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更为自觉的危机与挑战 反思与重建的意识——2014年中国传播学研究（7）

该研究也指出，在文化创伤的建构过程中，南京大屠杀更多地与抗战乃至更广阔的近代史叙事勾连在一起，近代史及其相关的叙事框架也审慎地影响着大屠杀的纪念内涵，大屠杀被建构为“国耻”，并与其他或近或远的“国耻”并置，落实在“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高度功利性和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教训上。作者认为，这种建构思路弱化了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性，局限了历史创伤的意义空间，相应地创伤的“解决之道”也都无法跳脱外交政治和意识形态藩篱，无法针对南京大屠杀发展出特定叙事，也未能为替代性叙事方式留下空间。

在另一篇有着相近研究旨趣的论文中，李红涛从隐喻运用的角度研究了“SARS十年”纪念报道中的媒体记忆问题（注：李红涛：已结束的“战争”走不出的“迷宫”——“SARS十年”纪念报道中的隐喻运用与媒体记忆，《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第84～93页。）。论文发现，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媒体将“疾病即战争”这一隐喻转化为不同的隐喻表达，党报更强调高层的决策和英勇抗争过程，把“抗非”建构为一场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赞歌，而市场化媒体则聚焦SARS转变成危机过程中的“人祸”成分。对媒体个体化叙事中运用的隐喻而言，论文揭示“转折点”和“分水岭”实为统一概念的不同表达，前者强调了个体命运的转折点，后者在于展示SARS在公共卫生、政府管治等方面带来的制度影响。作者认为，个体层面的“命运转折点”和国家层面的“分水岭”隐喻，有可能出现在其他历史事件的纪念性报道中，因而有助于理解纪念报道这一独特语言文本的叙事模式。

七、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研究，曹晋、许秀云关注的是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困问题（注：曹晋、许秀云：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困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第93～105页。）。具体而言，该文关注的是网络编辑这一新兴职业，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理论，该职业群体置身IT行业、创造非物质劳动，典型地体现着传播新科技和创意产业前沿劳工的“光环”，理应以“创造性劳动”的角色具备“社会主宰”的地位和权力，但作者通过民族志和问卷调查的研究发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转型中国信息技术普及化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繁荣的脉络中，网络知识劳工却遭遇来自市场经济、雇佣制度、强制性消费主义等多重权力关系剥削，从而进一步地贫困化、无产化。

作者的实证研究主要从构成信息社会的基础结构即后福特主义弹性（弹性雇佣、弹性工作和弹性消费）入手，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理论路径对之进行了阐释。作者借助既有研究理论指出，中国网络知识工人的新贫困化，一方面源于弹性工作制、去权力化的绩效考核（注：作者指出，网络企业通过“绩效工资”、“奖金”、点击率等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效果责任”等弹性工作制的巧妙手段来刺激编辑主体性投入超常投入的同时，隐秘地规范编辑的主体性使之与公司的目标完全相一致，从而形成了一种完全矛盾的机制即卢日金内所谓的“受监控的独立”。曹晋、许秀云（2014）。《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困研究》，《新闻大学》第100页。）、再技能和去技能并行等工作内部原因，另一方面，市场的逻辑严重削弱了网络知识劳工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而“贫困”的新概念意味着被排除在由特定社会标准来衡量的“正常生活”之外，特别在中国都市中高房价使得网络知识劳工被初步排斥到无产化的地步，也意味着在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内部的分化与阶级分化同步。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该文还审视了网络知识劳工所遭遇的特定性别困境。例如在同样沦为“高科技无产者”的过程中，男性网络知识劳工也面临着“男性间支配等级结构”，有相当数量的人沦为消费社会的失败者，继而在主导的男性气质下被“屌丝”化；女性网络知识劳工则承担了更多的对于职业前景、未来家庭生活及健康状况的担忧。

卜卫的文章关注的是在剧场中被呈现的普通产业工人（注：卜卫：“裂隙”与连接——《世界工厂》社会剧场与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6期，第62～66页。），这就是由上海草台班制作的戏剧《世界工厂》。作者认为，这出戏剧不是简单地展示血汗工厂的黑暗，在从撑开的“裂隙”中也展示工人们的觉悟和创造的希望，并且该剧还实现了五个方面的连接：历史与现实、农村与城市、生产者与消费者，世界工厂与全社会人群以及社会发展问题的连接，作者的分析特别强调第五个方面的连接，即演员与观众、剧场与社会的连接。这涉及到剧场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戏剧如何定位？行动性体现在哪里？它是否是政治的，又是如何介入政治的？在相当意义上，这就是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现实关怀问题。作者结合赵川导演道德观念分析认为，所谓“社会剧场”或“社会戏剧”，具有强烈鲜明的批判性，不仅批判现实，也批判主流文艺和消费文化；它破除了种种“精英式专业常规”，让普通人的身份、体态及语言方式进入社会的公共环节；通过“逼问”和反省，将剧场变成为“制造社会介入姿态”的出发地，社会戏剧也成为对解决问题的不同可能性的排演；最后，社会戏剧强烈地表现出民众戏剧所具有的社会问题取向、行动探索以及抵抗消费型感官式文化的三个重要特征，演出内容均是有关民众不平等的生活以及对这种生活改变的想象。

