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六盘山情

六盘山颂

巍巍六盘，钟灵毓秀。

亘古至今，天泉涌流。

泾清渝河，于此发源。

乳汁哺养，三省州县。

巍巍六盘，纵贯北南。

扼控关陇，塞北之咽。

一九三五，天高云淡。

伟人赋词，千古流传。

六盘山为陇山主脉，距隆德县城8公里，主峰海拔2942米，因山势陡峭、攀山古道六盘到达山顶而得其名，是泾河、渝河、清水河发源地之一。六盘山古有“拒控关陇、咽喉塞北之形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时，隆德知县潘龄皋题六盘关为“峰高华岳三千丈，险居秦关百二重”。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毛泽东赋诗《清平乐·六盘山》。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这首诗词的广泛传播，六盘山遂名扬天下。

高耸入云的六盘山，春览山花烂漫，夏看碧水青山，秋观满山红叶，冬赏皑皑白雪。

我生在六盘山下，长在六盘山下，与六盘山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我一生所爱所恨、所苦所乐、所作所为都与六盘山连在一起。

忧患童年

我的家乡在隆德县城以南十五里的陈靳村，东面是六盘山脉的又一高峰天爷顶，北南两侧丘陵起伏，一条土马路在这里由西向东拐了个弯折南而去，这里也是隆德通往甘肃庄浪、秦安、天水的必经之地。村民们居住在北山脚下的街道两旁，除了几户陈姓外，多为柳、李等姓，他们大都是从庄浪、秦安等地迁徙而来，已生活了上百年。村子前面一条小溪自大山深处流出后，向西淌去，沟边上几眼泉水冬不结冰、夏不干枯，如乳汁一般哺育着全村几百口人。

懂事的时候，母亲曾说，甲申年岁尾，我出生在六盘山下的十里铺村。原来，母亲曾先后生育两男一女，除长女外，两个男孩都先后夭折。为了祈求能有一个男孩，少不了在清凉寺求神拜佛、算卦。言要延续香火，须迁家东北方向，全家遂搬到丰台乡十里铺村，离舅家很近处，租了郭家的场院居住。孩子降临人世，果真是个男孩。高兴之余，找阴阳先生看相算命，让拜三姓多子女的人为干爹干妈。于是，在陈靳家请了陈姓、杜姓、王姓人为干爹干妈，又在十里铺请了郭姓长者为干爷。由于陈、杜两姓家孩子多，便将这两姓取为我的乳名。意味着这是杜、陈两家的孩子，请神灵们高抬贵手，再不要收取孩子的性命。在那个年代，贫穷落后的农村和愚昧的村民为了保住新生儿能存活下来，除了祈求神灵保佑外，也想了不少办法。例如有的在产妇生育时，便将孩子生在羊圈、牛圈、猪圈，遂将孩子乳名叫“圈生子”“羊圈子”；有的孩子生下后，故意弃于路边，然后又请事先安排好的一村民抱回，孩子便起名为“拾娃子”，等等。而抱回孩子的村民便被拜为“干爹干娘”。我出满月时，干爷、干爹给我戴上银项圈、银耳环，还有一条棉线织就，染成金黄色的“线项圈”。这“项圈”一直戴到又一个猴年腊月。出生后的第二年，全家又搬回陈靳村。

据史书记载，柳姓源于公元前春秋战国时的鲁国，鲁孝公之后裔展季-002-食采于柳下之地，并以“柳下”为姓，后其子孙简姓为柳，其地点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境内的柳下屯。随着鲁国被楚所灭，柳姓亦迁往楚地，后有一支迁居山西解县，属河东郡，人称河东柳。庄浪境内柳姓家户约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移民，从山西迁徙而来。柳姓现为庄浪县一大姓。我们祖上这一脉为柳家台子夹道柳家，上两辈都是单传，曾祖父柳俊家境贫寒，乞讨度日，饥寒交迫，冻馁于水洛城下。大祖父柳升辗转于现属静宁县门扇岔、泾源县等地，最后流落到隆德县陈靳家村，入赘陈家。爷爷柳林投靠兄长，在陈靳村成家立业，生有四子，父亲排行老三。

1949年前后，社会秩序比较乱，抓壮丁的、催粮要款的，这些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时，经常吃过晚饭，全家早早地到对面山上一亲戚家躲土匪，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1949年农历七月初，解放隆德县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住满了陈靳村，很快，隆德全县解放了。

我的叔伯均以农为本。父亲虽读过几年书，但因患肝病，于1951年7月便抛妻别子而去，时年36岁的寡母领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苦度日月。

父亲去世时，我们姐弟中年龄最大的是姐姐，只有十四五岁，为长子的我只有六岁，弟弟不满两岁。好在当时家住陈靳村街道，有半个院子（与四叔父合住一院），几间不避风雨的旧房，开了一个小店，种了十几亩又远又陡的薄田，孤儿寡母全靠邻人帮忙，舅家资助，勉强以糠菜度日。那时，陈靳小街道有四五家小店，我家居中，地理位置较好。因当时前往庄浪方向不通汽车，只靠木轮马车和骡马驮队运送货物。南路的核桃、山货运往北边的固原、同心等地，北面的食盐运到南面的庄浪、秦安，而陈靳家村是一理想的歇息地。第二天客户起个早，乘凉翻越翟大家和聚马岔两座山梁，走十五里山路，中午便可达山河镇，赶个早集，晚上一般可到庄浪县的岳家堡子。有时店里客人一多，母亲和姐姐去邻居家借宿，我和客人住在一起，凌晨鸡叫头遍后，便被客人喊起来给他们烧面汤喝。穷人的孩子早早承担起家务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腿部关节痛，因无钱医治，溃疡化脓，下不了床，一家人全靠姐姐一人内外劳作。1952年8月的一天，我和邻居的几个孩子正玩得开心时，遇到了二伯父。二伯父对母亲说“孩子都这么大了，学校又近，不去学校读书识几个字，耍到啥时才是个够”。岂知，这时母亲因家中困难，正托人让不足七岁的我去给一户姓郭的地主家放羊。二伯父的话使母亲放弃了让我做放羊娃的打算，以后舅舅也主张让我先读书，舅舅还掏钱，给我买了课本及笔墨纸砚。学校唯一的梁老师给我起了名，便正式入学了。

说起起名字还有个小故事，开始老师给我起名为柳健，意思是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叫了两天，二伯父说冲祖太爷的名字，老师又改为“富”，有点祈求“富贵”的意思，从此再未改动过。也可能是梁老师见我家太穷，起个“富”字，望家道以后能兴旺发达起来。

