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里纳秸服，秸，稿也，服瑽役。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马云：“去其颖，音鞂。”
[疏]传“秸，稿也，服稿役”正义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稿秸之设。”“秸”亦“稿”也，双言之耳。去穗送稿，易於送穗，故为远弥轻也。然计什一而得，稿粟皆送，则秸服重於纳铚，则乖近重远轻之义。盖纳粟之外，斟酌纳稿。“服稿役”者，解经“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并有所纳之役也。四百里犹尚纳粟，此当稿、粟别纳，非是徒纳稿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纳精者少，粗者多。
[疏]传“所纳”至“者多”正义曰：直纳粟米为少，禾稿俱送为多。其於税也。皆当什一，但所纳有精粗，远轻而近重耳。
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
[疏]传“甸服”至“服事”正义曰：“侯”声近候，故为候也。襄十八年《左传》称晋人伐齐，使司马斥山泽之险。“斥”谓检行之也。“斥候”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此五百里主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见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里采，侯服内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疏]传“侯服”至“主一”正义曰：“采”训为事，此百里之内主供王事而已。“事”谓役也，有役则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者事。任，而针反，又而鸩反，下同。
[疏]传“男，任也，任王者事”正义曰：“男”声近任，故训为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见上下皆是诸侯之国也。
三百里诸侯。三百里同为王者斥候，故合三为一名。为，于伪反。
[疏]传“三百”至“一名”正义曰：经言“诸侯”者，三百里内同为王者斥候，在此内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为一名，言“诸侯”以示义耳。
五百里绥服。绥，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绥，息遗反。
[疏]传“绥安”至“政教”正义曰：“绥，安”，《释诂》文。要服去京师已远，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绥服路近，言“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言安服自服也。《周语》云：“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彼“宾服”当此“绥服”。韦昭云：“以文武侯卫为安，王宾之，因以名服。”然则“绥”者据诸侯安王为名，“宾”者据王敬诸侯为名，故云“先王之制”，则此服旧有二名。
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
[疏]传“揆度”至“皆同”正义曰：《释诂》训“揆”为度，故双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义。
二百里奋武卫。文教外之二百里奋武卫，天子所以安。奋，方问反。
[疏]传“文教”至“以安”正义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内，以下二服文与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奋武以卫天子，所以名此服为安也。内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后言“奋武卫”，所从言之异，与安之义同。奋武卫天子，是其安之验也。言服内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赖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绥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要，一遥反。束如字，一音来。
[疏]传“绥服”至“文教”正义曰：“要”者约束之义。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绥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称上旨。此要服差远，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为“要”，见其疏远之义也。
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马云：“夷，易也。”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简。差，初佳反，又初卖反。
[疏]传“蔡法”至“差简”正义曰：“蔡”之为法，无正训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训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为“蔡”，义简於“夷”，故训“蔡”为法。法则三百里者，去京师弥远，差复简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简略。
[疏]传“要服”至“简略”正义曰：服名“荒”者，王肃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传言“荒又简略”，亦当以为荒忽，又简略於要服之蔡也。
三百里蛮，以文德蛮来之，不制以法。
[疏]传“以文”至“以法”正义曰：郑云：“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云蛮，蛮之言缗也。”其意言“蛮”是缗也，缗是绳也，言“蛮”者以绳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论语》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故传言“以文德蛮来之”，不制以国内之法强逼之。王肃云：“蛮，慢也，礼仪简慢。”与孔异。然甸、侯、绥、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税，但二百里蔡者，税微差简，其荒服力役田税并无，故郑注云：“蔡之言杀，减杀其赋。”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赋其田事也。其侯绥等所出税赋，各入本国，则亦有纳緫、纳铚之差，但此据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内，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传云“要束以文教”，则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独於绥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师既远，更无别供，又不近外边，不为武卫。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无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奋武卫”者，在国习学兵武，有事则征讨夷狄。不於要服内奋武卫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来，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随其俗。凡五服相距为方五千里。
[疏]传“流移”至“千里”正义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无常，故政教随其俗，任其去来，不服蛮来之也。凡五服之别，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别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五千里也。贾逵、马融以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数，去王城千里；其侯、绥、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为方六千里”。郑玄以为“五服服别五百里，是尧之旧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间更增五百里，面别至于五千里，相距为方万里”。司马迁与孔意同，王肃亦以为然，故肃注此云：“贾、马既失其实，郑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广土。土地之广三倍於尧，而书传无称也，则郑玄创造，难可据信。汉之孝武，疲弊中国，甘心夷狄，天下户口至减太半，然后仅开缘边之郡而已。禹方忧洪水，三过其门不入，未暇以征伐为事，且其所以为服之名，轻重颠倒，远近失所，难得而通矣。先王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馀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诸侯入禾稿，非其义也。”史迁之旨盖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礼》王畿之外别有九服，服别五百里，是为方万里，复以何故三倍於尧？又《地理志》言汉之土境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贡》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数异者，尧与周汉其地一也，《尚书》所言，据其虚空鸟路方直而计之，《汉书》所言，乃谓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数不同也。故王肃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数，若其回邪委曲，动有倍加之较。”是言经指直方之数，汉据回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虽同，王者革易，自相变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郑玄不言禹变尧法，乃云地倍於尧，故王肃所以难之。《王制》云：“西不尽流沙，东不尽东海，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尽”，明未至远界，且《王制》汉世为之，不可与经合也。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渐，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与王者声教而朝见。渐，子廉反。被，皮寄反。朔，朔北也。与音预。朝，直遥反。见，贤遍反。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玄，天色。禹功尽加於四海，故尧赐玄圭以彰显之。言天功成。讫，斤密反。
[疏]“东渐”至“成功”正义曰：言五服之外，又东渐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与南虽在服外，皆与闻天子威声文教，时来朝见，是禹治水之功尽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赐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传“渐入”至“朝见”正义曰：“渐”是沾湿，故为入，谓入海也。覆被是远及之辞，故为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渐入”；流沙长远，故言“被及”，皆是过之急也。五服之下乃说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与王者声教而朝见”，言其闻风感德而来朝也。郑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逾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当是西境最远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为张掖居延泽是也，计三危在居延之西，太远矣，《志》言非也。传“玄天”至“功成”正义曰：《考工记》“天谓之玄”，是“玄”为天色。禹之蒙赐，必是尧赐，故史叙其事，“禹功尽加于四海，故尧赐玄圭以玄显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谟》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