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心向世界

早在1981年第一次飞向世界，我就开始了自己环球旅行的梦。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从台湾出发，迄今一共跑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脚步遍布世界五大洲和南北极。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用心记录拍摄，迄今已经制作汇集了超过5000小时的视频影音资料。

我特别期望寻找到一种能够超越语言文化、自然地理隔阂的心灵交流感动。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其实就是这样。

把旅行当做修行，正是我的目标。

其实我的旅行，就像是一种修行。每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首先我要面对的便是旅途中的奔波劳苦。比如，1990年当我首次在埃及参观金字塔古迹区时，当地的温度就超过了42℃；而2004年我在西伯利亚旅行时，温度却是零下40℃，大风夹杂着冰雪，甚至把我的帽子都吹跑了，害我追了一大段路才捡回来。

当然了，我还要面对各种行程上可能的危险和变数。2001年，在一次亚马逊河之旅中，我和当地土著一起，乘坐独木舟撒网捕鱼，结果小船漏水，很快就沉入食人鱼出没的河里。幸好，这次事故有惊无险， ；我们安全地爬到了岸上。

但是，2005年在南印度的一次满月的湿婆神过火节仪式上，我却被人群意外地挤入重新整理的火堆，结果烫伤了脚底，不得不中断旅程入院治疗。

知识点

每年的农历十月十六，在月圆的晚上，印度教教徒将会举行一种特殊的仪式，人们要赤脚走过一个布满炽热火炭的坑，火炭的温度在500℃～800℃，但是从上面走过的人却不会被烫伤。过火仪式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数千年之久，一些古老的部族，例如斐济群岛和我国宝岛台湾都有过火的传统。

而为了锻炼自己的胆识，我甚至让上万只蜜蜂布满自己毫无衣物防护和药物涂抹的身体。尽管环球旅行危机四伏，我还是乐此不疲，尽可能地以超乎常人的热情和毅力，投身到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中，并用摄影机记录下自己的行程。

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都深深地感到：地球村就是我的家。

同时，拥有台大历史学系、英国利兹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世界文化史硕博士教育背景的我，非常热衷于对比世界各地文化的异同，不但要自己来亲身体验和当地人进行生活交流；还要把研究感受的结果都用写的、画的、唱的、说的人文方式融入自己的书籍和作品里。

在我的文化探险之旅中，既有全世界原始部落的各种风土民情、不同自然环境中的生态动物，也有远古文明遗留下来一连串的未解之谜。比如智利北部和秘鲁南部有很多木乃伊区，过去这里的人认为人在母亲的肚子里是坐着的，所以死的时候也要坐葬，凡此种种都让我逐步拓展了胸襟、大开眼界。

除了这种带有学术性质的游历，我最看重的就是怎样把自己彻底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中。和普通的观光客有所不同，我从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在我看来，身体力行的学习才是超越语言、文化和地理隔阂的一个有效方法。

很多人提到旅行，可能觉得这不过是一堆可以向他人炫耀的数据，比如你去了几个国家，我去了几个地方。我觉得这些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怀着怎样的心情以及以怎样的胸襟气度去和当地人相处——这才是最关键的，也是一个把旅行当修行的行者，最需要做的功课。

我最辛苦的一课，恐怕要数2004年在菲律宾的一次旅行。在邦邦牙省的圣彼得镇，有一个叫做古毒的村子。数百年来，村民一直保留着一个传统，就是在复活节前夕挑选信徒，以戏剧的方式，把耶稣受难的过程真人实地地重演一遍。从1955年开始，这个仪式使用真正的一体磨成的三寸长钢钉把人钉在十字架上，至今已延续半个世纪之久。

2004年4月9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说服，当地人最终同意了我这个首次出现的外国人自愿被钉在架上。我面临对自己勇气的极大挑战，这甚至超过了我在印度过火节时所经历的痛苦和考验。

村民们从来也没想到，会有一个外地人，接纳他们的传统，像成年礼考验勇气和胆识一样，自愿忍受钢钉刺穿手掌心的折磨煎熬。当时，仪式还没有开始，报名的15人中就有3人因为恐惧而退出了比赛，而另外两人也因为疼痛而引起休克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在近距离拍摄下一个被钉者时，我内心的恐惧难免油然而生，虽然还没轮到自己，但我已是汗如雨下。终于，我还是说服了自己，躺在了十字架上。

