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学时代

1958年9月1日，我穿着洗补一新的衣服，兴致勃勃地去隆德中学报到，分到初一乙班。

1958年，是“大跃进”的第一年。隆德县一下子增设了山河、沙塘、好水等几所初级中学，隆德中学也增加了招生数量，由上届的两个初中班增加到三个。以后，好水中学因暂不具备办学条件，一个班又转到隆德中学，变成了甲乙丙丁四个班，初一学生达到200多名。新设了高中部，招收一个高中班。

当时的隆德中学，办学条件很差。初一年级第一学年没有课桌凳，就在新建的教室地上挖了些小坑，栽上木柱，上面钉上木板，四个人一张木板桌，坐的也是木板。下课铃一响，有的学生干脆从木板下面钻出钻入。住宿条件更差，一个屋子睡二三十个人，一张床板睡两人，半夜谁起来一次，回来就找不到可容身的位置了。我们班有50多名同学，班主任张思齐老师40多岁，大个子，黑黑的脸，挺严肃的，平时很少和学生说话。

深山炼铜

正式开课一月多，学校就组织师生到苏台乡（后改为崇安乡）大漫坡参加“大炼钢铁”。隆德无炼铁原料，据说有铜矿石，便在这里采矿炼铜。以后才知道，这里的矿石属孔雀石类，含铜量极低，用这种土办法根本炼不出铜来。初一学生一般只有十四五岁，个别也有十七八岁的。同学们背起铺盖卷，步行15公里，来到大山深处的三河镇边庄村住了下来。低年级学生背矿石、拣矿石，高年级同学则上炉搞冶炼。没有电，自造的木制鼓风机又笨又重，两人同时摇，半小时换一次，有的两只手上的血泡几乎连成片，扎满了纱布。那时，大漫坡村前面的空地里，人山人海，运矿石的，砸矿石的，拣矿石的，搞冶炼的，热闹极了。一到晚上，冶炼炉子喷出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

我们住的山河镇边庄村距采矿点约4公里，早晨六点钟起床，天还黑糊糊的。没有床，大家睡在麦草铺上，脸都顾不上洗就先吃早饭，每人一个荞面蒸馍，一碗洋芋菜汤，菜汤中既无青菜，又无油。吃完饭，每人背一个背篼，就排队出发了。开始还挺精神的，喊着“一二一”，唱着歌，数着天上的星星走路，走着，走着，有的同学拉着前面人的衣服，闭上眼睛，做起梦来了。天亮后，来到采矿点，大人们从石头夹层中挖矿石，我们则往外倒渣。在山的上部，还有一个采矿点，他们刨出的石头不时滚了下来。有次，一块冲下来的大石头把一个同学的腿砸伤了，以后，专门放两个同学放哨，看山上有无石头滚下来，大家整天提心吊胆地参加劳动。最难以忍耐的是填不饱肚子。山沟流出的泉水属于硬水，喝这种水饿得更快。中午饭是送到工地上来的，每人仍是一个荞面馍，外加一碗白开水。上午10点以后，大家就干不动了，坐在石头堆上，向送饭架子车必经之地的一个壑岘不停地张望，谁第一个看到饭车后便大声喊起来，惹得老师、同学们都停下劳动去等送饭来的架子车。

有一天，我感冒了，早上起床后头疼得很厉害，班主任给了我五角钱，让到三里外的山河镇医院去看病，但一到镇上，首先买了两个馍吃了，当时，好像吃饱肚子比看病更重要。半月后，我们就返回学校了，年底，留在工地上的高年级师生全部撤回来了。据说，什么也没炼出来，有的炉子把一些石头烧熔了，有的连石头都烧不熔，有的还把从民间收来的一些铜钱、铜锅、铜佛等贵重文物投到炉中去炼，结果也只炼出了一些杂质很高的废铜。后来，我们还到六盘山顶上去背过两次矿石，据说那是铅矿石。一次往回返，连饿带渴实在走不动了，老师挡了一辆卡车，我们爬上去。这是第一次坐汽车，又是下六盘山，既新奇又新鲜。回到家后，把第一次乘汽车的感受讲给村子里的伙伴们，他们问这问那，羡慕极了。

