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导论(3)

把上述几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马克思的人学与人本学是不同的，马克思所完成而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那一步就是：“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16]更确切点说就是：“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17]这个“转变”和“代替”是根本性的，是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代替，是人学思想史上发生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第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特质还反映在它与人类学的关系和对人类学的态度上。

人类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本义为“人的科学”。这门科学根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类自身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在不同的国家，人类学有不同的含义，基本上分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哲学人类学。

人类学思想渊源久远。我国春秋战国时代《黄帝内经》的“灵枢篇”中，就详细记载了人的血液循环和对人体各种器官的衡量数据。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已提出过“人类学”概念。但人类学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在19世纪中期进化论出现之后才开始的。

由于马克思始终关心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和无产阶级的命运，所以人类学的状况和发展一开始就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正如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指出的：“由于担任着许多政治工作，马克思准备为被压迫人民重写一部人类史书，以便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所受的压迫的本质，以及这一压迫是怎样产生的。对马克思来说，这项历史学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政治工作，因为他相信，通过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去揭示工人的处境，能够使他们更好地为改变这一处境而斗争。人类学便在这一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马克思需要这门学科研究人类早期历史。”[18]

根据马克思的《柏林大学毕业证书》记载，不满20岁的马克思在1836—1837年度冬季学期就主修过斯特芬斯教授讲的“人类学”课程，并学习“勤勉”[19]，表现了青年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热情和喜爱。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人类学”一词，他写道：“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0]这里所说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就是“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也就是人类活动所创造的“第二自然界”。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探索视为政治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容，因而他们在解剖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极为重视对前资本主义的考察。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封建社会这一欧洲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直接相连的历史时期。当时他们还未注意到氏族社会。1853年前后，马克思开始阅读亚洲方面的书籍，这一时期他读了大量关于印度和俄国的书。1858年，马克思的历史眼界已经扩展到更远的时期。他为《资本论》准备详细提纲，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案）》为名在英国发表。书中比较重视对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考察，并以很长的篇幅加以论述。从那时起，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关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料引用得愈来愈多。在1864年11月18日马克思所列的书单中就有人类学的著作。1866年8月7日马克思还向恩格斯推荐一本人类学方面的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写道：“最近则有所谓人类学（这个名称很拙劣），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这还要继续详细地研究和阐明。”[21]

马克思真正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人类学，是在他逝世前的最后几年。1879—1882年间他阅读并详细摘录的五个读书笔记：《格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就是这一时期人类学研究的见证。特别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十分重视，1881年他得到这本书后，在一年的时间里反复阅读，仔细做了笔记和摘录，并附有自己的见解及对其他文化史和人类学著作的独到批评和补充看法。马克思还打算运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重新写一部原始社会史著作。他的这个愿望在他逝世后的1884年恩格斯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到实现。

综观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课题的探索一直是马克思“人的科学”工作的一部分，人类学的观点和材料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人类学是马克思的学说（包括人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有三个主要来源，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列宁讲的是“主要来源”而不是全部来源，更何况列宁当年也没有看到过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

事实上，马克思的学说与人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人类学对于马克思的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难以完全替代的作用。正是人类学的资料使把握社会的进化和规律性的发展成为可能，使人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婚姻家庭，以及财产所有制都是历史进化的结果。人类学给马克思的人学以丰满的血肉和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之所以对当时的人类学著作感兴趣，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批判地继承这些文化研究的成果，以检验、证实他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人的学说。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有规律地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历史的产物，必将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马克思的这个历史观起先是由分析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而得出来的，由此进一步推断前资本主义的状况，即所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但马克思深知，“猴体”和“人体”毕竟有所不同，猴体的解剖也会深化原先对“人体”的理解。于是，他便着手氏族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研究。恩格斯指出：“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22]人类学提供的素材说明：社会文化是由低到高、由蒙昧到文明地发展着的，社会进化是有阶段的，现阶段的社会是前一阶段发展的结果。这些都间接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23]

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特别是晚年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不仅证实了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修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不确切的想法，丰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的人学思想。

摩尔根关于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是由母系血缘亲属集团构成的、以氏族公社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的学说，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历史分期更加具体化和严密化。“氏族公社”的概念取代了原先过于宽泛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氏族社会解体、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精辟结论。由此恩格斯还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说法。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中，恩格斯为这一说法作了一个注解：“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24]这就是说，阶级是历史上形成的，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革命斗争消灭资产阶级，最后消灭无产阶级自身，使人类社会进入到没有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

摩尔根开辟了家庭和婚姻史的研究领域，认为在极其漫长的人类史前社会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不是人们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而是自然关系；当时，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人类自身生产的作用超过物质生产，人们的血缘关系超过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据此，马克思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提出了人类“两种生产”的思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他写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25]他紧接着又说：“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26]人类“两种生产”及其在物质生产基础上辩证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马克思十分重视财产所有制对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制约作用。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27]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探讨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社会环境的“非人的性质”，以及工人承担全部的义务，资本家拥有全部的权利等不合理现象，认为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决定的。到晚年，经过人类学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更为明确。他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时代的力量。”[28]他还结合原始社会及其解体的历史进一步指出，人的个性发展不是社会的自然实现，不是个人的自我完成，而是不可避免地受财产所有制关系、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他说：“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29]

马克思关心人类学，在“人类学笔记”中，他批判地汲取了人类学的有益成分，证实和充实了历史唯物主义，丰富和发展了人学思想。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由此不能得出某些西方学者的如下结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是向早期人本学的复归，马克思晚年已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转向纯粹的人类学问题，放弃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名，第一个编纂出版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的四个核心笔记（关于摩尔根、拉伯克、梅恩和菲尔的笔记）。克拉德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两书的长篇序言以及《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等著作中，声称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是在更高阶段上回复到早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人本学。他把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探索归结为从早期的哲学人类学到晚期的经验人类学的过程。西方还有不少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散布这样的观点，宣称在“人类学笔记”中发现了“第三个马克思”——一个结束了对资本主义批判而转向对人类古老文明的“崇高”进行讴歌的文化人类学家的马克思。这种结论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马克思终生不懈的追求。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关键所在。马克思研究人类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他利用人类学材料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论证工人革命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