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品味当下

10月3日，星期二，清晨。

我们试着从阿萨弟宾馆出发，沿着伊曼霍梅尼街直走，在环道上左拐，上了沙哈布街。在郊区一家加油站给我的炉子加满油之后，我们便开始奔向沙漠。

或许是因为在科尔曼被困太久了，沿途风光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我感觉好极了。前方崎岖不平的高山、若隐若现的黄褐色和远处高耸入云的灰色，从尘土飞扬的沙漠表面浮出，在清晨透亮的阳光中呈现出对比分明的光影变换。眼前这一切，仿佛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画。

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省（Sistan va Baluchist），劫匪并不是唯一潜在的威胁；在设拉子的时候，《伊朗新闻》上就有一篇关于西斯坦的报导吸引了我——“野猪制造大恐慌”。由于旱情熬人，当地的野猪被逼得饥渴难耐，疯狂地冲到镇上，不顾一切地找水喝，恐怖情绪在居民中迅速蔓延。因此，我们不仅得保护好钱袋，还得捍卫好我们的水壶。

“唱首歌吧？”罗夫大喊道。

“你点吧。”

“英国国歌怎么样？”

“好吧，你起调。”

“我不知道歌词呀。”

“那好，我唱，你跟着哼哼。”

我们引吭高歌“上帝拯救我们的女王”，然后我建议，本着平等的精神，我们也应该唱首德国国歌。

“这歌词我也忘了……”

于是，我们一路哼着德国国歌向前进发。我们都是欧洲好公民，所以还得唱唱《马赛曲》（Marseillaise）。但不大一会儿开始爬坡，我们也就不得不开始节省气力了。爬到山顶，我们在路边的停车带上稍作休息，两位友好的货车司机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好茶。接着我们来到一处检查站，之后便是畅快淋漓的大俯冲。浅灰色的天穹下，高山与沙漠毫无遮拦地舒展在我们眼前。我仿佛成了《指环王》中的甘道夫（Gandalf），骑着那匹天下无双的骏马在仙界奔腾。

来到山脚，我们停在路边咖啡店里稍作休息，吃东西提提神，一个男人问罗夫是不是日本人。

罗夫肤色偏黄，6英尺高，穿12号的运动鞋，身上还若隐若现地粘着一点儿干燥的斑点——在科尔曼拉稀时留下的。

“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日本人或牙买加人。”他不动声色地回应道。

等我们再次跳上自行车时，天已经暗了下来，突然刮起了逆风。大颗大颗的雨滴越来越密集，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不得不穿上防水服。大雨过后，青灰色天空中架起一道美丽的彩虹。

我喜欢在开阔地带睡觉，而罗夫却对诸如荒弃建筑物或者马路暗沟之类的地方情有独钟。虽然我曾发誓，除非万不得已，我绝不在马路暗沟里睡觉，但这回我却找了一个混凝土地堡铺开睡袋。这个封闭的空间很宽敞，风雨都被挡在外面，不仅如此，它还出奇地寂静，混凝土层和沥青层隔断了头顶汽车偶然路过的声音。

我架起炉灶，罗夫令人毛骨悚然的男中音在水泥墙和天花板上回荡：“深夜中的陌生人！两名孤独者……”远方的车前灯偶尔鬼鬼祟祟地从沙漠上掠过，鬼火一样。是走私犯？穷凶极恶的不法分子很可能把这些地方当成上好的藏身之地。或者是巡警？不管怎样，当他们走向另一个方向并消失在夜空时，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

来到巴姆（Bam）之后，我们遇到了两个46岁的单身汉，一个是奥地利人阿洛伊斯，一个是瑞士人厄尔斯。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土耳其大会师。厄尔斯的目标是骑车穿越印度和东南亚，再到新西兰，他几乎从不开口，想要了解他的故事真是难上加难，但阿洛伊斯的经历却使我们几个成了小儿科。

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15岁就开始独自旅行，陆陆续续去过150多个国家。他曾经骑车环游南美，还曾和哥伦比亚全副武装的强盗奋战了一百多天。40岁时，他以2小时27分的成绩跑完了维也纳马拉松全程。他还是位卓有成就的登山运动员，曾经从开伯尔山口一路走到大吉岭，还曾驾着独木舟横渡亚马孙河，在鳄鱼和蚊子的包围下躺在独木舟里睡觉，早上和食人鱼一起在河里游泳。

“你怎么没被生吃呢？”我们难以置信地问。

“除非水里有血，否则食人鱼是不会吃人的。”他轻松地答道，“你只需小心别把自己划伤就行了。至于鳄鱼么，它们跳不起来。”

这后半段话听起来不太属实，因为我恰好知道，鳄鱼是可以跳跃的：我在津巴布韦（Zimbabwe）的鳄鱼农场参观时，一只小鳄鱼就向我跳了过来。虽然这条鳄鱼还没有完全长成，而且我们中间还隔着坚实的铁丝网，但这件事还是让我心有余悸。

