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向东方行进

1 成长在芝加哥的美国犹太青年

我最好的朋友丹尼（Danny）和我爬过吱嘎作响的楼梯，来到他家阴冷潮湿的地下室。突然间，一个直觉闪过我的脑海——我其实不该到这儿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在房间的中央，一个重两百五十磅的杠铃支在金属挂钩上。丹尼夸耀道：“我爸爸每天举这个。”我当时七岁，瘦瘦小小，留着黑色的短发，有棕色的眼睛和棕黑的肤色。触碰那冰凉的重物，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

丹尼转向我，“瑞奇（Richie），我要给你看一个大秘密。”他把食指放在唇上，低声说：“你能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他爬上一个架子，攀上高高的椽架屋顶，拿了一把铜钥匙下来。之后，他把我引到一个比我们还大的木橱前，打开锁，把门拉开。他指向一摞杂志。

“去，拿一本看看。”丹尼微笑着。

我过去了。书里满是裸体女子搔首弄姿的照片。我小小的身体不寒而栗。此前从没见到过一个女孩衣服下面是什么。这看上去很怪异而且应该是受到禁止的。

“很棒吧，哈？”丹尼问我。

我点点头，不知如何作答。我把杂志合上，胡乱推回到橱子里。

“来看看抽屉里是什么。”他把抽屉拉开，露出两把手枪、若干只手榴弹。“我父亲总是把手枪上膛，而且手榴弹是真的。”他递过一个手榴弹给我，“给，拿着。”

捧着这冰冷沉重的金属，我战栗起来。“太棒了，”我喃喃地说。为了掩饰恐惧，我小心翼翼地把武器放回抽屉。

“瑞奇，等等，再看看这个。”

丹尼拉开橱子里的两扇门，露出一个祭坛。那里面，相框中照片里的人物用不祥的眼光直直盯住我。我惊恐万分地发现自己正和阿道夫·希特勒正面相对。相片两侧端正地悬着绣着纳粹十字党徽的臂章，下面挂着一把柄上有闪闪发亮的十字党徽浮雕的短匕首。我的心一沉。骇人的景象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经常听长辈们述说那场纳粹针对我们亲人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在纳粹1941年占领了我们祖籍地立陶宛之后，我们就再没有得到祖父家人的任何音信。

丹尼向我耳语：“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父母恨你。”

一阵热流从我胃里涌上喉咙。“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吗？”

“因为你是一个犹太人。他们说你们杀死了耶稣。”

“什么？”我站着，瘫了一般。我所听到的完全不合情理。

“我父亲说连神都恨你们。”

他父母沉重的脚步声随着我们头顶天花板上的吱嘎声传来。我不知道自己该跑、该躲起来，还是该哭泣。

“那你恨我吗，丹尼？”

“不，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因为你是个犹太人，也许我长大了会恨你。但我不愿恨你。”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丹尼锁上了木橱，把我带到楼上的餐桌旁，他妈妈准备了两盘香草曲奇和两杯冰牛奶，等着我们。她笑得很紧张。地板上一阵大声的嘎嘎响宣告着丹尼父亲的进入，他健壮结实，方方的下颚，灰色的平头，尖锐的小眼睛，笑起来不阴不阳，让我不寒而栗。我在他面前感到异常脆弱。

可能曲奇里下毒了？我想。但我能做什么呢？我不敢吃。

“吃呀，瑞奇，怎么了？”他妈妈询问。

吃曲奇时我挣扎着掩饰痛苦。每咬一口都祈祷神保佑我。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苍白得像个鬼魂。在那个年纪我还没有什么思考能力，只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妈妈用温和的微笑欢迎我回家。她站在厨房，腰上系着围裙，在餐桌上揉面团。“我在给你做苹果酱卷，瑞奇，你最喜欢的。”

“妈，神恨我吗？”我问道。

“不，当然不恨。神爱你。”她把擀面杖放在桌上，眉头皱起。“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

我不敢告诉她。“我不知道。我猜只是好奇而已。”为了躲开进一步的询问，我跑到了楼上自己的卧室里。

我信任母亲。我相信神爱我。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我努力地想去领会爱与恨的矛盾，两者都与同一位神联系着。

在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我经常秘密地在思索中或是柔声轻语中祈祷。大多时候我在床上祈祷到入睡。在祈祷时，我体验到受保护的感觉，还感到有人在听着我的述说。我相信神听到了我。但我对此充满疑问。这个被称为“神”的人是谁？我经常这样寻思着。

他是不是像一块巨大的云彩或阴影，近乎无形？还是像一位朋友，如此真实地聆听着我所有的祈祷，使我几乎用思想就触碰到了他？

我的父母，杰拉尔德和艾黛尔·斯莱文（Gerald and Idelle Slavin），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不是特别有宗教倾向。然而他们通过感恩、慷慨、善良以及对家庭的奉献展示了对神的信心。他们成长在经济大萧条的时期，从童年开始就要努力工作以维持家人的生计。他们既想给自己的孩子们最好的一切，又非常小心不把我们宠坏，鼓励我们对所拥有的和被给予的一切怀有感激之心。1955年，我四岁的时候，为了在没有大都市污染和危险的环境下养育我们三兄弟，他们带着我们从芝加哥搬到了位于伊利诺斯州海兰德公园（Highland Park）的舍伍德（Sherwood）森林村。我们宁静的社区建在一块平整且草木丰茂的土地上。孩子们在空旷的场地上玩耍，静静的街道旁林立着看上去极相似的房子。

“我们的小瑞奇很甜美，但他却这么奇怪。”我的父母经常会说。“为什么他会这样？”我有很奇异的习惯。没人知道这些习惯从哪儿来。

八九岁之前，我拒绝在吃饭时坐到椅子上，而更情愿坐在地上，但这是被我父母所禁止的。作为妥协，我被允许站在餐桌旁，即使在餐厅也如此。餐厅服务员经常询问是否需要给我拿把椅子。“他不信任椅子。”我妈妈总是会耸耸肩，这样回答。

我父母非常注意外表，总是穿戴得整齐得体，但我，要直到妈妈把新衣服反复洗旧后，才同意穿。他们给我买新鞋子的时候，我会一直用石头把鞋刮得看上去破旧才罢休。

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东西让我感到尴尬。我把贫穷和低人一等奉为神圣。有一次，我父亲带家人到当地的乡村俱乐部吃饭，我猛地从桌子旁冲出门口，把一切搞得一团糟，只是因为不能忍受同班同学作为服务生来服侍我。祖父比尔（Bill）发现我独自坐在车里，我解释了自己的感受。“这很正确，小瑞奇。”他说道，“你做了正确的事，我为你骄傲。”

我父亲的父亲，威廉·比尔·斯莱文（William Bill Slavin），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充满爱意的天性印证了他对自己宗教深深植根的信仰。我喜爱观察他用安静、谦逊的方式努力使他旧世界的传统与美国的生活相和谐。通常，在家庭聚餐时，当环绕着他的人已然开始大快朵颐时，我会看到他轻柔地独自祈祷。

到了我上希伯来学校的年龄后，我父亲供不起我去上学。但他还是尽他所能地努力为我提供最好的教育。当我到了十三岁，他找到利比斯（Lipis）拉比（Rabbi，犹太人的学者。——译注），请他为我做简单的成年礼（Bar Mitzvah）祝福。庄重而满头银发的拉比欣然地教授了我基础的祷文，没收取任何费用。一天我问他：“拉比，您能给我解释这些祷文的涵义吗？”

泪水涌出他柔和的棕色眼睛，他带着一种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情感拥抱了我。他那带着古老意第绪（Yiddish，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译注）口音的声音，由于情感而颤抖。他告诉我：“小瑞奇，对你要理解仪式的真诚愿望，我非常满意。这种愿望已经变得越来越罕有了。”

“拉比，我应该怎么祈祷？”

一丝智慧的浅笑映上他四四方方、略有皱纹的面庞。在他的钟爱里，我感觉倍受保护。这种钟爱，我相信是每个孩子所需要的。

“《犹太法典》，”他说，“是一本由几千年前的拉比们写作的关于犹太法的书，那里面教导我们，与其祈祷神来执行我们的意愿，不如向神祈祷为了执行他的训谕所需的克服诱惑、困难和疑虑的力量。”

我十三岁生日那天，哥哥玛提（Marty）送给我来自格林威治村的民谣三人组“彼得、保罗、玛丽”（Peter，Paul，Mary）的第一套唱片集。他们的歌曲抗议了战争、歧视以及社会的不公，然而他们提及神的那些歌词真正触动了我的灵魂。仰靠着聆听着，我会闭上眼睛，像受吸的磁石一般，被每一个词深深吸引。唱片集的开篇曲这样唱道：“清晨，正是破晓时分——我请求神帮我找到自己的路。”我一次又一次地听着，却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这首祷文，将在我生命接下来的岁月里，为我指路。

在我探寻灵性价值的过程中，民歌音乐家如彼得·西格（Peter Seege）和鲍勃·迪伦（Bob Dylan）在我内心激起了强烈反叛的心理。如果说民谣用它饱含深意的歌词使我着迷，蓝调（blues）则用奔放的情感冲击了我的心。蓝调充满情感和渴望，将你内心的痛苦倾注在所唱的每一个曲调和词语上，让你从这种表达中寻求到释放和喜悦。听着一位蓝调歌手哭喊着逝去的爱人，我也会为我失去的爱而哭泣，尽管我还不知道那爱人是谁。

我性格内向、害羞，总是担心着别人的感受，但我哥哥却独具激怒别人的天性。他像猴子一样野气十足，被简称为曼克（Monk）。1965年，我十四岁，进入迪尔费尔德（Deerfield）高中，这也是曼克刚刚毕业的学校。看到我，一些老师倒吸口气说：“哦，不，另一个曼克。”从我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被冠以“小曼克”这一名字。这名字粘住了我，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我在很多年之后才脱离了其中的讽刺意味。

作为新生，我被推荐到校摔跤队。我不敢说自己技艺娴熟，但当我把心意投入于某件事时，会具有强大的专注力。教练和队友们都对我在来年取得冠军报以满满的信心。起初我喜欢这一挑战。如果我争取，奖学金一定是我的。但某些不寻常的事发生在了我身上。我开始寻求一种超越财富、名声、社会流行时尚的生命目标。当我得知，就在几公里之外，美籍非裔被像奴隶一样囚禁在贫民区时，还怎么能对田园诗般的海兰德公园感到满意？当老朋友们被迫加入令人恐惧的越战，我还怎么对一块摔跤奖牌感到欣喜？被这些问题困扰着，我和朋友们一起，质疑着被我们所熟知的生活构架。

出于对价值的探寻，我对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燃起了热情，开始仔细阅读马尔科姆X（Malcolm X）的言论以及关于社会重建的书籍。我和从十岁起就在一起的好友巴松（Bassoon）、盖瑞（Gary）一同找了一份课后洗车的活计，整个暑假在那儿全职工作。那是一份辛苦的工作，但我喜爱它。在那里，我们发现自己是在年老的非裔美国人的灵歌（soul music）音乐背景中工作，这些人来自芝加哥南面的贫民区，那是一个与安全的海兰德公园截然不同的世界。由这些被贫困、种族歧视、酗酒所折磨着的人们陪伴着，听一位蓝调歌手或是灵唱歌手质朴的呼唤，这搅动了我的内心。我当时十五岁，因为得不到问题的答案陷入深深的烦恼。

就在这时，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密友，由于驾车滑到密歇根湖的冰面上骤然落入冰水丧生，事后我不由开始思考：“我是谁，要到哪里去？”看上去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无常的冰面上滑行着。

为寻找庇护所，我搬到了家里的地下室，墙上覆满产生迷幻效果的海报，图像在一盏黑灯下闪耀夺目。渔网从天花板上悬挂而下。茉莉香的烟雾像云一样盘旋着。有时我打开一束闪亮的射灯以加强梦境般的效果。在地下室这个隐秘空间里，我听着六十年代的激进歌曲。披头士的《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激发我的渴望，去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超越肤浅活着的状态。当我躺着，听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唱：“在你之内，在你之外。”我感受到内心的平静，不由随着他锡塔尔（Sitar）琴弦的律动而哭泣。我一次又一次放着雷·查尔斯（Ray Charles）演唱的触及灵魂的《老人河》（Old Man River），我会一动不动地坐着，为被蹂躏者的苦难而悲伤。当听到B.B.金（B.B.King）时，从他吉他里迸发出的哀伤旋律撕裂了我的心，我奇怪为什么忧伤的歌曲使我感觉非常适意。一次深夜，正当我陷入混乱，质询着身边的一切事物时，我听到乔尼·瑞维斯（Johnny Rivers）的歌声透过立体声耳机：“面对你的灵魂，寻找答案。”我深吸一口气，仰头呼喊：“对，就是这样！”

受时代的影响，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和我自己投入到了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生活中。当时几乎每一所学校里都有保守主义者、体育生、拉拉队长主导的少数派，我们这派人开始蓄长发，尝试大麻和摇头丸，并且全面地反叛父辈的价值观。

但我很烦恼。我讨厌让别人失望。我对停止摔跤感到痛苦，也不想让教练和队友们失望。学校期盼我能帮助他们带领团队赢得冠军。教练有一次对大家宣告：“当小曼克下决心取胜的时候，他会像一只在护垫上踱步的饿虎。他是做冠军的材料。但他看上去好像是分神了。”

在不知所措中，我祈祷获得一种开释的方法。

之后很快，在一场极具影响力的联赛中，我在开场五分钟后就把对手推倒在地。人群沸腾着为我欢呼，但我像瘫了一样跪倒了。我的肩膀被拉得脱臼了，从骨头裂到胸肌。疼痛刺穿了我的身体。从那一刻起，随着肩膀的错位，我的生命也从一种已死的激情中逃脱了出来。由巨大疼痛引起的颤抖比在健身房里来自训练的发抖强过几百倍，我震惊地注视着这一切，默默地感谢神。我自由了。

我感到，自己没有勇气放弃的东西，藉着命运的力量，被甩在了一旁。

盖瑞·利兹（Gary Liss）的友谊注定将成为我生命中的奇迹，他友善、开朗，永远在为着下一次冒险而躁动不安。盖瑞是个叛逆者，他在反主流文化中真正找到了自我。在我高中第一年的暑假里，他和我一起旅行到了加利福尼亚。在日落大道（Sunset Stripe）和嬉皮区（Haight-Ashbury），我们为寻找到的自由而狂欢。在这个佩花嬉皮（flower children）的安全港，我们遇到许多美妙的人，像我们一样的理想主义者。然而我们在那里邂逅更多的是些无耻之徒，那些明显更欣赏破坏、粗暴、纯享乐主义之人——我们便避开了。

1969年，我和高中的好友巴松、斯蒂文、盖瑞一同进入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达德（Miami Dade）大学。我，正如同龄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年青、狂野、渴望冒险，但也就在这时，我首次注意到一件优先于其他任何事物的事情——在我内心燃烧的对灵性的渴望。这渴望日复一日地在增长。有人送了我一本题为《世界上的伟大宗教》（The World's Great Religions）的书，我如饥似渴地吸收进每一个词并且贪婪地想要阅读更多。在进一步阅读书籍的过程中，我发现一种古老的印度技法，教导我沉默地冥想神圣的音节Om。就这样，在内心的航行中，我发现了一种精妙的现实，如此有趣，以致让我渴望深入。

一天早晨，我在校园里看到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一堂有关超然冥想的讲座。迈克（Mike），一个留着胡子的长发美国人讲述了由玛哈瑞施·玛黑什瑜伽师（Maharishi Mahesh Yogi）教导的知觉的科学。我被迷住了。迈克邀请我到佛罗里达的好莱坞，那里不需要入教，就可以得到一个个人的冥想曼陀罗。到了那里，我把一朵花、手绢、三十五美元放在神坛上，一个单音节的曼陀罗被轻声传到我耳朵里。从此以后，每天的冥想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灵性的种子迅速地发芽了。但随着那种子而生的是一株杂草——我对偏执行为和狂热盲信的厌恶。那些日子里，我留长发以抗议既定的行为规则，这使我成为那些仇视嬉皮的人的攻击目标，包括那些经常把我推到路边、搜查我、迫害我的警察。真实的情况是，当人们为了我的长发、少数派的宗教或我所信仰的而仇视我时，我却感到了一种悲伤的满足感。我觉得比起出卖自己给流行的观念或时尚，倒是由于一种高贵的理想而遭受迫害来得更荣耀些。同时，我也开始理解，去仇恨那些仇视我的人就如同被传染了同样的疾病。我渴望能消除教派的隔阂，发现所有宗教的内在核心，即神的同一性。

在大学里，我学习了心理学和人类学，但冥想和音乐仍是我的首要工作。临近大学的奥珀尔·楼卡城（Opal Locka）有一座被称作“骨灰托盘”（The Ash Tray）的房子，是富有牺牲精神的音乐家詹姆士·哈尔蒙（James Harmon）的居所。他被我们称为“吉米熊”（Jimmy the bear），一个粗壮、长发、蓄胡子的男子，“燃烧的水蓝调乐队”（Burning Waters Blues Band）的主唱和口琴演奏者。

熊像对一个弟弟一样地爱着我。一天，他微笑着，骄傲地将他的一只口琴拍到我的手里，“兄弟，我要教你怎么玩音乐。”

“但我不懂音乐。”我害羞地答道。

“没关系，伙计，你的心有深刻的体验，这就是蓝调的全部所在。”从那天起，口琴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伴侣。

在这期间，我和一些非裔美籍学生成了朋友，通过其中的一位，我同一位曾经是马丁·路德·金博士亲密伙伴的年长女士发展了特别的友谊。她是一位温文尔雅但意志坚定的女子，同样是一名人权运动的领袖。她那时已年近五十，而我只有十八岁，因此，我称呼她为“母亲”，她叫我“儿子”。我们进行着深入灵魂的交谈，谈到金博士的事业和他的惨遭暗杀，作为一位虔敬的浸信会教友（Baptist），她善良、慷慨、毫无畏惧、信心坚定。一次她组织了一次经过迈阿密某社区的人权游行，并邀请我参加。当我真的出现在现场时——一个白人男孩出现在一个南方黑人的游行队伍里——她的脸被惊喜点亮。她骄傲地拉着我的手，让我在队伍最前方，走在她的身旁。

围观者看到我非常惊骇。白人种族主义者在我们经过时发出威胁、嘲笑。有人趁警察不备时扔石头或瓶子。母亲微笑着向三百名游行者唱出萨姆·库克（Sam Cooke）的赞歌“改变即将到来”（A Change Is Gonna Come），“我们定会取胜”（We Shall Over come）。游行在公园里达到高潮，人群集结。游行者坐在了折叠椅上。我一直坐在母亲的身边，随后她起身走到一棵椰子树下的麦克风前。她在谴责不公正令她的人民倍受折磨，同时也敦促听众们举行“一场非暴力的起义”。

她用充满信念的声音疾呼道：“暴行会使我们堕入施虐者所犯的罪恶行径。我们必须变得无所畏惧，并且齐心协力地争取我们的权利，不是用武器和火，而是藉着对全能上帝的诚实和信心。无论在哪里嗅到偏执的乌烟瘴气，我们都必须联合抵制。在那些压迫者面前，我们应该永不退缩地追求真理。”泪水充盈着她的双眼，她的声音陡然增高。“这是美国，自由的土地。我们应该永不放弃，直到奴隶制的锁链被永远地粉碎，直到我们能够在天堂高呼——终获自由，终获自由。尊敬的金曾有过一个梦想。他为了这个梦想而献身。我们将要为了他的这个梦想而活下去。阿门。”

公园响彻人群的欢呼雀跃。她坐回到位子上，在我的耳边轻声问：“你喜欢吗，儿子？”

