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1.思考普遍性问题是哲学的开始
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男女之事，人对自然的使用、改造，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交往等，大多是一些针对具体的、个别的或局部的事物和现象的活动，人们较少自觉地考虑普遍性的问题，特别是把世界（包括人在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这样一种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而这种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正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说：“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而内容就是整个的存在。”“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为无所不包的存在……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1]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B.Russell，1872—1970）也说过：“当有人提出一个普遍性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科学也是如此。”“提出普遍性问题就是哲学和科学的开始。”[2]哲学所讲的普遍性主要是指我所说的最大最高的普遍性。科学所讲的普遍性、规律性是较小范围的普遍性，但只要是思考普遍性问题，就有着哲学的起点。古希腊的哲学，原本把科学包括在内，哲学与科学尚未分化，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讲的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觉得哲学距离现实生活比较遥远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根本原因。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又经常渗透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一些好奇心较强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例如那本畅销全球的哲学史通俗读物《苏菲的世界》，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你是谁？”和“世界从哪里来？”这就表明，即使是最大最高的普遍性也是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和现象相联系的，表明哲学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在当今市场经济繁荣、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人们一方面热衷于功利追求，热衷于对具体的东西的占有，一方面也常常要追问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追问一些最大的普遍性问题。有一位大富豪甚至感叹自己精神空虚，一无所有，另有一位企业家站在上海金贸大厦的顶层还念着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都说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大都也作哲学的思考。
注释：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2] 罗素：《西方的智慧》上卷，6、1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哲学思考源于惊异
古希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说过：“由于惊异，人们才开始哲学思考（‘惊异’又译作‘好奇心’）。”[1]惊异是从无知到知的“中间状态”[2]。完全无知，不会起惊异之感，完全知道了，明白了，也无惊异之可言，只有在从无知到知的那一过渡状态中，才产生了惊异。
哲学究竟源于一种什么样的惊异呢？对芝麻大的一点小事、小问题容易惊异、好奇的人，比起对任何事、任何问题都麻木不仁的人来，显然更具哲学头脑，更有哲学的起点，但哲学之为哲学，或者说严格意义下的哲学，乃是源于对世界整体性把握这样一种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的惊异。或者倒过来说也一样，有了对这种普遍性问题的惊异、好奇，就意味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哲学的产生。
我们平常说，哲学源于实践。我以为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它并不是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源于惊异的观点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人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在实践中（我理解的实践，不只是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我把它更广泛地理解为人生的一切活动，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日常生活），才有可能产生惊异，但仅有现实生活和实践并不一定产生惊异，有的人尽管生活着、实践着，却麻木不仁，很少有惊异之心，这种人就缺乏哲学头脑。说人天生有好奇心，这是就广义而言。人的好奇心有强有弱，好奇心非常弱的人是难以步入哲学之堂奥的，他们的现实生活也是很贫乏的。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在实践中对事物易起好奇心的人，才可能成为有哲学头脑的人。把哲学起源于实践同哲学起源于惊异对立起来，用前者反对后者，这种观点未必妥当。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2，982 b；见《形而上学》，5页（译文有改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柏拉图也说过：哲学始于惊异（见柏拉图：《泰阿泰德》155D）。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2，982 b；并参见《黑格尔著作》（G.W.F.Hegel Werke in Zwanzig Bnden，Suhrkamp Verlag，以下简称Hegel·Werke）第13卷，410页，1970。并参见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第2卷，24～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一、哲学史上对哲学的界定
1.“哲学”一词的渊源
哲学最初所提出的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哲学”这个词原来是中国古典的典籍中所没有的，它来自19世纪日本学者西周对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思想的翻译。中国晚清的学者黄遵宪（1848—1905），首先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所以要讲“哲学”一词的渊源，还得从古希腊哲学讲起。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思想，乃是指中国典籍中一些同古希腊哲学与西方哲学相似、相通的内容而言的，如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理学”、“义理之学”等。