灾年苦熬

1 959年以后，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从学校很快反映出来。同学们吃不饱，穿不暖，缺少教室和宿舍，辍学的越来越多。后半年，一方面因学生宿舍没有烤火炭取暖，晚上太冻，另一方面还可以把自己每月的29斤面粉打回家去，村子里在隆德中学读书的马志俊、谢国俊、陈忠堂、杜学文、梁贞及我等几位同学商量后，征得学校同意，决定走读上学。早上五点钟起床后，母亲总是早早起来为我做一碗面吃，然后，急急忙忙向学校走去。记得在那多雪的冬天，我们同行的六七名同学，顶着高挂在天空的“三星”，迎着刺骨的寒风，在一片银白色的世界中，踏着吱吱响的积雪，向学校走去。所路经的司滩村与小川村之间有几块坟地，漆黑的夜晚，总要看到一堆堆磷火，吓得大伙儿大气都不敢出，以为是“鬼火”。有人说，谁一出声，鬼火就会跟踪你而来。为了驱走瞌睡，有时，相互总要开一些玩笑，逗着乐一乐。有一个挺捣蛋调皮的同学跟在另一位后面，把人家干粮袋里的莜麦面饼、煮熟的洋芋全都掐碎了，等这位同学到学校拿出来食用时，只好当抓饭吃了。第二年，精简了一部分大龄学生，还有一些因生活所迫而辍学，学生宿舍空出来了，我们这个年级又缩编为三个班，学校便不允许学生走读，加之农民都要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新学期开始，我们又住了校。

初中三年，刚好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1959年后半年到1961年，国家困难，学校困难，学生更困难。1959年10月1日，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学校说让全体师生饱餐一顿，学生每人两个半斤重的大蒸馍，一碗肉菜。打饭的同学由高年级到低年级排成了长龙，等轮到我们低年级的同学打饭时，大蒸馍已变成了小蒸馍，肉菜变成了菜汤。倒是高年级学生饱餐了一顿，低年级的只好流口水了。那个年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肚子，一闲下来，首先想的就是吃。正如大家总结的：“星期一盼星期三，过了星期三，一周还剩两三天，星期六回家转，洋芋菜饼肚里填。”许多家庭，为了让读书的孩子能吃到面食，大人们自己吃糠咽菜，从口中省出一点粮食留给读书的学生吃。学校也想了不少办法，一是找代食品，二是开荒种地。

六盘山蕨菜遍地长。蕨菜刚出土时的嫩苗煮熟后，只要有油、盐、醋等调料，是很好吃的，现在作为绿色食品，上了大雅之堂。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调料，连盐都买不到，蕨菜吃多了，肚子胀得似鼓一般特别难受。秋天，它就长成了蒿草，当地人称“蕨毛”，只能当柴火烧。为了能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不知谁提出，让把蕨毛秆割回来，粉碎后，磨成面吃。那时，苦苦菜、苜蓿叶都当饭吃，榆树皮磨成粉再加些面，做糊糊喝。我家有个亲戚还送来了一小捆榆树皮。公共食堂的面糊糊跟清汤差不多，能照见人影，由于缺盐无油，许多人脸上呈现菜色，农村一些孩子的肚皮也泛绿。这年秋天，学校组织师生进山割蕨毛，堆了一屋子，晚上，学生们加班用石磨子推成细末，掺在少得可怜的面粉中充饥。

割蕨毛时，还闹出不少笑话。因学校给每个学生分配有任务，我们这一年级有俩同学，因腹饥乏力，没割够学校规定的数量，半道上就在蕨毛捆中裹了两块石头，到学校过秤时，被发现了，这俩同学在全校被点名批评。用蕨毛粉做的馍颜色黑糊糊的，实在难以下咽，但也不得不吃。以后有人发明用一层面粉，一层蕨毛粉蒸成花卷，大家叫“金裹银”，其实是“白裹黑”，也不好吃。