我确定地点点头。

接着上来了一位叫嚣着革命的演讲者。“在令人尊敬的金被枪杀的那一刻，一切对非暴力解决方案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慨和怒气。“兄弟姐妹们，从你们的沉睡里醒来反抗吧。我们要以暴制暴。这个国家的自由是用战争而不是和平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发誓终结那些白人压迫者，并烧毁他们的城市。”人群中一半人嚎叫着表示支持，一半人在羞愧中叹息。这男子被汗水浸透，在狂怒中挥舞着拳头。“他们想把我们永远地置于公共汽车的后部，囚禁在黑人聚集区。”他用手指向我，眼里燃烧着仇视，叫喊着：“看看这儿，兄弟姐妹们，一个阴险的白人。今天，就在我们的游行中，他恬不知耻地走在前列，把我们黑人甩在身后。”他的支持者们在愤怒中咆哮着。

这男子继续把我指认为一切他们所厌恶事物的代表。他用雷鸣般地声音，煽动起报复和惩罚的情绪。母亲跃上前去为我辩护，但是她的抗议被男子的怒火所压制，因为这男子现在正控制着话筒和大多数听众。母亲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沮丧地摇摇头。“儿子，我真是非常抱歉。是我把你带到队伍最前面，上帝知道这一切。你信任了我，而现在身处险境。”她捏住我的手，叹息着。“你最好现在离开。愿上帝与你同在。”

我从一棵一棵树后匍匐着逃出人群。母亲小心地观望着，准备必要时起身为我护卫。看到有这么多人即使渴求着平等和正义，却只关注暴力的现实，我很受冲击。在离开公园后，我为获得解脱深深松了一口气，但仍然意识到自己对金博士和他追随者的崇敬由于这天的经历而提升了。我感受到，他们对理想的信心是如此坚定，从而能够不屈不挠地从内在和外在抗衡着压迫。独自在佛罗里达的阳光下行走，我回想起了一段对这此经历颇有启发的文字：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他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那也就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他活着。转而想到我自己。马丁·路德·金有他为之生存和献身的理想，正是这一理想改变了世界。如果我们都追随内心的呼唤，那种力量不就会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了吗？

我在迈阿密达德结束了一年的学习。暑假来临，我孤单地站立在宾夕法尼亚郊区的高速公路边，翘着大拇指拦车，波浪般的长发垂到背后。那天非常闷热，我要去纽约拜访朋友。刚刚十九岁的我，只有五英尺六英寸（约合1.68米。——译注）高，不足一百二十磅（约合54公斤。——译注）的体重，每次搭便车都会觉得非常脆弱且易受攻击。在一辆锈迹斑斑的五九年普利茅斯车（59 Plymouth）踩下刹车前，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我向车跑去，表达我的感激，“谢谢，非常感谢，先生。”

只有一根中指从车窗里戳了出来，里面汗流浃背的司机怒目而视，叫着，“去找份工作，你这没用的寄生虫。”他从车窗里伸出健壮的胳臂，一把抓住我的长发，把我的脸猛地拉近他。一股混着啤酒和烟草的臭气喷到我的脸上。他往地上啐了一口，诅咒道：“废物，如果我带着鸟枪，我会把你射死。”他拐弯开走了，轮胎擦出尖利的声音。

我咳出从他排气管里吸到的黑烟。怨恨在我的胸膛膨胀着，但我挣扎着将这情绪克制住。我正在寻求灵性的生活。在路边，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对任何心怀怒气或消极情绪之人开放的靶子，但我希望所有这些困难能帮助我成长。我知道自己需要学会耐心、坚忍、祈祷才能跨越障碍。

在1970年的夏天，留长发还不是一种时尚，而是对现实不满的宣告——一种对以金钱、权力、歧视所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挑衅性的宣战。这是我信仰的标志。我的朋友们和我在践行着我们的信仰。在前年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对战争的抗议中，我们被施以催泪瓦斯，保守的警察经常在大学城里骚扰我们。所有这些，都只是因为我们渴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怀着我们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的生活。尽管我在内心不对任何人怀有恶意，我的外表却招来仇恨的反应。

最终，在等待了几个小时之后，一个友善的年轻男子让我搭上车，并把我带到他离盖兹堡（Gettysburg）不远的家。在那儿，我独自一人坐在森林里的一条小溪旁。小溪潺潺流水的歌声安抚了我的内心。流动的溪水翻卷着木头和石块。看上去小溪仿佛知道那个可以揭开我生命之谜的秘密。我想，如果，我就像这奔流的小溪一样，追逐内心的呼唤，大自然也许会悄悄告诉我她的秘密，并且指引我到达我的目的地。

在我到达纽约的几天后，我的朋友海克特（Hackett）把我带到了兰德尔岛摇滚音乐节（Randall Island Rock Festival）。大批的乐队，从吉米·汉德瑞科斯（Jimi Hendrix）到山（Mountain），都在台上纵情表演。我漫步走开，稍作休息，一个剃了头发的美国年轻人迎了上来。他穿白色的袍子，我想他属于某类奇怪的和尚。他不做任何解释地递给我一本册子，向我要捐款。我告诉他我没钱，就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另一个人靠了过来，是一个毒贩想卖给我大麻。当我再一次重申我没有钱购买任何东西时，两个人开始争论并走开了。和尚忘记拿回他的册子，我也没再看第二眼，就把它塞进了我的小包。

第二天，在海克特位于布鲁克林（Brooklyn）的家里，我接到盖瑞的电话，要我到新泽西的彻丽山（Cherry Hill）我朋友弗兰克（Frank）的家。到那儿之后，我发现盖瑞和弗兰克跪在一张铺在客厅地毯上的地图上。“我们几天之后去欧洲，”盖瑞告诉我，“你得来。”

我一点儿钱也没有，正打算回到芝加哥，因为我有一份暑期的工作。但弗兰克向我保证他有足够我们三个人花的钱。“好吧，”我说，“我去。”

剩下的就是向在海兰德公园的父母解释我的计划。我家里还没人离开美国冒过险。爱护孩子的父母会怎样反应？我回到儿时的家来寻找答案。

围坐在我家玻璃面的圆餐桌旁，我盯着桌子上妈妈烹制的晚餐。每天晚上，她都会亲自为我们做一顿大餐。我的盘子上整齐地码放着多汁味美的千层面条，松脆的意大利面包涂着厚厚的蒜酱和奶油洋蓟心。烹制过的香草和香料的芳香漂浮在整个房间。“我决定和盖瑞一起去欧洲做一次旅行。”我宣布。茫然的面孔从桌边向我看过来，我紧张得往食物里加了过量的盐和胡椒。“这将会成为一次教育，你们不这么认为吗？”没有回答。我环顾厨房，印花的墙纸，炉子、冰箱，都是粉色的，这是妈妈最爱的颜色。“我们会学到很多。不用担心。我会在九月份回来上学。我们三天后出发。”

我的父亲叹气道：“我的儿子，你疯了吗？这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你年轻，没有经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重重出了一口气之后，他补充道，“如果你听话，我一定会禁止你去，但我知道你不会听的。”他盯着我，沉默地请求我改变决定，但我不去看他。他的声音由于充满情感而哽咽，他对我说：“我会日日夜夜为你担心，直到你回来的那天。”

我的弟弟莱瑞（Larry）欢呼着，“酷，希望我也能去。”但是看到父母痛苦的表情，他严肃起来。“瑞奇，请时常写信回来。”

2 踏入欧洲——流浪

到了出发的日子。我小心翼翼地挤过飞机的过道，生怕自己的帆布背包撞到人家头上。“劳驾，女士，”我对一位坐在靠过道座位的中年美国妇女说。“我能坐到我窗口的位子上吗？”

她猛地抬起头，皱着眉头，我仿佛听到了她的想法：“去找另一个位子。”我当然愿意这么做，但飞机满员，而我身后等待的乘客很不耐烦。我小心地从她身边蹭过。她从蓬蓬的头发下面对我的长发怒目而视。我把注意力转移到窗外。

几分钟后，我从眼角扫视，她仍用不屈不挠的注视攻击着我。机长宣布起飞将推迟，这将成为一次长时间的飞行。

时间在流逝，我又向一边瞥了一眼，但这次，取代了蓬蓬头女士的是一个穿着黑牛仔裤、黑靴子、黑色无袖T恤的俊俏身影。银手镯环绕着他直直瘦瘦的手臂，又长又直的头发像雪一样的白，皮肤也是同样雪白的颜色。他的眼睛带着白化病人常有的粉色，但他顽皮的微笑使我充满了欢欣。这个男子看起来如此不同寻常，但又如此熟悉。我以前见过他。对了，他就是那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摇滚明星，我的至爱之一，乔尼·温特（Johnny Winter）。

“怎么了，兄弟？我是乔尼。”

“他们叫我曼克。”

他的握手问候让我感到我们的灵魂如兄弟般亲密。

“你怎么到这个位子的？”我问他。“几分钟前这儿是另一个人。”

乔尼咯咯地笑着，用他标志性的慢吞吞的得克萨斯语调回答道，“朋友，是那个坐在你旁边的女人。她冲过过道，制造麻烦，要求更换座位。她不喜欢我们这类人，曼克。但没关系，空姐调了我的座位，好让我们兄弟俩在一起。”

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谈。我和他分享了我的灵性渴望，他向我讲述了他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我告诉他，我最近刚刚看到了他和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在佛罗里达的演出。

他修长的身体随着欢笑而摆动。“在密西西比河的两岸都再没有比她更野性、更疯狂的女人了。”他说，詹尼斯任性、活泼、焦虑不安，但是个好孩子。他说，詹尼斯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妹妹，但乔尼很为她担心。“小詹尼斯在把自己这根蜡烛的两头同时点着烧。我不知道她这样能维持多久。”他收敛笑容，严肃起来，泛着粉色的眼睛凝视着我：“曼克，你知道，钱和名声能毁人。为她做些祈祷吧。”

随着机器的轰鸣，飞机在跑道上疾驰，腾空而起。而我们的心，也在从芝加哥到密西西比三角洲蓝调传奇的讨论中，腾飞起来。乔尼谈起这个话题劲头十足。“灵魂之友，我们最好一直这么聊下去，就算这架老飞机永远不降落，我也不会觉得累。”突然，他注意到我皮带上的口琴，叫起来：“你会吹琴，伙计，咱们来一段。”转眼间，他也把他的口琴拿在了手上。“选首歌。”

“你知道小帕克（Little Junior Parker）的《岳母蓝调》（MotherIn-Law Blues）吗？”我问。

“好极了，伙计，太棒了。”他的拇指飞动起来。

三万英尺的高空上，赫赫有名的乔尼·温特把我作为他的拍档，共同演奏，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上了年纪的人们谴责地注视着我们，而年轻的旅客们开心地笑着。年轻的航空小姐也伴着这场免费的音乐会，在过道上轻轻摇曳。乔尼和我沉浸在蓝调中，浑然忘我。

飞机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乔尼和我漫步至出口。一个漂亮的丹麦模特在门口等着他。路人看到都很惊讶。弗兰克和盖瑞看到我和乔尼·温特在一起，兴奋异常，对我的好运赞叹不已。盖瑞轻抚他波浪起伏的胡子，指着乔尼的女孩儿，笑道：“嘿，曼克，是不是也希望是她而不是我们在等着你？”

“最好一起，”我边回答边握着他们的手，“就要开始我们的灵性探索了。我想和你们这些家伙在一起，我可以少受误导。”

到达欧洲。在卢森堡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睡在野营地。我们三个挤进一个帐篷，躺在各自的睡袋里，对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新体验充满期待。最终，公鸡的鸣叫唤起了黎明。盖瑞和我从帐篷跳入早晨清新的空气里，舒展身体，品味着我们的好运，尽情享受常青藤和树上盛开鲜花的芳香。

突然，一声尖叫传了出来。“不！天哪！不。”弗兰克从帐篷里冲了出来，面色灰白，表情痛苦。“我被偷了。所有钱都没了。”盖瑞和我争先恐后地跑回帐篷，到处搜寻。弗兰克已经放弃了。“我已经找过了，一点儿用也没有。”

盖瑞把手放在弗兰克肩膀上，轻声说：“没关系，兄弟，我们会照顾你。”

“我们的就是你的，弗兰克。”我劝慰他，“我们不需要钱，我们有彼此作伴。”

弗兰克把头垂下，前后摇晃着，宣布他不可能用剩下的钱维持旅行，他要回家——立即就走。“你们一起回吗？”

我自己有不到二十美元。但当盖瑞的眼睛遇上我的眼睛时，我无声地传递了要留下的决定。他同意，我们和只在欧洲停留了一晚的弗兰克告别，一次充满伤感的分手。当弗兰克把背包压上肩头，向安全的家一步步走回时，盖瑞和我则走向了等待着我们的神秘命运。

那天晚些时候，我找到一条小溪，坐在一旁。高高的树在风中翩翩起舞，水轻松地流淌着。随着弗兰克的离去，我基本算得上一无所有了。但奇怪的是，我感到自由。

很快，盖瑞和我被一群来自荷兰的嬉皮士邀请去吃早饭。在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麦片早餐后，科斯摩斯（Kosmos）和霍赫（Chooch）让我们搭车来到荷兰。接下来，我们开始乘着他们的大众汽车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农村巡游，从敞开的车窗望去，是种植着成百上千郁金香的广袤土地，红色、黄色、白色、粉色、紫色的郁金香工工整整地排列着，在阳光的爱抚下盛情怒放，与之相随的，是录音机里低沉的多诺万（Donovan）、披头士、滚石（Rolling Stones）。

我们在一个新朋友位于阿巴考德（Abcoude）风光如画的家里稍作停留后，就来到了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在那儿我们被带到一座废弃的仓库，里面有几十个嬉皮士，散乱地躺在地上，随意地吸着大麻。老鼠四处穿行。一个邋里邋遢的乐队在一个临时搭在牛奶箱上的腐烂胶合板做成的舞台上演奏。

霍赫手持大麻烟枪，咧嘴笑笑，迸出一句：“我可能会在去海德爱施布瑞（Haight-Ashbury）朝圣时见到你们俩，那儿是嬉皮士的麦加。之后他挥手道别，消失在烟雾中。

在那之后的几天，盖瑞和我真正学会了身无分文地活下去。我们在清晨花上几分钱买一条新鲜出炉的面包。在一棵树下，把它一分为二，分享后用来维持一天所需。而这样的半个干面包在日后就成了我们无论旅行到哪儿都会吃的日常饮食。在特别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努力争取到一大块儿奶酪。通常我们或者作为客人睡在刚刚结识的朋友家，或者睡在树下、废弃的建筑里、公共场所。我们用手头的一点点钱尽量多维持些日子。

欧洲的反主流文化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丹姆广场（Dam Square）是交际的中心。成百上千的求道之士聚集在诸如帆塔索（Fantasio）、帕柔迪索（Paradisio）、麦尔克韦（Melkweg）的街巷，四处闲逛、听音乐。还有一个流行的地方是考斯缪斯（Cosmos），一家“灵性夜总会”。就在那儿，一天晚上，我碰到一个高个儿美国人，除了一小束头发外，他的头发都剃净了，穿着白色的袍子。“你想要些灵性的食物吗？”他问我。我顺从地点点头。“用手捧着。”我这么做了，他倒下一大勺混着酸奶的水果色拉。这混合物四处流淌，顺着我的胳膊往下滴，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现在怎么办？”我问。

“吃了它！”他笑起来，离开了。我那时完全不知道，命运会使我们在千里之外，一个任我再展开想象也难以猜到的环境下，再次相遇。

盖瑞和我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尽管令人愉快，我却心神不宁。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在召唤着我。我发现自己更愿意退隐到博物馆，思索宗教美术，或是来到凡德尔公园（Vondel Park）进行冥想、学习灵性书籍。但我最爱的是坐在运河边。当城市在追逐权力、财富、形形色色享乐的激情下喧嚣躁动时，当时尚和潮流如同季节在不断更替时，河道里清凉的河水虽流经这一切，却完全平静。我会几个小时地坐着看水流，思索我的命运之河要把我引向何处。

我们继续探险。用省下的一点儿钱买了船票，我们搭过路车到了荷兰的胡克（Hook），从那儿乘大渡船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灰色的云层降下雾气朦胧的细雨。船随着其下波浪的律动，缓慢地上下移动。我们乘风破浪地穿过波涛起伏的大海，我在冥想究竟去向何方。十九岁的年纪，我本应该准备开始职业生涯，但我丝毫没有这样的意向。我在往哪里去？为什么我不能严肃地投入其他事务，而却专注于充满头脑的理想？我有一种对灵性的模糊概念，但对我的未来一无所知。我看到船边系着一排救生用具，我祈祷有人也能扔给我一个这样的救生用具，把我从不确定的汪洋里拯救出来。我回想起，如果一个人没有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他的生命也毫无价值。为了追寻这样的理想，我离开家园，但却像一片飘零在风中的树叶，不知所从。

突然，多佛（Dover）那极具魅力的白色峭壁显现在团团雾气之中。船很快靠了岸，我们被引向英国移民局。移民官带着怀疑盯着我们。盖瑞大约五英尺八英寸高，体态消瘦，棕色的长发、胡须，引人注目的面孔经常引来评价，说他像耶稣基督。他穿着蓝色牛仔裤、绿色T恤衫、帆布鞋，一个破旧的美国军用背包和睡袋一起背在肩上。我呢，除了长发，孩子气的脸上还没有长出唇髭或胡须。我穿着细条纹的牛仔裤、灰色的套头高领毛衣、黑马甲。那些认识我的人知道，这件黑马甲已经成为了我的标志，我每天穿着它有快一年了。一个褪色的棕色旅行袋和睡袋吊在肩头，软拖鞋覆在脚上。

排在队伍里，我们成为政府官员们投射厌恶目光和评论的靶子。排到了桌前，我们恭顺地递上自己的美国护照，换来的却只是被推进房间。几分钟后，两名海关官员和一个警察进来了，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队长穿着灰色的套装，打着棕色的领带。他命令道：“检查他们有没有毒品。”海关官员把我包里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一件绿色T恤、一条短裤、牙刷、梳子、肥皂、圣经以及在兰德尔岛得到的那本小册子，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了。

那人愁眉苦脸地问：“这就是你所有的东西？”

我怯生生地回答：“就这些，先生，还有这个。”我递上口琴。

盖瑞也同样被搜查了一番。接着，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利的问题：“你们有多少钱？”当看到我们所剩无几的现金时，他们的嫌恶转变成为愤怒。队长的脸变得通红。“我们的国家不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畜牲，”他来势汹汹，“我们要剪掉你们恶心的头发，然后把你们扔到监狱里。”他转向警察，命令道：“拿剪子，把他们的头发剪光。”他们又剥下我们的衣服，一寸一寸地检查了我们的物品。之后，他们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几乎榨干了头脑的讯问。最终，甩下一句：“你们有大麻烦了。”便冲出房间。

盖瑞和我不堪焦虑之苦，一句话都说不出。我们与世隔绝地渡过了一个小时，焦急地等待着命运的宣判。终于，两个警察匆忙开门进来，拽着我们的胳膊，把我们拖过走廊。到了海关，我们被从门口推了出去。“你们乱动一下就进监狱了。”他们在护照上盖了章，我们自由了。

我们虽然仍浑身发抖，却已经置身于美丽的英国乡村路边，赞叹着这美景，我们翘起大拇指。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我们一跃而上。一个年轻女孩和她男朋友向我们微笑着，而她的苏格兰小猎犬窜上我们的膝盖。“你们要去哪儿？”那女孩儿问。

“我们也不知道。”盖瑞回答。

男孩从瓶里喝了一口啤酒，说：“我们正去往威特岛（Isle of Wight）的摇滚音乐节。到时候会非常开心的。为什么不一起来呢，伙计们？”

盖瑞和我笑着同意了，我们出发，狂吠的小猎犬舔着我们的脸。我们乘渡轮到了岛上，立即汇入了反主流文化的泱泱洪流。

壮观的聚会被安排在绿色的山丘和山谷间。就在乐队表演的过程中，护栏外愤怒的警察带着警犬对抗着无票的朝圣者们。充满激情的表演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三天三夜。大麻的烟雾充满空气，人们在四下里使用着药品。男男女女顺山坡滑进泥泞里，还有更多半裸的身体随着音乐扭动着。

