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塑造我们的精神家园

钱容德

在中国，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典籍《周易》的《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包含了“天文”和“人文”两层含义，“天文”就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人文”就是人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与“文化”相对应的是“武化”，汉代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载：“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很明显，在古代，“文化”和“武化”都是社会治理的手段，文化的最初含义是以文德教化天下。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的内涵发生了大的变化，词性也由动词逐渐变为名词。马克思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大的范畴，范围更加广泛，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指中国古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字可考历史达五千年之久。中国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和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化要么消亡、要么中断，唯有中华文化绵延不断。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层面体现了不同的精神，具体来说：

（一）在国家层面上，传统文化追求统一和融合精神

中国人传统的国家观念是追求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早在《诗经》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包含了“大一统”的思想。《春秋公羊传》中明确地阐发了“大一统”的含义：“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一统”在战国时期成为各个诸侯国的共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诸侯争霸中，秦国的统治者脱颖而出，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任务，“大一统”由一种政治思想变为现实实践。到了汉代“，大一统”继续得以巩固，在思想上，董仲舒成为“大一统”的集大成者。他汲取和发挥了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精神，提出深刻而全面的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一”是万物之本，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凡不符合“一”的事物都不能存在。“事无大小，物无难易，反天之道无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终莫能成。”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消极的因素在里面，在政治统治上，他为了宣扬人民效忠于君主，提出人民要统一和服从于君主；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统一人们的行为、意识。但是，这种思想在当时对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时空看，中国统一的时间远远大于分裂的时间。如果说早期夏、商、周王朝的统一只是流于形式，那么实质的统一就从秦朝开始。据学者们的统计，自秦统一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统一的时间约占70%，分裂的时间约占30%。在疆域上，秦统一初期，全国划分为36郡，秦末增至40余郡。汉朝在秦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统一，西汉时期，向北征服匈奴，控制漠北；向西设置西域都护；开发西南夷，在闽、粤、黔、滇设置郡县；东北至辽宁一带。元代西藏成为中国的版图，明代郑成功收复台湾，清代国家的统一再次达到鼎盛阶段，近现代中国的版图基本确立。

中国“大一统”的过程和格局也是民族间交流融合的过程。“融合”是历代处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一种基本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宽厚包容、自尊自信、团结互惠等观念，一直作为历代的处事原则，这使得中华民族对内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亲和力。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夏”和“四裔”是中华民族的基础，“华夏族”是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的融合，“四裔”是蛮、夷、戎、狄四个部族。华夏与四裔交往密切，并互通婚姻，这是最初的民族融合。秦汉时期，随着强大而统一国家的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汉族形成，他是以华夏族为主，融合蛮、夷、戎、狄等部族。东汉至南北朝，近四百年间，虽战乱不断，王朝频繁更迭，但却是中国的民族大融合时期。隋唐统一后，许多原先的少数民族又融入汉族之中。宋元明清各民族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其中，蒙古族和满族还先后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数百年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逐步形成。同时，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无一例外都把中国视为一个统一整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民族大融合中逐步形成和增强。

总之，所谓的“大一统”主要包含三方面：统一的地理疆域，统一的政治制度，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大一统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而且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盛世：“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所创造的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无不得益于国家的统一。

（二）从社会层面来讲，传统文化追求和谐与包容精神

和谐原本指音调和颜色配合的恰当和匀称，后引申为事物之间的协调，如《左传·襄》：“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和”作为哲学范畴，指事物对立面的相互统一或事物多样性的互相统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涨而物归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成为人们处理事情的普遍原则或被看作事物的最佳状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中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首先，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和谐体，荀子认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把自然灾害看成是人违背自然的表现。基于此，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其次，人们在利用自然时，要注意保护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反对破坏自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些观点和我们现代生态观是相吻合的。

和谐也是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常说“和为贵”、“和而不同”、“和气生财”等，可见“和”在人际关系领域被人们备加推崇。传统文化调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倡仁爱精神，一种是通过仪礼。仁爱体现了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一个人既要做到爱自己的父母子女，也要把这种爱推及到别人的父母子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传统文化的仁爱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推己达人的博爱精神，作为优秀遗产，我们仍要继承和发扬。在传统社会，“礼”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礼的作用就在于达到和谐的人际关系。