按照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的考证和说法，[1]古希腊早期思想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544—483 B.C.）最早用了φιλóσοφοζ这样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应译作“爱智慧的”（“爱智的”），就像爱银子的、爱荣誉的一样，不过这里不是爱银子、爱荣誉，而是爱智慧。这就是说，对赫拉克利特来说，还没有在他以后所说的“哲学”（φιλοσοφiα）这个词。“爱智慧的”这个形容词与后来所说的“哲学的”完全不是一个意思。“爱智慧的”中的“爱”（φιλετυ）是指事物之间的和谐一致、相互适应的意思。“智慧”σοφου是指所有存在的东西（存在者）都在存在之中，都属于存在，都集合于存在之中，存在（又译作“是”，“是”在希腊文中是及物动词“聚集”、“集合”的意思）把存在的东西（存在者）集合为一。也就是说，“一”（整体）统一着一切的东西，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在存在中统一为一个整体。如果可以用一句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智慧”颇有些类似“万物一体”。所以“爱智慧”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是指人对万物（一切存在者）合而为一的一种和谐一致的意识。如果可以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解释，我以为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爱智慧”约略类似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取其万物（一切存在者）之意，而不是指意志之天、道德之天。海德格尔指出，由于智者派在市场上需要对所有的东西做理智的说明和解释，以便能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于是理智性的、概念式的东西成了智者派的追求目标，而理智性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和先前“爱智慧”所讲的对万物统一的爱的思想相矛盾的，它背离了这种思想，因为对万物统一的爱是人和万物合一，人和存在合一，而对概念的追求则是把人与概念看成是彼此外在的东西。希腊人认为人对万物合一的爱是最值得惊异的东西，也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他们为了“反击”智者派的“理智的进攻”，以“拯救和保护”这些最值得惊异、值得珍惜的东西（即存在者统一于存在中的思想），于是，存在者统一于存在的思想，即“智慧”，也变成了一种概念式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为人们所“渴望”的东西。由“爱”到“渴望”的转变是一种由人与存在合一、和谐一致到人与存在的相互外在性的转变：“爱智慧”是指人与“智慧”原本内在地、原始地在一起，“渴望”则是把人与“智慧”变成彼此外在的东西，把“智慧”变成一种外在的概念而需要加以追求的东西。通过这种转变，“爱智慧”就变成后来的“哲学”。“哲学”不是先前的“爱智慧”的意思，而是对哲理的渴望与追求。这种追求所追问的问题从此就变成了“什么是存在者？”海德格尔说：“由智者派做准备的到达‘哲学’（Philosophie）的这一步，首先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实现。”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 B.C.）、柏拉图（Plato，427—347B.C.）致力于追问“什么是存在者？”“哲学就是追问当存在者存在时，存在者是什么。”例如人是“什么”？火是“什么”？这样的概括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说的。亚里士多德对这一概括解释说：问存在者是什么，实际上意味着问“存在者的存在性是什么”，哲学的任务就是追问“存在性”。“存在性”就是存在者的根底，所以，问存在者是什么，实际上意味着问“存在者到底是什么”。柏拉图认为存在者的“存在性”或根底是“理念”（概念），例如某一存在者，桌子或其他方的东西、圆的东西，其“存在性”或根底在柏拉图看来就是桌子的概念、方的概念、圆的概念，某一方的东西之所以是方的东西，或者说，之所以作为方的东西而存在，其根由就在于它符合方的概念：有四个边，每个边都是等长的，有四个角，每个角都是90°。亚里士多德对“存在性”的看法不同于柏拉图，他把它规定为“第一理由或原因”即最高最后的原因。
这种对哲学的界定是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几千年来思想史上所谓“哲学”的主要含义和内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前的早期思想家，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应该叫思想家，不叫哲学家，如前所述，这些思想家们认为一就是一切，人与万物融合为一。其实，黑格尔也说过，古希腊人“同时也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精神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的合一的东方式的实体性”，“希腊人以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作为基础，作为他们的本质”[2]。黑格尔所谓古希腊人以之为基础和本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就是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意思，所谓“东方”当然包括中国在内，所谓“实体合一”就是一种不分主体与客体的原始性的合一。古希腊早期的思想家们是不分主体与客体的。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在他们那里都是浑然一体的。以万物都有生命的“物活论”在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那里比较流行，就是一个明证，尽管“物活论”还不等于泛灵论。
注释：
[1] 以下参见Heidegger，Wst ist das - die Philosophie？ Günther Neske Pfullingen，1956，pp.21-38。
[2] Hegel·Werke，第18卷，176页。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2.哲学的传统界定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们（不同于以前的思想家）主要不是讲人与存在的“契合”或人与万物的融合为一，不是讲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而是逐步地把抽象的概念如思维、存在、普遍性、特殊性、本质、现象、一、多、质、量、必然、自由等当作一种独立于人以外的东西来加以追求。哲学就是以进入抽象概念的王国为最终目标的学问，就是渴望进入抽象概念王国的学问，西方现当代哲学家把这种传统的哲学称为“概念哲学”。黑格尔在肯定和赞赏柏拉图关于哲学以把握普遍性概念、理念为自己的任务的思想时说：“认识理念就是哲学的目的和任务。”[1]对哲学的这种界定，在西方统治了几千年，一直到黑格尔死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当代哲学才改变了这种界定。在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广为宣传的哲学基本上属于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哲学的看法有所改变，但未脱旧的窠臼。时至今日，人们一听到我这里讲的“哲学是什么”这个题目，首先想到的答案很可能就是，哲学是在抽象概念里打圈圈的学问。自柏拉图到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种概念哲学尽管与西方科学的繁荣发达有密切联系，但他又的确把哲学变成了苍白无力、抽象乏味的东西，把人生引向枯燥而无意义的境地。
注释：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195、19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