一个晚上，天空下起瓢泼大雨，轮到杰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登台表演，盖瑞和我就在离舞台不远的地方。他穿着紫色天鹅绒的外套，长袖飘飘，但看上去毫不张扬。不同于从前我所见过的嚣张纵情的艺人，今晚他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音乐家。

他演奏了那首变形、悲嚎版的《星条旗》（The Star Spangled Banner）。这里站立的是我们时代的偶像，反主流运动的先哲，传播着自由的讯息——毫无避讳地表达自我，反叛既有的规则。对我来说，这讯息意味着不理会流行的观点，而追随自己的内心。

音乐如雷贯耳，震颤了山谷、搅乱了海洋、驱散了云朵。但我内心无法名状的默默召唤听起来却更加嘹亮。

音乐节后，盖瑞和我搭上一辆挤满吵闹乘客的货车奔向伦敦。为在喧嚣中寻找庇护，我在包里翻找，掏出了那本在兰德尔岛上，奇怪的和尚留给我的小册子。封底上一个男子坐在树下。他长长的杏核眼闪耀着喜乐的光芒。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他的表情却现出孩子般的天真无邪。他穿着高领毛衣，笑容间散发着平静。我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但深受震动。我想，如果造物中确有人拥有灵性的喜乐，那就莫过于此人了。

不久之后，我们和刚刚在威特岛结识的几个兄弟住到了伦敦郊区的一间小公寓里。一天，一个兄弟在看报。突然，他脸色苍白地抬起头，大声地痛苦呻吟。我们问他：“怎么了？”

“一个该死的坏消息，伙计们。杰米·亨德里克斯死了。”

“不！怎么会？”我问。

他像在慢镜头里一样把报纸缓缓放在桌上。“《伦敦报》说昨晚他服用安眠药过量，呕吐窒息而死。”

盖瑞两手抱住低垂的头。我觉得好像要死了一样。

我应该从中学到什么？我问自己。亨德里克斯这么年轻就拥有了世人所热切渴望的一切：财富、名声、惊人的天赋。但他还是不满足。这个我们时代的偶像最终成了过度服药的牺牲品。成千上万的人把“性、药品、摇滚”当做更进步的生活。自由是他们最高的价值，但他们真正获得了自由吗？我想起自己认识的反主流中的所有杰出人物，还有那些只是看上去疯狂而忘恩负义之徒。我想到父母如何把感恩作为首要的价值教给了我们。我是不是真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无疑我不接受父母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但我的路又在何方？神呀，请您向我揭示。怀着这思绪万千，我为杰米献上祈祷。

我已经开始对我抛弃了社会和家庭的常规而投入其中的这场运动感到大失所望。我曾经怀着一个梦想，希望反主流运动将创造一个开明的世界，但现在我感到，这运动中的破坏性元素，比如“为了反叛而反叛”，“为了个人的享乐”，越来越占据了主导。随着杰米·亨德里克斯毫无价值、悲剧性的死亡，我的梦想也完全破灭了。但就像在死亡线上挣扎求取最后一线生机的人，我前所未有地投入了我们这代人的过度狂热。

在伦敦，盖瑞和我在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探寻，混迹于吸食大麻、摇头丸的瘾君子和寻求和平的人士之间，这些人都穿戴得分外显眼。嬉皮士演奏着说唱音乐；毒贩和妓女在拉客；警察四处巡视；光头党青年咆哮呼喊；而游客们抓拍着这怪诞的百态人生。

在朗贝斯路（Lambeth Road），从英国议会大厦跨过河去，我们遇到一位同情年轻旅行者的天主教牧师。每晚九点，他都打开教堂的石头地下室，让年轻人免费睡在地板上。除了冰冷、坚硬的地板外没有任何设施，而且我们得在早晨九点前离开。尽管条件如此，却总还是个睡觉的地方，况且旅行者们都带着自己的睡袋。每晚我们在地板上寻块儿地方，周旋在挤满蓬头垢面人群的空间里，空气中充斥着印度大麻的味道。熄灯后，一片黑暗。很快，就会听到一对对情侣做爱、呻吟、翻滚的声音。有时，我看到有人在角落里点上一只小蜡烛，捆住胳膊，在烛光里注射海洛因。

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抽更多的印度大麻和大麻烟，表面上开始和周遭更适应。但当身边的人们互相交往时，我却退回自己的内心。我经常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沉湎于这样的生活。很多时候，盖瑞回到睡觉的地方，我会自己坐着，时常是几个小时在泰晤士河畔。澎湃涌流的巨大水流对我的心意有催眠般的效果，而我会质询我所过的生活。抬头看着永不停息的伦敦大钟的指针，我寻思自己是否只是在浪费生命。

我的另一部分又坚定地感到一种急切的需要，要向我自己证明：我可以逃开羞怯，享受从未有过的快乐生活。我十九岁，还没有交过女朋友。由于害羞，对我来说，在房间里听音乐或是和朋友们闲逛比约会更舒服。许多次这样的提议都被我回避了，我担心会失去自由，乃至会伤害一个好女孩的心。但现在，我周边的所有男孩都在吹嘘着他们性的征服感。我不愿显得格格不入。我遇到一些试图“参与其中”的女孩，比以前更使劲儿地和她们打情骂俏。我的努力却还是归于空虚。

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把我从中完全拖开。而我抗拒着，决心要战胜这力量，以直接体验那被社会所荣耀的自由享乐。我对抗的是不是就是在我内心的神呢？是的，我沉默地吹嘘着，我会赢得战斗。但夜深人静之际，我感到羞愧。我在赢，但我感到输了。

一天晚上，在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鸽海中，我闭目冥思。被喊叫的孩子、交谈的游客、车水马龙的晚间交通环绕着，我感到自己和一个来自内在的宇宙——一个比身边任何事物都更实在的世界连接着。我深吸一口气，微笑起来。身体的概念仿佛消失了，我感到心意融入平静的海洋。与之相比，我对感官快乐的追逐或征服天生的内省都变得毫不相干。睁开眼睛，我看到伦敦城变形为一个由大理石狮子、站在圆柱上的尼尔森勋爵（Lord Nelson）、无数的鸽子、游客、商人、店家、乞丐所构成的美丽家园。我穿过街道，和无家可归者一起享用了从一家教堂的布施处得到的一杯麦粒粥和一块儿面包。之后，怀着真诚的敬畏之心，我进入了菲尔德的圣马丁（St.Martin's of the Fields）教堂，坐在长椅上全神贯注地阅读圣经。一个特别的段落撞击了我的内心。主基督训示门徒：“从人群中出来，特立独行。”我思量这句话。

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努力适应同龄人的社会潮流？为什么不试着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甚至，但愿有一天，按照神的意愿活着？

盖瑞和我乘渡船穿越了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的加来（Calais）上岸。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鸟儿在精心修剪过的树木上啾鸣。丰茂牧场上嫩绿的青草在柔和的风中摇曳。我们尽享着自由。现在我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我们站立在法国西部一条乡村路边，“嘿，曼克，下面去哪儿？您的愿望就是对我的命令。”盖瑞的绿眼睛为新的冒险而闪闪发光。“世界任你召唤。”他从牛仔裤后兜里掏出一张破烂的西欧地图，指着上面不同的地方。“莫斯科、西班牙、巴黎、罗马、瑞士、德国。去哪儿？”

“盖瑞，你想去哪儿？”

“都想去！但按什么顺序走？这是个问题。”

我想了一会儿，回忆起我频繁研究过的水流，我将双臂举向天空。“我们应该将命运臣服于神的意志。”

盖瑞笑了，扔下他的背包，坐在上面。他模仿着我的动作，问：“这是什么意思？”

盖瑞装模作样地合十双手做祈祷状。“你花整天的时间研习经典和冥想，而我四处闲逛。”他又一次将双臂伸向天空，说：“你来决定怎么把我们的命运臣服于神的意志吧。”

我从地上摘下一朵黄色的野花，宣布：“就像这样。”

“你想我们就像朵花一样成天坐在这儿？”

“看，盖瑞。从一颗埋在土里的小小的种子，这朵花长成了现在的样子——美丽的花朵，在阳光下欢笑。怎么做到的？通过把她的命运臣服于神的意志。”

“你赢了，兄弟。可是，你那迷人的诗情画意怎么翻译成搭车族的语言？”

我闻闻那朵花，有了主意。“当车停下来愿意搭我们的时候，他们总是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来扮演司机，我是我们俩。”

盖瑞耸耸肩。“你好，要去哪儿？”

“您要去哪儿？”

“卡萨布兰卡。”他说，假装在驾驶着车子。

我拍拍手，“太棒了，我们也正要去那儿。”我把花递给他，问：“你觉得怎么样盖瑞？每次我们站在路边，我们的命运之谜将被下一辆车所揭示。”

盖瑞一跃而起，拍拍我的后背，大声说：“就这样，就去搭我们的车要去的地方。”他把那朵野花抛在了风中。

几天后，我们穿越了不同的村庄和城镇，来到了巴黎郊外。当我们逐渐接近市区时，内心充满了憧憬。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壮丽的古代遗址、宫殿、咖啡馆都近在咫尺了。但命运对我们有另外的安排。我们搭上的第一辆车把我们带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城，很快我们就在那儿的一个新月形的平静湖边做起冥想。

我们住在一家青年旅社，和大约二十五个人共用一间集体宿舍。我们的一个室友吉姆（Jim）最近刚刚从美军光荣退役。吉姆对东方神秘主义的书籍非常着迷，我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很瘦，但很结实，渴望冒险，在部队里被困了好多年。

一天，吉姆好奇地问：“曼克，越战爆发的时候，你怎么没被召入伍呢？”

我告诉他，征兵局意外地在我的记录上输错了出生日期。之后，举行了应招入伍抽彩，举国关注之际，他们如坐针毡地抽出一个又一个的出生日期。最早被抽出的便是首批入伍者。我实际的生日在开始就被抽中，而他们写错的生日接近结束才被抽到，而后来的那些人最终也没有被招去服务。

吉姆望向窗外的天空，揉搓着下巴，摇摇头，沉思了一分钟，然后评价说：“也许这不是征兵局的错误。大概上帝对你另有安排。”

吉姆邀请盖瑞和我同他一起经过意大利到俄罗斯去，我们同意了。在热那亚——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故乡，我们乘上他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他带上了在部队积攒的所有钱，还有计划在美国出售的电子产品。阶梯状的山峦延伸入地中海，午后的阳光嬉戏着深蓝色的海水，我们中途下来游泳。当我们回到车上时，吉姆大惊失色，车里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我们找到警察局去备案，但事与愿违。出乎我们的意料，警察冲我们喊叫，用手指戳着我们的脸，把我们推进牢房。随着沉重的铁门重重地关上，一阵寒气直窜上我的脊梁。

他们的长官来看我们，“你们有两个选择，”他叫喊着，“留在监狱里，或者离开镇子，永远不再回来。”我们当然选择了后者。在漆黑的深夜，一辆车顶上闪着红灯的巡逻警车把我们护送到城市的边界。那就是我们在意大利的第一天。

我们一直开着车，直到第二天清晨到达一个电报局。吉姆联系了他在德国的战友，战友帮他汇来了汽油费，以供他返回部队基地。又一次只有盖瑞和我了。我们站在路边，想着下面会发生什么。

“嘿，曼克，你觉不觉得我们就是霉运？先是弗兰克，这回又轮到吉姆。想帮助我们的人都变得一无所有。”

“我不知道，盖瑞，也许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盖瑞回头看看我们来时的路，“你真的相信每件事都有原因吗？”

“是的，我相信这一切背后是一个美妙的计划。”

盖瑞点点头，“我也相信。”

怀着这信念，我们伸起拇指，等着看命运对我们下一步的安排。

3 反叛者的表象掩不住灵性的火花

森特·玛利亚·戴尔·菲尔天主教堂（Cathedral of Santa Maria del Fiore）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坐落于佛罗伦萨的市中心。它建成于1367年，庞大的穹顶和历史题材的雕刻吸引着游客蜂拥而至。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外面的台阶上忙着拍照，我却独自坐在教堂里的长凳上。我已经在欧洲参观了各处的教堂，总能在教堂里体验到回家的感觉。这次，在圣坛前，我祈祷获得灵性的指导。一群群的信徒也跪着祈祷。不论高贵的还是低贱的，都跪在神的面前请求。我想知道他们都在祈祷什么。是向神祈求他们的努力有所收获，还是免于不幸？他们在讨要金钱、名声还是复仇？或者他们在祈求绝对的爱？对我来说，我在探寻自己旅行的动机。我是不是因为没去找份工作而忽视了社会职责？是不是由于内在的软弱，我才逃避了责任？

我深究内心。在旅程的一开始，我希望突破自己的束缚，推开所有的禁忌，体验人世所承诺的快乐，猜想这些可以让我更接近神。但我现在感到，旅途中令我分心的事使我偏离了自己所抱的目标。我的心渴望灵性的体验。我抬头仰望巨大的穹顶，合十双手祈祷：“我并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相信你在聆听我的祈祷，我渴望你的临在。”

我仰视着庞大的石拱和矗立的高墙，感到自己的渺小。阳光透过花玻璃照耀着巨型的椭圆穹顶，给大理石圣像笼上一层柔和的光幔。被蜡烛环绕的圣坛在阳光的抚摸下烁烁生辉。里面有几乎真人大小的青铜基督像，挂在木制十字架上。他是真正的爱和怜悯的象征，与此相伴的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甘愿去为他们承受苦难。在此之上的穹顶上是一幅巨大的绘画，描绘了地狱的痛苦和天堂的荣耀，以被天使环绕的神为最高部分。当我注视着神圣的十字架，一段我曾经记忆的基督的话，在内心响起：“你们要首先求神的王国，所有这些都将加与你们……你的财富在哪儿，你的心便在哪儿。”

我的脊背一阵发凉、四肢战栗、双颊发抖，大脑一片空白、轻飘。既羞愧又痛苦，我突然间感到失败、孤独，好像一个孤儿。身边的朝圣者在我眼里，像他们身后的塑像一样静止了。而那些闪耀的塑像，现在仿佛在呼吸。

接着，圣经里的另一个段落在我心中回响：“谦虚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承接大地。”在这些话语里，我感到沐浴在宽恕之雨中，得到了新生。管风琴的声音打破沉寂，充满了整个教堂，这声音提升着我的心，直至带我跨越了高高的穹顶。我感到自己孤独而赤裸裸地在神的面前，禁不住哭泣起来。我感受到如此的自由。我内心一直持续的斗争结束了。终于不再在岔路口上优柔寡断，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那条涌向我灵性渴望的河流。我知道从此决不再回头了。

那天夜里，我独自漫步在一片森林，坐在一堵古老围墙的遗迹上。就在那儿，月光下，我吹起口琴。我将自己最深沉的情感投入到这小小的乐器中。它像一位亲密的朋友，耐心地聆听，以一首歌曲回应着我，使我的心意在深深的内省中沉淀，寻找慰藉与智慧。我的快乐、悲伤、渴望都伴随着我吹奏蓝调而自由地释放出来。我在哭喊着我失去的爱人——神。

几个小时过去了。突然，银色月光下，一个站在近处年轻女子的身影使我一惊。她害羞地一步步走近。“我是艾琳（Irene），”她解释说，“你的音乐打动了我。我已经听了几个小时。你吹奏的时候，我可以坐在一旁吗？”

“如果你愿意就可以。”我回答。我羞怯地又继续了一会儿，但感觉不一样了。之后，我害羞地偷偷瞥了她一眼。艾琳拥有女孩所能有的一切美丽，她的一举一动都展示出端庄、高雅。

她焦虑不安地推开精致的脸颊边浅棕色的长发，柔和地说：“我来自瑞士的一个村庄。我在度假，希望寻找灵性的朋友。”泪水涌上她浅褐色的双眸。她谈到对所遇到的追求自私享乐之人的失望。她告诉我希望接近神的渴望。“从你的歌里，我确定你也是一个灵性探寻者。请告诉我。”

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各自的生活和渴望。我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她娇嫩的面颊上泪痕闪烁。她深吸一口气，迷人的形体更加动人。“我一直在祈祷有一个伴侣。请你不论去到哪儿都带上我吧。”听到她以真诚的口吻提出请求，我吃了一惊。她温柔地凝视着我，总结说：“请考虑我的提议。”我告诉她我会考虑的。

接下来，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一起参观博物馆、在公园散步、交流我们的思想。她与我所遇见过的其他任何女子都不同。我被她迷住了。晚上，当我和盖瑞在一座长满绿草的山顶上分面包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女孩来到我们吃饭的地方，她仔细看了看我的眼睛后，将一封信放到了我手里。我独自来到森林，信是艾琳写来的。她写道，除非我接受她的请求，否则再次见到我对她来说会太痛苦。“如果我没从你那儿得到答复，”她写到，“我会理解。”我整晚在森林里徘徊。这是一次诱惑以使我偏离灵性的道路吗？或是一生仅此一次的机会去同一位温柔、美丽的天使分享我的生活？我思量着这离奇的一切。就在认识她的几个小时以前，在教堂里，我经历了生命中最为深刻的灵性体验，在神坛前把自己交付给了神。如果艾琳是在此前一天出现的，我怎么能拒绝她？我能从一个女子那儿得到的一切她都具有，并且我喜欢她、被她吸引。我可以想象她将成为我生活的理想伴侣。我不是太了解她，但我知道对她说不，会让她和我的心都碎掉。

我发现自己又一次站在了岔路口。有两条支流可以把我引向觉悟：一条道路上我会有一个美丽的伴侣；而另一条我要独自前行，把全部的精力献给神。那晚，我在沉思和祈祷中踌躇。我真的要放弃这人间之爱的机会吗？凝视着满是繁星的天穹，我想到了天主教的圣人、西藏的喇嘛、印度的瑜伽师，由于对觉悟的激情，他们都选择了弃绝的生活。他们抛开了生活的享乐，以回应专一奉献的呼唤。我渴望追随他们的步伐。我知道这将非常困难，但藉着神的帮助，我决定去尝试，至少目前这么做。

月光下，当我撕去通讯录上艾琳名字的时候，一滴泪水落在上面。我从没告诉过盖瑞关于她的事。除非他能破译出我口琴的歌，否则他永远不会知道。

尽管夏天即将结束，我们重返校园，与家庭、朋友重聚的日子一天天接近，但盖瑞和我意识到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对觉悟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几天后，我们到了罗马。就在青年旅社后面的山上，盖瑞和我睡在繁星点点的天空下。

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离开朋友，独自漫步。一天，我来到一家年代久远的修道院，进入小礼拜堂。正当我跪下祈祷的时候，一位年长的修道士从背后拍拍我，“我能帮你吗？”他问道。他头顶上的一部分白发剃掉了，个子很高，穿着棕色的长袍。衣服干净但是非常破旧，像一片从肩膀垂到脚面的布。腰上系一根绳子，脚上穿着皮革凉鞋。

他的外表引起了我的敬意。我慢慢地问他：“阁下，如果您觉得我配得上听，请告诉我您灵修的路途。

他在我身边的长凳上坐下，脸上带着非常平静的微笑。“我成长在一个上层社会的家庭，”他以柔和而深沉的声音开始讲述。“我年轻的时候，拥有太多的财富，深受同龄人的影响。为了让他们接受我，我做下很多恶行，沉湎于华丽的衣服、酒、女人。”他停顿了片刻，声音里满是悔意。“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家人遭遇了悲剧性的死亡，他们度假时沉船而亡。丧失亲人后，我醒悟了贪婪无度的生活毫无意义。这促使我踏上寻求真理之路，最终我遇到一位圣芳济会（Franciscan Order）的修士。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习了圣典。”就在他举起双掌伸向神坛的同时，泪涌上他的双眼。“在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教导中，我寻找到了对我罪恶的救赎，也找到了永恒生命的源泉。受到圣佛朗西斯奉献精神的激发，我发下修道士的誓言。那已经是大约五十年前了。”

