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更为自觉的危机与挑战 反思与重建的意识——2014年中国传播学研究（5）

唐海江、向瑶的论文也关注到了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问题（注：唐海江、向瑶：想象中国的方式：关于西方建构古代中国形象的研究路径与现实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57～162页。）。作者看到了近年来包括文学、历史学、国际关系、语言学等学科不约而同将触角伸到古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帝国时期，分析西方世界如何理解并建构中国形象。对这一“想象中国”方式的探究，不仅有知识论的价值，对于当下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也颇具反思意义。既有研究大致提供了一个西方视野下古代中国形象由盛转衰、由好变坏的知识谱系，背后呈现了不同偏好的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论文分析了三种并分别称之为知识—权力论、边缘—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认为回到文明本身从多元主体的角度建构中国形象，成为中国跨文化实践的核心命题。

与历史研究中直面跨文化交流内在相一致，有学者回应现实中全球化给新闻伦理带来的挑战（注：纪莉、黄豫：论国际传播中的全球新闻伦理的建构：思路与挑战，《新闻大学》，2014年第5期，第1～7页。）。作者首先呈现了作为探究新闻伦理基础的“元伦理学”，认为存在着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种类型，这种类型以及在二者间做“调和”的理解，构成了当代探索全球新闻伦理建构的出发点，该文由此梳理了全球新闻伦理的三种观点。

其一，从全球伦理存在着普遍性观点出发，致力于寻找新闻报道活动中共同的规范与准则。例如有学者提出可以依托“社会责任论”作为普遍性的新闻伦理原则，体现为尊重人类尊严、事实以及非暴力。也有学者系统阐述了三个国家全球新闻伦理的哲学标准，即可靠性、可证明为正确地结果以及人道主义。第二种取向更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倾向于相对主义方式建构全球新闻伦理。如实用主义（utilitarianlism）者关注于特定情况下文化、宗教、传统因素在进行伦理判断时的作用。该文指出，已有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并非不可调和，本地化与全球化也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有学者提出普遍道德和特殊道德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基解决分歧的关键。

关于美国新闻学与民国新闻学术研究、新闻教育等关系问题上，不少学者瞩目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邓绍根的文章则关注的是民国新闻界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交流合作（注：邓绍根：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的交流合作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第80～89页。）。作者的历史描述显示，自1912年董显光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成为其首届学生之一开始，就拉开了该院与民国新闻界交流合作的序幕。民国新闻界不断塑造起历史悠久、设备齐全、课程流行、学术重镇等良好媒介形象，吸引了28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该院学习，且23人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同时该院也先后派遣13名美籍师生前往民国新闻界传授经验，并协助创办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和中央政治大学新闻学院。

作者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促进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业的发展。以新闻学术研究而言，1924年毕业于该学院的汪英宾的硕士论文，The Rise of Native Press in China，后来就被誉为“标志着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宁树藩语）的著作。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重要创办者之一白瑞华（Roswell Sessoms Britton）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毕业生，他于1933年出版的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也被视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重要著作（注：这两部书都已有中译本出版，分别是：汪英宾（2013）。《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王海，王明亮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王海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该书另有一版本是由苏世军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单波、刘欣雅的研究关注的是边缘人经验之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影响（注：单波、刘欣雅：边缘人经验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6期，第61～77页。）。“边缘人”（marginal man）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将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陌生人”概念延伸而成，用来指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对两个世界都陌生的“文化混血儿”，帕克提出这一概念的语境是对城市生态系统特别是城市移民群体文化适应过程的考察，他们所经历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远高于常人。一般而言，所谓边缘人经验包含了边缘人的文化经验和有关边缘人的知识的作用，这一建构受到了外部社会的传统、惯例、共识和社会过程的作用，从而体现为连绵不绝的边缘人思想之流。

作者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特定研究者所具有边缘人经验对其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影响。论文将这类经验大体划分为三种类型：与边缘人打交道的经验；在群体间跨界生活的经验，以及所属边缘群体的经验，它们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影响体现在：①表现出亲边缘人的情感结构，进而对主流文化建构的不平等更为敏感；②特定的经验知识为其研究增加了新的维度，往往为不具有此类经验的学者所缺失；③对改善边缘人的社会地位有更多的政治建议和社会行动建议；④研究者往往会抗拒这种被边缘化的结果。最后作者也指出了边缘人经验的限度问题，即如果过于猛烈地强调采用边缘文化视角，其危险在于可能会忽视他者文化价值，陷入另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与偏见中，也可能导致边缘人身份的固化，使刻板印象更为突出。

五、城市与空间传播研究

殷晓蓉教授探讨了人际传播学在对“空间”与“关系”，特别是“城市空间与人际交往”问题上所积累起的理论资源（注：殷晓蓉：空间、城市空间与人际交往——人际传播学的涉入和流变，《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第21～23页。），从而为传播研究的开拓展现了新的面向。论文指出，人际传播学关注的核心是“关系”，而关系之意义总是离不开特定的情境，也即“空间”与“距离”问题。人际传播的“空间”既包括固定的物理场所，也存在着实际地点之外的感觉屏障、想象空间或意义投射区；因而，“空间”既是传播活动发生的场地或背景，同时也向传播者唤起特定意义，从而决定或影响着“关系”之形成。

