样机，然后加以学习、消化、创新，完全可以做到大量生产电脑软件，满足国内需要，还可以出口，作为一种智力输出。邓小平听后点点头，表示同意。他说：“搞软件生产，咱们中国有这个条件。”邓小平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电子厂的产品展览，仔细地听了综合介绍。

最后，邓小平凝视着青年厂长，问：“你是哪个学校出来的？”“我是自己学习的。”厂长答道。邓小平笑着鼓励道：“是自学成才的啊。好！”这时，吴健民插话说：“我们大胆使用这批年轻的干部。”接着，邓小平问厂长：“你多大年纪了？”厂长回答：“28岁。”邓小平笑着说：“好！年轻人管理工厂，年轻人办事好。”

当邓小平同电子厂的负责人握手告别，准备上车时，楼上的许多职工都挤到窗口，激动地招手目送邓小平离去。邓小平也兴奋地通过车窗向人们招手，久久不停……

此情此景，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邓小平的真诚崇敬和爱戴，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真情。

中午，邓小平在珠海宾馆午餐。马万祺专程从澳门赶来作陪。席间，吴健民对邓小平说：“中国举办特区，同充分利用港澳，是难以分开的一个统一的问题。深圳和珠海，感受尤深。这也许算是中国的特色。”

这时，根据珠海市委的安排，珠海宾馆总经理不失时机地走过来，在邓小平耳边说：“请您给题词留念，好吗？”

邓小平抬起头，思索了一会儿，健步走向摆着宣纸、笔墨的写字台，挥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这一题词，既是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又一次肯定，也是对珠海经济特区工作的评价。

看着邓小平字字千钧的题词，珠海市的负责同志深受鼓舞，报以热烈的掌声。

看到珠海市几位负责人的兴奋表情，邓小平深受感染，也高兴地开怀大笑起来。

席间，邓小平妙语连珠，情绪高昂，十分爽快地与珠海市负责同志连连干杯。

邓小平的这种兴奋心情表明，通过对珠海经济特区的参观和了解，他对珠海经济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十分满意。这样，中央就可以更有把握、更有理由坚信：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

邓小平视察珠海，对于珠海经济特区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珠海市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把珠海经济特区建设推进到一个辉煌时期：以“七通一平”为中心的基础工程在经济特区内全面展开，第一个11万伏变电站宣告竣工，4000门程控电话投入使用，珠海第一家发电厂进入定点筹建阶段。全年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大为增加，相当于经济特区以往四年投资总和的27倍。良好的投资环境引来中外投资客商。这一年，珠海引进外资项目600多个，工业占了528项。从汽车维修中心的设备，到家用电器厂的收录机、电视机生产线，即使在港澳也均属先进水平。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达4亿多元，比1983年增长1倍多。珠海工业的迅猛发展，带来市场繁荣，旅游业也随之兴旺起来。珠海旅游业利润比1983年增长四倍。

1月29日下午，邓小平从珠海前往广州。路经顺德时，听取了顺德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当县委书记汇报到农副渔业时，邓小平说：“塘鱼产量高，值钱，各种糠皮可以喂，我在泰国看到很便宜。”“日本每一个人有100斤鱼，所以体质好。”“山和水能解决大问题，我们的山利用得还可以，水不行。”

1月31日上午，邓小平在广州参观白天鹅宾馆。他称赞这是搞得较好、赚钱的大饭店。看了“总统房”后，他说：“美国宾馆的‘总统房’比这里的差得远了。”他还说，美国宾馆的“总统房”，就那么几个房子，要900多美元。他问白天鹅宾馆负责人：“这个多少钱？合美元是多少？”

听完介绍后，邓小平说：“按这么算，这里的‘总统房’值3000美元。”

在白天鹅宾馆，霍英东请邓小平吃西餐。

服务员问邓小平：喝什么酒？茅台酒？

邓小平说：“威士忌，到这里就是喝洋酒。”

2月2日，是农历1984年春节，邓小平高兴地同广东干部、群众一起欢度春节。

第十章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1984年2月7日，邓小平等由广东乘火车来到沿海城市——福建省厦门市。