我轻轻向他低下头，“非常感谢。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困扰我心意的问题？”小礼拜堂里开始举行祭祀仪式，聚集的人群一阵骚动。他用蓝色的眼睛深深看着我的眼睛。脸上深深的皱纹是严格自我克制生活的体现。但他只有一半牙齿的笑容闪现出的微妙喜乐之情是他生活的秘密。“马上要开始了。请跟我来。”

他领我穿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沿石阶往下一片漆黑。他燃起一盏灯笼，我们缓缓进入一条地下通道，大概有四英尺宽。通道的两壁是古老的石头，顶很低，气味潮湿、发霉。一只蝙蝠尖叫着擦过我的脸。在黑暗中，教士悠悠地说：“我带你来的是我喜欢做祈祷的地方。”他的声音在石壁上回响着，我们的脚步声也反射出回音。我们来到一间与世隔绝的内室。灯笼里跃动的火苗以昏暗的灯光照着这间八尺见方的单间，里面只有挂在墙上的十字架和木头长椅。他微笑着问我：“这儿对你来说够安静吗？”

我觉得非常有幸到了这儿，也这么告诉了他。我们在长椅上坐下，他把灯笼放到我们脚边。之后我向他揭示了自从我到欧洲就一直困扰着我的几个问题。“我来自犹太教家庭，并且敬重我们的信仰。小时候我深受祖父对犹太教奉献之情的影响。在旅行过程中，从对《可兰经》和卡巴拉（Kaballah）的学习中，我获得启发和智慧。同时，基督的生活和教导使我的心感动落泪。他的智慧、怜悯、对神的爱深深影响了我。”我有些担心，因为从没有跟其他人说过这些想法，但那位修道士温柔的眼神让我放心。我继续道：“通过历史我们看到，犹太人在基督教徒手下备受迫害。有些基督徒厌恶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杀死基督的人，我自己也亲身承受过这种情绪的伤害。然而有些犹太人却对基督徒怀着一种优越感，认为基督不值一提。”由于回想起过去，我的话速放缓。盯着灯笼微弱的灯光，我请求他的回答。“为什么在这些努力爱着同一位神的人们中间会有如此的冲突？我对基督发自内心的敬意是不是在背叛我的犹太祖先？”

老修道士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他望着天堂寻找合适的话，之后在沉默中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我的孩子，只有一位神。所有的宗教教导我们去爱他、顺从他。由于信心微弱、自我、政治，人们为了肤浅的不同而争斗。在我五十年的冥想、祈祷、布施的过程中，我发现神的爱会依据人的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灵性传统中，都有圣人为了对神的爱和对人类的益处而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他拍拍下巴，在深深的思考中，声音颤抖，“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自己的救主。也许这是神的意愿，去用不同的方式来启发具有奉献之情的犹太人。”他继续讲述了摩西和其他先知教导我们，要以我们全部身、心、灵来爱神。基督教导了同样的内容，他来并不是要改变，而是来实现圣训。“为什么有仇恨和战斗？”他继续说，“一条途径可能展现出特定的形式，但神的王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是那些心胸狭窄的人制造了混淆。”他放开我的手，钟爱地拍拍我的头。“别担心，我的儿子。你很真诚。神会指导你的。”

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

另一天，盖瑞和我来到一座修道院，这里的修道士在堆满前辈尸骨的墓穴里冥想。其中的有些房间里，成百上千的人头骨、骨骼沿着墙壁高高堆起。另外一些房间，骨骼被艺术地摆放成花、家具、吊灯。我们求教一位坐在我们旁边的年长修道士。“这里，我们长思身体的短暂性和它的依附。这帮助我们跨越肉体的诱惑，求庇于神的王国。”我们仔细听着。在墓穴深处有一具穿着修道士长袍的骨架，指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你们现在的样子，是我们的往昔。我们现在的样子，是你们的未来。”

尽管有这些灵性的际遇，物质世界继续拉动着我。一天下午，盖瑞和我走进罗马的一家书店。我们经常到书店随意浏览书籍，寻找有启发性的篇章段落。这天，一本书吸引了我的注意：如何用口琴演奏蓝调。我迅速翻阅，发现有教授这一领域了不起的大师们风格各异的课程，并且有所有我最爱的歌手们的歌，萨尼·博伊·威廉森（Sonny Boy Williamson）、小沃尔特（Little Walter）、豪林·沃尔夫（Howlin' Wolf）、吉米（Jimmy）、瑞德（Reed）、斯利姆·哈尔剖（Slim Harpo）、萨尼·特里（Sonny Terry）、朱尼尔·威尔（Junior Well）、约翰·马友（John Mayall）、保罗·巴特菲尔德（Paul Butterfield），以及其他艺人。这是完美的旅行随身手册，但我付不起钱。我还能再找到一本像这样的书吗？我觉得不会了。

我的低等本性控制了我。我小心地左右张望，悄悄把书藏在马甲下面，走了出来。当我们回到宿营的野山坡后，我向盖瑞展示了我的珍宝。他赞赏地笑了。

几天之后，我们拜访了圣彼得（Saint Peter）的天主教堂，那天，教皇做了一场布道。我们穿过罗马走了几个小时，来到另一座美丽的教堂前。坐在雕刻精美的古老木长椅上，我们在烛光柔和照耀下的教堂，花了几个小时冥想、祈祷。之后，我们搭车到达罗马一个繁忙的交通路口，盖瑞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一个精雕细琢的木制十字架。我把它放在手里，惊异于它的美丽。“从哪儿弄到的？”我问他。

“从那家教堂忏悔室里拿的。”盖瑞高兴地回答。

“什么？！”我把它推回给他。“你从神的房子里偷了这个？你怎么这么做？我为你感到惭愧。”

盖瑞的眼里怒火直冒。“曼克，你凭什么向我说教？你不是也偷了那本口琴书？别当个伪君子。”

他是对的。我感到羞愧，无言以对。我没有权利去批评他，但也得表达出心声。“是的，我偷了书，但是从一个赚钱的商人那儿，而不是从一个圣洁的地方。”

我使劲地嚷着以压过汽车的轰鸣。“也许你是对的，但我们还是应该在教堂里崇拜神。我不能忍受你从那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偷东西。求求你，好兄弟，把它送回去。请为了我这么做吧。”

盖瑞的怒气化为微笑。他拥抱了我，道歉，同意交还十字架。

“我也很抱歉，盖瑞。我知道我做错了，非常感谢你。”

盖瑞和我搭车回到了教堂，送回了偷走的十字架。直到晚上，我们才回到树林里的宿营地。我们谈笑着彼此的争论，一致同意这加深了我们的关系，并且证明了我们对彼此的忠诚。我在睡袋里躺下后，凝视着群星反省。我是一个伪君子，不正是这虚伪将基督钉上了十字架？如果只说教而不实践是多么不诚实呀。盖瑞打破沉默，仿佛读出了我的心意，说：“曼克，请不要还回那本口琴书。每个人都喜欢你的新调子。”

我留下了这本书，直到学完了能从上面学到的一切。就在我们离开罗马前，我回到那家书店，把书放回了我把它拿下来的书架上。

在罗马，我去了许多不同的地方，但还是在河边找到了庇护所。看着台伯河（Tiber）的流水，我想着它是如何流经了罗马帝国的兴盛衰亡，从不可追溯的日子开始一直奔流不息。人口和文化一度繁荣，恢宏的建筑一度被摧毁，但台伯河流过这一切，承载着我所渴求的智慧。我望着水流，回想着我在意大利的喜乐悲欢和考验。我见到可怜的吉姆——意图赞助我们的军人，惨遭抢劫。我记起了在森特·玛利亚·戴尔·菲尔受到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思绪也把我带回艾琳身边，那个被我视为路途障碍的甜蜜天使。在台伯河刷刷的流水声里，我听到了芳济会修道士在黑暗的地下单间里告诉我的妙语。接着，怀着羞愧，我想起了偷窃后虚伪地批评我的朋友做了同样的行为。在这一切背后，我感受到有一只神圣的手在给我无价的课程。随着水的流动，我开始沉思圣佛朗西斯的生活。他年轻的时候藐视麻风病人。但在受到神的恩赐后，他怀着服务的意愿，满怀同情地亲吻麻风病人的手。一个声音在我的内心响起，让我拜访阿西兹（Assisi）。

我与盖瑞分开几天去朝圣。在那儿，我在每个圣佛朗西斯生活过的地方阅读发生过的故事。佛朗西斯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年轻时在军队服务，但到了1205年，当他在圣迪米亚诺（Saint Damiano）的修女院祈祷时，主基督从教堂的十字架上召唤佛朗西斯去“重建衰落的教堂”。那是转变的时刻。他的甘于贫苦、谦卑和奉爱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在圣迪米亚诺，我花了几天时间思考圣佛朗西斯的转变。我拜访了他童年的家，看到他父亲由于惧怕他弃绝世界而将他囚禁其中的柜橱，而从那里，他用诡计让母亲把他放了出来。我看到了他开始履行神职的天使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Angels），也就在这里，他结束了生命。我回到罗马找到盖瑞，将圣佛朗西斯的弃绝、怜悯、对灵性之爱的沉醉装载于内心。

从罗马，我们搭车到达那不勒斯，之后去了赋有传奇色彩的庞贝古城。我深受震动，看到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前，这曾是一座富有生机的城市。现在，几个世纪后，我们穿越古老文明的遗迹，惊异地看着从层层固化的火山熔岩中挖掘出的一切。灰烬中塑出完美的人体模型。动物、建筑、道路、数百的人造物品在硬化的熔岩中被保留了下来。我陷入深思。从庞贝的悲剧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遭遇不幸。当我们自鸣得意的时候，看不到物质的一切都是非永恒的。我想到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将广岛夷为平地的原子弹，在美国摧毁城市的地震、火灾。在人类的历史中，自然的力量将一切从我们手中拿去。为什么不去寻求觉悟的永恒珍宝呢？就从现在开始吧。

正如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使文明化为灰烬，从我内心爆发的专一从事灵性路途的决定，将我以往生命中的其他一切都烧为灰烬。

4 从内心召唤的目的地

从庞贝，我们搭车来到港口城市布林迪西（Brindisi），用手上仅剩的最后一点儿现金乘船到达希腊科孚岛（Corfu）——曾被霍默（Homer）在《旅行》（The Odyssey）一书中提及的古柯赛拉（Corcyra）。在那儿，我每天都独自到长满橄榄树和无花果树的山坡漫步。瞭望着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我坐在一棵石榴树下，阅读道教书籍、《博伽梵歌》、《圣经》，渴望从不同的导师那里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呼吸着地中海清新的空气，使人更易深省。

我们穿过内陆，搭车驶向雅典。飞驰在车道上，我对欧洲的奇特地形、语言、风俗颇为惊讶。我来自美国中西部，这样的多样性大大拓展了我的思路。我从窗口向外望着，陷入沉思。我的整个生活，依据我成长的文化，被局限于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真实。为什么我们人类看起来有根深蒂固的倾向，感觉自己优越于其他人，尤其涉及国家、种族、宗教或社会地位时更是如此。我们认为自己的情况是正常的，而其他人很奇怪或比自己低。这种判断上的优越感使我们固执己见，形成宗派主义，产生出仇恨、恐惧、剥削甚至是战争。我祈祷我的旅行会开拓我的思维，使我能对其他文化如何看待生活、世界、神抱以理解。

到雅典后，我给在芝加哥市郊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哪儿，这次旅行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的意义，以及我多么想念他们。我还不敢告诉他们，我不想在秋天返回学校，而且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回去。

在雅典，看到在街上巡逻的警察都挥舞着自动机关枪，盖瑞和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知道最好睡在青年旅社，而不是树下，但问题在于——我们极为有限的资金已经花光。尽管青年旅社很便宜，我们还是住不起一间。于是我们转而采用那时许多没钱的旅客常用的方法——在政府血库捐血。那时所使用的原始采血方式非常令人痛苦。他们把我们捆在桌子上，用注射器抽血。我们几乎昏过去了。有一条规定，给每个抽完血的人一杯橙汁，让他们坐在等候室半个小时。只有看到捐血者处在稳定的健康状态下，他们才会付款。在等候室里，等着待够我们的时间，盖瑞和我忍受着手臂的疼痛。他愁眉苦脸地说：“肯定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弄到钱。”我们四下打量着房间，注意到一个法国人拿着吉他箱也在忍受同样的痛苦。旁边隔着几个座位，坐着一个瑞士男孩提着小提琴箱，也举着胳膊。我像往常一样把口琴系在腰带上。我们几个音乐家互相看看，产生了同样的灵感，微笑起来。

瑞士男孩告诉我们，他从小受到古典音乐的训练，但青年期后，选择了演奏摇滚和蓝调。法国吉他手也同样受过古典佛拉明戈民歌的训练，但转向民乐。拿到我们的卖血钱后，我们冲上大街，组建了临时乐队，开始充满激情地演奏即兴创作的八小节蓝调曲子。有十几个人围着我们跳舞。很快就聚集了更多的人。盖瑞往一顶借来的帽子里仍几枚硬币，摇晃着，为我们伴奏。观众喜欢我们的演奏，不断往盖瑞的帽子里扔钱。当热情不断上扬的时候，我们组织起了游行队伍，沿着希腊的大街小巷奏起一首长长的歌。人群在后面雀跃。当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停下时，几十人聚集起来，而帽子里的钱已经盛不下了。

在第一天结束时，我们分了所得，住进了青年旅社。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已经出名了。不论到哪儿，成群微笑、鼓掌的希腊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爱我们。我们享受着不停歇的演奏，简直不敢信以为真。在一个广场上，我们的音乐充满了空间，老人击掌伴奏、年轻人翩翩起舞、孩子们欢呼雀跃、母亲抱着婴孩随着旋律轻摆。每个人都在午后的阳光下微笑着，帽子里的钱快要溢出来了，突然，人群在片刻间消失了。音乐中止了，因为机关枪对着我们的脸。我们被捕了，被送到警察局。那里，警察没收了我们帽子里所有的钱，并警告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罪行。这就是我职业音乐生涯的开始和结束。

我们设法瞒过了警察，留了一些钱，感到是找个安静地方培养灵性的时候了。盖瑞和我付了去往克里特岛（Isle of Crete）的船钱。到达爱琴海的伊拉克里昂港（Iraklion）后，我们乘汽车来到南海岸。我们在哪儿发现了一块自然而充满粗犷之美的地方，布满岩石的陡峭海岸使船舶无法靠近，被自然的泉水、山谷、沙滩、山羊以及充足的阳光装扮得灿烂生辉。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多山洞。我们选择了一个能俯瞰地中海的山洞作为居所。这天堂般的小岛是做戒食、冥想、祈祷的完美场所。每天日出前，我爬上一座山，一直做冥想和祈祷到日落。当我俯瞰着清澈的海水，对觉悟的渴望前所未有的增长起来。同时，盖瑞会下到海边，也做冥想。日落之后，我们回到山洞相聚，用一些干面包打破一天的戒食。当我们躺在石头地板上休息时，就交流一天的感悟。

几周就这样在冥想中过去了。现在我的祈祷和冥想已经把我灵性渴望的火星扇成了烈焰。在那孤寂无人的山顶上，我看到生命中的一切都在这火焰中蒸发了。我像一个着魔的人，仿佛被自己对神的渴望吞噬了。

但命运又带我来到十字路口：一条道路允许我继续保持我所想象的自己，一个美国男孩，来自某个家庭，被期望完成学业，得到学位，曾经加入反主流文化运动；另一条路会把我导向需要完全改变的领域。

我害怕了。我知道我要做的选择将完全改变我的生活，但没什么能拦住我。我不知道命运在把我引向何方，但知道如果我继续在旅行中前行，就会发现一种全新的生活，获得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不得不把其他一切都抛开。

一天傍晚，红色的太阳落入大海。波浪上覆盖着一层金色的光纱，浪花摇曳、轻舞。海岸旁的山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头顶的天空映着鲜艳夺目的粉色、橙红色、淡紫色。而后，从我的内心，一个甜美但下着命令的声音呼唤道：“去印度。”

为什么是印度？我想。那是另一个世界，那么遥远。我对其一无所知。而且我没钱，也不知道能指望什么，但我相信这是主的声音在呼唤我。在其他时候，我曾经感受到神的临在，或者为了背弃神的行为而有罪恶感。但这次有所不同。这是一个与我内心发出共鸣的沉默声音。不，这是神，对我祈祷指导的回应。

黄昏时分，我从山顶下来，走向地中海，沉浸在内省的海洋中。我感到迈出的每一步都使我更接近目标。当我爬回山洞的时候，发现盖瑞在那里冥想。一支长蜡烛的火焰闪烁跳跃，在我们庇护所的顶上和墙壁上投下黄色的光芒。

我坐在洞口的石地上，凝视黑暗的天空，之后打破沉寂：“盖瑞，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令人惊讶的事情。”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说：“真的吗，曼克？今天我身上也发生了令人惊奇的事。”

“告诉我。”

盖瑞望向群星。“在日落时，一个声音向我说话。”

“不可思议。那声音说了什么？”

“它说，”盖瑞轻声道，“去以色列。”

我的嘴都合不上了。“什么？”我在疑惑中发抖，身体向他倾得更近，我不能相信我所听到的。“哪儿？”

“它说‘去以色列’。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我在山洞的地上支起身子。“我也在日落时听到一个声音。”

盖瑞大声喊：“太神奇了！我们要一起去以色列。”

“但是盖瑞，”我低声说，心剧烈跳动，“那声音告诉我，‘去印度’。”

“印度？”盖瑞叫起来。随后陷入沉默。

我们两个都无言以对。

一片静寂，我看着天空的银河。对着天堂，我低语，“是的，我愿意。”

现在除了一支蜡烛的火焰，洞里一片黑暗。我转向最好的朋友。“明天我会出发。也许是永远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都没说一句话，之后盖瑞打破了沉默。“印度被中东几百公里的沙漠阻隔着。”烛火映出的不安的阴影在墙壁上舞动。“路途艰险，甚至是致命的。你一无所有，曼克。这不是灵性的探寻——这是自杀。请等等。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到以色列，挣些钱，然后我们一起去印度？”

几分钟过去了。我在考虑，但那内心的呼唤毫不放松。

“盖瑞，我相信这是神的呼唤。我不能推迟。”

担忧涌上他的面孔。“你怎么到那儿，曼克？”

“我相信只要不断向东搭车，总有一天我会到那片土地的，我祈祷的回答就在那里等着我。”

他理解我的心。泪水从脸颊滴落下来，打湿了他的面包。“你不得不服从你的命运，”他轻声说。“我会为你祈祷。”

当蜡烛最后的光忽隐忽现时，我躺在山洞的地上休息。在静夜里我凝视无穷无尽的繁星，我的心被期待搅得眩晕。

太阳升起，我准备离开。盖瑞来到乡村路边的车站为我送行。我们站在农夫中间，等车，开始感到分离之苦。我们之间兄弟般的情谊是很罕有的。从孩童时起，我们就一起度过生命中神奇的转变。我们在海兰德公园的家里、加利福尼亚的嬉皮港、佛罗里达我们的大学、欧洲的许多地方一同仰望星空。我们一同思考为什么人们仇恨、杀戮，我们反对越战以及对待非裔美国人的行为。我们梦想着人权，一个免于仇恨、充满音乐的世界。在最近的旅行中，我们变得更加依赖彼此的友谊和支持。但现在这注定的时刻终于来了。当摇摇摆摆的汽车开来的时候，我想送给盖瑞一件礼物，一件我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想着如何表达我的情感，我有了主意。我脱下了黑色旧马甲递给他。我有几年的时间每天穿着它。对于那些了解我的人，它就是我身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也是我最珍贵的财产。

