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3)

东方文化派可以追溯到欧战结束前曾与《新青年》论战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但其势力确然兴起，却是以192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为标志。胡适强调梁启超是书的发表，如同放了一把“野火”，使西方文明的权威在许多人心目中发生了动摇，而同年底梁漱溟出版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且在短短的3年里再版十余次，产生了长久的影响，都说明东方文化派在其时具有怎样的影响力。东方文化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自身的必然性：欧战既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对话，久受压抑和冷落的东方文化在东西方引人关注，甚至一时形成全球的“东方文化热”，是应有之义和合乎逻辑的事情。《申报》记者评论说，东方学者泰戈尔访问欧洲和西方学者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相继访问中国，都分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是“战后东西文化对流作用之一种表现”。[3]东方文化派的出现，是国人反省欧战，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和应乎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的产物。此其一。新文化运动以西学反对中学，以新学反对旧学，于其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对复杂的文化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一味颂扬西方文化和否定固有文化，也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弊端。欧战后西方文化破绽百出并出现了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其弊端自然凸显了。陈嘉异说，主新文化者“一谈及东方文化，几无不举首蹙额直视为粪蛆螂蜣之不若”；“以国人而自毁其本族之文化若是，此虽受外来学说之影响，而亦国人对于己族文化之真正价值初无深邃之研究与明确之观念使然”。[4]东方文化派的出现又是反省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此其二。战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要求民族自决的呼声日高。东方文化派高扬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梁漱溟在谈到自己所以决心要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的动因时说：现在对于中西文化问题“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非有此种解决，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5]张君劢也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6]东方文化派强调复兴民族文化进而复兴中国，这说明，归根结底，它的出现又是中国民族进一步觉醒的产物。此其三。

由上可知，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演进发生了新的变动，即由原先新文化运动一枝独秀，衍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东方文化派三派各领风骚的格局和呈现出多元演进的态势。三派的文化取向，各异其趋：

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取向是：调和中西，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调和中西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东方文化派的共识。在这方面梁启超与陈嘉异的表述最具体。梁主张（1）“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2）借助西方的研究方法，“得他的真相”；（3）“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使二者起化合作用，成一新文化系统；（4）把这个新文化系统往外扩充，使世界受益。[7]陈则主张：（1）“以科学方法”研究东方文化；（2）以“东方文化真义”建一有价值的生活；（3）输中国文化精蕴于欧洲；（4）融合西方文化的“精英”，“创造一最高义的世界文化”。[8]二者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固有文化，在得其精华的基础上再融汇西方文化，创造民族新文化，助益世界。应当说，作为一种原则，这是对的。它强调了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建设新文化的可贵思想，使自己与醉心欧化划清了界线，同时又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的守旧派。但其文化主张也存有着明显的误区：一是执著于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判分中西文化，复认定欧战已宣告了物质文明的破产，便难以尽脱隆中抑西的情结；二是他们把中国文化的“真相”、“真义”即精华，体认为“孔子的态度”、“孔颜的人生”，或叫孔孟的“精神生活”，即简单归结为儒学传统，强调了文化的承继性却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因是之故，他们的调和中西创造新文化的主张，由于缺乏坚实的理性基础，自然少了时代的亮度，而难于尽脱恋古的情结。

自由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西化。

1922年11月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梦麟谈欧洲情形，极抱悲观。这一次大战，真是欧洲文明的自杀……但世界的文化已在亚美两洲寻得了新逃难地。正如中国北方陷入野蛮人物手里时，尚有南方为逃难地。将来欧洲再堕落时，文化还有美亚澳三洲可以躲避，我们也不必十分悲观。”[9]在这里，胡适虽然也对欧战表示震惊，但他很快即自为宽解，相信西方文化已是“世界的文化”，欧洲虽发生“文明的自杀”，那毕竟是局部的问题，已成为世界文化的西方文化是无须“悲观”的。很显然，其思想进路的前提是：西化就是世界化。在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久已风靡之后，胡适于西方文化无所反省，其固执与肤浅令人震惊。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在公开场合绝少提及欧战及其严重的后果，相反却极力为之掩饰。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他讥笑一些人是传统文化的“夸大狂”，但自己却又成了西洋文明的“夸大狂”。欧战和社会主义的高涨已充分暴露了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绽，胡适却不顾现实，固执地硬要把西方描绘成是“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是正在建设中的“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西洋文明才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10]他依旧不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偏向，指斥中国民族乃是不长进的民族，百事不如人。他写道：“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1]总之，在胡适眼里，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认为“东方文明”甚至不成名词的常乃惪，曾将胡适等人的文化取向作了如下概括：“在文化和思想问题上，我是根本赞同胡先生的意见的，我们现在只有根本吸收西洋近代文明，决无保存腐败凝滞的固有旧文明之理”。[12]胡适诸人依然故我，他们在简单否定固有文化基础上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一条生路”，无疑是一条不脱民族虚无主义的醉心西化之路。所以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实为“西化派”。

