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赞同《天义》和《新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但与《天义》、《新世纪》亦有不同的地方。刘师培等人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是造成1907年后同盟会分裂的重要思想原因。[26]虽然钱玄同与刘师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友善，但他并没有参加分裂同盟会的活动。钱玄同主张反满民族主义的联合。当章太炎与刘师培发生冲突时，钱玄同感慨道：“立宪党与革命党应该冲突者也，而谈排满者与谈无政府者乃或起冲突，而其故又极小，不过为银钱事，使外人闻而解体，可叹！可叹！”。[27]《新世纪》曾攻击同盟会主张的民主革命，章太炎著《四惑论》，加以批驳。关于章太炎的《四惑论》，姜义华认为“基调是对《新世纪》假借服膺科学，顺应于进化，尊重唯物及信奉自然规则等等名义来否定同盟会的纲领及群众斗争的愤懑，是对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用以吓人的这些时髦理论的憎恶；它的目标，不是放在‘高蹈太虚’，而是放在反对机械地套用从西方耳食而来的某些固定模式，坚持要依据中国自身的实际状况找到切实解决现实苦难的行动方案”。[28]对于《四惑论》，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见太炎为《四破论》一篇，破（一）进化；破（二）公理；破（三）自然；四囗囗（原文空缺——引者注）。此文出，足钳《新世纪》诸獠之口矣”。[29]这一态度，反映了青年钱玄同在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对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仍抱有坚定的信仰。在1906年9月钱玄同再次东渡日本时，正是同盟会成立之后，中国民主革命进入高潮之际。在同盟会的领导策划下，革命党人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在此之前就已确立反满革命思想的钱玄同非常关注革命的进展。1906年12月，在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了爆发萍浏醴反清武装起义，钱玄同极为关注，“阅报知革命军声势尚盛，无大妨碍，为之一慰，又知直督大名府又有起义者，袁督命第四镇派兵往扰之。”[30]“晨阅新闻，知我军无甚损伤。势颇僵。湖南官军类皆通情，反正而来归，惟湖南新军则素抗我师耳。”[31]“闻袁贼之弟已伏诛于我军（在直隶）。快！快！快！又闻东三省马贼亦起事矣，虽非一党，亦助我声势也。”[32]“阅报知我军声势颇甚，河南、山东、四川、云、贵、两广均已作好，然则待中国年底动手之说不虚矣，但冀早日奏光复之功，使吾中华民国永得生存于斯竞争之舞台耳。……知湖南首领某至安庆，又举义旗云。晚得号外，言王胜与孙逸仙联盟起事，以长沙为根据地云云。”[33]革命的顺利进行，钱玄同为之雀跃，当他得知“萍事日渐不振，为之愤愤”。[34]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钱玄同继续关注革命军的行动。1908年，孙中山继续在西南地区组织武装起义，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知孙军光复临安、囗囗（原稿空缺——引者注）两府，颇喜。”[35]“阅《朝日》报，知孙军在云南大占优势，满奴锡良著实得要不得云，哈哈！”。[36]“志切光复”的钱玄同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徐、马、陈、秋的追悼会和浙省铁路同乡会组织的爱国行动。
钱玄同晚年用“醉心革命”四字来形容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37]他赞美法国革命，期盼孙中山“大撞革命之钟，卷三色之旗，以灭虏而朝食”。[38]，建立民主共和国。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39]从革命的思想出发，钱玄同反对改良，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见《国民新闻报》上忽著一论，痛言我国之不可革命，满汉之不可分畛域。噫！隔岸观火，因有此等不知内情，隔靴搔痒之言耶。”[40]当他听到政闻社开会，梁启超被张溥泉殴打，黄可权之臂为凳子所掷伤，钱玄同认为是“快事！快事！保皇贼奴，宪政滑贼，今日吃了些眼前小亏”。[41]革命与改良，共和与立宪，是近代改造中国的两种不同方案和道路，就中国近代具体状况而言，清朝末年清政府已无力领导中国进行改革以建立立宪派所期望的君主立宪政体，进而改变中国落后之状况。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而革命的手段，就成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选择。钱玄同赞成革命，追求共和，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在当时一些革命者心中，信仰无政府主义与民主主义也并不矛盾，《民报》就曾介绍过无政府主义，一些民主革命者，在追求民主共和的同时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如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景定成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听了社会主义讲习会的讲演后，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与同盟会不相违背，所以和日本社会党人握手起来，天天在一块谈些世界革命大势”。[42]景定成等并且专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急进一派往来。钱玄同的政治思想中就是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时并存。
综上所论，钱玄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在文化观上，钱玄同倾向《天义》，反对《新世纪》，这是受他保存国粹反对欧化的文化观的影响。第二，在政治观上，钱玄同在反满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既主张民主革命，也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一特点，反映了正在探索阶段的钱玄同的政治思想特色。来源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不是科学的革命理论，但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对比条件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辛亥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主张排满革命，暴力斗争，有利于民主革命的开展，无政府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具有启蒙意义，对于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对于正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进中国人亦有启迪意义，为中国启蒙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入提供了思想资料和思维空间。从钱玄同思想发展看，无政府主义是他在五四时期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武器和思想资源。钱玄同放弃保存国粹的主张后，重新回过头来从《新世纪》中寻找理论武器。他在1917年1月11日日记中写道：“至国粹、欧化之争，吾自受洪宪天子之教训以来，弃保存国粹之心理已有大半年矣。今日思之，《新世纪》之报，即为吾国言Anarchismo（无政府主义）之元祖，且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极有价值之报。”[43]五四新文化时期，钱玄同激进的反传统态度与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破坏精神及《新世纪》所主张的欧化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论。