“马甲！”盖瑞叫道。

我们两个就像被风卷走的树叶，不知道风以何种方式，要将我们吹向何方。我们握手、拥抱。我嗓音哽咽着说：“如果是上帝的意愿，也许我们某天会再见面的。”

我在汽车上找到一个位子，当车开始向前爬动，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跌跌撞撞，我回过头。盖瑞独自站着。我知道送给他马甲意味着我放弃了以前和现在的身份。我决定从此以后也放弃“曼克”，而是用我的名字，理查德（Richard）。我感到去往未知的印度，将成为重获永恒身份的旅程。

5 通过土耳其“关闭的边境”

在克里特岛的北港伊拉克里昂，一个渔夫愿意用船载我去希腊。上船后，我坐在一旁凝望着大海，心像波浪一样汹涌澎湃。我无法想象前面的日子会是怎样的。我现在十九岁，甚至从没遇见过一个印度人。除了知道印度在东方，我根本不晓得它在哪儿，有多远。我甚至连地图也没有。根据我在学校所学，印度是一片大量贫穷、疾病、过剩人口、耍蛇者蔓生的地方。之后在我寻找能解开最深刻生命之谜的过程中，了解到许多人把印度认为是宗教之地、瑜伽师和伟大圣人的地方。我能活着见到这些圣人吗？并且不是作为游客或观光客，而是作为一个探寻真理的人。

回到雅典，我一下陷入沮丧的深渊。我得知，要到达印度，必须穿越土耳其。那些到过土耳其的旅行者警告我伊斯坦布尔的危险境况。“伊斯坦布尔的黑市嗜血成性。他们会许诺高价捐血，但实际上他们会把你绑起来，抽干你身上所有的血，把你的尸体扔进黑海。”另一个人插嘴进来，“伊斯坦布尔的贫民窟是藏匿罪犯的地方，他们非常凶残，为了一个里拉（lira）就会杀了你。”但我下决心要去，便闭起耳朵，不听这些可怕的故事。

在一家青年旅社，我询问通过陆路去印度的路线，一群欧洲人又聚过来劝阻我。“你不读报纸吗？你疯了么？”有人在我面前晃着一张报纸。头条上写着：土耳其霍乱流行。“你不可能不穿过土耳其而到达印度。”是的，土耳其正在遭受霍乱的流行。这是整个欧洲的新闻。要搭车跨越那个国家？我可能是疯了。

在这些说我凶多吉少的人中，我遇见两个像我一样想通过陆路去印度的年轻人。杰夫（Jeff）来自美国圣地亚哥，二十出头，高个，运动员般强壮，方方的下巴，大大的鼻子。他金色的头发在一侧整齐地分开，几乎长到肩膀，蓝色的眼睛从黑框眼镜后面凝视。尽管外表很粗犷，他却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他同我一样，也是为了灵性的探索要去印度。他很谦逊、爱开玩笑，是我所遇最喜欢的人之一。拉姆齐（Ramsey），一个有着红润肤色和棕红色头发的澳大利亚人，三十中旬，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深谙生存之道、坚韧勇敢。他也是一个温和的人，并且已经搭车跨越了欧洲和亚洲，正具有我们所缺乏的成熟和智慧。尽管我介绍自己是理查德，但旅行者的联系是这么紧密，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曼克了。

我们当中，只有杰夫有些钱。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对我们说：“嗨，伙计们，我这儿没有太多钱，但我的就是你们的。”他把手臂伸进背包，拿出面包、芝麻酱、菠菜、西红柿、橄榄、羊奶干酪。他像个大孩子一样兴奋地为我们准备了一顿美味的大餐，并且平均地分配给我们。他把牙对准三明治，咬下巨大的一口，一边咀嚼一边说：“这顿之后，我们就得将就点了，怎么样，伙计们？”

拉姆齐和我点点头，品味着三明治。

我们是在青年旅社的大厅里，庆祝了我们的协议，跨越陆路去印度。我们去了土耳其大使馆，看边境是否关闭。“边境开放。”他们说。我们第二天又去取了签证。

为了到达土耳其，我们沿希腊的海岸向北搭车到了《圣经》中提到的城市萨洛尼卡（Thessalonica），之后向东到了奎琵（Kipi），希腊的最东北角。几天过去，没有一辆车去那儿。但我们还是接近了边境，这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桥梁，是大麻走私贩、中东和南亚的海洛因进入欧洲的大门。边境站设立在远离城镇的地方。我们走了几个小时，到达路的尽头处荒无人烟、尘土飞扬的前哨。一道有不祥之兆的铁丝网阻断了我们的道路。铁丝网顶部是盘旋的金属丝倒钩，一直延伸出我目力所及。希腊士兵站在前面，装备着自动的武器。拉姆齐靠近身边的一位士兵，问：“移民局在哪儿？”士兵指指铁网边的小房子。那里面没人，而天色渐暗。现在怎么办？

我们已经决定要继续前进。虽然如此，我们反复询问的结果只是冷漠、愤怒或是不理解。最终，一个一直看着我们的年轻战士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希腊移民局的官员从我们一直都没注意的茶摊里出来了。他粗粗壮壮，肚大腰圆，密密的胡子，穿着的军装看起来太小了。他拿块毛巾擦擦嘴角，随后把毛巾递给年轻的通讯员，打量着我们。

“你们想要什么？”

拉姆齐冷静地回答：“我们想穿越边境到土耳其。”

肚大腰圆的男子不相信地看着我们：“不可能。边境已经关闭了。土耳其的霍乱正在像火一样蔓延。没有一个清醒的人现在会去那儿。”

“但使馆告诉我们边境是开放的，”杰夫脱口而出。“我们想——”

“你知道流行性霍乱是什么吗？”那个官员怒发冲冠，嚷道，“如果我让你们通过那道门，你们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这个边境关闭了，不让进入。”他指指东边逐渐暗下去的天空。“那边是一片无人区。”他眯起眼睛，又说，“你们知道在那儿能发现什么吗？一片毒蛇和恶狼遍布的荒野。一片没有食物和水的沙漠。”

杰夫抢在他继续说下去之前插嘴道：“但为什么希腊的移民局告诉我们是开放的？我们已经付了钱，被允许进入。”

官员脖子青筋暴露。他用手指着，叫道：“土耳其的边境是关闭的。如果你们走过那道门，就再也回不来了。你听见我说了吗？我建议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两分钟之后就走了，现在下决心吧。”

太阳马上要下山了。我们挣扎了几天才到达边境。我们急忙说：“我们要去土耳其。”

那个男人愤慨地命令战士去打开门。当我们穿过门的时候，他嚷出了他的预言：“笨蛋，你们再也回不来了！”士兵手里拿着来福枪，铁门在我们身后被重重关上。

我们慢慢向前走。“无人区”确实是我所见过的最为荒凉的地方。这片沙漠荒地被怀有敌意的两个国家用作缓冲区。太阳落山了。不远处，我看到一条蛇在焦干的土地上滑动。几棵没有叶子的树像哨兵一样矗立在我们经过的路旁。天越来越黑。通常这条路就相当于一条普通的旅行通道，但那一晚，由于霍乱和希腊边境的关闭，那路上完全荒无一人。由于天黑，我们又是步行，所以特别易受攻击。我注意到几块儿干骨头的骨架就躺在我们左边三十英尺的地方，但是不敢把这景象指给我的同伴看。

焦虑在咬蚀我的内心。如果土耳其的边境真的关闭了怎么办？使馆告诉我们是开放的，但那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前了。我们会不会被困在这片无人区死去？黑暗和寒冷都在加剧。狼在断断续续地嚎叫，划破沉寂，我们小心地向前。我记起希腊的一个店主警告过我，这片地域布满在希腊解放战争时埋下的未爆炸的地雷。“可以把你的腿扯碎的地雷，”他说，“你鞋子的碎片就嵌在残肢里。”我浑身发抖，小心翼翼地向前迈步，每一步都在祈祷。我们都不敢说一句话。

在漆黑中艰苦跋涉的四公里就像是穿越了死亡之谷。我不停打颤，感到绝望、厌烦。就在我感到这夜永远也不会结束时，一线灯光显现在远处。我们加快行进，辨认出一道铁丝围栏，顶部是倒钩铁丝网。中间，一面金属的土耳其国旗钉在门上。我们加快步伐。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里面守卫，叼着没有过滤嘴的烟。永远头脑冷静的拉姆齐轻声道：“让我来对付。”他把护照从口袋里掏出来，咳嗽一声以引起警卫的注意。当警卫抬头看过来，拉姆齐递上他的护照，指指我们，又指指远处的土地。

那个人漠不关心地说：“边境关闭。”

“但是，先生，您必须让我们进去，否则我们会死的。希腊人不会让我们再回去的。”

“边境关闭。”一团水汽从他嘴里喷出，加重了这两个刺耳的词语。

我们无处可去，感觉像囚犯在祈求仁慈。但是这个守门人这儿没有仁慈。他的全部英语词汇只由这两个词构成：边境关闭。他用靴子后跟碾碎了烟蒂，踏着重重的步子走进黑暗。

二十分钟后，他回来，发现我们还像难民一样站在门外。他打着手势，爆发出想要驱赶我们的不断重复：“边境关闭。边境关闭。边境关闭。”我在想他会不会向我们开枪。就在这时，他的上级长官进入了场景。显然他受到的也是同样的教育：“边境关闭。”我们沉默地坚守阵地。终于，我们的绝望以及不愿返回打动了第二个守卫，他发了慈悲。他把我们关进木屋，没收了我们的物品，包括护照、钱，甚至脱下我们的衣服，之后锁上门，抛下我们不管了。我们在冰天冻地的寒冷中，几乎是赤身裸体地站着，觉得还不如片刻前在无人区的境况。现在怎么办？他就把我们扔在这儿等死吗？

有大约半个小时，由于这间临时监狱的寒冷，同时出于内心的焦虑不安，我们就这样穿着内衣裤站着发抖。终于，我们的监狱长回来了。他盯着我们的脸看，返还了我们的护照和衣服，在护照上盖了章，绽放出笑容。“欢迎来到伟大的国家土耳其。”他说。

深受震撼的我们跨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6 贫民窟中的生死较量

我们向守卫询问去伊斯坦布尔的路，他指向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路延展在这个多山、富饶的东色雷斯之国（Eastern Thrace，巴尔干半岛一地区和古国，位于爱琴海北部。——译注）的黑暗中。前行中，我第一次见到石头清真寺上的宣礼塔。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使我着迷，我为看到一个神的场所而兴奋。路上没有车辆，而伊斯坦布尔还在一百五十英里以外。现在怎么办？就在我们站着想如何才能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一辆老式装货卡车咔嗒咔嗒地开了过来，就在我们身边停下了。车上奇怪地满载着长凳，上面坐着十来个无精打采的警察。我们爬上车。他们都穿着破烂的制服。除了一个不穿制服的，其他人都默不作声。他冲着我耳语。

“我想从你这儿买大麻。卖给我吧。我不是警察。”

“我没有。”我回答。他一次又一次地索要。一会儿，他跳下卡车，戴上一顶警察帽，大摇大摆地走了。那天夜里我们到了伊斯坦布尔。警察长官问我们要住在什么地方，拉姆齐告诉他，我们要找一个不贵的地方。那个长官从眼镜后面看看我们，之后走到一旁和一个下级官员私下交谈。当他回来的时候，让我们跟着他的警官助手。

助手的制服已经褪色，相当破旧。看他的外表是一个淡漠的人，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朝我们的方向看过一眼。我们跟随着他穿过伊斯坦布尔空无一人的街道，走过一个比一个更贫困的街区。他明显在把我们带往贫民区的中心，一个流行性霍乱正在蔓延的地方。那里的景象非常令人沮丧。贫穷和疾病从四面八方环绕着我们。

杰夫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那片无人区都比这里安全。”

甚至拉姆齐也叹声道：“伙计们，我这么多年的旅行里，还没有见过这么让人郁闷的地方。”

我试图祈祷，但心烦意乱。这个人要把我们带到哪儿？

人们在痛苦中的尖叫和呻吟划破使人身心疲惫的黑暗。传染病在这污秽的贫民窟造成惨重的伤亡。我害怕呼吸这空气。霍乱迅速蹂躏人们，引起严重的肠道痛苦和死亡。我们迷失了方向，孤立无助——被这个陌生的男子带着——我们不能转回去。

一座不祥的中世纪石头建筑出现在眼前。一种不安的感觉抓住了我。我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要跑走。但我们的向导，微笑着引我们进去了。我们进入一间被用作台球室的昏暗房间。里面十几个人叼着烟在打球。他们看上去像是黑社会里最恶劣的匪徒。当他们用冰冷的眼神上下打量我们时，我不禁想，这些正是那种为了一笔赌债马上可以杀人的暴徒。他们的首领，个子不高但令人生畏，靠着墙。他的肌肉透过一件紧身黑T恤鼓起来，正用一把折叠弹簧刀刮指甲下的泥土。当他看到我们的向导时，便把刀塞回口袋，用手抚过油亮的黑发，上前来和他说话。

这两个人好像达成了某种协议，示意我们跟他们到球室后面，登上一条由高低不平的硬石板做成的漆黑、陡峭的台阶。台阶的一面是墙壁，另一面向下直通一个深深的地窖，没有栏杆，一片漆黑，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爬楼梯。到了楼梯顶上，穿过没有灯光的走廊，我们来到要住的房间。

不可能有热情的欢迎。我们的主人反而坚持要我们先付房钱。他们无礼的纠缠令人震惊，我们开始觉得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们是不是已经步入陷阱了？我们想要便宜的，但不是生命的终结。拉姆齐出来讲话，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任何土耳其里拉，并且让他们告诉我们换美元的汇率。“之后我们可以讨论付钱给你们。但只住一个晚上。”让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只给我们银行汇率的一半。拉姆齐反对，礼貌地试图商讨更高的汇率。

但是他们的头儿一点儿也不肯商量，因为我们现在在他的地盘上。他带着怒容，面孔扭曲，把抽着的香烟甩在墙上。他挥舞着折叠刀在我们中间划过，爆发出一串激烈的言辞。尽管个子很小，但他残忍的力量吓坏了我们。他凶恶的黑眼睛愤怒起来。嘴唇颤抖，失去理智地尖叫起来，用手指指着我们的脸。愤怒的人格化身就在我面前勃然大怒。另一个匪徒带着冷酷的表情观看。这时，就连我们先前的朋友，那位警察，也在恐惧中瑟瑟发抖，退到了一边。我们只有自己了。拿着我们的钱，那男子将我们留在了这个监狱房间里。如果他们回来抢劫或杀我们怎么办？我们试图寻找一条逃生的路，但没有。除了门，只有一扇窗户，距下面的鹅卵石路有高高的垂直落差。

我们被困住了。

“杰夫，把门锁上，”拉姆齐轻声说，“曼克，帮我把双人床推过去抵住门，这样我们睡觉的时候这帮暴徒就不会进来了。”睡觉是我们最顾不上想的一件事，但这看上去是明智的做法。

我们尽可能静悄悄地抬起床，把它推到门边，并且为了加强安全用一根绳子把金属床柱系在门把上。拉姆齐和杰夫躺在床上，我睡在一张靠墙的小床上。房间又脏又乱。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支灯泡。墙上的绿漆和石膏斑驳脱落。蜘蛛网在每个角落晃动。一阵尿臊熏得我们恶心。为了换换新鲜空气，我和一扇六英尺高三英尺宽的大窗户较了半天劲，终于把它打开了。我躺回床上，但几分钟后，臭虫开始攻击。休息是别想了。我们在黑暗中躺着等候。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听到钥匙缓慢地在锁里转动。门静悄悄地开了，撞在了床上。入侵者先是轻柔地推推，没有意识到我们三个蹲在床另一头的地上，用尽全力抵住床。他们更使劲地推着。很快明白了我们正在挡住他们，气得嚎叫起来，用身体撞向门来。门被冲开，但我们又拼命推着床把门关上了。现在，这场生死较量的艰苦战役中，双方都情绪激昂。我跳上床去再把床腿系到门把上，从门上的裂缝里，他们中的一个人冲着我的方向刺过一刀。我在心里尖叫起来。他们想杀死我们。

战斗在继续。他们又重重地撞门，门一次又一次砰砰地撞在床上。他们嚎叫着威胁、诅咒，我们狠狠地抵住床。由于不能用暴力把门打开，他们突然撤退了。沉闷的静寂降临。

为了在下一场不可避免的围攻前休息，我退回到满是臭虫的床上，心中充满可怕的想法。被困在这个霍乱流行的伊斯坦布尔贫民窟，成为了黑社会的攻击目标，我在干什么？我翻来覆去，回想起在海兰德公园曾经的生活。

我是一个生活在爱意融融的家人、朋友中间的单纯男孩。为什么我离开这安宁家庭的保护？现在我绝望而孤单。我祈祷。我来这儿是为了寻找启迪，这就是我要学习臣服所必需历经的途径吗？

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如果是这样，那就来吧。在危难的时刻，只有神能救我们。

我的祈祷被门撞上床的声音打断了。第二轮战役开始了。要杀死我们的刺客们在愤怒中叫嚷着，凶猛地撞击着门。片刻的不留意就会使我们丧命。尽管天刺骨地寒冷，汗却从毛孔里流淌。我们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四肢几乎碎裂，但我们的捕猎者毫无倦意。他们的怒吼使我们恐惧。同时，我感到膀胱要爆炸了。而唯一的厕所在门外的走廊里。我同时面临着三场艰巨的战斗：把刺客挡在门外的战斗；把尿憋住的战斗；以及把握住这两点的战斗。

我再也忍不住了，抛下拉姆齐和杰夫，爬上窗台，向着下面的小路解手。突然一个女子的尖叫炸响在我耳畔。小路有大约十五英尺宽。路对面正对着我的窗口，一位穿着传统黑纱的年老穆斯林妇女正看着我。我在绝望中没有看到她，但她就直直地看着我。她被我的猥亵举止所激怒，厌恶地尖叫起来。这太过分了。我无助地站在窗台，裤子脱下，撒着尿，脸对脸地请她原谅。

她咒骂着我，往我脸上扔了一只鞋子。正中目标。我关上窗子，跳下来，擦着鼻子和嘴里流出的血。但我还没尿完。我的膀胱还涨得难受。同时拉姆齐在哭喊：“曼克，快回来。我们挡不住了。”我撑不住这三场战斗了。我捱不住了，我想，神，救救我！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回答，我在鞋里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把鞋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又加入了战斗。我们牢牢地顶着，没有让他们得逞。

但我们被困在这儿，没吃没喝。他们进来只是时间的问题。当清晨灰色的光线亮起，我们一致同意唯一的希望是在两次战斗的间歇中从门口逃走。

我们决定为这个微小的逃生机会冒生命的危险。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守卫站在门外，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死定了。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机会。我们缓缓地、尽量安静地在一片漆黑中推开门。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踮着脚尖往前走，每走一步，破旧的地板都吱嘎作响，每一响都宛如一声尖叫。这黑暗中，我们会不会正好撞上他们中的一个？我的心怦怦地跳。我们摸到了哥特式的楼梯。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摸索着外面的墙，担心跌下另一边。就这样，爬下了楼梯，来到灯光昏暗的台球室，可怕的是，守卫就躺在球桌上睡着。我们屏住呼吸，穿过房间向门口潜去。

门锁着。插销移不动。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锁。我们每个人都疯了一般地试图打开它。终于我们的努力把警卫从睡梦中惊醒，他喊叫其他人。从另一侧的楼梯上传来他们奔跑的恐怖声音。

“哦，天哪，”我气喘吁吁地说，“快开锁，拉姆齐，开锁。”

“我在试，我在试。”

他向各个方向晃动着锁，但毫无效果。刺客们的沉重脚步声越来越近，让我心烦意乱。就在他们即将抓住我们时，突然间，锁崩开了，我们冲出大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奔跑。从我们身后可以听到对手的喊叫。我们头也不回地钻进一辆出租车。我们只知道土耳其的一个地方。“蓝色清真寺，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我们齐声喊道。