社会和谐是历来都被关心的问题，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就是解决如何实现社会和谐，进而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代许多思想家也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重视人民，爱护人民，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太平，所以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实现社会和谐，首先要富民、惠民，例如，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就明确指出了富民和治国的关系，因此，历代许多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轻徭薄赋，如，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告诫属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其次，在君民关系上，古代思想家提出“民贵君轻”的理念，把君民关系比作为舟与水的关系。孔子认为“：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孟子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以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民本思想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使百姓安居乐业。

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主要指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不断地吸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髓，从而形成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在历史上，自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后，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文化。但是这种状况并非绝对一成不变，魏晋时期玄学的流行，打破了两汉时期以来儒学一统的局面。玄学思潮的盛行，说明儒学和道学的融合。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主要是佛教。佛教文化来自于印度，它从两汉开始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消化吸收，到隋唐进入鼎盛发展时期，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宋明，理学的发展标志着儒释道三种思想成为一体，融合为一种新的独立而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发展的历史看，传统文化以宽广的胸襟积极汲取其他不同文化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从群体层面来讲，传统文化注重伦理和道德

传统文化在群体层面更强调家庭伦理关系，对个人而言，更加强调个人的道德和修养。

家庭伦理观上，孝悌是根本和基础，“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悌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被摆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孔子提倡对孝悌的学习应放在学习知识首位，“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把孝悌的品行看作是个人修养和家庭和谐的基础。就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来说，父子、兄弟、夫妇是家庭中三种基本伦理关系。家庭是国家的基本单位，家庭稳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前提。因此，家庭伦理更进一步延伸便是国家伦理，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个人、家庭、国家从伦理上讲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传统文化更强调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责任，个人利益应服从家庭、社会、国家的利益。这种把民族、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传统，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责任感、爱国心和凝聚力。正是这种伦理观，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像贾谊所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仁人志士，出现了许多像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

传统道德注重个人的自我德性修养，传统文化中，把人的道德价值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道德价值高于人的物质利益，孟子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可见，人的道德操守高于富贵。其次，当人的生命与道德发生矛盾时，传统文化中主张“舍生取义”，所以就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传统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道德来塑造理想的人格。同时，完美的人格理想是与社会理想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内圣外王”就是把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内圣”，指主体的内在修养，对真、善、美的领悟和把握，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外王”指把主体内在修养的所得，推广至天下，使天下成为真、善、美统一的大同世界。儒家主张通过修身来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正是内圣外王的具体化。传统文化中对人格尊严和人的道德价值的肯定，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其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是中国人在追求人格完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这种精神激励着有志之士，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的兴旺为己任。

二、传统文化对塑造精神家园的价值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传统文化是伟大的、悠久的和深邃的，它的优秀成分我们应当予以继承、弘扬，它的优秀价值在今天仍然闪着耀眼的光芒，并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

（一）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中“大一统”思想包含着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融合精神。这两种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着每一个中华儿女投身于祖国的发展中，使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维护祖国统一的强大纽带。一个民族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历史上看，国家的统一和兴旺一直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愿望和追求。在古代中国，虽然时战时和，有分有统，但统一是主流。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到了现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各族人民民心所向，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在当代，我们还应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融合精神，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传统文化大一统和融合的精神可以增进民族关系团结和融合，消除隔膜，促进民族交流和合作。

（二）传统文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有着现实意义。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突出的特点是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稳定，但是社会矛盾凸显。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就会激化，并对社会安定产生威胁；处理好了，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建设和谐社会中，除了用政治手段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用经济手段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外，文化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承担着巨大的作用。传统的“和谐”文化可以使全社会成员达成共识，有利于社会团结、凝聚人心。

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对自然界过度索取，而不注意保护，结果带来的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等。这一系列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而传统文化注重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因此，弘扬传统的和谐精神，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建世代传承的美好家园。

（三）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诚信缺失、道德下降、贪污腐败等问题却在拷问着每一个中国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较高的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准，绝不是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因此，提高每个人的道德素养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

古人十分注重人的身心健康，“澡身，谓能澡洁其身不染浊也；浴德，谓沐浴于德以德自清也”。今天，传统文化在树立道德基本规范，加强道德建设，营造讲诚信、讲责任的道德环境仍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应当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诚信意识、道德伦理观，从而培养人们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培育社会主义新风尚。

参考文献

[1]戴逸.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J].中国民族教育，1999（2）.

（本文获2013年全区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调研成果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