有一位哲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是否都能成就一番事业，尚不可知，可是，比菜根还要难嚼的蕨毛成了主食，还有什么苦不能受，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看来，有时吃一些苦也并非都是坏事。

一提起三年困难时期，想的是“吃”，谈的是“吃”，老师上课举例也是“吃”。记得在一次代数课上，授课的李老师可能也是为吃不饱肚子所困厄，讲课举例经常是这几个蒸馍与那几个蒸馍如何如何，说得同学们肚子里咕咕直叫，真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节假日大伙凑在一起也是围绕“吃”做文章。有一个星期天，班主任把我和几个同学叫去，让到距学校不远处龙王池苗圃去摘榆钱，炊事员说蒸的包子给我们每人一个。大家爬上榆树，摘了两三个小时，才摘了几筐子榆钱，但蒸的包子，被老师们吃了个一干二净。又有一个星期天，和我比较要好的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了几两胡麻油，我们俩商量包一顿饺子吃。找粮票买了一斤白面，费了好大劲买了一斤韭菜，在教室内自己包着吃了一顿缺盐少调料的韭菜水饺，但觉得特别香，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秋天开始，学校组织师生到六盘山深处开荒种地。这种劳动，每年大概要持续两个月左右。九月初开学不久，我们便背着铺盖卷，来到清凉寺山下的清凉村，一部分低年级同学住在老乡家，高年级师生则住在清凉寺的庙内。晚上躺在铺里，看着面目狰狞的神像，开始许多人睡不着觉，一个人也不敢起夜，以后劳动太累也就习惯了。那年秋天，师生们开了许多荒地，第二年也没种多少，但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了土壤沙化，平缓一些的荒地，被农民耕种了。开荒劳动消耗体力太大，有的同学饿得实在撑不住，就到老百姓已犁过几次的洋芋地里，用镢头再翻一遍，拾几个冻软的洋芋在炕洞烧着吃。有的同学还把别人已扔掉的坏洋芋再拣回来，可吃的部分再吃一次。在那个年代，洋芋真是“救命蛋”。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学校的劳动比较频繁。1958年刚进校时，学校办有砖瓦厂，高年级学生手工做瓦坯，低年级学生抬水和泥。有时上晚自习时，砖窑需渗水降温，又把低年级同学抽去往窑上抬水。农忙季节，师生们上山种地，主要种洋芋、莜麦等，春耕、夏锄、秋收，辛勤的劳动，也带来一定的果实，学校将收获的莜麦磨成面，早餐每人一碗莜麦面糊糊，面糊糊中掺有洋芋条，同学们一人准备了一个特大碗，和现在的汤盆一般，边走过喝，等走到教室也差不多喝完了。现在才知道，莜（燕）麦面还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品。

由于劳动时间太多，影响了教学计划的完成，耽误了同学们的学习，一些副课如地理、历史之类最后讲不完了，授课老师便列个提纲，一节课讲半本教材。在初中，我的数学学得比较好，其他课都居中间水平。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小说，凡是能借到的小说都浏览一遍，不管能不能看懂。有时，星期六借一本小说，回家的路上边走边看，星期天往回走，同样边走边看，星期一还书。星期天进山砍柴也带着书，背着柴捆歇息时，还拿出来翻几页。有一次借到同学一本《说岳全传》，三百多页，厚厚的一本，人家星期一要书，我星期六晚上躺在被窝里，整整看了一夜，煤油灯加了两次油。第二天，又和同学们一起进山割柴。当时记忆力很好，一夜看完一本小说，过后还能讲给别人听。对新出版的革命小说如《红旗谱》《红岩》及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等，自己从伙食费中挤出几元钱买来看。