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一帮人追着我们，并没有移动。他看到了商机。“两百美元，”他索要。“什么？两百美元？”杰夫喊道。

司机大声叫着：“两百美元，两百美元。”

我们赶紧答应：“好，两百美元，两百美元。”

他加速走了。但我们安全了吗？

杰夫，掌管钱包的人，非常担忧。“我们不能给他两百美元，”他轻声道，“他会杀了我们吗？”

我们不想尝试。在第一个红绿灯，我们从车上跳下。司机吼着：“两百美元，两百美元。”但我们已经跑了。

7 又历险情

我们急于离开伊斯坦布尔，便登上了去往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的渡轮。在拥挤的甲板上四下观望，感觉就像太阳终于穿出云层，照耀天空，我们疲惫不堪，但是终于松了一口气。鸟儿在飞翔，我在感恩中低下头。渡轮穿过大海，我回头看着这座雄伟的城市，直到它缓缓消失在地平线上。昨晚，我曾经认为，死亡已成定局，但我们奋力反抗，为逃生冒了难以想象的危险。只是由于我们心怀希望，才可能这么做。我们的希望在于，神能赋予一个人力量去克服不可想象的障碍。在可怕的险境中，我们用内心拥抱了希望，就吸引了一种超越我们自身的力量来指导、净化，最终解救了我们。我的双手还在颤抖，肾上腺素还在不停涌流，但内心里我感激这一群杀人犯，他们被用作教导我的媒介，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使我为前方的朝圣做好准备。

在伊斯坦布尔受到的恶意对待，使我们在向东穿越土耳其时，对所受的热情款待措手不及。有些人邀请我们到家里或店铺里共同进餐。他们的食物很简单，通常就是薄饼、茶，而我们却被他们的热情深深感动，每次都心满意足。我也为路过的许多清真寺的奇异设计而着迷，并且一有机会就会花时间参观神美丽的家。

资金的匮乏反映在我们旅行的方式上。我们或者路边拦车，或是搭顺风车，搭破旧的公车和当地人的交通工具，和他们的牲畜挤在一起。我们穿过了土耳其中部干旱多风的山地，在安卡拉（Ankara）作了短暂的停留。那里，牛被放养在贫瘠、空旷的山上。在路上过了几个星期后，我们到了更加崎岖的东部山地，那里的夜晚更寒冷。我们离开伊斯坦布尔八百公里后，灾难再次来袭。

我患上了严重的痢疾，不可能继续旅行了，因此我们停在了尔兹兰（Erzerum），向当地人询问最便宜的地方住下。他们将我们领到一个郊区的茶舍，给了我们位于这饱经沧桑的建筑物三层的一个房间。对于我，最要紧的问题是厕所。为了去厕所，我得爬下一排大约三十个非常陡峭的石头台阶。台阶左侧的大厅里，地上有一个洞，就是厕所。人类的排泄物被排在洞中，堆积。一块儿腐烂的木头挡板起保护隐私的作用。气味令人昏厥，浓重的臭气让我有要被淹死的感觉。但我还是基本上整天待在这个厕所里。刚刚解决问题，拖着身体爬上石头台阶的顶，我就被迫又冲回去。恶心、呕吐和不断地排泄摧残着我的身体。我的朋友们，一面耐心地等我恢复，一面每天在城里探寻。

一天，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我惊讶地看到一个陌生人进来，开始乱翻杰夫的背包。他发现了他的瑞士军刀，便将刀拉出来，对着空气宣布道：“一个里拉。”之后他扔在桌子上一个里拉，就拿着他的新财产走了。但是刀子比这贵多了。尽管处在这样的境况下，我觉得有职责保护朋友的财产，因此挣扎着从病床上起来，追上那名男子。我礼貌地归还了他的里拉，坚持要他还回小刀，他极不情愿地还了回来。“请您晚些时候来和杰夫商量。”我双腿发抖地说。他没说话，离开了。

五分钟后，一群人登上了台阶。我脱水、发烧，几乎坐不起来，毫无能力对抗攻击。他们闯入门来。领头的就是刚才那个拿走刀子的人。他用手指着我嚷到：“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他是巴基斯坦人。”那人非常生气。他们绕着我的床，挥舞着棍子和匕首。他们在暴怒中叫着，“你这个巴基斯坦人，你死定了。你这个巴基斯坦人，死定了。”我孤独一人，不知所措。除了向神祈祷还能做什么？

我飞快地拿出我的美国护照，展示给他们，“看，我是美国人。”

一个上了年纪的头领站上前来。他拿着我的护照，像个自己任命的移民局官员，检查起我的护照，之后他抬起头，平静地说：“那么，你不是巴基斯坦人？”

“不是。”

“你是美国人？”

“是的。”我回答。

他笑起来，冲我的床弯下身，和我握手，“很好，我们喜欢美国人。你们给土耳其武器。”每个人都上前致敬，然后就离开了。

我还没缓过神来，便听到这群人又上台阶来了。我祈祷庇护。他们又一次冲进房间，有十几个人，围着我的床。但这次，他们情绪平和，为我拿来了薄饼和茶。

年长者说：“你是美国人。非常好。我们道歉，现在吃吧。”

由于恶心，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实际上，闻到食物的味道让我想吐。我知道吃了那些饼和茶，会让我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夜都待在那个可怕的厕所里。但我能怎么办？拒绝他们的食物将成为对他们的侮辱。这种热情好客是难以抗拒的。我挤出笑容，吃了整盘食物，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很快，我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的健康开始慢慢恢复。一个晚上，我沿着土路散步，为沿途的贫困潦倒所震惊。一家人挤在家徒四壁的破旧木屋里，衣衫褴褛。路边蹲着看上去饥饿的人们。这是一种西方世界难以理解的贫困。尽管只是十月，夜晚却非常寒冷，预示着土耳其漫长、痛苦、冰冷的冬天。

要回到房间，我必须穿过一层的茶室。一天晚上，在茶室里坐着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三十出头，有毛糙的黑发和不长的络腮胡。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进椅子。我从其他人对待他的态度可以看出，此人地位尊贵。他推过一杯茶给我，郁郁不欢的黑眼睛紧盯住我，嘴唇和身体都在颤抖。我坐在那儿，面对着死亡的化身。他不讲英语，指着手上金戒指上的阿拉伯题名，像狮子般地吼道：“阿拉（Allaah）！”之后他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我的脸，用手势示意我说神的名字。

我不敢看他，眼睛盯着桌子上透明的茶水。没有加牛奶或奶油，只有一块儿方糖在杯底慢慢地融化着。

他抬起我的下巴，强迫我迎上他威迫的注视。我觉得自己比糖溶化得还快。他再次用手指着我的脸喊道：“阿拉！”

看来要保命就一定得满足他，因此我带着敬畏低声说：“阿拉。”

他眯起眼看我，仿佛要把我烧为灰烬，愤怒地摇摇头。当他再也忍不住时，一拳打在桌子上。“不！阿拉！”玻璃茶杯落在了地上摔碎了，人们都围在了我们周围。他声音渐大，再次吼道：“不！阿拉！”又把手指伸到我面前。

我大大提高声音，喊道：“阿拉。”

但这还不够大声。到现在他的愤怒已成白热化。我吓呆了。他又砸了一拳在桌上，用尽他的肺活量，第四次吼着：“不！阿拉！”这拥挤小店里的每一双眼睛都瞪着我，仿佛我在亵渎他们最神圣的圣地时被抓住了。他用强有力的手指猛戳在我的胸上，使我的凳子靠到墙上，他要求我以能比得上他的热烈的方式呼唤神的名字。

我在旅途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地感觉到死神的使者找到了我，就在我头上不足英尺的地方盘旋。除了向全能的阿拉祈祷保护外，我还能做什么？我站起身来，举起我的胳臂，用尽全身的力量，发自内心地呼喊：“阿拉。”

整个茶室一片静寂，他盯住我的眼睛看了很长时间，怀着庄重的赞赏点点头，走出去。其他人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目瞪口呆地坐着。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地向我传教过。

8 沙漠星空下的挂念

我康复后，拉姆齐、杰夫和我向东继续我们的旅程。当时，到处都是反主流文化的旅行者，大家以极低的预算，经历着艰苦的旅行。其中大部分是冒险家，还有许多有灵性倾向的人。我们不时会与他们不期而遇。在尔兹兰，拉姆齐和杰夫遇到一些旅行的弟兄，他们说服了一位司机，允许他们免费搭乘公司班车，旅行到德黑兰（Tehran）。车上只有一半的空间装供给品，因此有足够的空间给几个乘客。我们也加入其中，这样跨越了土耳其的边境，进入伊朗。

边境移民局令人印象深刻，一进入其中，我们就注意到一面墙那么大的伊朗王（Shah）照片。而比这更能让人头脑清醒的是一份美国政府贴出的通告。上面用大写字母，警告美国公民：在伊朗，非法占有财产，非法运输、出售大麻或鸦片都被处以极刑。如果一个人因此被逮捕，美国政府无法施加影响提供帮助。

司机由于报关手续而延迟，我们回到车内等待。天已经晚了。很快，一群孩子围拢来，透过汽车玻璃看奇怪的外国人。尽管他们穿着破烂的衣衫，但都是很漂亮的孩子。我向一个大约四岁的男孩微笑。但回应我的却是带着深重仇恨的眼神，让我喘不上气来。这一眼会让我被持续的噩梦纠缠。看到孩子是如此易受影响，我觉得很可怕。由于家庭、环境的驱使，他们在懂事以前就习惯了恐惧乃至仇恨的心态。

我们来到古老的城市大不里士（Tabriz），一天我独自在街上探寻，一个友好的家庭邀请我去他们的两间砖房作客。家里的女子们花几年的时间，为做一块波斯地毯辛勤劳作。母亲和女儿们就坐在地板上，创造着精湛的艺术。错综复杂的设计需要在每平方英尺的毯子上打250个结。以天然颜料染色的毛线闪耀着眩目的色彩，每一根都栩栩如生。红色、蓝色、绿色、橙色、黄色、白色、紫色，这些只是他们手中小心翼翼编织着的纱线中的一部分。

他们的招待是如此简朴而亲切，我感到仿佛是家中一员。他们不会一个英文单词，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我们。晚餐，所有的男子坐在地板上，他们邀请我加入。在用薄饼和茶前，首先念诵一首美丽的祷文，表达感激。正当我们愉快地大嚼着家庭烹制的食物时，他们十岁的儿子进门来，骄傲地微笑着。他合着的双手中有一把惊喜——自家树上的枣子。他向我走来，把那美味的水果放在我的盘子里。每个人都笑着，赞赏我的好运。

每天五次，全家人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向阿拉和圣城麦加祈祷。这些谦卑灵魂的天然奉爱打动了我的心。我感谢神赐予的这段经历，也感谢这个家庭对一个过路陌生人的友善。

我们的汽车驶过伊朗神奇的地形。目力所及，平坦、干旱的沙漠四处蔓延。几个小时都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只有沙丘或由小泥房子组成的村庄，一次又一次远远地显露。我们在白天凉快的时候以及整个夜晚行驶。一天晚上，没有月亮的夜空布满繁星，闪耀在各个方向的地平线上。我们透过车窗，看得入了迷。我的同伴催我吹口琴。我望着这繁星的海洋，一首出于对神真诚渴求的调子油然而生。我倾情投入演奏。这首感人泪下的曲子响起，车厢内一片寂静。一曲终了，每个人都感叹不已。我四下看看，见到不止一个乘客在哭泣。杰夫笑着从后座上拍拍我的肩膀，前面的拉姆齐赞赏地翘起拇指。我谦卑地感觉到，自己真的不懂如何演奏乐器，感谢神和奥珀尔·楼卡的吉米熊。

就在跨越伊朗沙漠的时候，对父母的担忧涌上我的心头。他们几周之前就期望我回家了，自从我离开雅典后就一直没得到过我的消息。他们一定在受苦了。为什么我没有给他们写信？事实是我不知道如何写这封信。不论用什么言辞来解释我爬山越岭去印度的决定，他们都会心碎的。我能做什么呢？对神的探寻已经成为我生命的全部。如果忽视它，我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具空壳。

父母为了我们三个孩子贡献了他们的生命和灵魂。他们都来自贫穷的犹太家庭，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他们的父辈从立陶宛、俄罗斯和波兰逃亡。据我所知，所有留在原籍的亲戚之后都被纳粹杀死了。

母亲经历了艰难的童年，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父亲早早离世，之后没多久，她姐姐在路上遭到袭击，其后的一生都处在精神的创伤中。到了青年时期，妈妈不得不工作以供养生病的母亲、有精神障碍的姐姐，以及妹妹。但她总是快乐，并感激神给予她的。之后的生活中，她满怀信心地每天二十四小时服务着丈夫和孩子们，且从没放弃照顾第一个家庭的职责，默默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节省下来给她们送去。

在养育三个儿子时，她一人承揽了所有的家务，清洁、洗熨衣服、购物，每晚做一顿令人惊讶的大餐。她身材苗条、光彩照人，打扮得精致漂亮。我所有的朋友都为母亲的美丽和优雅而感到惊奇。

她的乐于助人不限于对家人。我记得，她高兴地自愿在不同慈善机构服务，特别是在募集捐款的舞会上跳舞。我和兄弟们总是要非常警惕，以防她把我们的玩具、衣服拿去捐赠。我们从小到大，她都特别强调了感恩的美德。如果我在朋友家吃了饭，她总会问我有没有感谢人家的父母，确保我向那些对我表示友善的人致谢。在所有孩子能展示的令人不悦的特征中，不知感激是最让她难受的。因此，她很注意不随便满足我们的愿望以致把我们惯坏，而不论何时我们得到礼物，她总是强调说：“其中的关爱才是有价值的。”她以身作则。不管她得到的礼物是珍贵的珠宝还是一朵花，她都同样地喜悦激动。以此，她教导我们幸福不是来自于物质的事物，而是来自给予时的爱。

不论看到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她都感到极为骄傲。如果我们真诚地努力，不论结果是大是小，她都非常高兴。她无数次地展示了对我们的无私奉献。当我因为肩膀脱臼而倍感痛苦时，是她驾车把我送到医院。手术后，我在床边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妈妈。我咳嗽着请求：“妈，您的烟让我难受。”那时美国妇女吸烟是一种时尚，她每天抽两包香烟的习惯已经有十五年多了。但使我难受这一想法深深影响了她的心。她立刻熄灭了烟，泪水涌上双眸。她惭愧地来到我的床边，抚摸我的脸颊，“亲爱的理查德，如果我抽烟让你难受，我保证今生再也不碰一根烟了。”她果真再没吸过烟。

父亲具有与母亲同样的品质。因为家里缺衣少食，他十五岁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在大萧条时开始劳动以贴补家用。之后，作为成了家的男人，他努力工作，除了维持着自己的家庭，还在经济上供养着年迈的双亲和病弱的岳母。经济上的挑战一直与他如影相随。1958年，我七岁的时候，他和叔叔欧文（Irving）为一项承诺成功的投资注入了所有的资金。他们成为福特新款汽车——爱泽尔（Edsel）在芝加哥地区的最大代理商。但是爱泽尔的销售直线下跌，成为汽车史上最闻名的败笔。结果父亲陷入破产，失去了一切。我亲眼看到他挣扎求生，长时间地工作以使我们不至于落入贫困不堪的境地。

除了保障孩子们的生活所需，父亲喜欢同我们一起运动、游戏，当他有时间时，会带我去看足球和棒球比赛。之后他们开了一家汽车维修店，随着辛勤的工作，慢慢富裕起来。但我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课余及假期从事不同的工作。通过父母的榜样，我也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

在我离家去大学前，父亲特别伤感。“理查德，”他说，“咱们一起出去转转。”我们驾车，沿着海兰德公园舍伍德森林安静的街道行驶，周围是孩子们欢笑游戏的声音。“儿子，”他说，“只要我还活着，永远在这儿等你。”他停下车，握住我的双手，声音颤抖：“作为你的父亲，我期望你做到最好，但不论你成功还是失败，做好事还是坏事，甚至背叛我，只要我还活着，我会一直爱你，总在这儿等着你。这是我生死不渝的承诺。请你不要忘了这点。”我深受感动，聆听着。我知道他字字句句都从心而发。毫无疑问，他遵守着自己的承诺，尽管我给他的考验超出他最远的预料。

车停在村外的一座山上，我停下对往昔的追忆。从地上拿起帆布包，打开绳子，拿出钢笔和伊朗的航空邮件。是时候向父母解释我的决定了。

亲爱的家人：

我一切顺利。道路有时会崎岖不平，但终归是很好的道路。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发觉现在是时候做一些我一直渴望做的事情了。为了澄清这是正确的方式，我做过大量的思索和考虑。

世人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待生活。有将近二十年，我在以一个西方人的双眼观察。我看到、体验到了西方的生活方式。现在我要看看东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逃避以前的生活，而是去看看另一种生活。这是我不能从学校学到的东西，因为学校只会告诉我带有倾向性的观点。因此我要亲自去东方。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教育吗？我不是为了让你们担心而这样做的，所以请不要用担忧伤害你们自己。我不可能如你们愿望地那么频繁写信。有时我只是找不到邮局。盖瑞不再和我一起旅行了。他在以色列。我一直有同伴。请向我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问好。

理查德

信盖上伊朗的邮戳，没有回信地址。

9 瘾君子、穆斯林圣人

我们的车穿过一片点缀着小泥屋村子的广袤沙漠。我们看到骆驼商队蜿蜒着走过平原。骆驼背着沉重的货物，但仍然毫不吃力地向前昂首阔步，它们的长脖子一前一后晃动着，完美地配合着其他肢体的律动。炎热的阳光下，牧民头上缠着被太阳和沙子映得发白的头巾，或骑在骆驼上，或漫步在这些可靠动物的旁边。这里，伊朗沙漠清澈的天空下，是一种我完全陌生的生活。我感到时光倒流。太阳从西方的地平线退隐休息，繁星闪耀的波斯之夜悄然潜入，如此安宁、静谧，使我昏昏入梦。

几分钟后我睁开眼睛，被一阵强光刺得什么也看不见。霓虹灯的闪亮盖过了星星：汽车、壳牌、埃克森、德士古石油公司。看上去我们仿佛在几分钟之间快速穿越了几个世纪，汽车仿佛成了时光机器。除了司机和我，其他人都睡着。我们到了德黑兰的郊区，这里，伊朗王铺开红地毯欢迎各国的石油公司。从我坐着的地方，这城市就如同一座被霓虹灯点亮的小岛，飘浮在一片古老沙漠的海洋上。

在德黑兰，一些旅行的同伴把杰夫、拉姆齐和我领到了西方年轻人经常去的酒店。每向我们的房间走一步，印度大麻的刺鼻味道就更浓重一些。来自英国、德国、加利福尼亚的嬉皮士们有的倒在床上，有的趴在地上。铁蝴蝶（Iron Butterfly）的音乐在立体声音响里狂响。每个人都飘飘欲仙。一位年轻男子，蓬乱的金发盖在脸上，摇摇晃晃向我们走来。“嘿，兄弟们，欢迎回家。”他含糊不清地说，双眼布满血丝，“飘起来、高起来吧，伙计。保持镇定，意乱情迷。”他从大烟管里深深吸了一口，递上前来，“来一口。”桌子上放着几个垒球那么大的大麻球。房间里的人们不断撕下一块抽或者吃。尽管我们对这样的经历持开放心态，这也太过分了些。

拉姆齐表述了我们的震惊：“天哪，持有一克大麻都是死罪，而你们在外面就放着几公斤。”

杰夫插进来：“你们这群人疯了吗？烟都从门下面散到走廊里了。你们这样会被杀死的。”

一个趴在地上的嬉皮士转过身来，嚷道：“你是个无赖，伙计，从这儿出去。”