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在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相信文化的变动终归是服从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他们认为，中国固有文化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了。同时因列强的侵略，中国旧文化复陷入了殖民地文化的命运，反转来又成了列强借以愚弄中国人的侵略“武器”。所以主张复活旧有文化，无异于为反动势力张目，但我们也决不应当去“歌颂西方文化”，[13]因为胡适所津津乐道的西洋近代文明，已经是“腐朽不堪行将死亡的文明”。现在西方真正新兴的健康的文化，是“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即马克思主义。我们所当欢迎的西方文化是指后者，而不是前者。[14]瞿秋白、毛泽民等人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见解：帝国主义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侵略，而且也竭力阻止殖民地的科学文化发展，因为它们“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化而强盛”。所以胡适将百事模仿西方认作中国文化的生路，这不仅在事实上行不通，就是从帝国主义“处处阻滞此种可能”的情势看，也不过是主观的空想而已。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便将中国的文化问题，逻辑地归结为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反对把文化问题与中国社会的革命改造割裂开来，从而变成少数学者的空谈。瞿秋白等人以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已经打成一片，东西文化自然也是“融铸为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的创造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同进于世界革命”。但是处于殖民地地位上的中国，毕竟不同于西方国家，传统的“封建思想不破”，就无法抗拒“帝国主义侵略”；而帝国主义不倒，“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这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与“民族的解放运动”和“普遍的民主运动”同时并行，即只有推翻了中国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东方文化之恶性”才能得到消除，也才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既不在于崇古倒退，也不在于皈依西化，而在于通过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的洗礼，在质变的基础上，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

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无疑为推动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增添了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他们将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建设问题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联系，主张在争取民族民主运动的斗争中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创造，这从根本上既避免了民族虚骄情绪，也避免了醉心欧化的民族虚无倾向，从而显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开阔的视野。但是，也应当指出，他们的见解过于写意，未曾涉及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远为宏富的内涵，多少是用中国社会革命论简单代替了中西文化论。他们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必然从属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途，这是深刻的；但它毕竟还没有正面回答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全人类的新文化”的创造，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但同时却又认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过是“进步了的工业生产国”与“落后的手工业生产国”的分别罢了。[15]在20世纪，东西文化更当“融铸为一”。这显然又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及其承继性。因此，他们的深刻的文化见解又难免显得简单化了。

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各领风骚的格局，这是许多人都感受到了的。思想激进的人喜欢用“革命文化”、“彷徨文化”、“反动文化”来分别界定这三种文化思潮，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西化派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东方文化派是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尤其强调“在中国占势力而又最反动的，是东方文化派”。[16]他们主张在中国新式工业尚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代表劳资阶级思想的前两派应联合起来共同向东方文化派进攻。将东方文化派斥为复古反动思潮的代表，此种见解失之偏激。东方文化派虽然反对马克思主义与“过激的革命”，但只是限于学理上的不赞成，尚非在实践上抗拒革命，这与西化派相同；他们不懂得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而简单地归之于工业的发展，因之其中的一些人为避免西方社会的弊端而主张“农业立国”，过分颂扬东方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反映了他们思想狭隘的一面，但与封建复古思想还不能同日而语。1923年，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分野，是这样分析的：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党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耦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一方）。三派之中，前二派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派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和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时放弃他们的非革命的主张到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人合作。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一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党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人合作，成功一个大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17]

这就是说，进步党与研究系出身的梁启超以及属于东方文化派的知识分子，与胡适、丁文江等西化派知识分子等，同属于“一个大的民主派”，都是其时的革命同盟者。这才是清醒的判断。至于他们不同的文化主张，也应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