以后回想起来，初中这三年基本上是混出来的。一是在饥饿中读书，心思很难用在学习上；二是每学年有近三分之一时间劳动，教学计划难以完成；三是教学设施太差；自己在学习上也没下多少苦工夫。当时，初中还没有开设外语课，就是物理、化学课，由于条件限制，老师只能简单地做两三个演示实验，要学懂就全凭自己的悟性了。记得讲到电学这一章时，没有教具和实物，学生对发电机、电动机是个什么样子都难以想象出来。

在政治上，我还是积极要求进步的，1960年的五四青年节，参加了入团宣誓。

苦读高中

1 961年7月初中毕业了，并考取了高中。当时全县参加考试的初中毕业生近200人，高中只招收一个班，竞争是激烈的，我是一名幸运者。

1961年9月1日，我作为隆德中学第四届高中新生入学了。全班有48名同学。入学的第一课仍然是劳动，开学后不久，班主任老师就带领全班同学，背着铺盖卷来到六盘山深处的野狐掌去收割莜麦。从种到收割，再背运到学校的操场上晾晒，打碾，磨成粉全由老师和学生来承担。高中三年，每年两个月的劳动时间从未间断。以后越是到高年级，学校似乎对劳动抓得越紧。因为高年级学生身体都强壮起来了，劳动的经验也比较丰富了，成了学校勤工俭学的主力军。记得1964年“五一”前，我们毕业班的同学要去固原地区医院体检（因隆德县医院当时没有X光机），前一天，还在六盘山上的茅庵塘种洋芋。同学们纷纷议论，都临近高考了，学校还不让大家集中精力复习功课，迎接高考。

严冬的夜晚是最难熬的。晚自习后，走进冰冷的宿舍，屋内既没有火炉，更无现代的暖气。一个屋子住十几名同学，睡大通铺，铺一层麦草，上面再铺一个薄褥子，被子拉开后，里面如同冰窑，脱掉衣服，躺入被窝的一瞬间，得咬紧牙关，以最快的速度钻进去，强忍十几分钟后，靠体温把被窝暖热才能入睡。有时，几位大龄同学靠抽旱烟取暖，刺鼻的烟味更使人难以入睡。其情其景正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描绘的“布衾多年冷似铁”。遇上好天气，晒一下被子，还能睡个好觉，如遇上下雪天，在被窝内冻得直发颤。有的同学把《静夜思》改过来说：“窗前明月光，冻的清濞淌。冷着受不住，何时到天亮”，是最形象不过的了。

高中一二年级，我当了两年班里的生活委员，管买饭票、搞卫生之类的工作，是个跑腿的苦差事。升到高三，班主任李宗堂老师在我多次要求下调整了我的生活委员，使我能集中精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

高中三年是向大学之门冲刺的3年，但这种冲刺的感觉直到高二才反映出来。

第一学年，同学们一方面在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也在适应老师。由于高中教师紧缺，外语、语文等几门课由初中教师暂代。一年结束，班内有10余人辍学，我的学习成绩也是平平而已。到高中二年级学校调整了班主任，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数学老师李宗堂任班主任，带语文的杨子仪老师协助班主任工作，教与学均转入正规。那时，我的数学学得得心应手，其他如外语等，也都不错。语文虽不是我的强项，但是，作文课却是最喜欢的。我的作文每次不是4分甲就是5分，自选题目写的几篇短篇小说，得到杨子仪老师的几个“好”，这可能与我初中喜欢看小说有关系吧。进入高二冲刺阶段，小说是绝对不能再看了，天未亮起床，背俄语单词，朗读语文，背古汉语，晚自习重点复习数理化，做练习题。回家的路上，看的是课本，星期天进山砍柴，拿的是课本，在村里的田埂上，高声朗读外语的声音也引来了村民们一些诧异的目光。进入高三，苦战了一年，早上，在操场边的草丛中迎接晨曦；晚上12点后，在班主任老师的一再催促下，才回宿舍休息。为了实现能够考上大学的愿望，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我决心要从这山沟里走出去！但是，反思当时的学习，死背硬记比较多，真是刻苦读书有余，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知识分析问题不足，从以后的高考实际效果也反映出了这种学习方法的弊端。

