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主席 统率全军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说过:人们都说我是“两落两起”,实际上我是“三落三起”。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在党中央当秘书长,还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那时红军的队伍很少。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说,对个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毛主席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德国人乌利·弗朗茨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使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长期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包括中央军委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第五位重要领导人。
在中共历史上长期担任中央军委负责人的中共领导人首推周恩来(在中共历史上,也有其他领导人短时间主持过中央军委工作,因任职时间不长,这里不一一列举)。
周恩来早年从欧洲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中共历史上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力量——铁甲车队。以后,又受中共组织委托,指导中共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的工作,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
1927年3月,周恩来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同年8月1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前委书记,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共独立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开端。
中共六大后,周恩来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中共的整个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协调各个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部队的重大战略部署。
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重大决策时,周恩来具有最后决定权。
第二任是长期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
朱德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军事生涯,同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在云南参加武装起义。历任滇军步兵团团长、靖国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职。
为追求真理,朱德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却以朱德是一个“军阀”,而拒绝了朱德的要求。朱德为了实现革命理想,特意奔赴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在柏林,朱德经过周恩来等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朱德奔赴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奉命到四川军队中工作,配合北伐战争。1927年初在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大革命失败后,朱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下途中失败后,他率领余部在粤赣湘边界地区坚持斗争。1928年1月,在中共地方组织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4月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
1929年与毛泽东率红四军进军赣南和闽西,逐步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相继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1年,朱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0年至1934年,朱德参与指挥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的战争。参与领导长征。长征途中,同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促成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建立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还决定,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前方分会(后来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
第三任是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前后,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等进步团体,主编《湘江评论》,开始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创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湖南等地工人运动。
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会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和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主张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中共五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中国工农革命军,领导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中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部队会师,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9年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进军赣南和闽西,逐步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相继任红一军团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等职。
毛泽东深入总结和提出红军战略战术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与朱德等领导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毛泽东受到排斥。长征中,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领导党和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张国焘分裂主义,到达陕甘地区,结束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洛川会议上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亦称主席),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日战争,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理论。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起,直至1976年9月9日逝世,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各项民主改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主持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持制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领导全党对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第四任是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华国锋。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国锋投身抗日烽火,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历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或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湘潭行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
九一三事件后,华国锋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76年任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第五任是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
邓小平早年投身革命。曾经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1933年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主编《红星》报。长征中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长征结束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小平历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这时起,邓小平长期担任一个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与刘伯承一起,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军队领导工作艺术,成为中外闻名的人民军队重要领导人。
1952年,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期兼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十年内乱”中,邓小平受到迫害。1973年恢复工作后,参与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与叶剑英一起,组织领导对军队的全面整顿,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新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调整军队各大单位领导干部,为粉碎江青集团奠定坚实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1977年12月,中央军委举行全会,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十项任务,通过加强部队教育训练、改革兵役制度等九项决议,这是在新形势下对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继续、深化和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中国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人民解放军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初,为了适应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院校建设。军事院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严重破坏,1958年“反教条主义”,刘伯承等将帅受到批判,许多从事军事院校教育的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集团大量关闭军事院校。因此,对于新时期恢复军事院校,许多军队干部顾虑重重,担心再批“教条主义”。如果不从根本上分清是非,军事院校建设就没法前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杨勇和副总参谋长张震等负责同志,多次研究这些问题。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回忆说:“我和得志、杨勇等多次商量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把我们自己搞乱了,使院校的同志多年来心情不舒畅,应该平反。但我们三人也有顾虑,因为当年‘反教条主义’,小平同志是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件事怎么处理,事关重大,回避不得。最后我们商定,还是当面请示一下小平同志,由他来决定。”
于是,杨得志总参谋长、杨勇副总参谋长和张震副总参谋长就此问题,一起向邓小平当面请示。张震回忆说:
“1980年国庆节前夕,我们一起来到小平同志家里,向他请示、汇报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有关问题。”“当谈到‘反教条主义’问题时,得志对小平同志说,他要在第十一次院校会议上讲话,里面有一段关于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准备讲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有人讲,这不是反到你头上来了吗?”