第二节 “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
一
1908年春天后，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革命派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也相应进入低潮，社会主义讲习会的重要人物张继离开日本去了法国，刘师培回国，投降了端方。钱玄同虽对无政府主义信仰未变，但关怀重点却有所变化。钱玄同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时说：“其时（1908年——引者注）与董特生、康心孚、龚未生、朱逖先、朱蓬仙诸人请太炎师谈小学，自是直至十六年之春，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44]
前面谈到，钱玄同1905年在上海时就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到达日本后，钱玄同进一步接受保存国粹的主张。他在1906年4月2日读毕一期《国粹学报》后在日记中写道：“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诚极大之伟业也。数年以来，余扮了几种新党，今皆厌倦矣，计犹不如于此中寻绎之有味也。”[45]辛亥革命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民族革命，在辛亥革命的时代大潮中，钱玄同对保存国粹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钱玄同认为保存国粹是反西方侵略、爱国保种的需要。他论述文字复古的原因时说：“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士生今日，诚能潜心正名之事，实为扼要之所在地。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借观印度、波兰，可为殷鉴。若云文字纵亡，语言犹在，未易废也，此亦不然。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46]“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是当时国粹派的普遍认识，所以他们特别强调文化是民族救亡之本。注重民族文化，体现了国粹派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
钱玄同认为保存国粹也是反满民族革命的需要。他说“余自一九〇七年（丁未）以来持保存国粹之论。盖当时从太炎囗囗囗（原稿空缺——引者注）问学，师邃于国学，又丁满洲政府伪言维新改革之时，举国不见汉仪，满街尽是洋奴，师因倡国粹之说，冀国人发思古之幽情，振大汉之天声，光复旧物，宏我汉囗囗（原稿空缺——引者注）然。”[47]对此问题，他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回忆当时思想状况的文章中说得更为清楚，“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可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48]
除现实政治斗争的考虑外，钱玄同主张保存国粹还有其深层的文化思考。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首技艺，次政制，与中国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曾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有着完整的文化体系和独特的文化形态，并曾长时期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中国自清代以来，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文化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机会，失去外部活力刺激，兼之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更使人们思想日益僵化。与经过14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落后了。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的传入，势必影响中国文化的一尊地位。革命阵营中的一些知识分子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担心失去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极力提倡保存国粹。国粹一语，意即民族精华。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感情上的眷恋，甚至有一种文化自大主义的倾向，他们也接受西方文化，但他们更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革命”、“共和”、“平等”、“人权”、“自由”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人遗忘了，他们更愿意从传统中挖掘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去“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并在革命成功后，为中国人制定符合传统的行为规范。钱玄同就是这样的革命阵营中的一员。钱玄同对于东西文化时时刻刻做着对比。他在读了描写俄国虚无党的小说《昙花梦》后写下一段日记：
父子之情出于天性。东方学者提倡孝悌，实极有至理，断不能以“旧道德”三字一概抹煞。吾见今之维新志士及秘密会党，大率有标“家庭革命”四字而置其父母于不顾者，其甚者，有以父母为分吾利之人，为社会之蟊贼，可以杖逐，可以鞭驱者，而开口辄曰“四万万同胞”，是真所谓“世界有同胞，家族无伦理”矣。[49]
其后，钱玄同进而认为：
盖道德发达，我国究胜西欧耳。[50]
在宗教问题上，钱玄同认为中国也胜于西方：
中国宗教家惟墨翟可以当之。敬天、明鬼是其明证，但不谈天堂，苦身劳形而无所报，神州即宗教一端，亦高尚乃尔。虽人心不古，其教不昌，然固非西儒所及也。[51]
在男女平等问题上，钱玄同也认为中国优于西方：
盖论自来女子教育，惟中国古昔最得其平。虽有阳尊阴卑之说，但学《诗》学《礼》，无论男女、后妃、夫人、命妇、内子悉皆通《诗》、《礼》，男女真平等也。……今日之办女学者，果能行斯道而去其非者（如阴阳尊卑之说），是神州女学大兴，而为世界之冠，男女真平等矣。[52]
在文字问题上，钱玄同认为：
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53]
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54]
略看《英文汉诂·名物类》，未毕。两两相形，文法之简，固莫我国若矣。彼英文虽较法德文字为浅，然已繁于我矣。[55]
总之，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化胜于西方文化。因此，他对一切欧化采取“訑訑然以拒之”的态度。[56]自1908年4月至1910年5月，钱玄同师从章太炎，听章太炎讲《说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受章太炎影响，他发愿自此“壹志国学，以为保持种性，拥护民德计”。[57]他在为《教育今语杂志》所写的《缘起》中，直接指斥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语有之：国将亡，本必先颠。其诸今日之谓欤！”。[58]此段议论，反映了他对欧化的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