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轻装上路

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三张矮桌，其中两张被用做睡床，其中一张床上传来无忧无虑的呼噜声。我打开旅游指南，按照最后几页的提示，点了奶酪、果酱、面包、两个鸡蛋和茶。我把鸡蛋、奶酪和果酱卷在分开的薄脆面饼里，味道好极了，而且这样的一顿素食早餐只需一美元。

路边的餐厅和咖啡馆价格便宜得离谱，而且是和当地人接触的理想地点。这里的人谦和友善，完全不受政府那套反西方论调的影响。米罗一直拒绝在咖啡厅和餐厅里吃饭，因为他害怕吃到肉，这会儿，他或许正在哪条马路边，享受着他的冷豆子就生蒜吧。

比起通往德黑兰的公路，通向哈马丹（Hamadan）的路上车少多了。路上到处是拐弯、环道和坑洼。我开始爬坡，穿过一大片多石的平地，准备向远处的群山进发。正在这时，一家人开着丰田越野车在我跟前停下，司机下车递给我一袋葡萄和桃子，然后掉头离去。

干枯的河床在快被烤焦的山间蜿蜒展开，偶尔可见一片片果园、稻田和葡萄园。柴油泵发出“嘎嘎”声，从远处汲来地下水，灌溉了这弥足珍贵的绿色。我在路边的水果摊上又买了一些葡萄，顺便和三个长者聊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穿着一双开着大洞的袜子。

埃瓦吉（Avaj）是个小村子，位处一座漫长而陡峭的山脉中段。我在村里一家小店里畅饮了两瓶Zam-Zam（当地生产的一种橙味或可乐味汽水）。渐渐地，我周围开始聚起一小堆人，他们一边打量我的自行车，一边左一言右一语地提出各种问题。也许，在这条大路上，我依然是一个古怪的外人，是典型的“放纵的”西方人。然而，一旦我让这些人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时，他们就会表示出真挚的欢迎。我怀疑，我先前之所以无法忍受当地人的好奇心，完全是因为米罗那条令人恼火的短裤。

人群中有个很开朗的中年男人最爱讲话——但我建议他真该把胡子好好整整，再让牙科大夫好好看看。我问他离山顶还有多远。

“5公里！”他答道，然后是20公里顺畅的下山路，可以轻松滑行。

5公里用了我40分钟，到达山顶后，我在一家餐厅点了一块烤鸡、米饭，还有酸奶，我把酸奶拌到米饭里，这样米饭可以软一些。这地方的餐厅和西方很不一样，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学校或工厂的食堂：几把塑料椅子和胶木桌子散放在棋盘格一样的黑白相间的瓷砖地面上，墙上挂着绿意葱茏的阿尔卑斯山风景画。

伊朗国土面积大约是法国的三倍，印度的一半。这里多山的环境和猛烈的狂风对骑车旅行者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道路状况却非常良好，是除德国外最好的一段。九月初的天气还很炎热，但为了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我还是决定暂不换上舒服合适的衣服。

下午三点左右，乱石丛生的平原上突然刮起了一阵疾风，看来今天很难继续下面的行程了。我到这会儿已经完成每日80英里的定额，但要寻找一片露营地可真是太难了：在欧洲，我常常藏在树丛里或灌木丛中，但伊朗的植物充其量也就是一片绿洲，还有不请自来的居民、牲畜和狗。只有山才能提供私密的空间，越偏僻荒凉越是好，当然，当高山退向遥不可及的远方时，你就别无选择，只能见机行事了。最后我幸运地发现一幢盖了一半的建筑，看来，这是方圆几英里唯一适合藏身的地方了。

在家里时，要做的事情总是很多，我永远无法在床上或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赖上很长时间。但是现在，除了记日记和支起小帐篷，剩下的时间绝对无事可干。我仰面躺在软绵绵的垫子上，下午的阳光慢慢地吹干我身上的汗，我朦胧地沉浸在一种隐隐约约的幸福感中。

太阳下山之前，我还可以毫不内疚地美美睡上四个小时。大脑里超高的“幸福激素”和身体的满足感让我不由飘飘然，根本没心情在脑子里消化这一天发生的事儿。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职业、房子、汽车，还有穿着打扮、生活环境和朋友，共同定义了我们的身份，但我却抛下所有这一切，甚至包括我热爱的音乐，独自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此时，我又该如何定义自己？或者说，我究竟是谁呢？

