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年教育
钱玄同初名师黄，字德潜[1]，祖籍浙江吴兴（清代湖州府归安县），1887年9月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于苏州一个仕宦家庭。钱玄同的祖上居住在湖州城外的鲍山，以渔田耕稼为业，至其先祖时才进入士的阶层，至郡城居住。[2]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字竾仙，1825年（清道光五年）生，同治丁卯科举人，1871年（同治十年）中进士。曾任礼部主事，晚年任绍兴、常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钱振常和其兄钱振伦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素的学者。[3]
钱玄同自幼接受了系统的经学教育。他的第一任教师是他的父亲。1890年，钱玄同3周岁时，父亲就取《尔雅·释诂》诸文，书签粘壁，指使识字。同年腊月，钱玄同入学，“从塾师读经，老父因其兄不第，故属望殷，督责严”。[4]4岁，钱玄同开始读《尔雅》、《毛诗》。5岁，《毛诗》读毕。6岁，学《周易》。7岁，读《尚书》、《礼记》郑注。10岁，读《左传》。幼时的教育给钱玄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父亲教授他张稷若的《仪礼句读》时以张惠言《仪礼图》相示的情景，“日若历历演古人礼仪于目前，当时固踊跃欢喜，等于卧游也”。[5]
清代经学，经师说经不取宋儒义理，主张追溯汉儒古训，以彰明孔孟学说，故称汉学。汉学批判明代心学末流清谈、空疏、不重实际，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经世致用，乾嘉时达到鼎盛。但因政治等原因，乾嘉汉学逐渐脱离经世致用精神而演变为纯粹的考据之学。汉学的治学原则，是说经必先考字义再通文理，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一反宋学家所为，把精通文字音韵看做治学通经的首要条件。因此，清代文字音韵学最为发达。钱振常就“湛深经学，精于考据。治小学，能究文字之变迁”，[6]“极不喜宋人说经之书”。[7]在钱玄同幼时，钱振常“每到晚间，常以《文字蒙求》，及时命检许书某部某字之字教之”。[8]钱玄同8岁时，就识说文部首。1900年，钱玄同了读段玉裁、王筠、严可均诸人关于《说文》的书籍，“粗谙六书大义及篆隶变迁”。[9]钱振常注意字体，“于俗体之书深恶之”，他督令钱玄同写字“不准做破体、俗书及无根之古字”。[10]钱振常的文字观念对钱玄同影响极大，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主张文字复古，就有他父亲的影响在其中。他在自编年谱中写道：“自去夏以来，盛倡隶古之说，自问此说盖确有所见，决非妄言，欲加人一等。然不肖所以能致此者，犹是幼承庭训，讲究字体之心耳。”[11]
1898年，钱振常病故。钱振常晚年喜复古制，钱玄同回忆说：“先子晚年喜复古制，每当春秋祭先及祭神之时，自制俎豆笾篚等以祭。”[12]钱振常逝世前，钱玄同“见先子日出数纸，皆言后事，衰麻之制、棺衾之饰，盖先子目睹吴下风俗之不古，纵不能即复古礼制度，而终不可徇俗，故自定身后之事”。[13]钱玄同在辛亥革命时期，主张礼制复古，最初的影响就来自他的父亲。
父亲逝世后，钱玄同继续延师学习，读《公羊》、《穀梁》。《公羊》强烈地吸引了钱玄同。钱玄同说：“读《公羊》，便觉其陈义可爱，当时固不知今文古文之别，然终觉夫子大圣，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必不能免，决非如左氏之陈陈相因者比也。《穀梁》觉其稍逊《公羊》，终胜左氏。”[14]从“夫子大圣”的认识出发，钱玄同开始接触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他后来回忆这一思想历程时说：“记得一九〇一年，我那年十五岁，《春秋三传》都早已读过了，觉得同是一条经文而《三传》的记事和说义可以绝不相同，乃至完全相反，实在有些古怪，因此常常翻《皇朝五经汇解》中关于《春秋》的一部分，要看清代学者对于《三传》的考证和批评。在此书中见到引刘氏的《左氏春秋考证》，于是向《皇清经解》中找到原书来读，看他所考证的非常精当，从此我就不信任《左传》了。”[15]刘氏，指刘逢禄，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奠基人，《左氏春秋考证》是他的名著。刘逢禄复活董仲舒、何休的《春秋》公羊学，并攻击乾嘉考据学所推崇的两汉古文经学，尤其是刘歆所表彰的《左传》，认为刘歆谋夺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采用伪造书法、凡例之类的手段，篡改《左氏春秋》，把这部与《春秋》没有关系的史书，附会成解说孔子经书的“传”。钱玄同接受了刘逢禄的观点，进而又读了清代今文学家庄存与、孔广森的著作，他认为“《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篡”。从此，钱玄同开始接受今文经学思想，“愿为卖饼家，不做太官厨”。[16]