“小平同志态度十分明确,马上表示:可以讲。‘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
“小平同志还向我们讲了当年‘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复杂背景和具体经过。”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在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上,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军事院校建设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破坏军事院校建设的罪行,彻底纠正了“反教条主义”的错误,给许多忠诚人民军队教育事业,长期从事军事院校工作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为新时期军事院校的恢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军事院校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6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始终关注着国际风云变幻和中国的国家安全。他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
邓小平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地位上;裁军100万人,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为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要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自觉地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第二章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人民解放军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新中国面临的主要敌人,确定了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的方针,其核心是“诱敌深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军队建设如何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邓小平首先从抓军队的战略方针入手。
20世纪80年代,时代发展了,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新形势、新特点、新挑战和新任务。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等国已经率先把大量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新技术运用于军事和国防领域之中。军事样式、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作战特点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很显然,中国长期坚持的“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已经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
但是,修改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军事战略方针、提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雄伟胆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的发展,客观环境的要求,促使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进行修改。这就迫切需要统一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
为此,1980年10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高级干部研讨会,重点研究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问题。
10月15日,邓小平在研讨会总结中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新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来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由过去的“诱敌深入”、“关门打狗”,转变为“层层抗击”、“坚固防守”。
为了把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具体化,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制订各种计划,要结合训练,要根据这次会议,搞出一个作战预案来,包括全局,包括每一个战略区域。”
邓小平的讲话,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形势下,在军事战略和军队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重大拨乱反正,提出了军队工作的新思路,开创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局面。
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和意图,中央军委组织全军高级干部进行了学习贯彻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战役集训。
同时,为了更好地深化全军高级干部对邓小平战略思想和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认识,中央军委决定:由北京军区筹划和组织一次实兵演习,着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未来战争初期防御战役的重要问题。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中共中央批准人民解放军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方面军一级的战役实兵演习。
这次军事演习将在华北举行,主要由北京军区所属部队参加。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人民解放军举行的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一次实兵演习。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人民军队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于1980年底联合下达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北京军区迅速开始了紧张的演习准备工作。
1981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震等率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的有关同志到北京军区,研究筹划军事演习需要考虑和解决的有关问题。
总参谋部和北京军区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拟定了三个演习方案。