高考时间转瞬即到。1964年7月中旬，全地区的考生集中到固原一中考场参加高考。当时固原地区有西、海、固、隆、泾五县，除固原中学（现在的固原一中）有两个高中毕业班，泾源县暂没有高中应届班外，其他县中学各有一个高中毕业班。隆德中学这一届高中班到毕业时，只剩下28名同学，其他都中途辍学了。1964年7月的高考，隆德中学共有30名考生前去应试，除应届生外，还有2名往届毕业生。然而，在我的家乡陈靳乡，只有我一人。三天高考结束后，我感到考得不太理想，平时学得比较好的数学除几何题基本都做对外，代数考砸了，物理考得更糟，政治、语文、化学都还算可以，只有俄语考得最好，题基本上都做对了。考完后，团支部的十几名团员在固原南关照相馆合影留念，结果照片洗出来后，把“隆中”印成了“固中”，变成了“固中高六四级团支部全体合影”，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高考结束后，集体返回母校——隆德中学。当晚，学校安排我们看电影“甲午风云”。邓世昌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在同学们中引起了共鸣，但同时又加重了那种沉闷的气氛。第二天，大家郁郁寡欢地背起铺盖卷，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同学，回到了家乡。自此一别，天各一方，有几位同学至今我再未见过面。

高中三年，能在困难的情况下，艰苦的环境中，取得比较好的学习效果，深感得益于那一批高素质的授课老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家庭背景等因素，从全国一些名牌大学分配来了一批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隆中高中部的教师基本都是这个时期分配来的，如教语文的杨子仪老师，这位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湖南人，个子很小，1962年来到隆德中学时，年龄和班里大龄学生差不多。第一次站在讲台上，许多学生还瞧不起他，但一篇古汉语《孔雀东南飞》讲完后，大家完全被他那渊博的知识、洪亮的声音所折服，不得不由衷地钦佩。数学老师李宗堂，化学老师王嘉林，俄语老师陈自群，政治老师陈学堃等，都毕业于外地大学，比较晚来的有带几何的王英武老师、带物理的刘文智老师等，虽毕业于宁夏大学，但课同样教得很棒。老师们对教书育人都是全身心地投入，为了教好学生，个人做出了许多牺牲。他们真是“为人师表”的一代好教师。

我缺乏特殊的爱好，也没有什么特长，平时极少和同学们坐在一起谈天论地。从小与球类不沾边，虽曾喜欢下象棋，但因上初中时，和公社的一位老社长对弈，我赢了，受到母亲的斥责。高中时，有位学生会的干部棋艺不高，没有人愿和他下棋，就找我下，但每下必输。有一次他连输三盘，第四盘又战不下去时，竟把棋盘摔了，从此后，我再也不下棋了，至今如此。高中阶段，家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靠姐夫姐姐从新疆寄一点钱供我交学费和家中零用。甚至连圆规、三角板等基本学习用具和一些课外参考读物，也是姐姐寄来的。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很窘迫，资助我的钱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住校期间的生活费主要靠党和政府的助学金。另外，利用假日进山砍柴交给学生灶，贴补一些生活费，也缓解了许多“危机”。那几年的经济状况真是捉襟见肘。春去夏至，“五一”过后，光着身子穿一件薄棉袄，连衬衣都缝不起。早上天凉系上扣子，中午天热时，再解开扣子。棉裤穿到春天后，把棉花去掉，当夹裤穿，再热去掉里子，穿单裤。有时，姐姐把她穿过的旧衣服寄回来，改一改我再穿。个人生活上，我不愿再加重家庭负担，给母亲出难题。我年龄小、个子矮、家境又困难，兴趣与爱好很少，平时手头也没有零花钱，所以和班内同学交往不广。然而这个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却促使我刻苦努力，苦学、苦读、苦熬，奋发自强。