读书维艰

能读完小学，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奇迹。小学离家很近，睡在自家的炕上，也能听见学校的钟声。出了家门，往东穿过陈靳家小街道，有五分钟就能到学校。学校后面有个山坡，叫鸦儿洼，平时落一群又一群的乌鸦、喜鹊。学校再往东六七里远，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便是“天爷顶”，意思是山高得把天都能顶起来。参加工作后接触到有关资料才知道，天爷顶峰高2861米，是六盘山脉的第四大高峰。天爷顶山势雄伟陡峭，把村子东面严严实实地给堵了起来。每天早晨，太阳从天爷顶上冒出来，然后，学校才能见到阳光。我一直想站到天爷顶最高处，去看一看山的那一面是什么样子，可从来没有上去过。

学校往北走五六里路有座山，叫清凉山，山上有许多庙，人们又称清凉寺。说起清凉寺，以后从民国县志得知，为隆德八景之一，又称“晴岚寺”，寺庙依山势而建，从山脚一直排到山顶。后山又叫寺庙林，山上松柏相映，山花奇草交辉，林中的芍药花更是艳丽夺人。山下有条溪流，长年流淌着清澈的泉水，甘甜可口。登高瞰下，树林连片，百草丰茂，村庄田野尽收眼底，隆德县城举目可望。有古诗赞曰：“微风耸望蔚蓝间，风送钟声到耳边。好水好山看不尽，浮岗雨后翠如烟。”半山坡平缓处有两座很大的庙院，佛教道教都有，其中北庙院中间的阁楼上，供奉着人文老祖先披着树叶的塑像。山的最高处是雷公庙。每逢农历四月初八，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上山春游，那是大家最开心的一天。我们结伴从山脚下的第一座庙开始，逐个看到山顶，然后来到寺庙林，打蕨菜，采芍药花。有时，我也曾几次和外奶奶去庙中，为生病卧床的母亲求神拜佛，这时庙中基本没有游人，望着一尊尊面目狰狞可怕的神像，我可没有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开心，胆怯地跟在外奶奶身后，在一名老道士的引导下，一座庙又一座庙地烧香磕头。

小学前面的小溪终年哗哗地流淌着从天爷顶山脚下的峡谷中涌出的清流，平时，学生们在这里抬水洒地，夏日的中午在这里尽情地戏耍，冬天在这里溜冰。那时，小溪两岸有许多合抱粗的大杨树，树下是同学们背书和纳凉的好地方。

当时的陈靳小学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校门面南而开，是灰砖砌成的，半圆形的校门上方有一块长方形的凹处，砖上刻有“育德”两个大字。这座学校据说是我大爷的三儿子，我称“三伯父”的柳润堂创办的，新中国成立前，他毕业于甘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任隆德模范学校校长、隆德县督学等旧职。校门前是一个操场，约一亩地大，课余大家玩毛蛋、踢毯子等活动，后来，新来了位老师，又领大家做广播体操。因当时没有篮球，也没有现在小孩玩的小皮球，只有这种用毛线串起来的毛蛋球。一进校门，有一座与校门平行的土坯砌起来的教室，从左右两面拐过去，西边靠院墙，有一排一面坡土房，老师住在这里，有几间空房子堆放着杂物，有几间用来当教室，又黑又破，木格窗上连纸也未糊。合作化时，工作组在这里办了农民夜校，每晚，叔伯婶子们聚在一起学文化。记得庄子里一位婶子学了一段文化后，还编了几句顺口溜：“吃了饭，洗了锅，抱上娃娃上冬学。”也有的说，“吃了饭，洗了锅，提上铲铲钻窝窝”（指上山栽树）。在这排房的前方，约10米远处，还有一座教室，与第一间教室垂直摆放，可能是早建了几年，墙体已裂了几条缝，似乎很快就要倒下来。一进校门，右边角子上有两间灶房，既窄又小，不过在当时，这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好的学校了。有这样近便的学校，也可能是我读完小学的原因之一吧！

1956年，在我初小毕业的那一年，这所只有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改为六年制完全小学。学校大兴土木，拆掉旧教室，新修了两栋土砖木结构的新教室，大门也移到操场外，临马路面西而开，一所完全小学初具规模。以后又几经扩建，前几年迁到公路以南的川地里，新建了一座靠太阳能取暖的教学楼，原小学校址让位于陈靳初级中学，这已是后话。

小学一二年级是在懵懵懂懂中度过的。一年级语文课是新编“三字经”，每天早晨到学校先背“好娃娃，在家庭，帮大人，做事情”；还有“大羊大，小羊小，跳的跳，跑的跑”。没有作业本，一下课找个树枝，利用校园操场练习写字，或在教室外面高声朗读课文。我的嗓门比较大，有的同学说，早-006-晨在去学校的半道上就已经听到我读书的声音了。第一次考语文，拿到老师批改了的卷子，我不知道自己得了多少分，只见卷子右上角用红墨水画了一只鸭子，找学生问，他们大笑，方知是不及格。考算术，卷子上方又画了一口锅，里面炒鸡蛋，又去问人，人家又大笑不止，说大鸡蛋一个，拿回家炒着去吃吧。那时没有受过任何学前教育，家中也无父亲管教，很贪玩。但记忆力比较好，课文背两遍便记在脑子里了。稀里糊涂升到二年级后，仍不甚醒事。

人常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福”在我家难降，偏偏祸却临门。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快结束时，大约是1954年11月，一位高年级姓梁的学生踢毽子，我在旁边看，他跳起来一脚踩到我的左脚上，把左脚踝处的皮蹭掉了一块，可能也伤到了骨头，当时，疼得我号啕大哭。上课铃响了，大家都进了教室，我一瘸一拐地回了家，姐姐连忙烧了点棉花灰止血。下午，我吃了一块生萝卜，第二天脚就肿了起来，几天后，伤口发炎，脓流不止。母亲腿病长期卧床，我的脚又成了这样。当时家里缺钱，找阴阳卜吉凶，有的说祖坟有问题；有的说院子有问题，动了土，土地爷生气了；有的还说灶盘得不对，等等。直到后来，村里来了县医院的医生王农山，这是一位从兰州来的西医，检查后开了处方，母亲东借西凑寻了些钱，我骑着驴，由庄里一位亲戚护送，来到县城医院，打了几针“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后，脚踝处渐渐好了起来，左脚痊愈后，左腿膝关节处又开始化脓，治好后，左腿却伸不直了。腊月快过年时，我仍拄着一根棍子，瘸着一条腿，跳来跳去。现在回想起来，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