1981年春节,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代表北京军区指战员给邓小平拜年时,把北京军区的演习设想当面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2月25日,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总参谋部负责同志在中央军委所在地,听取了北京军区关于军事演习准备情况的正式汇报。
3月6日,张震受总参谋部领导同志的委托,就组织军事演习的总体设想和具体方案,向邓小平写信请示,汇报了按照不同方案拟调动军兵种部队的规模和人数,请邓小平审定决策。
3月10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专门向邓小平汇报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方案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意见。
杨得志向邓小平汇报说,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多万人的方案;第二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方案,只搞图上作业。第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在来之前,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到底怎样确定好,请邓副主席指示。
听了杨得志的汇报后,邓小平说:由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联也搞嘛!苏联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邓小平对于这次军事演习作了重要指示:
“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以前只在辽东半岛,叶帅主持搞了一次,我去看了。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要搞一次。”
“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它对部队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阅兵对军队在人民中的观瞻中有好处。通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人民看,这样加强了军民关系,也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总参具体抓。……演习时各军区、各军兵种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样子。”
张震请示说:“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要动用储备物资。”
邓小平说:“好吧!就这样。”
最后,邓小平在张震报送的演习方案的报告上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举行人民解放军华北军事演习的决策,得到了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国务院专门给有关的省人民政府下发通知,要求给予演习部队大力支持和援助。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听了汇报后说:“这是一件大事情,这样抓很好。这对锻炼部队、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探讨以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将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这次演习,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对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也都认为,搞这次演习很有必要,并预祝演习取得成功。
3月12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部长耿飚,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张震,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负责人,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等高级将领出席。张震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对于演习问题的批示和具体指示。杨得志作了坚决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演习问题重要指示的讲话,宣布了演习代号。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在发言中纷纷表示,一定要按照邓小平主席的重要指示,把这次军事演习搞好。
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演习准备工作会议,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谋长杨得志,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杨勇到会并讲话。杨得志要求北京军区认真贯彻邓小平主席的重要指示,搞好军事演习的各项工作,创造一流成绩,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展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崭新形象。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中央军委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北京军区组织这次演习的基本设想是:
敌国为达到其政治、军事和领土扩张的目的,派遣“蓝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首先以核武器和远程航空兵对中国防御纵深内的重要目标实施猛烈轰击,然后坦克、装甲车集群在空军掩护下,突入中国“红军”防御阵地,企图夺取战略要地。
“红军”发现“蓝军”大规模入侵的征候后,快速组织动员,进入紧急状态,以最短的时间完成战役展开,坚守防御,顽强抗击,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粉碎“蓝军”的进攻企图。
基于这种设想,演习设置了模拟“蓝军”坦克师进攻,空降、反空降实兵对抗,步兵师坚固阵地防御,集团军首长机关带部分实兵战役反突击四个课题。
在演习的筹划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北京军区坚持贯彻和体现邓小平的重要军事思想,力求使演习情况设置复杂、合理,使部队得到近似实战的锻炼。
要贯彻和体现积极防御的思想。在防御部署上,把口子,守要点,以点制面,点面结合,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和完善的工事,长期坚守。在火力配系上,突出打坦克,打飞机,组成立体交叉火网;在战役战术上,着重演练防御中的攻势行动,层层打击,防守反击。
要贯彻和体现与强敌作战的思想。为战胜拥有优势火力和大量坦克的“蓝军”,北京军区设置了模拟“蓝军”坦克师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多波次的进攻,通过提高对抗的强度和难度,探索与强大敌人作战的方法和手段,增强敢打必胜的信心。