2月8日，邓小平乘坐“鹭江”号游艇，一边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和厦门市委领导同志汇报工作，一边游览厦门独特的自然风光。此时，海阔天高，风平浪静。

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面积有限，实在太小，太束缚手脚了，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

听了邓小平的表态，几位省、市领导同志都高兴地露出会心的微笑。

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者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回答：“可以考虑。”

自由港的政策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邓小平问道。

省、市领导同志议了一下，由项南回答说，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乘游艇环岛一周后，登上号称“海上花园”的鼓浪屿，漫步在街道上。鼓浪屿的人民群众和游客惊喜地注视着“总设计师”一行。邓小平同游览的人民群众一道，攀登日光岩。

当地居民和游人迅速聚集过来，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一群小孩不断高喊：“邓爷爷好！”休闲的老人们纷纷向邓小平招手问好。附近一个足球场上正在进行的比赛也自动停了下来，运动员和球迷们都跑过来欢迎邓小平。

邓小平缓步登上日光岩，在半山腰停住脚步，眺望着厦门岛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鹭江岸边停靠的一艘艘货轮和水天一色的万里碧空，陷入了沉思……

由日光岩返回的路上，邓小平问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项南回答：“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邓小平听了，挥着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

这天，邓小平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口，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指战员。

2月9日，邓小平会见厦门大学的校、系、部门负责同志和著名教授、学者、先进工作者，受到厦门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与大家见面时，邓小平微笑着同前排的同志握手，向后排的同志挥手致意。然后，与大家合影。

厦门大学依山傍海，环境优美，风景秀丽，千姿百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冲击下更显得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邓小平漫步校园，高大的棕榈树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摇动，海枣树上垂挂着一串串碧绿的果实，木棉树盛开着火红的花朵。真是“万类春天竞自由”。各种亚热带植物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给人鼓舞，给人希望，催人奋发，催人奋进。

厦门大学化学馆前，聚集着一群厦门大学学生，等候一睹邓小平的风采。

邓小平微笑着向大学生们挥手致意……

随后，邓小平前往湖里工业区。这里就是初期的厦门经济特区，仿佛是一个大工地。举目望去，除了特区管理委员会的综合楼外，工业区内成形的建筑物只有特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印华地砖厂的厂房和两座通用厂房，尚未投入生产。

邓小平明显地看到了厦门与深圳的距离。在厦门经济特区远景规划模型旁边，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思考问题。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在对台湾关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深圳毗邻香港，吸引了不少港资，厦门的开发必然会引来台资，对于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具有重要意义。

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请邓小平题词时，邓小平早已成竹在胸，提笔一挥而就：“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看了邓小平的题词，福建省和厦门市的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自己承担的责任。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经济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的强烈激情跃上心头。

在厦门期间，邓小平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每天的活动，包括外出视察，会见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见民主党派代表、台湾同胞代表、华侨和港澳人士等，工作非常繁忙。

邓小平对厦门经济特区的视察和题词，对于厦门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强有力的极大推动。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同志到厦门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发展厦门经济特区的重要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在福建省的领导下，厦门制订了扩大经济特区的实施方案。1985年6月2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实施方案，要求厦门经济特区应建设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凡世界上通行的自由港及其管理体制、机构以及措施，均可供厦门经济特区借鉴或采用。

1984年2月11日，邓小平抵达上海。听取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的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我看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很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革，吃大锅饭不行。”

在谈到财政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一个大的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少，大项目上不去。要恢复到中央掌握百分之七十，地方百分之三十，方针已经定了，说是三年做到，可不可以两年就搞成。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大的项目就可以上得快一些。这是历年来的一个矛盾。我做总书记时就是这样办的。”

2月15日上午，邓小平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等领导同志陪同，前往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现为宝山钢铁公司）。进入宝钢后，他与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等一一握手，十分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

黎明向邓小平汇报了宝钢一期工程的进展情况和宝钢二期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建议抓紧时机，尽快决策。

这时，陈国栋说：“宝钢只有一期工程，经济效益不好，看来二期工程非上马不可。”

邓小平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当即果断决策：“宝钢二期工程肯定要上马，问题是什么时候上马。”