他准备骑车穿行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坐飞机到加利福尼亚，骑车环游美国，然后再飞越太平洋，骑车穿越欧洲，最后回到奥地利，结束他的环球之旅。在旅行过程中，他以教人德语和滑雪为生。这真是个活生生的奥地利版的印第安纳琼斯啊，他乐观合群，浑身散发出一种迷人的能量和自信，这样的人绝对让人羡慕嫉妒恨。

罗夫和我在一家餐厅酸溜溜地讨论着这个奥地利奇人。罗夫一边大口嚼着肉串，一边冷嘲热讽地说：“我能想象，这些食人鱼互相发出警告：‘小心点，小伙子们！阿洛伊斯正在晨泳哪——上帝保佑他千万别把自己划伤了！”

“那些鳄鱼的本能肯定已经告诉它们，阿洛伊斯就在那个独木舟里，要是斗胆向他发出进攻，肯定得掉脑袋。”我恨恨地猜测着，“要是阿洛伊斯有机会和女人坐在一起吃饭，你觉得他会不会堕落呢？”

*

一声公鸡的啼叫唤起了四面八方的狗吠，不大一会儿，本地清真寺晨祷的宣礼员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巴姆的一天开始了。我腕表上的闹钟在一片嘈杂声里有气无力地吱吱叫了几声，罗夫的回应则是一个震耳欲聋的响屁。

“牧师，再来点儿茶？”我不知道他能否听懂这个老掉牙的笑话。

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你知道吗，当个牧师也不赖。”

罗夫一直宣称自己不信上帝，但我却不敢苟同。他怎么可能一边不相信上帝，一边却笃信轮回，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在科尔曼的一家网吧里，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他宣称自己一没老婆，二没工作，三不信仰上帝，这番论调让其他听到的人目瞪口呆。

“我的每一份工作都会出现一点儿问题。”他开心地说，“通常是积极性不足。”

离开巴姆，路边的棕榈树和小村庄逐渐被一望无际的平坦沙漠取代，沙子夹杂着小石块，随风拍打在我们脸上。

“饿了吗？”当我们艰难地跨过路边一头胀鼓鼓的死驴时，罗夫侧脸抛过来一句。

两个多小时的逆风而上，把我们拍打得像汹涌巨浪里两只沉浮颠簸的小船，我们停下来稍作休息，把自行车倚靠在一块绿白相间的路牌上，上面用拉丁文和波斯语写道：“此处距离下一个村庄舒尔干（Shurgaz）15公里！”。

“真不知道，这里没有红木便座，没有柔软、结实、长得没完没了的卫生纸、镜子、毛巾架、空气清新剂、浴盆，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拎着一瓶水到沙漠里快速解决了一下，回来跟罗夫说道。

“一帮蠢蛋！”罗夫咆哮了一声。他决定另辟蹊径，从一本名叫《踢球者》的德国杂志上撕下来几页，权当卫生纸。

然后我们继续迎风而上。

加油啊，罗夫，冲呀！你可以把愤怒转化为能量，向光明奋力冲击！

舒尔干最大的建筑是一个警署和检查站，整个小村孤零零地隐藏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和矮树丛中。我们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罗夫再也走不动了，于是我们就在沙丘之间支起了帐篷。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我吃了点饼干、苹果，还有剩下来的羊奶酪。罗夫在嘀嘀咕咕地抱怨我的闹钟：“只有普鲁士士兵才会用闹钟，这么大清早上路，肯定会让路人认为你是德国人。”我们在科尔曼会合之前，他通常会一觉睡到11点左右，直到被热浪或苍蝇从一池子汗水里弄醒，浪费了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之后，他又会在黑暗中拼命骑行。

我从来没遇到过对异性那么冷嘲热讽的人。我们俩的话题轻松自在地在疯狂、世俗和离奇之间来回游走，我们交流着彼此的梦想和恐惧，分析各自的心理障碍，但是他从来没提过曾经与他分享生活的女人。他的玩世不恭一定事出有因，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经有过一段黑暗而神秘的经历。

许多年前，我唯一想共度余生的女人决定选择一种更幸福的生活，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孤独和苦涩中，并对这件事避而不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曾经愚蠢地放纵自己的憎恨，对所有女性的感受都强烈扭曲。

一天晚上，当看到罗夫逗弄路边的一条小狗时，我确信比起女人来，他更愿意和狗更亲近。

“说不定你前世是条狗。”我说。

“肯定是一条规规矩矩的狗，所以投生成了一个德国人，有幸生活在这个对失业人员最慷慨大方的国家。”

“你下辈子可以再投生成狗。”

“恐怕更有可能变成狗背上的一只跳蚤。”

“要是不好好洗盘子，你就会变成一条蛆虫，爬在粪便里。”我一边警告他，一边在冷水里冲着油腻腻的盘子和平底锅。他很少帮忙做饭，而且从来不洗东西。

“你说你对猫过敏？”他振振有词地说，“那我就是对工作过敏。”

*

扎黑丹（Zahedan）的每个男人都裹在鼓囊囊的长裤和一种叫“Shalwar Qamiz”的宽松长衫里，这身打扮在伊朗其他地方很少见，这说明我们已经接近巴基斯坦边境了。虽然旅游指南上大肆诋毁这个人口41万的城市，但我和罗夫却一致同意，这里的冰淇淋站是最好的，至少和科尔曼那家不相上下——对于我们这种骑车旅行的人来说，损失的卡路里必须要用每天摄入的能量来补充。