要贯彻和体现打现代战争的思想。邓小平曾经指出:“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部队训练要“包括现代战争知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内容”。为了贯彻邓小平的思想,北京军区着重演练了多军种、多兵种联合作战。参加演习的部队,空军有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运输机和直升机等,地面部队有摩托化步兵、坦克兵、炮兵、工兵、通信兵、防化兵等。演习中各军兵种积极配合,密切协同,提高部队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
要贯彻和体现苦学苦练的思想。邓小平强调,部队要提倡苦学苦练,要从苦练当中学本领,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针对这次演习规模大、时间紧、任务重的特点,北京军区党委提出了“标准要高,要求要严,工作要细,效果要好”的要求,号召参加演习部队发扬苦学苦练的精神,在演习过程中摔打锻炼。演习训练正值夏季,参演部队住民房、睡帐篷,顶烈日、战酷暑,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不少部队训练时间长、强度大,演习一天要跑80多里,翻越400多条深沟高坎。受阅部队每天训练十多个小时,累计行程几十公里。演习训练中,大家以苦为荣,知难而进,磨炼了意志,培养了作风,提高了本领,保证了演习任务的圆满完成。
第三章 检阅华北军事演习
1981年春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27亿!国民经济上不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
与会的军队高级将领认为:“小平同志的决策,是从全局考虑的,是抓住了国家现代化建设这个主要矛盾,军队的同志,当然完全拥护。”
这样,1981年的军费预算,从1980年的185亿元减少到158亿元,再加上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上减少不止27亿元。
在军费减少的情况下,该花的钱还是要花,该办的事还是要办,既定的华北军事演习仍然如期进行。
1981年秋天,华北大地,秋色宜人;塞外古城,秋高气爽;广袤农村,丰收在望。
9月14日至9月18日,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华北军事演习在华北某地正式举行。整个演习历时五天,场面宏大,战场环境逼真,攻防对抗激烈,使参加演习部队得到近似实战的锻炼,大振国威、大振军威。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自始至终对这次演习十分重视,多次听取情况汇报,亲自确定演习方案,提出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其间,他亲临军事演习现场,检验演习成果,检阅演习部队,发表重要讲话。
通过这次军事演习,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深切感到,中共中央在新时期高度重视军队工作,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解放军新时期改革和建设的总设计师。
华北军事演习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到演习现场,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同参观演习,检阅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成果。
9月18日,是华北军事演习的最后一天。
上午9时30分,中共中央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登上参观台。
一发信号弹腾空而起,最后一天的军事演习正式开始。
歼击机机群编队起飞,夺取战区局部制空权……
轰炸机机群对“蓝军”重要目标实施轰炸,倾泻下一团团炸弹……
强击机机群跟进俯冲,发射出一串串空地导弹……
强大的地面炮兵群向“蓝军”实施火力急袭,火光闪处,一个个目标被摧毁,巨大的声浪震得山鸣谷应,犹如山呼海啸……
多管火箭炮发射出一群一群的火箭弹,直扑“蓝军”的预备队……
反坦克炮如有神助,颗颗炮弹准确地击中一波又一波的“蓝军”坦克集群……
当看到大家对反坦克导弹打坦克集群倍感兴趣时,坐在邓小平后侧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当仁不让地当起了“解说员”,他向中央领导同志介绍说,中东战争时期,那么多的坦克,就是靠这个家伙打的,是很厉害的。“红箭—73”是我们起的名字……
“红军”坦克、装甲车隆隆出动,协助步兵,向“蓝军”纵深展开冲锋……“红军”空降兵横空出世,湛蓝的天空飘下一朵朵降落伞,落地后收拢伞包,随即成战斗队形,抢占战略要地,显示出不凡的身手……
步坦协同,空地一体,“红军”向“蓝军”发起全线反击……演习区域内,战机轰鸣,铁甲隆隆,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爆音迭起,震耳欲聋。参观台上,邓小平和其他党政军领导同志兴致勃勃,连连鼓掌。当看到“红军”战略预备队在航空兵、炮兵的支持下,对“蓝军”进行气势磅礴的反突击时,邓小平激动地站了起来,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整个军事演习,组织严密,准备充分,诸军兵种密切协同,“红”“蓝”两军对阵“激战”,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达到了预期目的。演习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继承和发扬了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出色的指挥艺术和熟练的战术技术素养,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演习持续了五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对演习给予高度评价。
9月19日,人民解放军华北军事演习的阅兵场上,秋高气爽,阳光灿烂,金风轻拂,群山苍翠。十余万演习大军,上万辆汽车,数以千计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数百架飞机悄然无声,集结待命。胜利完成军事演习任务的陆军、空军以及部分海军部队,代表全军指战员,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准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
在高高的检阅台背面,耸立着一幅巨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图案,金色的“八一”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上午9时整,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等登上检阅台。这时,已在检阅台和参观台上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党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向他们热烈鼓掌。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乘一辆红旗牌阅兵敞篷汽车,在受阅部队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陪同下,缓缓行驶,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
当邓小平向全体指战员发出“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的亲切问候时,受阅部队响亮地回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排山倒海般的阵阵声浪,回荡在群山之巅和万里云空。
阅兵式完毕,邓小平站在敞篷阅兵车上,向受阅的陆、海、空三军讲话:
