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就是真正的千里马。作为一个管理者要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企业的根本为立足点，选择能够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大力量的可用之才。
1.选择能真正创造出效益的人才
《孙膑兵法·战略》：“问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意思是说天地间没有比人更宝贵的了。的确如此，正因为人的存在，才有了社会，人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改变者。无论在任何时候，人的作用都不容忽视。
战国初期，魏国首位国君魏文侯是个比较有为的国君，他将百姓看得很重。
魏文侯在一次巡游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次，他外出巡游遇见一个背着草料的人从对面走来。他发现这个人的穿衣方式与常人不同，因为此人反穿着羊皮衣。
待此人走到跟前时，他拦住这个人问：“你怎么这样穿羊皮衣呢？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别人怎么穿才自认为应该这么穿呢？”
此人笑了笑说：“羊皮衣又不是很稀罕，我当然见过别人如何穿它了。不过，我认为他们那样穿容易脱毛，所以我就把有毛的一面穿在里面了。”
听了这个人的解释后，他关切地说道：“你的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因为羊皮板是羊毛附着的地方，将羊毛穿在里面，羊皮板自然就露在外边。如此下去，羊皮板更加容易磨损。一旦羊皮板被磨破，羊毛就会脱落。你的羊皮衣还如何保暖呢？”
这个人对他的一番提醒并不理睬，继续赶路了。
第二年年底，魏文侯又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按照魏国条例，每年年底，各县都要向朝中进贡。这年年底，有个大县的进贡物品竟然是往年的数倍。朝中大臣认为此事象征着国运昌盛，可喜可贺，但魏文侯却不这样想。他认为，该县既没有增加土地，也没有增加人口，即使该县有一些新产业出现，也不可能征收到如此丰厚的进贡。于是，魏文侯认定，一定是当地的官吏为了邀功从而增加了征收数量。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现象，各地官员一定会争相效仿，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从而会影响到魏国的兴亡。
第二天上朝后，魏文侯便向众大臣讲述了他巡游过程中遇到的那件怪事。听完他讲述的事情后，众大臣并不知道国君有何用意。魏文侯看到他们一脸迷惑的样子，正言说道：“我之所以把我遇到的这件事情告诉你们，是想让你们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的依附所在。如果百姓不能够安居乐业，国家便会消亡。为了眼前的暂时利益而放弃了国家昌盛的大计，是不足取的。”
众大臣这才醒悟过来，深感君主英明。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短短的一句话就证明了魏文侯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赵威后同样是这样一位国君，从下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战国末期，赵威后掌管赵国国事之初，齐王田建派遣使臣到赵国进行友好访问。赵威后一见来访使臣便问：“齐国收成如何？百姓怎样？齐王身体可好？”使臣不悦，反问赵威后：“威后不先问齐王，却先问年景与收成，这不是先问卑贱，后问尊贵吗？”赵威后莞尔答道：“一个国家无收成，怎么能养活百姓呢？如果没有百姓，哪里还有国君呢？如果先问齐国君主，岂不是舍本求末吗？”
赵威后以民为尊的思想值得推崇，因为百姓如同海中水，而国家和君主如同水上舟。海中的水干涸后，舟就无法航行；没有了百姓的支持，国家将会一步步走向灭亡，没有了国家，也就没有了君主。
百姓对国家的重要性正如同人才对企业的重要性。一个缺乏人才的企业，正如一辆没有汽油的汽车，哪怕再豪华也不过是废铁一堆。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人才呢？
其实，人才的含义是很广泛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人才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的人。因为企业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由多个岗位组成的共同体，任何一个岗位的缺失都有可能给企业效益造成严重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一个企业管理者在认识到每个工作岗位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把任何一个在其岗位上有优秀表现的员工看作人才。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才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可以说，21世纪的企业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没有了人才，再强大的企业也会一步步走向末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保证企业不会在强烈的社会竞争中被残酷地淘汰。