接着，邓小平向宝钢指挥部、宝钢总厂的主要领导同志详细询问，宝钢二期工程上马，如果决定立即干，哪一年可以干完？1984、1985两年，每年要多少投资？投资高峰在哪一年？

参加座谈的同志回答了宝钢二期工程如果决定立即上马，从1984年到1988年分年度所需的投资数额。

邓小平说：“原来国家计委考虑宝钢二期工程在‘七五’期间上马，如果1985年只要两亿元，还可以上马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

在听取汇报中，邓小平思路清晰，谈笑风生，对宝钢的建设情况比较满意。

邓小平视察宝钢之后，2月24日在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谈到经济特区等工作时，专门针对宝钢二期工程建设要不要提前上马的问题指出：

“从长远看，宝钢二期工程是否能想想办法，争取早些上马。如果到‘七五’上马，要推迟两年建成，这样很不利。”

“宁肯借点债，付点利息，也要争取时间。”

“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

邓小平的这一决策，把宝钢二期工程建设的时间提前了两年，从而使宝钢二期工程提前两年投产，提前发挥投资效益，为中国钢铁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前做出了贡献。

听取黎明的工作汇报后，邓小平应邀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然后，邓小平和宝钢指挥部、宝钢总厂主要领导干部及劳动模范代表等合影留念。

随后，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宝钢纵横十三平方公里的厂区。在延伸到江中1600米的宝钢主原料码头上，眺望着滚滚东流的长江，邓小平关切地询问了码头水深、航道疏浚，以及能够停泊几万吨级的货轮等情况，并很有兴趣地观看了卸船机的高效率工作。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对宝钢领导同志说：“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

在高炉工地，邓小平指着从日本引进的4063立方米大高炉，详细询问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高炉是多少立方米？在哪个国家？并关切地问在场施工的职工是哪个省市、哪个建筑公司？

当听说承建高炉的是冶金部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许多职工是四川人时，邓小平亲切地说：“是我们家乡的，同志们辛苦了。”亲切的乡音博得了职工们一阵又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邓小平也频频招手，向广大建设者热情致意。整个高炉工地沉浸在“总设计师”关怀群众、群众热爱“总设计师”的亲密气氛中。

在宝钢自备电厂视察时，邓小平健步登上12米高的中央控制室，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了两台35万千瓦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转情况。在观看时，邓小平关切地问，这两台机组发的电，宝钢自身够用吗？当了解到电厂年发电量49亿度，宝钢每年自用约36亿度，多余的电都输入华东电网时，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观看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的仪表时，邓小平亲切询问正在操作电子计算机的职工是什么文化程度。当陪同的电厂厂长介绍说几位上岗操作的同志都是大专毕业时，邓小平微笑着说：“掌握电子计算机的应该是大学生。”

邓小平视察宝钢后，宝钢工程指挥部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认真学习邓小平“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的题词精神。在邓小平视察和题词的鼓舞下，宝钢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基地。

“科教兴国”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2月16日是元宵节。上午9时30分，邓小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亲切会见上海交通大学的负责同志，并与上海交通大学的领导干部、教授和学生代表一起合影。

当天下午，王震来到上海交通大学视察，代表邓小平向师生们表示亲切问候。他说：“邓小平同志对你们的管理改革工作非常关心、非常支持。对你们在改革中取得的成效表示满意。”邓小平的亲切接见是对交通大学改革的最大支持和肯定，是对交通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巨大鼓舞和鞭策。

同一天，邓小平在上海参观微电子技术应用汇报展览会。两位小学生当场做程序设计表演，他们熟练地按动键盘，电脑屏幕上立即出现了“热烈欢迎”的中文和英文。

接着，出现了一个闪烁着一双大眼睛的机器人，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歌声刚刚消逝，一枚镌刻着“中国制造”的巨大火箭，呼啸着冲向蓝天，屏幕上显示出：“中国，飞向宇宙！”

看着两个小学生的娴熟操作，邓小平满意地点着头。他微笑着问一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李劲。”“多大了？”“13岁。”

邓小平亲切地抚摸着李劲的头，对身边的领导干部们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根据邓小平这一指示，全国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在小学、初中、高中普遍开设了电子计算机课程。时至今日，在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普及程度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