演习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你们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演习任务。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这充分表明,我们党缔造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军政素质是好的,是有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一支好的军队,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
当前,我国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有力贯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更加安定团结,各条战线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形势。国际上,反霸斗争更加发展,霸权主义更加孤立。但必须看到,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
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围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人民军队这个主题,具体地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要抓好政治思想建设,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军政训练,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等方面的要求。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第一次形成了人民解放军新时期建设总目标的完整表述,对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邓小平讲话后,参加华北军事演习的各个部队举行庄严盛大的分列式。
陆军、海军、空军53个方队,在火红的“八一”军旗引导下,在庄严的军乐声中,满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诚和胜利的喜悦,精神抖擞、威武雄壮地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检阅。
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在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护卫下,作为华北军事演习受阅部队的先导,通过检阅台。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军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参观的各界代表,肃然起立,庄严地向军旗行举手礼和注目礼。
最前面是陆军、空军的军事院校和海军某训练团学员组成的方队。“治军先治校”。军事院校是培养军队各方面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要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必须大力办好军事院校,通过军事院校正规教育,培养和造就大批懂得现代战争,能够带兵打仗的又红又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但是,在“十年动乱”中,军事院校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大批军事院校被关闭、停办、撤销,军事教育队伍被解散,造成严重后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恢复和筹建了各级各类军事院校。
参加检阅的某陆军学校在短短三年间已发展成为当时人民解放军规模较大的一所初级指挥学校,为各部队培养和输送了5400多名初级指挥员。海军某舰队训练团,自组建以来,培训了大批技术骨干,为海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空军某飞行学校,是培养飞行员的“摇篮”,参加这次受阅的学员,在接受了严格的飞行理论教育和正规的飞行训练以后,将成为空军飞行部队的新一代飞行员,驾驶战鹰,翱翔在祖国的万里蓝天,为保卫祖国作出贡献。
人民军队,钢铁长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在响彻云天的口号声中,由步兵、空降兵组成的方队循序通过检阅台。整齐的步伐,如汹涌澎湃的波涛;雪亮的枪刺,闪耀着令人胆寒的寒光。紧跟着徒步方队的是摩托化部队,车轮飞转,势不可当,恰似猛虎插上钢铁翅膀。
铁流滚滚,机声隆隆,英风扑面,大地颤抖。英雄的炮兵、地对空导弹、反坦克导弹、工程兵、坦克等特种兵部队,以四路纵队齐头并进,奔驰向前。各种现代化兵器排列整齐,气势磅礴地驰过阅兵场。
各种口径的火箭炮、加农炮、榴弹炮、高射炮,在不同型号的牵引车牵引下,依次通过检阅台,显示出“战争之神”的威严气概。
一排排轻便灵巧的反坦克导弹,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这是人民解放军新近装备的现代化反坦克武器。
由大型运输车装载的银灰色的地对空导弹,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一片钢铁的波涛,汹涌澎湃。
由火箭布雷车和重型舟桥组成的工程兵方队,踏着胜利的通途,临近检阅台。
由几百辆坦克、装甲车组成的钢铁洪流,在发动机和履带的轰鸣声中,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
演习部队一个一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方队,代表着人民解放军的辉煌历程。这是一些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有创建于红军时期,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的老部队;有在抗日战争中,参加百团大战的部队;有在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奔袭清风店,进军大西北的部队;有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为扭转战局作出重大贡献的部队。严整威武的阵容,显示了人民解放军钢铁般的组织纪律性,无坚不摧、无险不克的坚强战斗意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强大力量。
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道路上迈出的雄伟步伐,使主席台和参观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邓小平等全神贯注,聚精会神,检阅着通过主席台的一个一个演习方队,一面向部队敬礼致意,一面高兴地交换着赞扬的目光和话语。
最后接受检阅的是由空军航空兵151名飞行员驾驶的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组成的六个飞行梯队。当航空兵部队的庞大机群,编着整齐的队形,浩浩荡荡,一批一批地呼啸着掠过阅兵场上空的时候,发出雷霆般的轰鸣。检阅台和参观台上的全体同志,翘首仰望飞翔在蓝天白云的万里晴空中的“空中雄鹰”,高兴地向英雄的航空兵鼓掌致意。这时,高速歼击机飞行员进行了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九架特技表演的彩色战鹰,做了各种高难度的特技飞行,表现了航空兵高超的战术技术水平。同时,扩音喇叭里传出解说员激动的声音:“有这样的勇士守蓝天,人民请放心,祖国春常在。”检阅台上的人们都为人民空军的不断发展壮大,感到由衷的喜悦和兴奋。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一次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演习胜利结束了!