一个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的女孩往嘴里扔着薯片，大嚼着，责骂道：“你们怎么了？不用药还是怎么的？”

“别犯病，伙计们。”我们的主人含糊不清地说，从烟管里喷一口气。“要么保持镇定，要么从我的云雾里出去。”

我们三个不敢相信地面面相觑。杰夫小声说：“我们离开这儿。”

美国政府的警告在我脑海中回响。正当我们匆忙走下楼梯的时候，迎面碰上三名警察上来。这让我突然想到，这些嬉皮士果真是在一团云雾中，而现在看起来要有电闪雷鸣了。

在德黑兰，我静静地研究着伊斯兰教的信奉者。宗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看起来在他们的精神上启发了巨大的美感。这些爱神的普通穆斯林灵性上的认真严格让我很受启发，但我也被遭遇到的以宗教为名做极端主义行径的人惊得战栗惶恐。我希望通过探索世界宗教的精髓，能有更好地理解。

我们经过伊朗农村，来到麦什德（Meshed），什叶派穆斯林（Shiite Muslim）的圣地。我向杰夫、拉姆齐表示想独自待一段时间，他们同意先向前旅行，之后在阿富汗的喀布尔（Kabul）与我会合。

我想必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个年轻美国人，头发垂到后背，穿着套头毛衣、条纹牛仔裤，时常独自坐在清真寺前，阅读可兰经、冥想。一个人从远处观察着我，产生了兴趣，向我坐的地方走来。这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高个男子，有清澈的棕色眼睛，白皙的皮肤，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长袍、带着头巾。

他尊敬地低下头，“先生，请允许我介绍我自己。我叫艾伯拉罕姆（Ibraham），是圣城麦什德的居民。”我向他伸出手。“您看上去对我们的宗教很感兴趣，我能和您谈谈吗？”在询问了我的生活后，他同意教导我伊斯兰教的内容。就在一位圣人雄伟的墓地外，我们坐在两个垫子上学习。他看着天空，用深沉的声音说：“全能的阿拉在这个神圣的时间、地点把你送到我这儿来。这座圣殿是埋葬圣人伊玛目·里扎（Imam Reza）和哈润·奥·莱什德（Harun al-Rashid）的地方。现在正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在麦什德过斋月（Ramadan）——伊斯兰日历的第九个月。”他停顿下来，温和地微笑，之后讲述了先知穆罕默德如何在斋月接受了圣可兰经的第一次揭示。“在一个山洞里，全能的阿拉的仁慈信使加百列（Gabriel）为了给所有有感知力的生灵带来和平，向先知揭示了圣可兰经。”他将手掌和手指合十，用食指触碰额头。

“伊斯兰的意思是依顺阿拉——全能的创造之神——的意愿，请您仔细聆听我要解释的教导和实践。”很快一群目不转睛的朝圣者围住了我们。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不再是普通的风景了。

艾伯拉罕姆友好地让我来到他家的图书室。我发现他是一个思想开明、熟知经典的学者，并且看起来是以慷慨、友善的态度在非常认真地实践着他信仰的原则。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写满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手稿的可兰经，读了一段祈祷。之后他将伸展的双手抬向天空，开始说：“伊斯兰教导我们除了唯一的神，没有其他神，穆罕默德是神的信使。神向穆罕默德以及其他，如亚当、诺亚、阿伯拉罕、摩西、基督这些先知揭示了对人类的指导。穆罕默德是先知中最晚的，或者说最后一位。因此他对人类的传教将会持续到吉亚玛（Qiyamah），复活之日。”他又继续解释道，全能的阿拉如何派天使下凡帮助有信心的人准备审判之日，他们将在那天面临或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命运。他说穆斯林相信，留给人类的有记录的主要经典是可兰经，这是神给人类的最终极的揭示。他还告诉了我穆斯林一生要遵守的五条规范：相信阿拉是真神，每天奉献五次乃玛孜（Namaz）——祈祷，在斋月守戒，向缺衣少食的人布施，一生至少一次，到圣城麦加朝圣。

就这样，艾伯拉罕姆讲述了几个小时他的宗教的历史和教导。他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与在尔兹兰强迫我喊神的名字的男子完全不同。我得到了印象深刻的一课，每个宗教都有那么多不同层面的追随者，而只凭几个信众就去判断整个宗教是多么的肤浅。

日落给麦什德罩上金色的面纱，艾伯拉罕姆给了我一个装满干果的精美盒子，向我道别去和家人一起打破斋月的戒食。

10 阿富汗的课程

乘坐一辆高高堆起成袋粮食的货车，我来到阿富汗的边境。移民局的破旧显现出整个国家的贫穷，但与我在大多数移民局的体验截然不同的是，这里的官员致以热忱的欢迎。我在阿富汗的第一站是赫拉特（Herat）。这里的人们有趣又友好。贫瘠沙漠地带里，他们穿着满是灰尘的破烂衣服，住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尽管他们是我在旅行过程中见到的最穷的人，但每个我经过的人却都现出笑容，并且没有人索要任何东西。相反，他们乐于分享仅有的一点。在赫拉特的每一天，我都被人邀请到家里。

通常，一家人住在一间小棚子里。他们愉快地与我分享薄饼。主人可能不识字不写字。但他们很多人的谦卑和智慧都深深触动了我，在生活的苦难中他们活得有尊严。尽管他们一个英文字也不会，我们心与心的交流却让我非常满足。

1970年冬的一天，我在一间小茶摊上，写了一封信回家。

我的家人，你们好：

你们生活如何？我在赫拉特。这样一个人民天生友好、谦卑的国家非常让人惊异，尽管贫穷但却非常平和。

我知道这祝福迟到了，但还是愿爸爸和莱瑞生日快乐。

祝你们一切都好。

爱你们的

理查德

一天清晨，我在赫拉特的市镇上探寻，漫步到一个不同于我到过的任何地方的社区。当我站在尘土飞扬的路边观察身边的景物时，已经接近中午，起初我很享受这里的风景。看着周围，我感觉自己被带入一个永保质朴的世界。我的心怦怦地跳。一头接一头的骆驼漫步而过。没有喇叭或是现代交通工具的喧闹，只有骆驼的蹄子啪嗒啪嗒地踩在土路上。一家人挤在干泥巴建的单层房子里。一阵刺鼻的干土味儿使我口干舌燥，骆驼粪便和燃烧的木头的味道呛着我的鼻子。人们穿着传统的阿富汗衣服，蹲在路边闲聊。他们宽松的服装虽然穿得褪了色、破旧了，但样式仍非常优雅。男人们将一条长长的布缠在头上作为头巾，许多人的脸被深色的红斑和发疹后留下的伤疤弄得斑驳陆离。就像上了年头的皮子一样，他们的皮肤在自然环境的作用下变得干燥、粗糙，他们脸上绽放的自然的笑容，露出嘴里坏朽或缺失的牙齿。他们明显不用顾及时间地履行着日常例事，松垂的长衫落到膝盖以下。妇女们用一块儿上好的纱网遮住面孔，穿蓝色或黑色的长袍，袍子从头顶延伸到地面，把身体盖得严严实实，一丝不漏。一个盲眼男子在路边，一边打着鼓，一边高声唱着宗教歌曲。

天很冷，灶火冒出的烟弥漫在空气中。突然，出乎意料地，文化冲击完全使我屈服了。烟雾让我感到头晕、恶心、迷失方向、恐惧。突然间，我发现不能以我五个感官能把握的任何事物辨认出自己的身份。我的自我完全脱离了身体，痛苦让我陷入崩溃。我跪着，因激动而浑身是汗，我挣扎着要同我认识的世界联系起来。失败了。我感到完全失去了联系。尽管那可怕的贫穷令人沮丧，但赫拉特的居民显得是最快乐的人，是我所见过的最无忧无虑的人。这贫穷和快乐的超现实组合让我的智慧短路。

老人坐在路边，从一根长长的水烟管里抽烟。沙漠尘土干干的味道混合着大麻辛辣的气味。这景色、味道、声音让我的感官觉得陌生得令人焦虑。我孤单地处在一种文化中，其中不存在任何能让我产生连接感的东西。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路边，像一个来自遥远宇宙的孤单外星人，我祈祷能从这种困惑中解脱出来。我怎么了？这困惑是怎么引起的？为什么我受到这么大的影响？我奋力要找到我自己。从出生开始，我便认同于周围的环境。直到这一刻，我才能看清自己一直被困其中的局限性。就像戴着一副绿色的眼镜会将看到的一切染成绿色，依据我们的环境和经验，我们对真实也有特定的概念。从身体和心意获得的概念成为我的身份。现在那些熟悉的概念消失了，使我陷入空虚。神，请帮助我。我是谁？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周围的世界在我的祷文中仿佛消失了，而冥想将我转移到一个超越了外在现象世界的沉默内省的存在状态。这样的状态下，我发现一个可贵的真理，一种唤醒了庇护和自由感的真理：我是一个不同于外在世界的灵魂，一个神的孩子。这一感悟就像一道阳光驱散了错误概念的浓雾。我感到解脱。感激涌上心头。我知道赫拉特将作为圣地永远保留在我内心的地图上。

不论何时回顾起那些日子，我都被提醒，祈祷会如何以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被回应。为了成长，我们的内心深处可能需要受到震撼。当我跪在赫拉特的路边时，我内心的某些东西死了，诞生出一种我继续前行所必需的觉悟。每走一步，骆驼都要为下一步而从稳固的土地上提起脚。而为了流进大海，河流里的每一个波纹都必须放弃自己目前的处境，臣服于波涛的方向。

当我走回房间时，偶遇到一个跌坐在路边的老人。在他的包头下面，是一张有深深裂痕、布满皱纹、下垂的脸。在他招呼我去和他分享水烟袋里的大麻的时候，没牙的笑脸容光焕发。我微笑，礼貌地拒绝了。他的文化已经给了我一种飘飘欲仙的体验，我祈祷永不忘记。

在赫拉特，有人请我骑一段骆驼到一个可以乘汽车到阿富汗中部坎大哈（Kandahar）的地方。破烂不堪的汽车上挤满贫穷的农民，看上去没人在意他们是否付了几分钱的车费。在中间的走廊上是成包的货物、半打儿鸡、两头绵羊和一只山羊。没有消音器的超负荷发动机、男男女女的笑声、婴孩的哭泣为这令人惊奇的一幕提供了配乐。突然，汽车停在了一片广袤的沙漠中。片刻间每个人都下车了。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不，根本不是紧急情况。乘客们小心地把祈祷垫子铺在沙地上，面向圣城麦加的方向，做他们的乃玛孜，向阿拉和先哲穆罕默德献上顶礼和致敬。每隔几个小时，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仪式就重复一遍。对这些部落居民来说，宗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是毛拉（mullah，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译注）、传教士、瑜伽师或和尚，只是普通的居家之人。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所有的境况下，所有的地方，对阿拉的奉爱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坎大哈，人们热情地欢迎了我。尤其有一个人，哈瑞兹（Hariz），对我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高高的个子，修饰整洁，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在生意场上获得了财富和尊敬。在他投资和度假的过程中，经常出国旅行。在指导我来到坎大哈后，他邀请我来到他宽敞的家。一个安静的晚上，当我们坐在他房顶的平台上做着哲学讨论时，他宣布说：“理查德先生，请谅解我一下，我要履行一个职责。”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仰头对着月亮，像狼一样嚎叫起来，“欧呜呜呜——，欧呜呜呜——，欧呜呜呜——。”怎么回事？难道这个高贵的绅士发疯了？他抓住一条一端有线圈的绳子，跑到屋顶的边缘，向路上抛去。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小心翼翼地将绳子收回来。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他钓上一只蠕动着的像雪貂的啮齿类动物。我惊讶地看着。是一只猫鼬，白天在城镇里漫游，每天晚上，回应哈瑞兹的嚎叫，爬到他绳子的线圈里，被他提上来，整晚待在屋顶。就在我和朋友重新开始谈话的时候，我感到猫鼬用它尖利的爪子攀上了我的后背，它从我的长发下面一直爬到我的头上。在那儿，它用我厚厚的头发扒拉出一个窝，开始在里面睡觉。我感受到它温暖的身体在我头上深深地呼吸，我又经历了另一种文化冲击。

我看着主人，寻求帮助：“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的朋友笑了：“理查德先生，它在您的头发里找到一个安乐窝。”

我觉得脖子由于猫鼬的重量要被压折了。“请您把它拿开。”

哈瑞兹严肃起来。在星光闪耀的夜空下，他抿了一口茶，眯起眼睛，警告我：“有一个古老的事实：永远也不要唤醒一只睡着的猫鼬。”他将茶杯放在桌上，告诉我，这种动物被古代埃及人认为是神圣的。“当猫鼬生气时，是野蛮的杀手。猫鼬在战斗中，能杀死蛇类中至毒、死亡的象征——眼镜蛇。”哈瑞兹又呷了一口茶，靠在椅背上，“如果你突然惊醒它，它可能会把你的头撕碎。理查德先生，在它自己离开前，轻微的动弹都要不得。”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担心着自己的生命。猫鼬一次又一次地动动，用爪子戳戳我的头皮。哈瑞兹再也不能保持清醒了，在很多道歉之后，他起身去睡觉了。我现在独自坐着。在坎大哈的不眠之夜仿佛永无尽头。我的脖子疼得抽动起来，但我害怕得一动也不敢动。我头上的猫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可能在任何一秒爆炸。我很快就失去了对我长头发的依附。如果英国的移民局官员真的兑现了要剃光我头发的威胁，今晚我的生命就安全多了。

我试图安慰自己。至少终于有人欣赏我的头发了！但猫鼬并不是独自一人。贪婪的昆虫开始咬我的头皮，驱除了这高贵的想法。为什么这发生在我身上？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弱点，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之后，我开始沉思，试图把一切看清楚。我意识到，我们的自由意志能把诅咒转变成祝福，也能把祝福变为诅咒。是的，尽管看起来滑稽，但这只猫鼬是被派来教导我耐心和容忍的神圣美德。忍受艰难，并转向神，是一个无价的祝福。将灾难转变为机会是真正的智慧。

那晚剩下的时间是在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激状态下度过的。我那时丝毫不知，这只猫鼬教给我的关于灾难的知识在前方的艰难时刻会给予我力量。当太阳终于升起时，我的不速之客已经尽享了六个小时的酣睡。他醒了，爬下我的后背，跳到地板上。之后它做了一件让我至为感动的事：这猫鼬用天真的喜爱之情注视着我，仿佛在感谢我的热情好客。它从我这儿转身，爬进哈瑞兹的绳套，哈瑞兹也正好刚刚醒来，把它放到街道上，开始新的一天。

哈瑞兹向我笑道：“理查德先生，我请您原谅这不便，让您受苦了。这样的事从来没在我家发生过。但希望您能知道这个传统，在我们的文化里，热情招待不速之客是非常虔诚的活动。您很好地接待了我们中的一只猫鼬，并且您这么做不是出于任何刻板的礼节。今天早晨它看上去非常高兴，而且休息得特别好。”

酸痛的脖子由于疲劳和缺少睡眠而麻木了，我思考着他的话。他在用复数说猫鼬吗？我决定他下次仰头对着天空狼嚎的时候绝不出现在他身边了。我挠着被虫咬过的头，渴望继续前进，我叹气道：“哈瑞兹，非常感谢你。您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我想我最好还是上路吧。”

一天晚上，我沿着坎大哈一条安静的街道散步，一个独眼独臂的小个子男人拉起我的手将我拖走。他把我推进不远的一条小巷，拽着我经过一条蜿蜒的楼梯。那里一片漆黑。当我们走下粗糙的石头台阶时，我寻思着即将展示怎样的秘密。下到地下，我被推进一个黑暗、寒冷的地牢。当双眼适应了昏暗后，我看到晦暗的灯笼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火苗舔着破碎的石头天花板和墙壁，蜘蛛网和铁镣不吉祥地挂着。没有一扇窗户或一件家具。在泥土地上，蹲着十几个穿着肮脏的旧袍子、戴头巾的赤脚老头儿。他们挤在一个黑乎乎的垛子旁。那是什么？当眼睛进一步适应了黑暗，我看到一座阿富汗黑大麻堆成的山，也许有几百公斤。在欧洲时，我曾被告知这是世界上最昂贵、最有效力的大麻之一。这些穷老头不停地从山上撕下小块儿，做成手掌大小的饼，以便于走私。带我来的人将我扔在角落里，让我跟其他人一起做大麻饼。

多奇怪呀，我想，我来这儿干什么？我想回去，可找不到出去的路。之后站起一个人，点燃了一支火把。这人如一位高级祭司向神坛行进一般来到房间的另一边。那里立着一座宛如庄严神像的巨大水烟袋。男子用几公斤的大麻填满烟袋的大嘴，之后庄重地用火把点燃了它。就在这时，另一个人起身，靠近向上弯曲的长长喷嘴，用他全身的力气，狠命吸着，直到他的肺被填满。然后，他把嘴从喷嘴移开，呼气，只是为了吸下一口。他一次又一次地拼命吸下大量大麻烟。这让人难以置信。很快，喷嘴里涌流出来的已是一道浓浓的黑烟，但他还在不停的吸。这不可思议。当他超过自然的极限时，肺开始反应。这人浑身颤抖，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剧烈的咳嗽让我觉得他的内脏都要咳出来了。

同时，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地揉着手中的大麻饼。接着，下一个人起身来到水烟袋前，重复同样的仪式。他不停地吸着，大概有二十几次。烟从喷嘴里滚滚涌出，最终，他达到极限，倒在了土地上。他翻来覆去地打滚儿，同样不停地咳嗽。房间里的每个人重复了这同一不可思议的奇景。当控制住咳嗽后，每个人都会平静地回到兄弟们当中，继续蹲在大麻堆旁做大麻饼，让位给下一个水烟袋的受害者。每个人都轮流了若干次，而水烟袋吞下一吨又一吨的大麻，一个又一个的烟鬼。这些阿富汗老人不愧是飘飘欲仙艺术的博士生，我想，跟他们比起来，西方那些骄傲的嬉皮士连幼儿园的婴孩都算不上。

一片浓浓的鸦片烟雾悬在密不透风的地牢里。我的眼睛在燃烧。只是闻到远处的空气，我已经变得比曾经的任何时候都迷醉了。轮到我了。他们把我推向水烟袋。我要成为下一个向他们的神明献祭的供品吗？一阵浓浓的大麻烟从宽宽的喷嘴里涌出。怎么靠近它？我晃晃悠悠地向前。还没等我达到喷嘴开始吸，一股浓烟向我的肺袭来，好像一条毒蛇钻进了一个老鼠洞。我倒在地上，前后剧烈地翻滚。眼泪从眼睛里喷射而出，我厉害地咳嗽着，以至于我觉得肺和嗓子都要被撕碎了。同时，那些老烟鬼拍着大腿，摇晃着，笑着起哄。因为我，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年纪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甚至连喷嘴都不能靠近。

这是他们每晚的消遣，但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我爬回自己的角落，靠着墙瘫坐下来。奔流的能量使我的四肢瘫痪，而奇怪的景象出现在浩渺的烟雾中。所有声音都成为奇怪的音乐，我的脑子里天旋地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我不能动，也没有地方去。眼睛火辣辣地流着泪。在幻觉中，我看到水烟袋里汹涌澎湃的烟雾幻化成鬼魂的形状，要来吞噬我。

我回想起自己那些通过麻醉品寻求解脱、快乐、价值的日子。我得到了什么呢？我的思绪回到在美国城市贫民窟里见过的瘾君子和醉汉。大学里的熟人沉溺于毒品，成了毒瘾的奴隶。我想起一个亲密的朋友，因为过量服用摇头丸而失去理智。一个聪明的大学生，开始像只鸟一样地鸣叫。直到她试图从二楼的窗户里飞出去，人们都还在打趣发笑。一年后，她还相信自己是只鸟——但是是在精神病院这个笼子里鸣叫。我也好几次通过麻醉品寻求平静。我被引导着相信，化学品或草本兴奋剂能激发出更高的灵性洞察力，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们的局限性。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使我更远离了内心的渴望。我必须继续前进。