拄着棍子能下地后，便挣扎着一瘸一拐地到外面晒太阳，搅晒一下牲口粪，等晒干后烧炕取暖用。过年时，家里来了位亲戚对母亲说：“娃娃不能老是这样跳来跳去，要忍住疼，用手压，趁早把腿筋捋开呀。”自己当时已快十岁，算多少懂点事了，心想与其长期痛苦，不如短疼，与其终生成为瘸子，不如在腿关节尚未长固定时，争取活动开。这样坚持一坐下来就用双手捋腿筋，把腿放在炕上用双手往直压，一天又一天，腿关节弯曲处离炕面越来越近了。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正月出来，我的腿完全恢复正常了，可以和以往一样走路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新学期开始后，我提出到学校去，母亲同意了，学校考虑到几个月未到校，将我留在二年级继续学习。这一次劫难，使我差点终生成为一个跛子，如果真是那样，以后的人生之路将如何走，简直不敢想象。

上二年级时，学校又调来了一位家在甘肃平凉的范效轲老师，还有一位家在隆德县城的杜满仓老师，他们毕业于平凉师范，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学识较高，课教得好，待我也很好。范老师在我上四年级时调走了，临别时还送给我一支钢笔；杜老师教了一年后也调走了，走时送了我一盒画画用的油彩。说起来杜老师还与我有点远亲，他是我杜家干爹的侄子，离开陈靳小学后，调平凉报社当记者。有次在去县城的路上碰到他，背着一架照相机，感到新奇得不得了。也许从那里开始，便对照相产生了一种神秘感，促成我后来对摄影有了浓厚的兴趣。“文革”前他曾任平凉日报主编，“文革”后任平凉地委党校校长。前几年见到他时，已是满头银丝，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之后，又调来一位叫刘鸿儒的老师，他们讲课的效果都很好。梁老师文化程度不太高，对学生也有些简单粗暴。有一次，在操场上玩毛蛋，我不小心把一位同学推倒，这位同学的姐姐状告到梁老师那里，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还没等我站稳，二话没说，就从脑后狠狠扇了一巴掌，我向前一个趔趄，头差点碰在了前面的桌腿上，眼前金星乱冒。又一次，有两个年龄比我大的同学在院子做算术题，好几遍都错了，我用脚擦了，想重新给他们演算一遍，谁知状又告到梁老师那儿，不由分说，又狠狠挨了一巴掌。从此以后，我对这位老师是敬而远之，见到他便远远地躲了起来。

1953年，学校第一次成立少先队时，我多么希望能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然而，那次红领巾却与我无缘，只能暗暗地流泪。两年后，当第一次戴上红领巾走在陈靳村小小的街道上时，仿佛有多少双羡慕的眼睛在看着我。不过，有些遗憾的是在整个小学阶段，我连少先队的小队长都没有当过。那时候，胳膊上有三个红杠杠的大队长，就让人刮目相看，一个杠杠的小队干部也无人敢欺负。小学时期，很少荣耀过，仿佛经常在别人的欺侮下度日。

小学的课外活动单调而有趣。有时老师组织爬山，有时玩“丢手绢”的游戏。记得有一天下午，学校组织了一次爬山活动，为了奖励优胜者，老师煮了几个鸡蛋，前三名每人1～3个。有一名比我低一级的同学，个子长得很小，却坚持要参加比赛，他是最后一个爬到山顶的，老师便把一个煮破的鸡蛋赠给了他。我参加的是拉拉队，但此事却深深地刺痛了我：放弃竞争，就连一个破鸡蛋也别想得到。最有趣的活动是杜满仓老师自己动手做了一辆小小的玩具车，上面只能蹲一个人，他在操场上画了一条白线，设了“北京站”“汉口站”“广州站”。玩时让一个学生蹲在小车上，另一个学生用绳子拉上往前跑，他在一边喊：“到汉口了，到广州了。”返回时，两个同学交换位置，看谁跑得快。这项活动最受同学们的欢迎。

再次读小学三年级，自己似乎一下子茅塞顿开，比以前聪明了许多，书背得很快，算术也学得不错，老师讲课内容完全听得懂，老师没有讲的内容，自己也经常翻出来看一看。升到四年级，新调来的刘老师对我已经很器重了，他代的算术课，我的作业本上尽是红笔批的“甲”。小学毕业时，我代表全体毕业生（一共7人）发了言，当然稿子是老师写好的。那天，全校一共50多名师生，坐在教室内，当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发言时，脸都吓黄了，但讲稿上的内容却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这也是上了几年初小最荣光的一次，当然，也可能还有点政治背景。

就在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1956年，陈靳初小改为完全小学，增设了五六两个年级。从此，上高小再也不用到县城去了。

以前，上小学五六年级，都得去县城城关小学，农村有的小学生一怕路远，每天来回要走30多里地，中间还要 一道河，河上没有桥，发大水时学生很难过得去，有的学生因此而辍学；二怕城里孩子欺负，即便考上，也不愿意去读高小了，这样使一部分很有天赋的学生便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高小的招生考场设在陈靳小学，周围四个初级小学的毕业生都集中到这里来应试，参加的大约近百名考生，但只收一个班。我考下来后，感到比较轻松。尤其是语文，记得四年级课本上，有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几篇课文。然而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却说上面通知不讲了，因此，许多同学都没翻着看，而我在课余时间，比较好奇地读了两遍。无巧不成书，考题偏偏有这几课的内容。有的同学考后直埋怨老师，而我却差不多全答对了。发榜后，我的成绩排在第七名，是陈靳初小毕业生的第一名。

初小改高小，从县城完小和其他地方分配来六七位老师，还有从北京来的两位女老师，不但给学校，也给整个村子增添了不少生气。记得有一次，一位女老师从县城骑来一辆自行车，村民们都停下来看新鲜。从外地和县城调来的这一批老师，他们大多数很有才华，我在小学阶段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可以说离不开他们的精心培育。

记得语文老师易效亨，是县城临泉村人，学识渊博，当时把家也搬到陈靳。他看到乡下孩子没有课外图书可阅读，就到县城文化馆借了几十本书，每人一册，看完后可相互交换，每月还要组织一两次读书会，大家谈读书体会。第一次读书会，易老师第一个点名让我先讲课外读物的故事内容，这也是交流学习内容的一种好方法，叫做一人读书，大家受益。我读的连环画名叫《威镇三关》，是“杨家将”里的一个故事。当然，讲时不能照书念，我第一个站起来把故事梗概复述一遍后，博得了大家的掌声。上小学乃至以后上中学时，由于我长得又瘦又小，加之年龄也不大，排座位时经常在第一排第一名或第二名。座位在前面，一点小差都不敢开，也促进了我的学习。

