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切音字运动和新式标点符号

清代末年，国势衰弱，强权入侵，内忧外患，促使许多名人志士去寻找救国济民的良方，主张变法维新。他们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开通民智的必要性，“开民智而救大局”成为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教育救国”的口号因此而被提出。为了普及教育，不能不考虑文字的改革——像西文一样走拼音文字之路，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19世纪，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众觉醒出现的历史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开，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大批洋人来到中国。为了帮助洋人学习汉语，也为了在外文中书写中国地名、人名和某些事物的名称，有人尝试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一些传教士还尝试用拉丁字母拟订各种拼音方案，帮助那些一字不识的教徒识字。这些情况在客观上给中国文字学者以很大的启发，使他们产生了这样的认识：汉字是可以采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汉字可以写成拼音文字的认识使他们看到了汉字文字改革的可能性。

揭开汉字改革序幕的第一人是福建人卢戆章（1854—1928），他曾当过私塾教师，后来又到新加坡半工半读，攻读英语，回国后既教中国人学英语，又教外国人学厦门话，还参加过《英华字典》的编纂。1892年，卢戆章用罗马字母变化而来的自创的55个字母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切音新字厦腔：一目了然初阶》的拼音课本。他把自己设计的字母称为“中国切音新字”。因此，人们把清末到辛亥革命时期创制拼音字母的汉字改革运动称为“切音字运动”。继卢之后，全国各地又有许多人先后提出28种拼音方案，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清末切音字运动。

不过，“切音文字”这个名称并不始于卢戆章，而始于宋恕，1891年他在《六斋卑议》第一次提出了创造“切音文字”的主张。

在倡导切音文字的同时，汉字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切音文字采用拉丁字母的逻辑结果。在中国，新式标点是在切音字著作中首先使用的。

卢戆章的《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由上海“点石斋”1906年石印出版，商务印书馆等发行，原名《中国切音新字》，书中制定了15种新式标点符号。即：“句”用“。”，写于字的右边；“读”用“厶”，写于字的右边；“问”用“？”，写于字的右边；“节”用“8”写于字的右边；“相连”用“·”，写于字的中间；“轻音”用“··”，写于字的中间；“人名”用“”，写于字的中间；“地名”用“×”，写于字的中间；注释用“”写于正文中间，句首写“”，句终写“”；“骇声”用“！”，写于字的右边；“引书”用““””，““”写于句首左边，“””写于句终右边；“相同”用“‖”，写于同类字的中间；“另者”用“○”，写于句首头上；“要用”用“”写于字的右边；“完止”用“｜”写于字的右边。这套符号中的“轻音”号是标示北京话中轻音的，“相连”号是词儿连号的符号。有名称，有用法，有形状，虽然不够完善详尽，但毕竟是较早提出的新式标点符号方案。这套标点符号有三个特点：第一，卢戆章把这套标点符号称为“记号”，15种记号中，算得上标点符号的只有11种，另外4种是名副其实的“记号”；第二，规定了直行文字中“记号”的书写位置；第三，句、问、注释、骇声、引书等五种符号与我们现在使用的句号、问号、括号、叹号、引号完全一样，就是说有三分之一被后来的标点方案所采用。更重要的是，卢氏在自己的著作中基本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可以说，他是新式标点符号的最早实践者。

在切音字著作中最先倡导并使用新式标点的另一个人是广东人王炳耀。王炳耀在1897年香港出版的《拼音字谱》中设计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新式标点符号，共10种，书中称为“句义表”。因为王炳耀的书出版比《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要早，而且创造性很强，所以，一般人认为王炳耀是提出新式标点的第一人。

在标点符号史上，朱文熊是一个特别值得提出的人物。他于1906年在日本出版了切音字著作《江苏新字母》，在读书的《例言》中设计了7种新式标点符号：“读”用“，”，“句”用“·”，“问语”用“？”，“感叹”用“！”，“申说”用“:”“——”，“引用号用“‘'”以为记号，又括号［｛（）｝］内作注释。

朱文熊不但制定了一套新式标点符号，而且还全部用之于他的著作《江苏新字母》中。另外，该书全部行文是左起横写的。该书在标点符号的创新和汉字横行两方面，可算是中国第一本新式标点横排书。《江苏新字母》出版时，朱文熊才24岁。

在切音字运动中，还有一个得力人物叫王照（1895-1933）。王照是戊戍变法的热心支持者，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回国后创制了一套“官话字母”，成为切音字运动的主将。1906年，他在保定办起了“拼音官话报”（又名《人人能看书》），出版各种“官话字母”书籍6万多部。1907年，在其刊印的官话书报中，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据语音学家劳乃宣在《京音简字述略》的“杂识”中说：“拼音官话各书报，皆分别句读：句隔一字，读则联以细点。又于地名旁加双直，人名旁加单直，各项名词如官名、学堂名之类，皆上下加括号，缘简字有音无义，必切此等符号，以醒眉目，以免混淆。用简字者当法之。”

1908年出版的刘孟扬的切音著作《中国音标字书》，也规定有两种标点符号。该书“附例”中说：“书写时，凡一句，在句旁加。；凡一读，在句旁加，。”还规定“小横画”有连接作用，“々”可以代替重复的字。

切音文字的倡导者制定的新式标点符号有20多种形式，表示了10多种用法，在形体上和用法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大都借鉴于西式标点，自然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由于他们着眼于汉语汉文的实用，所以对西式标点并非全部采纳，有不少就是新创造的，沿袭我国传承的也有好几种。从西方输入的，如句号“·”、逗号“，”、问号“？”、叹号“！”、引号““””、括号“（）［］”等；沿袭我国传承的，如句号“。”、人名号“｜”等；重新创造的，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是纯粹新创的，如人名写“√”、地名写“×”、注释写“└ ┑”等；二是对西方和我国古代的符号加以变化而成，如注释号“”，显然是将西方的括号（）竖变而来，要语号，显然是变化我国古代的句号（。）而来，等等。

这三种创制新式标点符号的手段和方法，作为新式标点符号的三个重要来源，一直贯穿于以后的新式标点符号整个发展历史进程中。只有通过三种手段再由自己加工产生的标点符号才是中国新式标点符号。

切音字的倡导者在拼音文字中加上标点对当时“官话”在写法上当然是一大改进。他们拟定的标点符号可以说是中西结合、土洋结合、古今结合，在早期的标点符号方案中是很有特色的。

切音字的倡导者运用标点符号体现了他们对语句的结构层次、语气和特别成分的理解，较之我国古代的句读符号要丰富得多，确切得多，所以，在标点符号的发展史上，他们是有先导和示范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