松下电器的一次例会上，松下幸之助向一位中层雇员问道：“你在与客户交谈的时候，如果客户问到松下电器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什么时，你如何回答？”
会议室的人都觉得奇怪，松下电器公司的主要产品当然是各种电器了，这还有疑问吗？这位下属与其他人的想法一致，开口便说道：“各种电器。”
松下幸之助听了这位中层雇员的回答后，很不满意。他说：“你的回答从根本上就错了。”这话使大家感到莫名其妙，松下电器公司不是生产电器又是生产什么的呢？
松下幸之助接着说：“如果有人问你们松下电器公司主要生产什么，你们要说松下公司主要是培养人的公司，兼做电器。”
松下幸之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人才是企业成长并昌盛不衰的核心竞争力。在他看来，人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要能够保证企业有大量的人才，就能够生产出质量更好、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当然，得到人才的方式有很多，培训员工只是其中的一种。
简而言之，人才是企业的命脉。安德鲁·卡内基曾经说过，在员工和工厂之间，他愿意选择员工。因为工厂离开了员工，很快就会被遗弃，进而会变得杂草丛生，成为废墟；如果有了员工，就算没有工厂，员工也会以其充满智慧的双手建造一个大工厂。当然，安德鲁·卡内基在这里所指的员工，都是称职的员工，都是工厂的人才。
用人管人一点通：
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累积资本、获得利润，而不是为了保证企业能够常存于今天的企业之林中。既然企业经营是以利益为前提，就理所当然地要重视能够创造出真正利润的人才。
2.人才难遇，遇见就留下
要想得到人才，首先必须重视人才。如果一个管理者不具备重视人才的心理，就难以发现人才。即使人才摆在眼前，他也只会看到人才的短处，对人才的长处视而不见，从而浪费了人才。
随手翻阅一下我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历代王朝中，凡是英明的君主时时都会怀有一种求才若渴的心情。一旦发现人才，他们就会立即起用。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非常注重人才的皇帝，他认为人才没有出身、学历之分。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天下大旱，久不下雨。按传统的想法，这一定是朝政出了问题，所以上天以此示警，提醒皇帝检查自己为政中的不当之处。唐太宗李世民坐立不安，于是颁布诏书，令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
对于文武百官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趁机显示自己的才干，于是纷纷上书。这下可急坏了一个人，无论他如何努力，就是写不出一个字，这人便是中郎将常何。
常何在玄武门之变时适值宿卫北门，支持太宗夺取玄武门有功，得以升任中郎将要职。他是个武夫，虽然官职不小，但不善文理，即使对朝政有看法，也难以用文字表述。这时，一个叫马周的门客替他解了围。
马周是山东人，早年便失去父母，孤身一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中，他的才华也因而难以显露。不久前，马周流浪到长安，在常何家中做门客。
这天，马周见常何在室内独自发愁，便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他向常何问明了情况后，笑着说：“这事容易，我来替你写这份奏章。”于是立即代常何起草了一份奏章。
唐太宗知道常何写不出什么来，对他呈上来的奏章并不抱有多大兴趣，但为表示负责，他还是要打开看一看。出人意料的是，奏章里所陈的二十多件事，件件合乎自己的意思。而且这篇奏章条理分明，批评和建议都很中肯，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唐太宗在兴奋的同时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对常何的学问很清楚。于是，唐太宗马上传旨宣常何上殿。常何不知皇上因为何故召见他，心神不安地随传旨官进殿面君。
见了常何后，太宗问：“这奏章写得很好！是你写的吗？”
常何松了一口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哪有这个能耐！是我的门客马周替我写的。”
唐太宗一听，非常高兴，连忙召马周进宫，等了一会儿不见来，又派使者去催促。马周进宫后，太宗与其进行了一番交谈，感到马周的确是个人才，于是立即委以重任。常何实事求是，让唐太宗得到了马周这样的人才，唐太宗认为他荐人有功，赏赐他三百匹绢帛。
后来，马周在任职过程中见事敏速，能言善辩，深识事端，处世平允，又敢于直言进谏，得到了唐太宗的器重，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提起马周时，太宗曾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