易老师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离开了学校，后来接替他的老师要我们揭发易老师的问题，同学们什么也说不上。不过据说，易老师给同学们借阅图书的事，也成了笼络学生的一条罪名。

小学时期的生活是丰富的、多彩的。在政治运动比较频繁的年代，小学学生也要参加政治斗争，虽然仅仅是为了壮壮场面、助助威而已。记得在一二年级时，还参加了几次土地改革中斗地主的活动。一次在一个麦场上，坐了许多人，学生全部参加，村子里姓郭的两个地主（父子俩）被民兵押进会场，我们也呼着“打倒地主”的口号。接着，由贫雇农诉苦，有一个人诉说着，跑上去把老地主儿子的二毛皮坎肩撕破了，白花花的毛绒露了出来。这家地主很有趣，虽然家产不少，却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就是对自己家里人也是如此。老地主的外号叫“老篦子”，土改时，家中有很多陈粮变质了，有十几缸胡麻油变稠，几缸蜂蜜都结块了，和我们一块玩耍的他的孙子都骂他爷爷是“老篦子”。

农业合作化时，学校组织宣传队到全乡各村去搞宣传，我也参加了秧歌队。扭秧歌没有衣服穿，姐姐去借了别人的一件红绒衣。秧歌队从早上出发，在全乡各村转了一天，回到家后，虽然又饥又渴，但心中却充满了喜悦，当时能参加秧歌队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家里人也非常高兴。那一年，国家公布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下简称《纲要》），按照工作组的要求，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人拿个大喇叭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念《纲要》的内容，那时没有其他宣传手段，更谈不上电喇叭、扩大机之类，村上只有一个用铁皮卷起来的喇叭筒，大家叫它“大话筒”，虽然没有几个人能听清楚宣传的内容，但我们念起来还挺来劲。暑假，街上设立了扫盲文化站，一块黑板上写有几个字，过往的人识字后方让通过。我非常乐意参加这项活动，但是，母亲往往不让我去，说是误了家务活。有时，我还给村上一位老念书人做下手，用红胶土和成的泥水刷写标语。这人姓史，是位新中国成立前的高中生，据说还是国民党区分部的什么头儿，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在管制劳动。然而，每逢过春节时，全村人的春联都是他给写的，有时也给人刻章子、写信等，当然，这一切都是无报酬的。用红胶泥刷写标语时，往往是我给他端盆子，他来写。有时，心里痒痒地，想自己写几个字，可他就是不同意，可能是怕写不好坏了他的声誉或挨批斗。

上小学时，家里太穷了，每学期，两角钱的书本费都交不起，拖好长时间才能领到新书，一个作业本总是翻来覆去地写。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的作业本，一角钱一张白色油光纸买不起，五分钱买一张黄色的本贡纸，自己裁好用线订起来就行了。所以作业本交到老师那里，长的长，短的短，宽的宽，窄的窄，颜色也不一样。后来，老师买了一个订书机，专门给学生订作业本。

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冬天。每年这时候，刮着西北风，飘着大雪，自己仍然穿着一条单裤子，头上没有帽子戴，脚上没有袜子穿，脚指头经常露在外边。有一次在学校玩时，有位同学对我说：“你大舅看你来了。”我高兴得忙往外跑，结果他们却笑得前仰后合，方知上当，低头一看，原来自己左右两只脚的大脚趾不知什么时候已破鞋而出。冬天，能穿上一双手工编织的毛袜子，心里不知有多高兴。每年的冬天，家中并不宽裕的二舅总要给我带来一两件穿戴，或带来一两元钱的书本费。教室里只有一座土块垒起来的火炉子，没有烟筒，用煤末子掺黄土和成的煤饼子烧，一日只能烧五六块，再多便没有了。冬天，冻得直发颤的同学们拼命往炉子附近挤，也只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同学们争着抢着把冻硬的馍、洋芋放到火炉上去烤，往往馍还没有烤热，煤火却压灭了。

那时候，几年穿一件衣服。冬天，有个土织布的新面子，旧衣服做里子，缝件棉衣，里面的棉花也是一半新，一半旧。穿到春天，再将棉花去掉，洗一下，又成夏装了，周而复始。有时候，一件衣服袖口及下摆边上的棉花碎布条吊得一串一串的，虽然破得不能再穿了，但还得继续穿，不然就只能光着身子。由于没有换洗的内衣，身上的虱子和虮子（虱产的卵），沿着布缝一串一串的。就是这样，天有不测风云，在小学五年级的一个暑假，生产队长让我到已收获的豆地里翻晒豆捆，这里的气候早晨很冷，穿上母亲用继父的旧衣服改制的棉衣。这件衣服自缝成后，我舍不得经常穿，还比较新。太阳出来后，干活干热了，衣服一脱放在地埂上，中午回家时只想着吃饭，却把棉衣留在了田里。等饭后想起来，跑到田里，哪里还有衣服的影子，心想，今天免不了一顿打挨，好在母亲只是生气，却没有打我。“屋漏偏逢连阴雨”，没衣服穿，却把一件棉衣弄丢了，你说恼人不恼人，晦气不晦气。

上小学时，很少有棉裤穿，当然更没有什么线衣、绒衣、毛衣之类。脚后跟经常冻得肿肿的，有时裂开一道道口子，又深又长，一到春天便化脓，两耳垂也冻得既红又肿。有的同学便编顺口溜骂人，说“冻疮、冻疮，等到莜麦种上，莜麦种上不好，直到烂着淌了”。意思是到四月冻伤仍不好，可能一直要溃烂。读小学时，经常没有干粮馍带，一只破口袋塞几个煮洋芋。有一次端了半碗炒面到学校，结果，由于天下雨，路面比较滑，摔了一跤，一不小心把碗给摔了两半，只好用泥把碗粘起来，偷偷地拿回家，结果还是被母亲发现了，差点挨了打。

小学6年太艰难了，能读完小学实在是大幸。天灾、人祸、贫穷、疾病、屈辱、困难，哪一样似乎都要让你辍学，将你逐出校门之外，然而，这一段路终于走过来了。

1958年7月，我以比较好的成绩考入隆德中学。

土改果实

1 952年土地改革时，我家划为贫农，分了地主家一条青骟驴，个头高大，膘肥体壮，人见人爱，大家都说这是土改分的胜利果实，从此它成为全家一个主要劳动力。有了驴，给我也增添了许多课余活动。当时，虽然只有七八岁，但是，给驴饮水、添草料、驮土填圈等活全包了，我也成了家中半个劳动力。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着驴到村后小河边的泉中饮水。庄子里七八名学生，赶着一长串牛、驴，打打闹闹，唱着刚学会的歌曲，来到泉边，争着让自家的牲畜先饮水。