苦度暑期

从高考结束到收到录取通知书，这一段时间显得特别漫长，真是度日如年啊！

参加完高考后，我背上曾伴随我6年的铺盖卷，迈着沉重的步子，告别母校，返回家乡。15里路几乎走了一上午。回家后，生产队长认为，我不再是学生了，回到家中便是农民，每天都给我分配农活干。除母亲外，其他人对我考上考不上大学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周围很少有人关心或过问这件事。而我每天则在期望、焦虑、彷徨与不安中度过。

回家后没有几天，生产队长便分配我到大山深处的清凉峡老虎沟去放牛。紧靠六盘山区的农村有个习惯，在春播结束、麦收之前这段时间，把牛全部赶到大山深处放牧，既省草，又壮膘。我又背上一床破旧的棉被，翻过砍柴曾走过不知多少趟的那几道山梁，来到清凉峡的最深处，卧牛台北侧的老虎沟。我们生产队的牛场就设在那里。晚上牛歇在用石块围起来的敞圈里，放牛的人则在附近石坎下避风雨处歇息。那一段，经常下雨，山林整天笼罩在雨雾之中，牛在林中吃草，我站在山梁的高处眺望，不让牛跑掉或被人赶走。在这里，只有与森林、小鸟为伴。一个人待在这里，林中寂静得让人害怕。牛场附近，也曾有豹子出没。记得有年冬天砍柴时，我亲眼看见过一只凶猛的豹子。当时，我同一位村子里的伙伴正在石坎下面割蒿柴，这里的蒿柴长得很茂盛，像是从来没有人动过。那个小伙伴刚想到石坎上面去时，突然，发现石坎上的一个岩洞口，一只豹子把头往外探了一下，他吓懵了，边喊“豹子”边跳了下来。不知谁先喊了一声，十几个割柴的聚到一起齐声喊“打豹子”。豹子在窝内打了个转身，见我们人多便冲下山坡，跑进了对面山林，踩得林子里面的树木“喀嚓嚓”直响。因害怕再有豹子出来，豹子窝附近割下的柴也不敢去收拾，急急忙忙退到山下。而这个豹子窝距离牛场仅一梁之隔，心想，这时只有我一个人和一群牛，来只豹子或野狼该怎么办呢？晚上我和其他放牛的人一起睡在铺有麦草的石板上，在火光下眼盯着两只大老鼠从石墙夹缝中穿来穿去。大山之中，“夜静深山空”, “月出惊山鸟”，睡在这里，想同学、想老师，更期盼高考有个好结果。耳听着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和滴答滴答的雨点声，心想，难道这样的日子要过一辈子？雨滴不时沿着石缝淌下来，衣服、被子、铺的麦草全都湿漉漉的，真是“草铺雨漏无干处”。为了防止毒蛇袭击，睡前，总要在洞门口烧一些艾蒿草，用艾蒿的烟味驱赶毒蛇、蚊蝇等害虫。这里毒蛇比较多，尤其是雷雨过后，蛇会一串一串爬在树杈上晾晒它的皮肤。有时也会爬到我们睡的铺中来。有一次一位比较年长的放牧者睡午觉，手一摸，冰凉冰凉的，惊醒一看，一条蛇蜷曲着身体也在他旁边睡觉，真是吓死人了。我放假的这些天，坚持铺外烧蒿草，除了在石崖上远远看见一两条蛇外，在铺内还没有碰到蛇。当然，农民也有许多防蛇的办法，如抽旱烟，说蛇最怕旱烟味，旱烟锅内的烟油可以将蛇置于死地。另外，甜菜叶子也能让蛇不能前行。一物降一物，对防毒蛇，民间也有许多土办法。