钱玄同对于公羊学，由爱好而发展到理性的接受，反映了清代经学思潮变化对他的影响。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学说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编辑的书籍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成为法定的经典。“今文”、“古文”皆是儒家经典的不同统绪，其最初的差别仅仅是经的文字、来源和篇数的不同，后来因学术和政治的原因，今古之争逐渐涉及经书的解释、对经书中核心人物孔子的解释以至于治经的宗旨等问题，并形成今文和古文学派。今古文之争，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几达二百多年。到东汉末年时，因古文家郑玄遍注群经，混合家法，更因汉末、西晋社会扰乱，今古之争渐趋平息。今文家解经之作亦多亡佚，唯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保存下来。清代，汉学复兴，先是古文兴盛，后是今文复兴。今文学的复兴首先体现在经学家对《公羊》中的微言大义的发掘。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微言大义，与戴震、段玉裁一派所取途径不同。其后，刘逢禄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这些反映《春秋》微言大义的思想逐次得到阐发。此后，经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今文经学影响越来越大。钱玄同由偏爱进而研读，就是这一学术思潮变化对他影响的反映。
接受传统教育的钱玄同，10岁左右政治意识开始萌发。他后来回忆说：“我在10岁左右（一八九六），就知道写满清皇帝的名字应该改变原字底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寜’字要借用‘甯’，‘颙’字要割去页字底两只脚，‘琰’字要改第二个火字作“又”，这些鬼玩意儿是记得很熟的。还有什么‘国朝’、‘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这些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这些屁款式，我那时虽还没有资格做有这样字样的文章，但确认为这些是我们‘读圣贤书’的人应该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我还记得十二岁那年（一八九八），在教师底书桌上看见一部日本人作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宗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那时看了，真觉得难过。”[17]钱玄同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变革时期，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相继发生，辛亥革命也进入准备时期，但钱玄同因“家严教德极严，不许出外与市井群儿嬉……家君以苏俗多无赖，市井乃学坏之地，故禁不使出门，自幼至先君见背之年总是这样”。[18]钱玄同长期闭门读书，与世隔绝，“不知新思潮为何物”，“国家事直若罔闻，毫无影响”。[19]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反对康有为，[20]对钱玄同的思想也有影响。所以，钱玄同不了解时代趋势，“曾经骂过康梁变法，曾经骂过章邹革命，曾经相信过拳匪真会扶清灭洋，曾经相信过《推背图》、《烧饼歌》确有灵验”。[21]钱玄同后来回忆说，在1900至1902年，他个人的理想是做打灯谜、做诗钟的鹦鹉名士，又想做考经解的书院生。[22]
早年的教育，往往会给一个人留下深深的印记而影响久远。钱玄同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他终身都把小学和经学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第二节 思想转变
一