从任用马周的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求才若渴的君主。他得知常何的奏章是马周所写后，便立即召见马周。当发现马周的确有非凡的才能后，他根本没有计较马周的卑贱身份，而是直接任用。正是因为他的求才若渴，在他执政期间，朝中人才济济，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从另一方面讲，人才如果得到了重用，一定会对领导者抱有浓厚的知遇之恩，从而竭尽全力为领导者效劳。反之，如果人才不能够得到重用，难免会产生一种怀才不遇的心理。同是唐朝人，中唐诗人李贺却没有马周那样幸运。他总是渴望得到重用，却始终不能如愿。正因为如此，他十分羡慕马周。他曾在一首诗里歌咏“马周昔做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希望自己也能像马周一样有朝一日能得到皇帝的重用。然而，最后他还是在无限的郁闷中赍志而殁，难怪韩愈发出了“其真不知马也”的疾呼！
为了完成大业，为了不让人才寒心，就应该主动去发现并重用人才。与唐太宗相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求才若渴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初朱元璋听了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以及李善长论述的平定天下之道后，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隐约看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并深深认识到了读书人的重大作用。此后，他便特别注意网罗人才，向他们垂询问计，请他们出谋划策。他曾对人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这话绝非是他的自我标榜，而是他招揽英才的真实写照。
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朱元璋攻占滁州以后，儒士范常到军门拜谒。朱元璋热情款待，并将其留置幕下，以便向他讨教。范常也尽心尽责，只要朱元璋有问题，他必然会详加剖解。
龙凤元年（1355年）六月，朱元璋渡江攻取太平后，耆儒李习、陶安率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次日召见他们，与他们谈论天下大事。陶安献策说：“当今四海翻腾，群雄并起，攻城夺邑，互争雄长。然皆好子女玉帛，无拨乱救民之心。将军您若能一反群雄所为，不烧杀掳掠，顺天应人，民心悦服，必能平定天下。”朱元璋又问陶安：“我想攻取金陵，您以为如何？”陶安回答说：“金陵是古代帝王建都之所，龙盘虎踞，又有长江为天然屏障，若攻取以为根据地，然后出兵四方，定当战无不胜。”朱元璋对陶安的话十分赞赏，将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中。李习也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新建立的太平府知府。
龙凤二年三月，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马上宣布：“贤人君子有愿意跟随我建功立业的，我都尊礼重用。”消息传开，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前来谒见，朱元璋均加以录用。他听说曾担任元朝江南行台侍御史的洛阳名儒秦从龙，字元之，隐居于镇江，便特意嘱咐率军攻打镇江的徐达说：“镇江有一个秦元之，才器老成，你要寻找到他，转达我希望见到他的心愿。”徐达在攻克了镇江以后访得秦从龙，朱元璋立刻让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带着重礼前去拜望，秦从龙抵达应天时，朱元璋亲自到城门外将他迎入，与他朝夕相处，向他咨询军政事务。
龙凤三年四月，邓愈率军进入皖南，他听说徽州名儒朱升学问渊博，于是特地向朱元璋推荐此人。朱升，字允升，学者称枫林先生。他是休宁人，后移居歙县，早年曾拜著名学者陈栎为师，刻苦好学，至正四年参加科举考试，登乡贡进士第二名，曾出任池州学正，后见天下扰攘，便弃官回到家乡，隐居于石门山，闭门著述。朱元璋对朱升早有耳闻，现在听了邓愈的介绍，知道朱升果有才学，便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登门拜访朱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朱升虽身在山中，却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心中有所谋划。
他被朱元璋的诚意打动，遂进言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头一策是让他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后方；第二策是让他发展生产，积蓄经济力量；第三策是让他韬光养晦，不过早地树立目标。这三策言简意赅，为朱元璋经营江南指明了方向。朱元璋将朱升的建议作为自己一个时期内奉行的基本方针，牢记于心。后来，他把朱升请回幕府，参与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