遇到难得的晴天，人的心情也好了许多，站在山梁上，一边牧牛，一边砍柴火，偶尔停下来，看着蓝天白云吟一首《清平乐·六盘山》，一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使人的心情舒畅了许多。一个人待在深山之中，所见只是“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所闻只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所牧之牛“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寂寞之极，也会哼上两句“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或从看社火中听到的一两句东拉西扯的秦腔，给孤独的自己壮壮胆。面对高山与流水，牛群与森林，烦恼与失望，聚集在胸中而难以排遣。这种日子过了近一月，接替我的人才来了。我背着放牛时砍的柴火，急切而又艰难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再次翻越李子坡。岂知，这次却是与李子坡道别的。退休后的2007年夏，乘兴来到清凉山想拍照而路经李子坡时，却很难找出当年行走的登山路了。正应了孟子的一句话：“山径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近年来，六盘山区实行封山育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加之老百姓已由烧柴改为烧煤，爬了数十年的李子坡已被荆棘塞道，难辨其径也。

回到家后听说，同班同学中陈怀颖和刘向学已分别拿到了兰州铁道学院和西安矿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但没有我的任何信息。我虽然焦虑万分，却又不敢向别人打探录取的情况，也不敢到城里去，整天默默地干着生产队长分配的活计。在“文革”前的60年代，实行高考前报志愿，高考分数不公布，更不通知到考生，不同于现在有标准答案，分数很快能和考生见面，填报志愿录取信息公开等。那时，高考结束之后，一切都在神秘中等待着命运之神来安排。

当时，我填报志愿时，权衡自己平时学习的情况和爱好，虽然喜欢数学，但感到数学实在太枯燥，物理又学得一般，就报了化学专业。外地重点大学报了兰州大学化学系，本地则报了宁夏大学化学系，显然，外地大学已经与我无缘了。那几天，心中如同着了火一般，等待！焦急地等待！一位在银川财校毕业回到家乡的高中同学安慰我说，你平时学习好，会被录取的，耐心地等着吧。听到几句安慰的话，心情平静了许多。

过了两天，公社秘书给我带了个口信，让到隆德中学去一趟。我迫不及待地赶到母校时，班主任喜气洋洋地给我一封信，是宁夏大学的。我的手发抖了，接过通知书一看，被录取到了宁夏大学化学系。一同录取到宁夏大学的还有三人：杨新才录到农学系，徐嘉霖录到物理系，刘俊德录到中文系；另外，还有三名同学被录取到预科班。从这一年开始，宁夏大学为贯彻阶级路线，设了预科班，以照顾成绩稍差一些，但家庭出身比较好的学生上大学。以后，又有9名同学被银川财校录取，上了中专。未被大中专录取的同学中，家庭出身好的几位被县上招收为小学教师。家庭背景不太好的几位留在了农村，以后，陆续又有几人任了代课教师，还有几人到新疆去谋生。

人生就是这样，一次高考，便决定了他的未来。那时，盛行的阶级路线，也使一些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擦肩而过。班上有位姓赵的同学，平时学习成绩比较好，大家都以为他会考上大学的，结果榜上无名。最后听说，政审时因为家庭出身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本人不知底细，还认真地参加了高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青年人对自己前途的选择是有限的。

自隆德中学1961年有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以来，前后四届中，我们是考得最好的一届。第一届考上了5名，第二届只录取了2名，第三届也是2名，到我们这一届正式录取了6名，预科3名，高中中专10名。按理说，学校应该对班主任和授课教师表彰奖励一下，但在当时，县上和学校对考多考少似乎并不关心，也没听说给班主任奖励什么。“文革”中班主任老师还受到批判，说是支持学生走“白专道路”。

拿到入学通知书，已是8月25日。学校规定8月30、31日两天报到，9月1日正式开学，我兴冲冲地赶回家中。然而，走在路上还沉醉于对未来憧憬之中的我，遇到的却是一盆冷水。