在坎大哈的地牢里，被重重折磨所征服，一个誓言从我内心生出：亲爱的主，我再也不滥用麻醉品了。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那房间，来到街上，仍然眩晕不止。

坎大哈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在一间昏暗拥挤的茶摊，和当地人一起蹲在地上。突然间，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一个盲眼男孩的身上，他拿着一个粗糙的木制单弦乐器，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他大约十六岁，像其他人一样，用脏乱的破衣裳盖住消瘦的身体。我的心震颤着——没有任何东西遮盖他失明、变形的眼睛。尽管他极端贫穷，但他的笑容光彩照人，他弹着单弦乐器，全身心地唱着赞美真主阿拉的歌曲。他甜美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使我们挤在小棚里的六个人都心神恍惚起来。那个盲男孩自发的喜乐以超自然的愉悦点亮了房间。他拨动着单弦，在对神的赞美中哭泣。

我被打动了。他无家可归、失明、不识字、贫困潦倒，但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态下，他仍然唱着从内心发掘出的丰厚的喜乐财富：对神的爱。

坎大哈是非凡的。从一只猫鼬那儿，我学到了耐心；从大麻瘾君子的洞穴里，我学到自我节制；从一个盲眼男孩那里，我学到灵性的喜乐。我对从这个城市学到的一切深怀感激，与它道别。

11 逃出欲火

在一辆去往喀布尔的公车上，我和同行的乘客们挤在一起。两排长木凳跨过整辆车的长度，作为座位。中间有几十只鸡，扑扇着翅膀，大声咯咯叫着，抖落的羽毛飘浮在空气中。公鸡打着鸣，伸展开翅膀，昂首挺胸。山羊到处翻找东西吃，几只绵羊在主人身旁挤作一团，咩咩地叫着。这些动物带来一群苍蝇和其他奇异的昆虫。一头好交际的山羊直直盯着我的眼睛，好像在向我乞讨布施。接着，它带着极大的热情，开始嚼我的裤边，一定非常美味，因为很快另一头就凑上来开始嚼另一条裤脚，一只母鸡跳上我的膝盖，在我的大腿上啄。

这种便携式畜棚场对乘客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他们都对着我微笑。也许他们也在经历着文化冲击，看到我这样一个奇怪的生物体：穿着灰色的条纹牛仔裤、灰色的套头毛衣，留着长长的卷发。车停下来，所有的人类乘客都下车来到沙漠，在那儿放下祈祷坐垫，向着圣城麦加献上祷文。只有动物们和我还在车上。

我曾经阅读到，人如果不追随宗教的道路，就像是两条腿的动物。尽管我已经研究、学习了许多不同的宗教，但仍然没有清晰的道路。当这些虔诚的穆斯林在外面祈祷时，我感到自己在车里和同仁们在一起。

喀布尔曾经是莫卧儿王朝（Mughal）至高无上的首都，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在一片高山平原上，被雪山所环绕。我知道这是阿富汗的首都，也是最重要的城市。这里，我与杰夫和拉姆齐会合。他们已经到喀布尔一个星期了，渴望继续旅行，沿着著名的主干路（Grand Trunk Road）去印度。我们计划一起穿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一天清晨，我们来到汽车站，杰夫买好车票。但是，在上车前，所有的乘客都被要求向站在车外的移民局官员出示文件。杰夫和拉姆齐排在我前面，在通过检查后，就上车了。但轮到我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一个官员收走了我的护照，把我领到办公室。让我沮丧的是，司机加速发动机，轰鸣着开走了，把我的票也拉走了。杰夫和拉姆齐拿着我的票上了车，没有意识到我被落下了。另一个官员错误地填写了我的出境日期。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释放了我。

我被困在喀布尔，考虑如何继续行进。不可能拦车穿过开伯尔山口，那是一个闻名于世的无法无天的地方。我在旅行的过程中听到过可怕的故事，讲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带有险恶的悬崖峭壁和好战的部落，他们不接受法律。就像过去美国西部的居民，他们用上膛的来福枪和射击解决争端，把杀戮和抢劫作为生活方式。我听说过客车在枪口的威胁下被拦截，乘客遭抢劫甚至被杀害，而汽车公司不得不付钱给部落首领，以使他们的车免受暴力骚扰。我不知道这些故事有多真实，但这无疑不是去试验的地方。我现在该怎么办？没钱买车票，独自漫步在喀布尔的街道上，我寻思着自己的命运。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随夜晚而来的是刺骨的寒冷。我没有暖和的衣服，也无处可去。满月就像一块冰一样。我颤抖着坐在孤寂的路边，闭上眼睛冥想，将口琴举到唇边，发自内心地吹出一首曲子。一会儿，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一个身材匀称的年轻女子站在我面前，她深色的金发在冷风中飘舞。她同情地看着我。“这么冷的晚上，你没有足够的衣服，不是要冻坏吗？”她问。她闪闪发亮的蓝眼睛看着我，我打着哆嗦，向她讲述了发生的一切。

“我来自荷兰。”她轻柔地回答，“但已经在喀布尔生活了很多年。你可以跟我回家，今晚可以暖和暖和。”我感激地跟着她走了。

从冰冷的大街上，她领我穿过一道门，进入一个温暖、美丽的房间。房间装饰着金色和绿色的窗帘，有一个白色的沙发，漂亮的餐桌椅。她请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这是我离开海兰德的家后就再没有体验过的，这一切仿佛已是前尘往事了。这个荷兰女子邀请我到餐桌，她准备了涂着黄油的热面包，烘烤的蔬菜，巧克力蛋糕。我想，错过汽车实际上是个隐蔽的祝福呢。

在轻松的交谈后，她请我去睡觉。“你在冷天里坐了那么久，一定很累了。”她领我穿过房间，那里有两张床。“这是你的床，我睡在自己的卧室里。”

突然，从另一个房间里出现一个巨大的男子。我的主人介绍了他。“这是我的保镖。他是一名阿富汗战士，很依顺我。”我看看他矗立在我面前的庞大身形。六英尺四英寸高的身体像座山，肢体上鼓鼓的肌肉就像石块儿。长长的油腻的头发像炭那么黑，蓬乱的络腮胡遮住脸。我坐在自己的床上，阿富汗人坐在另一张上。他斜视着，用黝黑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他然后将拳头举过头顶，咆哮着打了一个拖长的哈欠，身体散发着汗臭。我的主人继续说：“他是我的保护者，我曾经看见他一拳打碎了一个男人的头。你现在睡吧。”她穿过房间进入隔壁，在走出珠帘子以前，熄灭了灯。“我回卧室了。”

那个阿富汗人是我的室友，而他在我身边我感到足够安全。房间非常温暖舒适，当疲惫不堪的身体躺在床上时我觉得非常幸运。如果这个友善的女子不对我施以同情，我如何在寒风中生还？我拉起柔软的毯子，舒舒服服地进入梦乡。

几分钟后，我被女主人拉开房间帘子的声音惊醒。她穿着一件透明的真丝睡衣。燃着香，轻缓的音乐播放着。她靠近我的床，在我耳边讲着甜言蜜语。“你这么年轻，这么好。”她的眼睛被情欲点亮。她褪下睡衣，向我展示她全裸的身体，之后用手臂搂住我，将她喷香的身体压在我身上。我惊慌失措，奋力集中在我此行的目的上。

“对不起，我不想要这个。请让我睡觉。”我恳求道。她毫不畏惧，尝试以各种方法激起我。“请让我自己待着。”我只能这么喊。我痛苦不堪，像条冰凉的死鱼一样躺着。

在情欲的狂乱中，她对着我的耳朵轻语：“如果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我的保镖会打碎你的头。你逃不掉的。”

她呼唤他的帮助。战士从床上一跃而起，跨过房间，站在我们旁边。“服从，服从，要么就死。”他吼叫着。

我的思绪混乱。我的勾引者继续着要征服我的努力，我被她颤动的躯体压着。同时，阿富汗武士耸立在我们旁边。他猛拉我的头发，嚷着：“服从还是死，服从还是死？”这话语像炸弹一样在我脑海中爆炸。疑惑涌上我的心。这是一场噩梦吗？我一定要屈服于她或者死去吗？为什么这事发生在我身上？

一瞬间，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把那女人从身上推开，抓起包和鞋子奔向门去，睡袋也扔下不管了。她尖叫起来。保镖咆哮着，冲过来要抓住我，但我避开了他。我全力逃出那扇门，冲到街上。那战士就在身后很近的地方。他怒气冲天，哀号着。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跑，被他巨大的拳头打在我不堪一击的头颅上的想法吓得要死。我跑啊跑啊跑。不知怎么地，我逃过了。

我又一次孤身一人，在午夜，无处可去。我徘徊在喀布尔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意识到这此前令我担心的寒夜，现在为我提供了庇护所。曾让我觉得寒气刺骨的月亮，散发着温暖，滋养着我惊魂未定的心意。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自由了。看着星星，我思考着情欲的力量。性可能是神的礼物，但当人为它着魔的时候，它会攫取一切智慧，人会为了满足情欲，被驱使做可憎的事情。当情欲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失去了所有恰当的判断力。我想到这样的事实：综观历史，在各种传统中，都有圣人建立了美好的家庭，将性作为神圣的供奉。之后我又思考，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中，许多圣人却选择了终身贞守。我越思索，就越想尝试回答自己的问题。也许他们觉悟到，异性的吸引让他们对神的专一奉献分心。也许他们决心把那有力的能量导向祈祷和奉爱。也许这也正是我所寻找的。当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在意大利离开了艾琳。爱是心的奉献，我想，纯粹的爱一定是无私的，没有利己的动机。当满月在喀布尔升得更高，向山峦投下光芒时，一个誓言从我内心升起，在我的余生保持贞守。被刺骨的冷风环抱着，我向神祈祷，请他帮助我恪守承诺。

当太阳升起在喀布尔的群山后，我急忙来到汽车站，不知未来会如何。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杰夫让返回的司机捎回了我的车票。他还送上了一点儿钱。在上车前，我回头最后一次看看喀布尔这座城市。在这阿富汗的高山平原上，我在内心探寻启迪的旅程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发下一个我下决心要追随的艰难誓言。我深深地感激。

透过车窗，我看到陡峭的悬崖上升至一片贫瘠的土地。在山坡上，贫穷的农民辛勤劳作种植稀稀拉拉的玉米。起伏的沙丘为这些开伯尔山口的人们拦出与世隔绝的世界。当地人肩上背着来福枪，有些人胸前挂着几梭子弹，作为保护。在汽车颠簸前进的过程中，我们路过军火工厂，这里生产原始的来福枪，向所有人销售。远远地，我看到长长的骆驼队，骆驼背上捆着货物，沿着沙路漫步前行。

汽车颠簸着，卡嗒卡嗒地驶过坑坑洼洼的路面，奋力穿过开伯尔山口。我从窗口向外看，可以想象出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四世纪入侵印度时的行军：大量莫卧儿军队由他们的帝王带领着，行军到这里去征服和掠夺次大陆；英国士兵被部落族人所杀戮。一代又一代，流血和死亡是当地普什顿（Pashtun）部落的日常事务。

尽管生存斗争在部落族人的面孔上留下痕迹，他们也展现出一种朴素严肃的风度。回忆起所有关于他们的可怕故事，我现在感到很高兴向这些人致意，纵使只是通过汽车玻璃这么做。

晚上，汽车带我们来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Peshawar）。我的好奇心把我带到小路旁一位蒙着黑面纱的安静老妇人前。她面前铺着一片麻布，上面陈列着各种小饰物。我走近去看看这个仿佛老祖母的人在卖什么。

指节铜套。她在卖指节铜套。

上面嵌着刀片般锋利的长钉，被设计用来插入肉中，在提起时将其撕碎，这残忍的武器被饰以半真的宝石。她引导我按下指节铜套上一个隐蔽的按钮，我这么做了之后——唬一下，一个刀刃弹出来。我头发晕。老妇人坚持我可以和她讨价，但我礼貌地走开了。

下一个国家就是印度了。我热切地继续我的陆地旅行，来到古老的城市拉哈尔（Lahore），以得到我的印度签证。在途中，我遇到一些善良的人们，这些奉献了自己以使我在巴基斯坦感到宾至如归的人们为我提供食物，安排我搭乘卡车或汽车。一天早晨，我在拉哈尔的印度使馆门前等候。雄鹰在清澈的天空盘旋飞翔。当使馆的大门终于打开，我进入其中，羞怯地递上护照给签证官。当他在上面盖上章，我的心充满喜悦。我感到仿佛得到了神的王国的签证。印度只有一步之遥了。那片瑜伽师、喇嘛、圣人的土地在等待着。

12 最后的门槛

太阳在清新的冬日空气里明媚灿烂地照耀。我是日出时分从拉哈尔出发的，沿一条穿越麦田、棉花地和金色的芥末花地的单车道土路，走路、搭车，行了五十五公里。洋槐树列于路边，有时候田地间长着几丛玫瑰作为标记。除此之外，就只有稀稀落落的树木了。但比树木更稀疏的是这条路上的车流。只有很少的车辆偶然经过，令我和车里穿传统袍子、戴头巾的人们同样兴奋。破旧的卡车隆隆地驶过，每一辆都被明亮、复杂地涂绘得像富有的摇滚明星们炫目的汽车。一辆偶尔驶过的牛车装满干草，高高地堆着稻谷、牲畜和人，吱吱扭扭地沿路而行。就搭乘着这样的交通工具，以及靠双脚，我来到了通往印度北部边境的胡赛因意瓦拉（Hussainiwala）。

走进移民局时，我的心充满期待。穿越欧洲和中东的六个月，让我感觉老了三十岁，但我知道自己所历经的考验都是为进入神圣的印度所作的净化。我现在这么近了，只有几步之遥了。

坐在移民局的办公桌后面的是一个结实的女子，挡在我和我的目的地之间。她严厉的眼神根本不友好。她穿着土褐色的军装，在潘佳比（Punjab）的阳光下坐着。我站在她面前，满怀希望，风尘仆仆。我递给她护照。边境安全部队的士兵站在她两侧，肩上挎着来福枪。当她逐页检查我的文件时，我的思绪飞奔回克里特岛的山顶上，我从那里开始追随内心的声音，开始了来印度的旅程。我知道，有人会把这视作由几个小时的孤独祈祷引起的精神失常，或是由戒食引起的幻觉。但我感到神在我的内心展现了，而我听到了这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去印度。”从那个时刻起，我一直相信是神在呼唤我到印度来找他。

之后，三个月过去，我的旅行跨越了三千公里，穿过中东，每一个时刻都不同于一个美国男孩透过美国市郊文化提供给他的不合适的透镜看世界时所能想象的。而随着每一公里的行进，我的心都在向印度的神圣土地飞去，一个我失去生命也不能错过的约会。

我渴望着印度。我内心最深的愿望在那里可能成真。我的心和灵魂已经和瑜伽师们在他们山顶的修院（asrama）里了。我历经了几个月不可思议的冒险，就是为了和他们会合。现在，只有一步就到达目标了，我站在边境守卫面前，在她掌握大权的手里，攥着我前往印度的护照。

她在检查了几分钟后，面无表情地抬起头。“给我看看你有多少钱。”

我紧张地拿起布包，她从椅子里往前探探身。只有几个硬币给她看。

厌恶映上她的面孔。“你需要至少两百美元才能进入。”她向后靠去，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用怀疑的眼睛打量着我。“你的钱在哪儿？”

我看着地说：“这是我现在所有的钱。”

“那么你不能进入。”她把护照拍在桌子上，这桌子现在像堵墙一样横在我们之间。“回你自己的国家去。”

她的话像利箭般刺痛我的心。“但我已经旅行了几个月，冒着生命的危险来看你的国家。我的愿望是向你们神圣的国民学习你们的宗教。”我从远远的地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向她祈求：“我因为对印度的爱，放弃了一个美国家庭的舒适，请给我一个机会。”

她现在对我怒目而视。“印度已经有足够多的乞丐了，我们不需要另一个乞丐。”她移向一个守卫，他举起来福枪。“你不能进入印度。你被拒绝进入。现在回你来的地方去吧。”

“可是——”

“这是最终结论。没得商量。”她从桌前站起，背对着我，向一个小木板房走去。

我追上她，试图改变她的心意，但她对我嚷起来。她最终的宣布“你不能进入印度”撕碎了我的心。她的同事，在此前看上去还是麻木、冷漠的，在她的宣布间，举起来福枪，命令我立刻离开。我颤颤巍巍地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了一段距离，坐在一棵大苦楝树下。放眼望过平整的绿色潘佳比乡村，我的心躁动不安。往哪儿去？怎么办？

我不知道在那儿呆呆地坐了多久。但当我对环境的意识再次突破时，便知道不应该回头。如果那个守门人不让我进入我内心渴望的土地，我就留在这树下的尘土中。我从没想到进入印度会被拒绝。

对政治一无所知的我怎么了解，当时正是印度分裂后，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前夕？我怎么猜得到，就在一年后的1971年，血腥的战争就爆发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边境？没有人警告过我，我是在这个世界上紧张程度仅次于声名狼藉的柏林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的边境冒险。两个部队驻扎于此，一方在巴基斯坦，一方在印度，在军事上彼此制约着。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午后，在我沿着小路走回巴基斯坦时，我对此毫不知情。我从土地上的一个座位上，看到我沮丧的对手在她的小板房的窗边踱着步子。她是不是从我这里期望贿赂，误认为由于我出生在西方而拥有大量钱财？她能猜得到我为了来这个孤单的边境所历经的一切吗？我还可能去印度吗？我思量着。在从伦敦搭车经过了所有这些路程后，难道我真的只因为没钱就从印度边境返回吗？我感觉像一个流犯，不由想起最好的朋友和旅伴。我们分手后，盖瑞也会像个流犯，他现在在哪儿？他变成什么样了？他有没有去到以色列？我坐在潘佳比平原的沙地上，注视着附近一片盛开的芥末被微风掀起阵阵波浪，开始想念我的老朋友。

在几个小时内，我反复从树下起身回到边境，但每次，那官员都对我视而不见。最终，无路可走，我再次祈求她。她用军靴重重跺地。“你在测试我的耐心。”她用短粗的手指戳向我的脸，嘴唇颤抖。“你被拒绝了。你没听见吗？这是我最后的警告。别再烦我了。”

我回到树下，在狂乱的思绪中度过这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我注意到移民局办公室要换岗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来替换那妇女。他是一位高个的锡克教徒，戴着折叠优美的头巾，穿着同样土褐色的军装。那位女边检官指指我，确保他明白我不能进入印度。之后，军用吉普把她带走了。

我没有其他办法，谦恭地接近这位新官员，发自内心地祈祷。我递给他护照，请求道：“请让我进入您伟大的国家。”

他的声音冰凉、冷漠。“我被警告你是一个麻烦。我接到严格的禁令不准你进入。现在给我看足够的钱，或者回去。”

在我解释我的经历和灵性的渴望时，眼泪夺眶而出。“我抛开了美国的舒适来寻求印度的灵性财富。我冒着生命的危险，从伦敦一路搭车到达你的祖国。我渴望找到通向神的道路。请对我发发慈悲。我保证，有一天，我会为印度的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先生，真的，我会帮助你的人民。请给我个机会。”我泪流满面。

“给我你的护照。”就在白天的最后一线光退去的时候，他翻着我的文件，之后盯着我的眼睛说：“有时候人必须服从他的心。我相信你的话。”他伸手，提起桌上的木柄印章。在墨水里按按橡皮戳，砰的一声，印上了我去印度的合法准入权。

“好了，”他说，合上护照，递还给我。他带着钟爱的微笑，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孩子，我祝福你。愿你找到你所渴求的真理。欢迎来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