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十字架被立起了足足20分钟。

坦白说，当时连风吹过来我都非常非常的疼。就在这个时候，救护车来了，我一度以为，是不是因为看到我疼痛的表情，他们要把我送到医院。结果，救护车不是来送我的，而是旁边有两个人看到我被钉，一个人昏倒了，一个人休克了，救护车把他们给送走了。

尽管十字架每一个小小的摇摆都是一次剧烈疼痛的折磨，我却在喧嚣之中体验到了一种奇幻般的宁静，甚至，我开始高声唱起了圣歌。我的镇定表现赢得了当地民众的阵阵喝彩。

这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旅行就是在上课，它给我上的这一课是：人们内心的恐惧，才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敌人，而并不是那些外在打击我们、伤害我们的人、事、物。因此在那一刻，其实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恐惧。

据说，半个世纪以来，我是唯一亲身体验古毒村这一仪式的外邦人。刚从架上下来的我，受到了全村和所有围观群众英雄般的礼遇。

那一次的考验，给了我更多的思索，也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去进行接下来的旅行。

到底是谁给了我环球旅行的勇气？

我能够进行环球旅行，与我所选择的职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长达20多年的大众传媒从业经验使我得到完整的身心历练，并让我在后续的世界文化旅行探险过程中，得以从容地应对将要面临的种种问题。

我一直很庆幸，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电视新闻的主播和记者，后来延伸做到电视和广播节目的主持。另外，在文学、音乐和戏剧等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肯定。

这些都对于我未来的旅行，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帮助。我旅行的第一步，便是从空难和山难的现场新闻采访开始的。在80年代的台湾传媒界，我享有着“首席灾难记者”的美誉。1988年韩国大选，我和摄影同事被台视派去首尔做现场播报，并获得当年台湾第23届“金钟奖”。

除了做记者和节目主持人，我还当过歌手，出过自己的唱片，并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

从1988年到2012年，我先后出版了30多本书，基本都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见闻阅历有关，其中不乏畅销书。这些稿费和版税加上电视主播和教学演讲的收入，又继续支持我开始新的探险旅程。在勤奋努力和多元化的发展下，我一直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环球旅行的纪实影片拍摄记录之中。

很多人常常问我：“眭澔平你为什么要旅行呢？有的地方那么辛苦，你做电视主持人或者新闻主播，不是挺好的吗？”其实，被问久了我自己也很纳闷，因为旅行还真是很辛苦，要到处奔波，还有那么多不确定的因素。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在自己人生中有两位女性真正影响了我，促使我去环球旅行。

第一位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在上海土生土长，1949年到了台湾。

可是没想到，生了我上面的四个哥哥姐姐之后，在我出生的那年，台湾发生了“八七大水灾”，大着肚子的母亲被泡在了脏水里面。再加上我又延迟两个月才拖到当年圣诞夜这个非常寒冷的日子里出生，妈妈因为难产和产后失调，在人生的最后24年，也就是1/4的世纪里都是瘫痪在床。

很小的时候，我就会照顾母亲。原本胆小害羞的我总要经常活泼好动地给母亲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趴在妈妈的病床边画下自己的见闻，然后讲给她听。我记得当时自己画了一幅叫做“庙会”的蜡笔画，心里想着，母亲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那我就画给她看。在她临终前，我在病床上创作的便是台湾大学现在在使用的校徽设计图。

时光一晃过去了，可是我一直记得，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我的母亲看了外面的世界。而这份心意，也让我一直把旅行当做是要跟母亲讲故事的约定。这第一个故事，竟然就是从自己妈妈的病床旁边开始的。

这一生，她不能实现的梦想，我要一个一个地帮她实现。我这么热衷于旅行，就是想给她讲故事。

如果说，母亲是我走出去看世界的原始动力，那么与另一位台湾杰出女性的友谊，则是我20多年来环球之旅的持续动力。

这位影响我旅行世界最深的人，就是三毛。我们是极为知心的好朋友，也是极为投缘的忘年之交。她是台湾知名作家，当代华人世界游记文学的先行者，她的惊人才华和传奇经历，在如今40岁左右的读者群中，仍被津津乐道。在一次对三毛的采访中，我与她相识、相知又相惜，两人无话不谈。