上学风波

一进家门，便发现继父和母亲都阴沉着脸坐在炕上，谁也不问我录取的情况。拿出通知书，递给继父，他拿起来扫了一眼便扔到炕上。我感到气氛很不对头，并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五月初体检时，继父就不让我去参加体检，我说不体检就毕不了业，才勉强同意。高考时，又不让去参加高考，说：“毕业了要回家种庄稼，考什么大学，考上了谁供给你上学，把你们弟兄们拉扯大，就是要让你们养活我。”我坚持要考，说学校要求毕业生都要参加高考，母亲还和继父吵了好几次，最后，强行去参加了高考。果然不出所料，母亲背过人对我说：“你爸爸（指继父）不让你上大学去，已和我吵了一架。”母亲问我的打算，我说：“一定要去。别人想上无法上，我千辛万苦考上了，为啥不去上。”母亲又说：“没有钱谁供给你上大学。”我对母亲说：“上高中时我已零零星星存了26元钱助学金，足够到银川，到学校后总会有办法的。”当时我已打听到，去银川有15元就可以了，到校后，学校管吃饭。母亲说：“快给你姐夫、姐姐发个电报，再寄一点路费，就是拉账也要供你把大学读出来。”家庭中，一个支持，一个反对，一个焦急万分，一个冷若冰霜，斗争很激烈。第二天，我到学校把家庭的情况给班主任李宗堂和杨子仪老师叙说后，他们很不理解，于是一同步行15里路，跟我来到陈靳村家中做继父的工作。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杨子仪老师对继父说的话，他那铿然有力的湖南口音普通话仍然回响在耳边：“你今天不让你儿子上大学，他以后会恨你一辈子的！”公社的书记、社长也来做继父的工作，在各方的劝说下，继父终于同意我上大学了，去学校的前一天，还到县城给我买了一双布鞋，并取了50元存款让我带上，把他的被褥也给了我。远在新疆的姐夫、姐姐电汇了15元钱，二伯、四叔每人资助了5元钱，未来的岳父也接济了15元钱。县政府还给我们每人补助了10元路费，在那个年代，这是很不容易的。继父当时那样考虑，也有他的道理。农民都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吃饭，眼看着我已长成一个劳动力，如果上大学远走高飞，谁来赡养他。岂不知，我大学读出来后才真正担负起赡养他的义务。在各方面的帮助资助下，我总算凑够了去上大学的费用，曾经连续几天处于沮丧中的我，终于可以哼着曲子上路了。28日，我背上铺盖卷来到隆德县城，住在同学家。

终于离开了家，踏上了去银川的读书之路。当天下午，因去银川公路水毁暂不通，我便和杨新才商量，绕道兰州，乘火车走。第二天，我们两人坐上了去兰州的汽车，经静宁，当晚住在华家岭，第三天，也就是30日经定西到兰州。

快到定西时，看到了一列火车由东向西而来，是北京到兰州的快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汽车与火车平行跑了一段，总算把火车看了个够。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汽车停在兰州东岗汽车站，扛着行李，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当时兰州也没有出租汽车，站外摆了一长溜人拉三轮车，车夫问清楚是去火车站后，把我们带到了东岗旅社。第一次坐在三轮车上，让一位四十多岁的车夫费力地蹬着车，心中很不自在，仿佛路旁的人都在骂我俩，几次想跳下车，推着三轮车走。路经兰州大学，心想，要能考到兰大该多好啊。东岗旅社就在车站附近，火车汽笛声夜晚听得很清楚，激动的心情加上闷热的天气，一夜睡不着觉。虽然服务员一再说，到时候会叫醒我们，但是，我俩还是在凌晨2点多钟就起了床。一看时间尚早，便又靠在被子上躺了一会儿，快到5点钟，服务员才说该去火车站了，我俩扛起铺盖卷来到站前广场排队等候进站。这是由兰州发往呼和浩特的一趟慢车，因乘快车要多掏2元钱，我们选择了慢车。上火车后，天亮过皋兰车站洗脸时，才发觉情急之下，把毛巾丢在旅馆了。途经沙坡头、中卫等站，大小站每站必停，晚上8时多才到银川站。宁夏大学在这里设有接待站，我们乘接待站的大卡车，在飞扬的尘土中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来到学校。当时的男生宿舍在交通楼，这里原是交通学校，1961年下马后，改为宁夏大学男生宿舍楼。啊！我终于来到了宁夏大学。晚上，酣酣地睡了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