暑假是最痛快的，我的主要任务是放驴。沿着地埂，牵着缰绳，慢慢地走，驴跟在后面，悠悠闲闲地吃着青草，惬意得很。有时，把鞭杆插在土里，把驴拴起来，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和飞过的小鸟，还有落在山花上的蜜蜂、蝴蝶……但是，有时犟驴也欺负我这个小孩子。遇上较窄的地埂，它就是不往前走，用缰绳拽，它四条腿一撑，站在那里岿然不动。你在后面用棍打，不小心还给你来一蹄子。真让人哭笑不得。

秋天，遇上连阴雨，可就惬意不起来了。没有雨伞，也没有现在的塑料布，只戴一顶破草帽，披一个破麻袋，身上全淋湿了，冻得直打哆嗦，没有雨鞋，赤着的一双脚冻得又青又红。牛拉下一堆屎，大家都争着去踩，以此来暖暖脚。

有时还会与野狼不期而遇。有年夏天，我与一名同学在庄子对面叫陈家岘的山梁上放驴时，突然从西边地埂上蹿过来一只狼，起初我以为是只狗，乍看又不像，尾巴长长的，头大，嘴长，那位同学比我大两岁，见识多，喊了一声，“狼来了！”扭头就往山下跑去。我拉着驴想跑，可是，驴偏偏动也不动，没办法，缰绳一丢就跑，却跑进一块胡麻地里，已结子的胡麻，头连头，挡得人根本无法跑快。好在狼那一天并没有袭击我们的意思，前面一群锄地的农民也直喊“打狼！”，狼一直往前走，不一会儿，几个地方都有了“打狼！”的呼喊声。在庄稼地里，我大气都不敢出，伏了好一阵子，庄子里走来一位大人，才把我叫了出来，一块儿去把驴牵了回来。真是条死驴，狼来了跑都不跑，还在那里慢悠悠地吃草。

可是，这条大青骟驴干起活来，驮东西却是最好使的，它除了当时欺负我小，有时不听指挥外，对大人很驯服，庄里人都喜欢使唤它。进山驮柴，只要人能给搭上去，它就能驮回来。每年从种到收，犁地、种田、驮粮食、送肥全靠它。全家人对这条驴格外关护，草料从不亏待，我有时还把吃剩的饭菜偷偷地倒进驴槽，给驴改善生活。大年初一，用黄纸扎一朵花绾在驴头顶上，拉着驴来到村头，村子里的人、畜都集中到这里“出行”消灾，庆吉祥。膘肥体壮的大青骟驴招来许多人羡慕的目光和赞扬声，我的高兴劲就甭提了。

1953年村上组建了初级农业社，先是土地入社，耕畜未入社，1957年转入高级社，牲畜全部入社。不过，对我们全家来说，入社显然是件好事，十几亩薄地，再也不愁无人耕种了。以前，姐姐一人忙里又忙外，顾东顾不了西，主要靠大青骟驴和别人换工来种地。常言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青骟驴善驮，加入高级农业社后，人人争着用它，却没有人为它操心。接着公社化后，青骟驴一天比一天变瘦。大约1960年夏季的一天，星期六从县城中学回到家，最后一次见到青骟驴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驴的大腿上已经没有什么肉了，脏兮兮的皮毛下包着凸起的骨架，背上的皮一片一片地溃烂了，苍蝇在那里逞凶，白蛆在蠕动，老驴眼睛里流着泪水。过了一段时间，在饲养站见到一张灰色的驴皮挂在屋檐下，一问，才知青骟驴已死了10多天了。驴皮剥了，驴肉社员们分着吃了。这条曾有恩于我们全家的大青骟驴，这个由我曾经常添草、喂料、饮水，全村人都羡慕的大青骟驴，这个曾与我朝夕相处的大青骟驴，现在只剩下了一张皱皱巴巴的驴皮，不敢看，却又忍不住多看几眼，我的眼前模糊了。

从小劳动

合作化后，小学生经常作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由乡政府调用。暑假，生产队长是决不会放过你的，进山放牛、犁地、收麦子、打地埂。10分工的活计，如果是学生干，同样的劳动，同样的人数，每人也只能得两三分工。即便是这样，你千万不能提意见，否则，队长就说这个娃娃捣蛋得很，开学时，在你的假期鉴定表上不盖章子。在校学习时，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帮助农民干活。天爷顶下，有两个行政村，一个叫高阳渠，一个叫辽洼子，这里的无霜期很短，夏收和秋收经常搅到一起。有时老天提前降下雪，农民们便将春小麦暂不收割，放一放，先挖洋芋，否则大雪一封，再一降温，洋芋就全冻坏了，而小麦长在那里，随时都可收割。当时的老品种春麦，产量虽然低，一亩打五六十斤，但麦穗口紧得很，不怕掉粒。这两个村，也是师生们经常劳动的地方，尤其在秋收时，拔蚕豆，挖洋芋。劳动中间，有时农民还煮一锅洋芋，让师生们一吃，劲头又上来了。以后，调皮的学生便编了个顺口溜，说：“高阳、辽洼，落的差大，叫的学生娃娃了把。”意思是这两个村太差劲，每年都要小学生去帮助搞秋收。

有了驴，少不了经常铡草。铡草这活太费力，我力气小扛不动铡刀，开始铡草请人来压铡子，母亲拖着一条病腿往铡口递草，以后，自己也能慢慢的压铡刀了，这活一直干到合作化。

六盘山下的老百姓当时做饭没有钱去买煤烧，也无处去买，就进大山砍烧柴。一年有两个集中砍柴时间，一是夏收前，二是春节前后。夏收前要准备后半年柴火，因为夏收一开始，一直到土地封冻，农民再也没有闲时间了。这时候，山林正在生长期，山柴水分多，叶子大，人背不了多少，主要靠驴到远处大山林去驮。有的乡亲心肠比较好，给我家砍的柴质量好，给他家砍的柴驴还驮得动。有的则不然，给我家砍的柴尽是毛枝，水分大，不经烧，轮到大青骟驴给他家驮柴时，狠狠地给大青驴压驮子，驴回到家，浑身跟水洗了一般，真让人心疼，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春节前后，则主要到比较近的山上割蒿柴烧，以人背为主。在我腿病好的第二年，上小学四年级时，看到家中无柴烧，很是着急，就坚持要自己进山砍柴。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如果生长在城里，这个年龄还在他爹妈前面撒娇呢，可是，我必须要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了。那时我个子小，人又瘦，有的大人开玩笑说，一把镰刀都把你压趴下了，还想背柴。说服了母亲，借了一把镰刀，找根绳子，半夜起来便和庄子里大人们一同进山了。砍柴大约要走十多里山路，半道经过一个叫李子坡的地方，这里有个山垭口。