三毛曾经对我说：“好，眭澔平，你是我灵感的泉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让我说，不得了了，我现在眼花缭乱，脑子不管用了。一上午的谈话，我用脑太多。你会说，你喜欢，没有人跟我这么说。我跟你说啊，我很久没有跟一个人说话说到你这个程度了，虽然我每天都跟人说话。”

三毛在国外游走时，我们相遇了，并且是一见如故。虽然两人相差近17岁，但是旅行和写作是我们总也谈不完的共同话题。

在一段电话留言中，三毛对我说：“澔平，我是三毛，我刚才看了你写的那篇东西，不知道你自己看到了没有，我觉得小标题用得很好。你回来之后，要不要来跟我讨论一下我的那篇文章的小标题？如果你想的话，我今天大概晚上一点钟还接电话。你在家吗？好，再见。”

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三毛当年所用的行李牌，上面写着她的本名——陈平。我也保存着三毛当年最爱的小熊，在其标签牌上，她特别写着：小熊从英国带来，也就是从当时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英国带回来的。而她也因此给我取了个绰号：小熊。这只小熊是她在1990年12月8日，也就是过世前不久，在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简称荣总）收到的。

在三毛离世前的一段时期，我和她曾准备合写一本书。为了收集资料，我们开始留心录音保存两人的谈话记录。没想到，竟然就这么无意中收录了三毛自杀前的最后两段在我家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

“小熊，如果你回台湾了哦，我是小姑，你如果回台湾了请你打医院（的电话），如果回来的话。小熊，你在不在家？好，我跟你说，我是三毛噢，如果你明天在台北，请你打医院（的电话）。再见。”

“眭澔平，我是三毛，你在不在家？人呢？眭澔平？你不在家……好。我是三毛。”

在即将要离开人世前的几十分钟到几分钟，三毛拨到了我台北家里的电话，但是当时我正在外地办签证，无法接听到，更何况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提电话和手机，根本无从联络。

在三毛离世后，我写了一首歌：《蒲公英的哭泣》。我总觉得，她并不是那么悲伤地过世了，而是像蒲公英一样。你看那个圆球的花絮，吹起来好像一滴滴在飞的眼泪；但是无论飞到世界的哪个角落，它们也都是一粒粒种子，又开始了一段段新的旅程。所以，我用《蒲公英的哭泣》来写三毛的一生，悼念她。

随着那微风飘起，

穿越过蓝蓝晨曦，浮在空中游戏；

轻轻地飞向异域，

连串着如泪白翼，我听到蒲公英的哭泣。

随着那生命旋律，

穿越过四海天地，爱在心中洋溢；

轻轻地旋动心曲，

连串着悲欢笑语，我听到你相思的情意。

随着那青丝一缕，

穿越过生死别离，梦在幽冥重聚；

轻轻地结束孤寂，

连串着世人猜疑，我听到你傲笑在天际。

随着那沙漠雨季，

骆驼已不再哭泣，心却冰火冲击；

轻轻地，

连串着一生传奇，你就像蒲公英的哭泣。

当时，我正在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社会经济学博士，刚刚放弃了名利双收的主播工作，正准备安心做一名学者，可三毛谜一样地突然离世，促使我笃定把她那未完成的环游世界的信念坚定下去。

在每一次旅行的过程中，我确实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是在接续她的脚步，完成她没有走完的旅途。特别是每次当我读到她过世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时，我心情总是无法平复：

“小熊，我走了，这一次是真的。在敦煌飞天的时候，澔平，我要想你……”

三毛生前曾跟我讲，有机会一定要帮她实现几个梦想。只是没想到，这些话犹然在耳，她就已经走了，这些话如今反倒变成了我和她的生死之约。

第一个，她跟我说，她最喜欢小熊，因为她认为这些玩具熊是所有西方小孩从小到大，甚至到老，都要抱在怀里的，即使弄得旧旧脏脏的，也是一辈子最心爱的伙伴。所以，她希望有机会能够让我帮她抱到一只真正的熊。

第二个，她说我是属猪的，希望有机会也能够帮她去抱一抱老虎，也就是所谓的“扮猪吃老虎”。

这两种动物，是她最喜欢的。

而第三个，她跟我讲，世界上有个食人族，她一直想去看看，可是她总是没有勇气去，也没有机会去。

因此，下面这个故事——我的旅行，便是我想送给三毛最后的礼物——新几内亚食人族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