这是一次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都获得丰硕成果的一次演习;是经过充分准备,精心组织,准确协同,各方面工作有条不紊的一次十分成功的演习。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提高合成军队协同作战能力、运用现代作战手段对付敌人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参加演习的陆、空军和部分海军部队、军事院校,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以教育训练和战备工作的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作了汇报。阅兵场上,三军将士军容严整、军威雄壮、礼节周到、士气高昂,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看了阅兵和演习,人们普遍感到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这次华北军事演习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对此,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铁环以后作了这样的概括:
一是增强了战胜霸权主义的信心和勇气。这次演习规模宏大,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运用了先进的指挥手段和一批新式武器装备,充分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演习不仅教育和鼓舞了全国人民,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霸权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外国一些评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精良的军队”;华北军事演习是“一次精彩的演习”,“是人民解放军最盛大的一次力量显示”。
二是提高了高中级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这次演习,立意高,课题新,是按现代战争的样式设计的,参加演习的既有陆军的各个兵种,也有空军的航空兵、空降兵;既有一线坚守部队,也有战略预备队;既有一般技术的武器装备,也有高技术的武器装备;既有真枪实弹的硬杀伤,也有通信电子的软对抗,呈现出立体多维的现代战争特点。在演习中,高中级干部练指挥,练协同,演防御,打进攻,得到了全面的锻炼。更重要的,使高中级干部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对现代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强化了打现代战争的意识,也为部队的作战训练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三是加快了军队精兵合成的步伐。如何把军队搞精干,是邓小平领导军队建设后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他反复强调,要消肿,要改革编制体制。1980年他就提出要搞合成军、合成师。他指出:“首先搞一两个合成军。现在普遍搞不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有一两个集团军作基础,就可以进行合成军的训练,免得战时临时组成,指挥员都不会指挥。练兵也可以接触坦克,接触对空武器,接触导弹,这样就有了现代化作战的知识,我们军队的素质就可以提高。”这次华北大演习,在兵力编成上就是按照邓小平组建集团军的设想来实施的,并设计和演练了集团军反突击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演习,是对改革编制体制、组建集团军的一次有益的研究和实践。在此基础上,1985年人民解放军编制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在裁军百万的同时,陆军野战军全部改建为集团军,使军队向精兵、合成、高效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四是促进了军队正规化建设。阅兵式、分列式是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阅兵式、分列式训练,对于部队作风纪律的养成,达到令行禁止、整齐划一具有重要作用。但过去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阅兵式、分列式被当作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予以废止。邓小平在作出演习决策的同时,特别强调要搞一次阅兵式、分列式。为落实邓小平的指示,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进行了认真刻苦的训练,圆满完成了接受党和人民检阅的任务。从此,阅兵式、分列式作为一项制度得到恢复。部队、院校每逢开训、开学、重大节日活动等,都要组织阅兵式、分列式,促进了部队正规化建设。
五是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演习部队在进行紧张训练的同时,积极做好群众工作,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像当年支前一样,为部队排忧解难,支持部队搞好演习。尤其是军地双方创造性地率先开展军民共建文明村活动,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这一新的形式和做法,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肯定,并在全国、全军进行了推广。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是在国家和军队处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进行的。在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对于全面检验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军事政治素质,加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它有力地宣示了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时期肩负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全面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在新形势下的奋斗目标。
中央领导同志检阅华北军事演习部队的第二天,新华社报道,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组空间物理测验卫星。这是中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中国的国防建设达到了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