周围再也没有了熟悉的人和其他一切，那些曾经提醒我、标志我、束缚我的东西都已不复存在，我自由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一个人。从任何一个意义上来说，我都在轻装旅行——也许我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做回真正的自己。然而，我的潜意识似乎还没有接受这种新生活。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梦，在梦里，我总是摇摇晃晃地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努力保持着平衡，担心随时会掉下来。就在昨天晚上，我还梦见自己爬上了一座50英尺高的落地大摆钟，快爬到顶上的时候突然掉了下来。醒来之后，我的心依然“砰砰”跳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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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颓废的西方人”的代表，我本以为伊朗人会对我充满敌意，最好的态度也是漠然，但伊朗人却似乎一直在嘲笑我的预感。他们的热情和慷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在哈马丹郊外，一家快餐店的主人和我寒暄起来，他问我是否已经结婚。为了说明为何还没有结婚，我得费尽口舌地解释上大半天，尽管如此，到最后他们还是会非常惋惜地看着我，让我如坐针毡。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结婚，或者到了30岁还没有孩子（更不要说40了），那就是一个灾难。他们的眼神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尽管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单身生活，比方说，我可以随时随地自由旅行。

说完之后，他打开一个已经用整齐的波斯文书写了一半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然后递给我一支笔。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虽然我肯定他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我还是在上面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子邮箱，以及我这次行程大致的日期和一些简单的细节。当我准备买单时，他拒绝收钱。他的态度非常坚决——除了和他握手言谢，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快到黄昏时，我在高卡尔（Goukar）买了一个西红柿和黄瓜，收银台后面的男孩拒绝接受我的钱，于是我又一次把刚刚打开的钱包放回原地。就连警察都充满着人情味儿。通常而言，我会直接通过很多检查站，但在波鲁杰尔德（Borujerd）附近，有两个警官招手示意我停车。我知道他们所说的“kuda”意思是“哪里”，因为俄语里也有这个词，然后他们又问我“打哪儿来？”“要去哪儿？”当他们打着手势问我在哪里过夜时，我咕哝了几个旅馆和饭店的名字，我感觉这里肯定不会容许我在空旷地带搭帐篷露营。他们点点头表示相信。这次偶遇令人愉快，我立刻获准继续上路。

早餐是在米亚恩达斯特（Miyandast）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吃的，两碗散发着肉桂香的粥，夹着山羊奶酪的薄脆面饼就着三杯甜茶，味道好极了！但此刻我只想舒舒服服地洗个澡，找机会冲洗掉帐篷上的沙土和衣服上过往车辆留下的烟灰味儿。我的衬衫被盐和污垢浸得硬邦邦的，长裤上粘满了尘土，刚刚留起来的胡子让我看起来像个亡命之徒，但是“穆罕默德店主”和他的助手却并不在乎。他们抚弄着自己那看起来有点像恶徒的胡子，友善地看着我狼吞虎咽。

大货车川流不息地经过阿兹纳（Dorud-Azna）和伊斯法罕（Esfahan）之间的双行道，平板拖车上堆放着从山上采石场运下来的大理石板和石块。一辆深绿色的马自达货车鸣着笛，副驾驶座上的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向我招手致意，我昨天刚和他在餐馆里碰过面。我正以恐怖的速度燃烧着自己的能量，下一顿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在路边的餐厅里，司机们拿着鸡肉饭或烤肉串向我微笑招手——从他们的手势来看，他们中大多数人肯定已经见过我多次——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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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是安息日，察哈尔·巴格·阿拜希（Chahar Bagh Abbassi）的路上车很少，人行道上不见人影，店铺前的金属门帘依然紧闭。我沿着宽阔的街道向河滨走去。伊朗正在遭受3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当我穿过这个城市著名的17世纪窄桥到达对岸的银行时，酷热已经变成煎熬了。

霍梅尼广场的一头耸立着辉煌壮观的清真寺，有着蓝瓦门廊和布满纹饰的绿松石圆顶。宽阔的人行道之间，散布着精心照料的花园。这片地方的各个方向都被集市包围了，一排排的拱顶给通道上的商铺提供遮荫，到处都是地毯、手工艺品、纪念品、工具、水果和香料。