第一次进山割柴，同伴们尽出你的洋相，过山垭口时，大伙让第一次进山的人要“过关”，否则不吉利。什么叫“过关”？即用一根蒿秆两端各插一个驴粪蛋，中间用牙咬紧，跪在地上向山神磕三个头，翻过山垭口，才允许你把驴粪蛋丢掉，他们就是这样拿小孩子开心。过了山垭口，下了李子坡，沿着大峡河往大山深处再走几里地，在北边的阳坡山上才有蒿柴可割。第一次上山拿着镰刀，真不知怎么砍法，一看别人一会儿砍一大捆，而自己则东一把，西一把。大人们一大捆柴捆起来，坐下抽烟吃馍，准备回家，自己急得快要哭起来。在大人们的帮助下，总算把一小捆蒿柴收拢在一起，大概也只有十来斤。下山后，趴在河中间的冰窟窿旁，喝几口凉水，真是痛快极了。

说起进山喝水，还有许多讲究，有经验的人一般都要在喝水前吃两口大蒜，尤其是夏天喝山泉水时，他们往往用手把泉水捞出，等新渗出的水再喝，这是防止中蛇毒，因为毒蛇有时也来喝水或游水，这样的水人喝上会中毒。往回走，又要上李子坡，坡长约两三里，路窄且陡。背着柴，一步一步慢慢挪动脚步，后面人的柴捆梢几乎触及到前面人的脚后跟。中间还要靠在路旁的石坎上，歇缓两三次，才能到达山顶。爬这座山，的确要有一种顽强的精神，否则，望而生畏，空着两手也难以爬上去，更不要说背一捆柴了。

回到家，已是夕阳西下。进庄子时，遇见几个年龄大一些的娃娃看我背了一小捆柴回来，挖苦说：“喜鹊把垒窝柴衔回来了。”意思是说我背的柴太少，不够喜鹊打窝，不过母亲和姐姐还是挺高兴的。放下柴捆，两腿酸痛，但心中充满了喜悦，因为我可以给家中干活了。母亲疼爱地说：“这可以做一天的饭了。”能为母亲分忧，是我最大的愿望。在这个寒假，我坚持上山砍柴，一次比一次背得多，过春节时，一捆柴能做两三天饭了。我也学会了捆柴，自己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上初中后，在假期，我和大人们一起到更远的山林去割竹棍子，背回家编背篼、筐子之类，拿到集上去卖钱。现在，旅游开发的野荷谷北边的山上，以及附近的绵柳台子、石棺材等处，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就已经洒下了不少汗水。夏天上山时，用新鲜荷叶提一包水到山上，挖一个土坑把水存放好，用时提出来喝。如果你不小心把水弄倒，那你就得忍受干渴之苦了。背一捆竹棍子，有七八十斤重，翻山时，火辣辣的太阳烤晒着，口中直冒烟，有的人口渴得实在忍受不了，就喝自己的尿，但这时的尿又咸又苦又涩，实在难以下咽。

企盼过年

小时候最企盼的一件事就是过年。过年是一种盼望，更是一种希望的寄托。一进入腊月，就掐着指头算，盼望着年快一点到来。

腊月初八是“腊八节”，早早起床，到庄子后面的河里挖几块冰背回来，放到肥堆上，俗称“拉冰马”。大人们说，“冰马”能使来年风调雨顺，肥足粮多。吃过“腊八饭”，就算开始过年了。这种以小米、豆子煮成的稀饭每人必须要吃一些，还要给灶神和门神眼睛、嘴上糊一些，防止他们上天后胡说。“腊八饭”又称糊心饭，吃了“腊八饭”糊糊涂涂过个年。

腊月二十三祭灶神，也叫“送灶神”。入夜，供灶糖之后，火化灶神牌位，这叫让灶神吃点甜头，好“上天言好事”。父亲去世之后，每年都由我来送灶神，因为按照乡俗，敬神祭祈之类的大事都应由家中男人来承担。从这一天开始，就要杀年猪、蒸白馍、炸油饼，扫净屋内尘土，拆洗被褥衣服，这叫“有钱没钱，干干净净过年”。俗话说“腊月二十三，家家猪叫唤”，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只有很少几户人家杀过年猪。我们家穷，似乎从来就没有杀过猪，也很少蒸白面馍。只在年三十才炸几个油饼，放在大年初一吃。有一次，邻居家杀猪，向母亲嚷着要肉吃，还挨了一巴掌，我哭了，母亲也哭了。有一年腊月，庄子里一亲戚家杀了猪，给我家端了一碗肉菜，母亲和姐姐一人尝了一口便给我和弟弟吃。虽然碗里多是萝卜片和猪血块，但吃起来仍很香。

腊月二十三以后，家家户户忙着进城办年货。母亲给我一两元钱，让到城里买一些香表、门神、纸张、鞭炮、核桃、枣子之类，准备过年。

每逢过春节，给亲戚拜年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腊月就得把礼品准备好。说起礼品，其实是最简单不过了。从我记事起，礼品多是半斤干枣，用硬纸（俗称马粪纸）包得方方正正，外贴一红纸条。20世纪60年代初期，每家送一把挂面，白色的纸包上，也贴一红纸条。有的家户花不起这个钱，就自己蒸一些半斤多重的大馒头，上面用红颜料点些梅花之类的红点，每家送一个。在正月，往往大馒头也流动起来，一家串一家，最后馒头皮都撞掉了。20世纪70年代能买到盒装饼干后，四两一盒的饼干又成热门货，过年走亲戚每家一包，重要亲戚两包。饼干一般都舍不得给孩子们吃，留到下一年继续使用，因此，有的饼干盒上的纸皮用糨糊糊了好几层，里面的饼干已经发霉变成了绿色。后来又发展到拿一瓶水果罐头什么的，现在则是烟酒之类了。社会在发展，礼品也在进步。