进入20世纪后，列强侵华加剧，民众反抗清廷的斗争亦蓬勃发展。清廷内外交困，为维护统治，不得不顺应形势，进行改革，实行新政。新政一项内容为：从1902年起，各省科举要考试能够解说四书、五经和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及西学政治、艺学的策论，废除八股文章。这样，刚刚学作试帖诗、八股文的钱玄同也不得不接触新学了。他的老师让他读《瀛寰志略》、《海国图志》、《东洋史要》、《地理答问》、《纲鉴易知录》、《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书。[23]不过，钱玄同并未立即接受新学，相反对新学充满抵触之情，“维时不肖极恶西学，忆有一回师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论》，吾大骂改服制之不应该”。钱玄同在自编年谱中曾评价自己这一行为是“不随士趋新，似不肖渐长一端，然无意识之顽固也”。[24]这种无意识的顽固实际上是长期接受封建正统教育的结果，反映了一个自幼在严父教导下，以科举仕途为目的的读书人面临社会变革，否定过去，重新作出人生选择的困难。
1902年，钱玄同赴湖州府试。回来见师，其师冯蓝宋以钱玄同年幼失父，家无恒产，为其生计考虑，让他学习一些应用之学。[25]钱玄同遂从师习算学，加减乘除之法，习《数理精蕴》。8月13日，钱母去世。9月，兄钱恂回湖扫墓。钱恂（1854-1927年），字念劬，清末外交官，1889年以直隶候补县丞随薛福成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为张之洞帮办洋务。1890年任驻俄使馆参赞。1899年，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为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参赞官。1907年5月7日，以江苏省补用知府任出使荷兰大臣，翌年7月23日任改任驻意大利公使，1909年8月11日罢官。他赠钱玄同《世界地理》、《万国历史》、《国家学》、《法学通论》四种书籍，钱玄同竟“不知为何物，以为东籍也”。[26]但面对家庭的变故，社会的变迁，钱玄同也不得不改变其对新学的态度。他回忆说，当时他“拟稍阅新书，苦未得其门径，适有以《新民丛报》告者，因取阅焉”。[27]钱玄同此时虽欲读新书，但接受新学还是艰难的。他对谭嗣同的《仁学》的激烈议论，“很是生气，曾经撕毁一本《仁学》”。[28]其实，钱玄同对于《新民丛报》“不仅提倡民权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隐隐含有排满之意”的宣传接受也是有限的。当时与其思想更为契合的是戊戌时期康梁的保皇论，当钱玄同知道《新民丛报》的前身是《清议报》时，便设法买到几本残缺的《清议报》全编，当他读到戊戌、己亥时的保皇论文章时，“于是大悦”，“五体投地，时时要将它高声朗诵的”。[29]以至于13年后，钱玄同还能记得《爱国论》中赞美光绪的一大段文字，他在反驳一位赞成反满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本朝虽以异族人入主中夏，然已为二百余年之共主。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况今上圣明，肆口诋淇，抑岂臣子所忍出！”。[30]钱玄同此时的思想是“想做新党却主张保皇”。[31]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主、客观原因：
第一，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思想界、舆论界改良思想仍占主流，这势必要影响钱玄同。尽管当时民主革命思想已开始传播，但影响尚小。当时，章太炎、邹容、蔡元培、吴稚晖等已积极宣传革命，可钱玄同的故乡湖州，“那地方离上海很近，坐轮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底新书报极不容易输入（并非官厅禁止，那时内地底官厅还未曾懂得禁止新书报，实在是因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们看得到报纸只有《申报》和《新闻报》，它俩对于章、邹、蔡、吴先生底主张革命，都持极端反对底态度，并且它俩记载《苏报》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32]所以，钱玄同在当时虽知道《苏报》案一事，但“那种尊崇本朝底心理，仍与前此相同，未有丝毫改变，所以极不以章、邹、蔡、吴底主张为然”。[33]
第二，钱玄同自幼喜读《公羊》，而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的理论武器就是以新知附益旧学，用进化论改造古老的今文经学，托古改制。钱玄同因喜《公羊》而接近康、梁。如钱玄同自己所言，1902年，他在读了《经世文新编》之后，“见其中多康、梁说宗教之词，崇《公羊》，以孔子为教主，乃大好之。盖予数年前读《公》、《穀》之时，即好《公》、《穀》也。知康梁之言《公》、《穀》，非能真知圣人改闰变制之理者，徒以国势陵夷，教祸日迫，欲崇之为教主，因取《公羊》以附会之，故每欲与欧洲新理附会。不肖盖无学者，故适成为叶公好龙而已”。[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