来自西方的旅行者每天晚上聚集在阿米尔·卡比尔（Amir Kabir）饭店的阳台上，交流旅行见闻，苦思冥想当地人在空闲时间都做些什么——这里没有舞厅、游泳池、体育馆、酒吧和俱乐部。政府反对下棋、打牌，赌博更是严令禁止。一切囤积、生产、销售和消费酒精都属于严重犯罪行为，葡萄园仅仅是为了生产葡萄和葡萄干。在西方，一场没有酒或音乐的聚会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伊斯法罕有啤酒，我们一定会一饮而尽。

伊斯兰没有娱乐。一天晚上，我顺着狭窄的阶梯来到一家茶馆，在这里可以俯瞰霍梅尼广场，欣赏美轮美奂的清真寺在落日余晖中的壮丽情景。拱形的屋檐上垂着灯笼，墙壁上装饰着挂毯，空气里弥漫着严肃的气息。茶馆是当地人聚集在一起喝茶、抽水烟、闲扯八卦的地方——相当于伊朗人的小酒吧。露台上唯一的一列座位是背对广场的，因此我必须扭着身子才可以看到清真寺的美景——对我而言，与其说它能激起我对万能的主的敬意，还不如说是对建造和设计这座建筑的能工巧匠油然而生的钦佩。

迄今为止，我和伊朗人的交往还仅止于男性。但尽管如此，当两位女士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其中一位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们解释说，有个本地男人正在骚扰她们，如果我能提供帮助，她们将不胜感激。我担心这就好像在请求饿狼去看守羊群，因为尽管她一袭黑袍，我依然可以看出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她叫芭哈尔，是“春天”的意思。她递给我一块蛋糕，问我打哪儿来，接着她压低声音告诉我，她很想离开伊朗，现在正学德语，准备有朝一日移民去德国。我的心里立刻泛上来一丝酸水。她的同伴阿扎·努西则显得不那么自信，要平淡安静得多。我们交换了一下地址和电话，芭哈尔让我明天给她电话。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从饭店给芭哈尔去了一个电话，但是她有德语课，没法出来，而且她下课后就去德黑兰，要在三天后才能回来。

“你打算怎么做？”她问，声音听上去镇静而克制，我很喜欢。

周三拿到签证延期之前，我很难做出任何计划。或许我可以在周四给她打电话，那会儿她已经从德黑兰回来了。

我究竟想要什么？去探索伊朗女性所在的那个神秘而阴暗的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别的吗？昨天，她对我的态度非常热情，但是很多伊朗人因为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太久了，很可能只是对外国人好奇而已。这个姑娘自信、聪慧、魅力惊人，肯定不乏追求者，但如果不想跟我交往，她为什么要把电话号码留给我？我挂上电话，很是困惑，真希望我也能和她那样冷静自若。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在饭店院子里摆弄自行车，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重新上油。下午一两点，天上像在下火，大街上和人行道上异常安静。正是午休时间，整个伊斯法罕城在烈日下酣眠。我从一家店铺购买了一些旧车座用的那种泡沫橡胶条。当我正把这些橡胶条往车座上粘贴时，一位名叫罗夫的德国人走了过来，好像对我做的一切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这饭店里还住过另外一个单身骑车手，他五月初从汉诺威（Hanover）离开，也是要去巴基斯坦。

伊朗外交部的网站援引最近发生的三起西方旅行者被绑架事件，“强烈建议”旅行者不要横穿伊朗东南部和俾路支省（Baluchistan），但是要想继续往东，这就是唯一的路了。虽然我发过誓要尽一切可能骑车上路，但自行车手肯定更容易受袭，而我显然并不打算让自己成为人质。一想到那几位被绑架的旅行者，我的脑海里就立刻出现了一幅画面：心急如焚的老爸到处筹集赎金，准备营救把忠告当耳边风的儿子……

然而，罗夫却死心塌地想一路骑车，他还建议我俩结伴而行，共同穿越前面的危险地带。他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曾经在以色列遇到过一个反方向骑车穿过这条路线的日本人，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而且他还举出一些理由指出，像外交部这样的机构就该做“擦屁股”的事儿。

到底该继续骑车，还是要坐大巴呢？我依然举棋不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系列被算计过的冒险组成的，我打算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多了解一下俾路支省到底有多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