腊月三十是最繁忙的一天。早上一起床，我和姐姐抬起水桶来到南山脚下的水泉，先把水缸灌满，因为初一早上，一般不去水泉挑水。再请人写好春联，用乡干部那里要来的几张旧报纸将炕围糊一圈，土墙一下子显得白白净净。日落前，再把院子打扫干净，院内的垃圾全部倒掉，接着贴上春联、窗花，大门外的树干上，贴“出门见喜”或“天官赐福”等，母亲和姐姐则忙着做一些数量有限的好吃的，无非是长面、油饼之类，却也是过年最好的食品。晚上，点燃爆竹后，便开始正式过年了。

年三十的早饭吃“搅团”，意为团团圆圆。晚饭吃“长面”，预祝长寿。母亲的长面在庄子里是最有名的，切得又长又细。晚上，得先把“灶神”请回家，摆上供品，点燃香火，“灶神”牌位两边再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还要在上房的桌子上供起祖宗的牌位，意味着把灶神和祖先都请来和全家人一同过年。我家没有上房，也没有桌子，灶房和住人是同一座房，就在装米面的木箱上摆上祖宗牌位。交夜时分，听到别人家爆竹声后，就急急忙忙跑到门外燃放早已准备好的鞭炮，辞旧迎新。新的一年开始了，在四叔父的带领下，我和四叔父家的几个儿子一起到山神庙上香。乡亲们有一种抢“头香”或“早香”的习惯，意味着人勤春来早。谁家到山神庙香上得早，尤其能抢上“头香”，便意味着对神最虔诚，谁家就能得到吉祥，全年万事如意，五谷丰登。

正月初一，早早打开大门，燃放爆竹，迎财神入门，然后向老人拜年。老人则给我们这些孩子散一些核桃、枣子之类，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给“压岁钱”。早饭一般都是长面，很少吃饺子。上午，还要到叔伯家拜年。初二到初四，主要去姑舅家给长辈亲戚拜年。我最喜欢到舅家去，外奶奶和舅舅有时还给我几毛钱，也有许多好吃的。在舅家，可以和表兄弟姐妹们尽情地玩几天，有时我们坐在热炕上玩铜牌（一种用铜钱组合的牌），玩到高兴时，连饭都忘记吃。

正月初五称为“破五”，早饭又吃“搅团”，称“缠五穷”，意为把各种灾难拒之门外，使它不得缠身。这一天，庄子里的社火出台了，前面走的“害婆娘”手拿一把扫地的旧笤帚，端一盆水，逢人就洒，惹得一群一群的孩子们既围观，又四散跑开。初七称为“人七”，晚饭要吃“拉魂面”。

正月初九这一天最热闹，也是孩子们玩得最开心的一天。早饭后，四邻各村的社火陆续集中到陈靳街道，尤其是高阳渠村的社火还把“大王庙”上的“老爷”泥神像也抬了出来，往街面铺台子上一摆，巫神马角尽情地表演，许多人都来敬神，香烟缭绕，爆竹声不断，我既想看热闹，又吓得不敢靠近。

正月十五元宵节，家家户户挂花灯。当时家乡的人们还没有吃元宵的习惯，许多人也没有见过元宵是什么样子，条件好的家庭能吃上一顿水饺（家乡俗称水角子）就很不错了。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点灯盏，打上灯笼去社火场玩。家乡有一种习俗，用荞麦面捏成面灯，再蒸熟。做荞麦面灯盏很有讲究，捏好后，先用小剪刀把外皮剪得很花，有的做成麦垛型，象征着当年大丰收，有的按家中人口年龄做成花样，谁多少岁就剪多少个花子，有的做成十二属相，谁是什么属相就端什么面灯。月亮上来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然后用蒿秆缠上棉花，插在面灯中央，在凹下去的地方倒满胡麻油，接着将灯点燃，在大门外放鞭炮后，就开始把灯分散开，先在院子中间放一盏，这是献月亮的，大门内门板上方放一盏，是敬门神的，粮食袋子上放一盏，是预祝丰收的，等等，然后给长辈面前每人一盏，再依次人人一盏。接着就看谁的面灯上结的灯花最大，灯花即炭烟凝结成的固体物。灯花越大，预兆今年你可以发大财，所以，一家之主的灯花大时，大家都高兴。

我挑选一个剪得最花，盛油多的灯盏放进早已糊好的灯笼内，到社火场上和其他孩子比赛，看谁的灯笼好，谁的灯盏剪得花。荞麦面灯盏油快燃尽时，就取下来乘灯火未灭把灯盏吃掉，预示你这一年会心明眼亮。但是，灯盏绝对不能两人分着吃，这是最忌讳的。大人们说，两人分吃灯盏会得“斜瞪眼”，要分吃最少要三个人吃。

正月二十三，天黑下来后，每家大门外场子上，燃起了火堆，大人小孩都去跳，这叫“燎干”。大人们说，“燎干”可燎去“晦气”，避免生疮害病。随着一阵阵爆竹声，宣布过年结束。这时有经验的老农用锹将灰烬扬上天空，一边观察风向，一边看夜空中带火的灰烬像哪一种庄稼的花，如像小麦花当年就多种小麦，风吹向哪个方向，预示着哪一个方向粮食丰收。

第二天，学生们开始上学，大人们开始了一年最繁忙的春耕春播。要说真正把年过结束，还要等到二月二。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一早起来，家家都打灰簸箕。母亲端一簸箕灶灰，沿着院子四周撒一圈，叫防灾灭病。当然从科学的角度讲，草木灰的确可以起到杀菌效果。看来撒灶灰也不全是迷信。这一天，吃炒豆子，并相互赠送，看谁家大豌豆炒得酥，颜色炒得花。

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就是为了痛痛快快过几天年。也有人挖苦过年是：“腊八吃了糊心饭，三十晚上再喝迷魂汤，吃吃喝喝整半月，正月十五才点明心灯，一看钱花尽、粮吃光，二十三急得跳火坑，二月二只好炒着吃子种。”无论大人们怎样想，孩子们还是最喜欢过年。