追根溯源，人们永远铭记着邓小平具有前瞻性的谆谆教导。

第十一章 经济特区蓬勃发展

1984年初，邓小平前往南方，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历时27天，视察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特别是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实地调查研究，亲身感受了经济特区的巨大发展和崭新面貌。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广泛听取各地党政领导人的汇报，到一些商业大厦、贸易中心、渔民村庄、通讯大楼、工厂、宾馆、飞机场、旅游中心、海关、码头、大学、工业区和渔民家庭实地考察，与厂长、经理、工人、工程师、教授、学生、渔民进行直接交谈，还会见了港澳同胞、归国华侨和留居大陆的台湾同胞。

视察过程中，邓小平乘坐旅行车，轻装简从。有时下车步行很远，并兴致勃勃地登上10多米高的电厂中央控制实验室参观。

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直接决策者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充分肯定经济特区的实践和经验，犹如春风吹拂大地，雨露滋润禾苗，巨大地鼓舞了经济特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到北京后，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特区，更加精神振奋，满怀信心。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了此次调查研究经济特区的情况和思考：

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二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在邓小平观察广东、福建、上海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全程陪同。

回到北京后，王震专门指出：

邓小平同志去过三次深圳特区，这一次是第四次了。每次看到的情况，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变化，都令人兴奋。1979年，深圳蛇口还是一片荒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找点用水都困难。现在，高层建筑林立，交通四通八达，电讯、供水、供电、供气、防洪和处理污水设备都已具备一定规模，一个现代化的新城已在我国南海前沿崛起。

深圳蛇口的开发建设能有这样快的速度，除国家的支持外，重要原因是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企业内部实行了责任制，企业拥有较大的独立经营自主权等。

邓小平同志视察时看到几个经济特区兴旺发达的景象，很高兴。他几次谈到，现在看来，办经济特区的路子走对了。我们要把经济特区建设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使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应几个特区领导人之请分别题了词。

在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

在厦门经济特区，他又欣然挥笔落墨：“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我陪同小平同志视察了三个经济特区，对经济特区有了感性的认识。中央的指导思想很明确，这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而且是开放得还很不够！这几个经济特区引进了新技术，引进了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引进了新的科学知识，在实践中创造了高效率、高效益，造就出一批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这对我们的国家是非常有益的。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世时就确定下来的一项国策。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也提出过引进必需的设备和技术，通过租让和借款吸收外资，用以建立起大生产的基础。列宁说：“这个工作进行得越快越有利”，因为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了时间就是赢得了一切”。

不过，正像邓小平同志1978年9月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

小平同志在视察中，针对实际情况，提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在深圳，他曾谈到深圳要办个大学，这个大学可以由华侨或外国实业家用西方科学与管理方法来办，大学的规模要比深圳现有的大学大。

在上海，小平同志还谈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吸收外资兴办饭店的情况，提出上海也可以这样办，可以多搞几个，加快速度。

在我国沿海若干地区，采取某些特殊政策，欢迎外商投资，搞合资的或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这是总结了我国以及世界各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历史经验做出的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是我国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既适应了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相取长补短的客观需求，也将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巨大作用。

有些好心的同志担心，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是否会形成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一些“污染源”。

其实，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有过正确论述。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并不可怕。我们一向有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抵制精神污染。

邓小平1984年视察南方，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根据南方视察中的所见、所闻，邓小平审时度势，作出了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步伐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视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公开进行的。他广泛接触了广东、福建、上海的各级领导干部、职工、人民群众、大学师生，香港、澳门及华侨中的知名人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深深感受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改革开放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自然，邓小平此次视察经济特区引起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

经过中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整个世界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的行踪。

当邓小平像马克思赞扬巴黎公社、列宁肯定俄国十月革命意义一样，热情肯定中国的经济特区时，世界各大新闻传播媒介敏锐地感到：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性潮流；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大大加快历史性进程；

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根据邓小平关于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指导思想，1984年4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广州、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而形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1985年2月，中央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经济开放区，将中国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8年4月，中央又决定建立海南省，将海南岛确定为经济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