我们在宾馆餐厅里再次遇到了那个奥地利人阿洛伊斯和他沉默寡言的瑞士“随从”厄尔斯。他们从巴姆过来仅仅用了两天，而我们则用了整整三天。“昨天我们顶着可怕的风爬了一百英里的山路。”阿洛伊斯说。

我开始隐约对他那凡事都胜我们一筹的样子有些恼怒。可怕的风？伙计，跟在罗夫的后面，你就知道什么是可怕的风啦。

“这家伙倒是很有幽默感，是吧？”罗夫说道。

去印度领事馆的拜访宣告失败后，我们去理发店把我可怕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罗夫几乎是被我从接待处的沙发里撬动起来的。

“从前你看起来像个海难幸存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疯狂的纳粹科学家，专门在集中营的实验室里做‘实验’的那种。”罗夫评价道。

一天下午，我们窝在宾馆的房间里，讨论如何骑车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当然，这样的事情阿洛伊斯早就做过。我期望这次旅行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并让我带着全新的思想，更高的成熟度，不同的价值观，更强烈的自信心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回到故乡。或许，它还会让我变得更像阿洛伊斯。

罗夫早就宣布过他无意“安顿下来”，所以他警告我：“回家后不出三个月你就会恢复到离家之前的样子。你还得重新适应周围的人。”

“那可不一定。”我反驳道。我从来不会勉强自己去“适应”其他人。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他们的，我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好好利用。等到快到“生命的临终点”时，我希望自己能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以“自己的方式“过完了一生。

在学校里，我被认为是个异类，因为我父母一直觉得没必要买电视，结果我就成了班上唯一一个不知道《雷鸟特工队》（Thunderbirds）和《无敌金刚》（The Six-Million-Dollar Man）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假装能听懂伙伴们闲聊的话题，但最后我长大了，也就不装了。在大学里，同学会在假期里到超市堆货架，攒钱从事社交活动；但我却长期抵制校园酒吧，到了夏天，我就会用三个月的时间把欧洲逛个够。当我的同学们开始职业生涯，进入教育、银行、法律和医药等行业时，我却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当上了一名货车司机。我开着货车跑遍欧洲大陆，在各种地方工作、睡觉、吃饭。最后，我放弃了长途司机的工作，因为我需要社交生活和写作时间；当别人都在开车的时候，我却开始每天长距离骑车，骑车上下班，这就更让人吃惊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荆棘和荨麻总会越长越厚，我被划伤过，也被刺痛过，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我。然而，当反对声日益升高，怀疑的目光成倍加强时，我的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身陷于令人麻木的工作和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我内心那种求变的愿望压倒了一切。我最终选择踏上旅程，就是为了逃离这个朝九晚五的大磨盘，重新发现我的信念和方向。

但罗夫却和我不一样，他乐观地品味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即便每天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也不反感。对他而言，旅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叛，是将他从职责恐惧症里解脱出来的工具。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宾馆大吃了一顿早餐，有面包，每人三个炒鸡蛋，奶油，还有果酱。阿洛伊斯和厄尔斯却不见踪影。

“我敢说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可能想今天就到诺克·昆迪（Nok Kundi）。”罗夫嘴里塞满了炒鸡蛋。

“他们简直疯了——一天要骑230公里！”

“这也是可能的嘛。”

“除非条件很理想，而且阿洛伊斯昨晚上也没说今天不吃早餐。”

“这就是他的风格，总是喜欢出人意料。”

早餐过后，我俩开始向巴基斯坦边境进发。罗夫是个上手很慢的人，但是有风从背后推着，还有微微下滑的道路，所以一路穿越矮树丛和沙漠时，我们的速度还是有所加快了。

包着头巾、赶着骆驼车的人从对面走来。如果我记得没错，今年年初，两个瑞典的骑车旅行者就在这附近支帐篷过夜，没想到他们的帐篷遭到了自动枪炮的袭击。瑞典人幸存了下来，但是他们的自行车被毁了，于是只好草草结束了行程，提前回到了瑞典。

经过三个小时的稳步前进后，我们在一根水泥管里停下来吃午餐，午餐是面包加羊奶酪。罗夫悠闲地吃了三根香蕉，然后又不紧不慢地嚼上了一大口袋坚果和葡萄干。

“行了，上路吧！”我知道他正享受着艰难长途跋涉之后的幸福感，脑子里的内啡肽幸福激素正在活跃地运动着，但我还是想趁着顺风尽可能多赶路。

“我正在品味当下！”他咕哝了一句，像牛一样不停咀嚼。

这就是幸福感带来的麻烦：一旦停下来，就很难再启动了，虽然我和罗夫一样也在享受着幸福感，但我更愿意先完成最艰难的工作，然后再放松。

“现在情况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得好好利用！”我坚持马上上路。

“给我五分钟！”

等我们好不容易重新上路时，发现风向已经改变了，这该死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