村里社火

小时候，陈靳家的街道是条凹凸不平的土路，我们家住在街西头路南。过了马路，对面有个土场子，一两亩地大，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靳有集市，每到逢集时，牛、驴、骡、马、猪、羊、禽蛋等都在那里交易，马路边上，摆了一长溜竹木山货、粜粮摊点。坐在我家炕上，从窗子里就可以看到整个市场。20世纪60年代，没有了市场，建起了供销社。再往东，街道南面有几家小旅店，靠东头还开了个小饭馆，主要卖油饼、蒸馍之类，紧靠北边是一处铁货部，打铁时，徒弟先费力地拉动一个木制大风箱，待铁烧到一定火候时，师傅用钳子夹出烧得红中透白的刺眼睛的铁件，小榔头一点，徒弟立即轮起大锤，打的铁渣四溅，我们几个站在旁边看打铁的顽童立即四散跑开。经过反复几次后，镰刀、菜刀之类的铁件打成了，铁匠师傅立即把它丢进冷水中，霎时四周冒起了白烟，溅起了滚烫的水滴。铁匠部再往北隔一个大门右边是一处中药房，这是我大爷的三儿子开的，合作化以后就关门了。中药房对面有座二层阁楼，土改后外号称“王粉客子”的河南老夫妇在这里开了个杂货铺子。其他的村民则住在高一点的台子上。从我家再往西约200米，马路以北低洼处有一块比篮球场大一点的土场子，靠西头，村民自建了个戏台。平时只是一块土台子，过春节时各家各户捐借木檩、椽子之类，再用胡麻秆盖顶，就搭成了戏台，有时，台子就搭在路北场子上。看夜戏的人最多，两盏汽油灯台前一挂，雪亮雪亮的，周围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幼都赶来看我们村的社火。

“社火”是一个村子有文化的标志，是村民们团结凝聚的象征，是孩子们侃起大话来自吹自擂的资本。有了社火，村子就显得有生气、有活力，村子里的大人、孩子们也显得个个有精神。

我村的社火据老年人回忆已有上百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初，从我记事起，就有两箱子简易戏装，其他如锣、钹、鼓、胡琴之类也能凑齐。每到正月还要用麻丝染成绿色编一只狮子，糊一条旱船，正月初五便到各家各户“禳院”，从村东到村西，一户不少，鞭炮迎进，院内转几圈。有的人家小孩如果经常生疮、害病、不吉利，还专门让狮子禳一下，把孩子从狮子口放进去，尾部接出来，当然，小孩身上需备一两元钱。各家各户都得准备食品和赠钱，一般是一盒烟、几毛钱，经济条件好的可以多给一些，没钱的家户拿出几个油饼、蒸馍也行。正月初六便正式开台唱戏了。小时候我是比较喜欢看戏的，其实也看不懂，主要是小孩子们凑在一起，热闹热闹。演社火的演员都是庄子里的农民，二叔喜欢弹三弦，四叔父、几位堂兄都是主要演员。当时的坤角由男的扮演，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女人上台演社火。他们多数不识字，但热情很高，一到腊月，就从县剧团或陕西等地，请一两位老艺人来到村里，专门辅导戏班子，教唱词，比画动作。请来的老艺人一般住在四叔父家的草房内，这里，也是排练社火的场所。由于四叔父乐于此道，老艺人的食宿基本由他家包了。这样临时凑起来的戏班子，最多能演四五本戏，如“铡美案“”蝴蝶杯”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剧目。这种社火，老百姓还有一种称呼，叫“牛吃椽”，意思是这些农民业余演员因常年劳动，腰腿太硬，基本功太差，如同牛吃了椽子一般，直来直去。他们演出时，旁边还得有一位识字的人拿剧本站在幕后“提词”，否则，有时唱了上句忘了下句，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一位演员要出台，问提词的人唱啥，提词的人说“原话”，意思是说和前面一个人唱同样的词，但他理解错了，一出台就随口唱道“：原话哎！”，惹得台上台下的人哈哈大笑，他自己还莫名其妙。在小学四五年级时，我经常被叫上台去给叔伯兄长们提台词，但我从来没有演过社火。有时，社火也到农户小院子去演，俗称“唱地摊子”，不要舞台，人围成一圈，演员在中间唱，这种形式基本只唱小折子戏，如眉户之类，“张莲买布”“花亭相会”等剧目，我就是在地摊上看到的。当时，邻村司滩有个姓张的瞎子“，张莲卖布”唱得很好。还有“柜中缘“”三回头”之类都是唱地摊的基本节目。唱地摊基本是主家请去有禳灾、禳院之意，主家一般还给演员准备夜饭。我们村的农民唱社火的兴致很高。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也要搭台唱戏，吃上几个冷洋芋，喝上两碗清如水的糊糊，还要在台上蹦跶几下子。农民们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千方百计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唱社戏的时间一年不外乎春节过大年，从初六唱到正月十六，二月初二是“龙抬头”，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等传统节日都要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元旦作为一个节日时，乡政府安排也要唱一天戏。社火场上，最高兴的要数儿童们，大家尽情地玩耍，从人群中钻出挤进，大人们奈何不得。有时大人们给几个水果糖，当时叫“洋糖”，攥在手中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实在忍不住时，拿出来放在口中含一会儿，又原包回在糖纸中。春节时，社火还要到邻村去演出，我们一群孩子则随团前往，一直玩到凌晨一两点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有时我也不去看社火。记得有一年春节唱社火时，因家中柴火不多了，只好一个人拿起镰刀和绳子进了山，下午当我把一大捆蒿柴背回家时，社火也散了场。还有好几次，院子外面社火唱得正热火，我却蹲在后院阳光下，抓紧时间编背篼，好在开学前卖掉凑学费。

我们村的人爱唱社火、爱看社火，办社火也舍得花钱。20世纪70年代，在路边的土台上建起了一座砖木结构的半永久性戏台，这样，免去了每次唱戏都要搭台之累。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在庄子西边的平地里新建了广场和一个砖木结构的舞台，能容纳几千人看戏。这时在台上演戏的变成了比我年龄小的弟、妹、侄辈们等业余演员，服饰也比以前漂亮多了。戏箱是由各家各户凑起来的钱，到西安购置的。当然，凡是在外面工作的国家公职人员掏的钱就要多一些，有时，大队借春节前召开在外工作脱产干部座谈会之名，实则是让这些人多掏一些腰包。唱戏的内容，“文革”前社教时唱“血泪仇”“白毛女”; “文革”中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文革”后期唱“小刀会”等剧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唱起了传统的历史剧。现在随着青年人走南闯北，没有热心人再去筹办社火了，再加之电视进入家户，人们过节往往待在家里不出来，社火既没有人去唱，也很少有人去看了。社火似乎要从农民文化生活中被淘汰掉。春节的夜晚，除了偶尔几声爆竹声外，农村的晚上显得有些空旷、寂静。

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电影。20世纪50年代初期，晚饭后我们一群孩子随着大人们步行15里路，到县城去看平凉地区电影队放的电影。农业合作化以后，电影队就到我们村子来放，银幕挂在唱社火的土台子上，虽然是16毫米的小电影，许多老人第一次看，便感觉新奇极了。听到电影里的声音，就到银幕后边去找说话的人；看到银幕上有火光或流水时，便用手去摸摸，第二天，他们还为此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