作者认为，现代“城市空间”既是人际交往最重要的空间类型，也是传播学诞生的促成力量。而城市空间的多重性也呼应着人际交往的多重性。城市空间包括可以感知的形态，如道路、边界、区域、地标、人口和机构分布等，也包括比较隐蔽的形态，如人们的情感、特点、关系、传统，以及对空间有形之物的依赖、解读和意义投射等。与之相对，人际交往中的空间表现是“距离”，同样既与物理空间相关，也与社会空间尤其是心理空间相关，例如齐美尔所关注的“陌生人”就是在物理上来自远方但在附近、心理上却存在着较大距离。这种所谓的“距离”，既关乎人际交往中个体的自由选择，也牵涉集体归属感的建立。美国传播研究的早期代表芝加哥学派，着眼的正是不同空间下的人际交往如何将个体转变为共同体成员的城市传播机制问题。

由此，该文探究了人际传播学有关“城市空间与人际交往”主题的流变，简要分析了其不同取向所积累起的方法路径和理论资源，这包括经验的实证研究、阐释研究和批判研究，并将不同取向与世界城市发展演变勾连了起来。例如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动荡”，作为女权运动的遗产，批判取向的人际传播学重新审视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将女性在“家庭场所的工作”命名为“第二班”，揭示了城市公共空间中性别不平等在私人空间中的延伸。最后，作者认为，互联网新媒介对城市空间与人际交往方式带来了直接冲击，已成为人际传播学研究空间、城市空间和人际交往的新课题。

除了人际传播学之外，殷晓蓉教授还试图发掘传播学中关于媒介建构“城市空间”的相关理论资源（注：殷晓蓉：媒介建构“城市空间”的传播学探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18～123页。）。该文从三个方面对之进行了阐述：①传播概念与空间建构；②城市空间之媒介建构的起步与转换；③媒介建构城市空间的复合性。

殷文首先从“仪式”与“空间”的关系来理解传播，并将之界定为主流传播学空间观点的纠正或对峙。借助于各种“符号”（注：殷晓蓉教授在这里借助了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里希对“符号”与“记号”的区分，前者具有分享其所代表对象的意义和力量的特征，后者不以任何方式参与其所指示的实在和力量，殷文认为媒介在时空中能够将不具物象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些东西往往是集体无意识认可的结果，集体内在的生存状况为其提供深层依据，由此与一般的“记号”区别开来。殷晓蓉：媒介建构“城市空间”的传播学探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18～123页。）的仪式化的传播活动，能够创造物理空间之外的延伸和意义，传播中的空间由实而虚，由实化虚，占据场所或成为场所的再现和表征，借助符号和再次构成符号。由此，作为意义载体的“媒介”便不仅仅是“中介”，其本身及其构成物也成为具有相当决定意义的“媒介环境”或“媒介空间”。而现代传播媒介的诞生与演变，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一般空间向现代城市空间的过渡。它所建构的“无实体空间”与城市有形空间一道，在历史上促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及“想象的共同体”的诞生。

殷晓蓉教授的两篇论文存在一个视野或方法论上的共性，即强调了媒介在建构城市空间以及城市空间与人际交往关系上的多重性或复合性。因而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为后现代所批评的那种理性的支配地位。因而，也能够对原本在传统的新闻传播研究中被忽视或轻视的现象有了新的解读。这特别体现在对媒介建构“城市空间”的讨论中。殷文指出，伴随现代传播媒介的功能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转变，使城市大众获得娱乐和指导内容的大众化报纸即为典型体现。这既体现为现代媒介的功能增加和演变，也意味着城市空间逐渐摆脱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平台”或“公共话题”，从而走向更为复合性的媒介城市空间建构。

这种复合性体现在媒介复制品自身的规律上：媒介通过自身的“在场”为“不在场”的受众描绘现实空间之外的事物与变化；媒介符号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持续突破，渗透和弥漫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以“高倍放大器”的超常能力进行的复制、修改、整合与控制。媒介延伸的这些特性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建构，表现在其既可以是城市空间的直接组成部分，也可以是城市空间的摹本或复制品；既表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上，表现在迎合“用人类基本感情”及日常生活需要上，也表现在对人的感觉的延伸、放大、共享。扭曲甚至控制上，从而对整个城市空间产生制约力量。

吴予敏教授以《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为题，对城市传播研究及其公共性问题做了思考（注：吴予敏：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关于城市传播研究及其公共性问题的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3期，第6～19页。）。该文在对西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进行了简要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出“媒介化城市”和“可沟通城市”两个不同的研究取向：现代化取向和公共性取向，归纳了“可沟通城市”的六个考量维度：①城市传播系统重在推进人际良性沟通、建构人际信任；②向人们提供开掘“弱关系”价值的有效交流工具和渠道，以填平过度依存“强关系”所造成的社会资本落差；③建构理性沟通渠道，充分意识到两极分化是城市社会危机的根源；④使城市传播有助于保存和孵化社会多元文化；⑤调动一切资源维系优秀传统，避免代际鸿沟、移民文化对本土文化的瓦解；⑥使城市传播系统成为全社会学习和创新的活力所在。

作者还对韦伯、施坚雅等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城市问题及城市传播的研究提出了批评，阐释了中国城市传播研究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作者认为，为西方学者所忽略的三个要素强有力地决定性干预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化所带来的中心大都会在通商口岸的兴起，接连不断的国内战争、对外抗战和军阀割据对城市及核心城市圈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化布局的影响。

该文进一步结合广东的典型例证，提出在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对“社会鸿沟”问题给予严重关切，因此要从“媒介化都市生存”走向“可沟通的城市”的建构，后者不单指城市的媒介化水平，而是指在数字化信息网络建构新型城市的基础上，如何推进社会变革，弥合“社会鸿沟”，从而使城市成为基于文化认同的社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