八、新媒介与媒介化/中介化

潘忠党教授的论文围绕新传播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运用，探讨了一条关注新媒介应用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可能的研究思路（注：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播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与“驯化”，《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53～162页。）。作者首先对“媒介化”（mediatization）和“中介化”（mediation）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中介化”的概念更加开放。它是对人类传播/交往形态转换的一个概括，即经由传媒中介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有别于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凸显于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的表现之一，这些都与“媒介化”的含义相通，但“中介化”也是一个理论视角，所有人类交往和互动都是中介了的过程，所有社会生活也都有中介的机制，观察并分析采用不同手段（包括技术手段）、以不同形态的呈现而发挥作用的中介机制（注：潘忠党教授指出，不同取向和领域的传播研究，揭示了三个不同性质和形态的中介过程：其一，文化研究将符号学意义上的再现（representation）作为中介的机制或渠道，这种再现包括各种媒体采用不同规则与格式生产并传递的文本、叙事或话语结构，它们形成了我们展开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公共意义和对世界的呈现”及话语资源；其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取向的分析中，社会生活的中介机制或渠道是媒介产业和体制中的政治经济逻辑，包括垄断化、商品化、商业化；批判的文化研究将上述二者结合起来，以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文化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霸权逻辑作为中介的机制；其三，遵循媒介理论取向的学者则揭示了媒介的技术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信息组合与传递的形式和格式的中介作用。参见：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播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与“驯化”，《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56页。），是理解社会生活如何发生的重要手段。

作者接着讨论了西尔弗斯通的“驯化”（domestication）（注：作者辨析了对西尔弗斯通domestication概念的两种中译认为，“家居化”就西尔弗斯通等人早期对电视等传播技术的家庭使用和消费的考察是适用的，但在更普适的理论追求层面，“驯化”更为合适。潘忠党（2014）“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播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与“驯化”，《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57～158页。）概念所体现着的中介机制中的主体的策略性实践。作者认为，西尔弗斯通试图用“驯化”表达社会主体以日常生活“规训”传媒技术及其使用形态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将自己的痕迹烙在这些我们拥有的物件上，并用它们来表达我们的身份。西尔弗斯通还用“双重勾连”（double articulation）来概括这一过程，即传播技术所生产并体现这技术的媒体，必须经过时间和话语两个层面，与生产、营销和使用相勾连，也即通过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消费活动，人们将同时作为物件和媒介的传播技术整合进他们日常生活的时空。

作者进一步借助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抵抗理论将“驯化”看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策略性实践。通过挪用商品，人们将自我和个性化表达与公共意义体系相连接，同时至少三类宏观力量，对中介层的结构和运作特性起着规制作用，并通过它进入微观生活世界，这包括：①立足市场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界定的社会关系；②国家同构政策法规界定的公共与私人关系；③社会归属和区隔的文化表达及其规范。“驯化”一方面意味着通过技术的使用归顺到这些宏观力量中，但也蕴含了对体系的收编、利用、僭越、偷袭等。

最后，作者在上述两个重要概念基础上，围绕“人们如何运用中介的手段和机制展开他们的生活”这一核心问题，呈现了一条可能的研究进路：着眼点在新传播技术的使用者及其实践；考察的场景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解读的路径是他们如何通过使用新媒介展开意义或再现形式的创造，并以之参与社会与文化的建构。

任珏的论文从女性主义科技研究的理论脉络为切入点，讨论了身体在场对网络田野研究的重要影响，倡导借由身体与性别的议题及方法论，进一步开拓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注：任珏：身体的在场：网络民族志的性别反身性，《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第63～71页。）。该文将对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讨论置于互联网与性别的女性主义研究脉络之中，特别是近年来逐渐占据主导范式地位的性别与科技的双向形塑的理论思路，它强调对“性别—科技”的共创进行研究，“科技和性别是互相社会建构和社会渗透的，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两者”。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身体既可以成为网络民族志研究的主题，也可以成为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身体的在场，对网络田野点的选择、进入田野以及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都有着显著影响。对网络民族志田野中的身体议题进行反身性思考，可以视作一种网络田野中的性别方法论。任珏结合自身的网络田野经历，对性别真实性、选点、准入和“被研究的研究者”、网络前台后台的边界等五个方面，对“流动的身体在场”之于线上线下田野研究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身体是信息社会中联通线上线下生活的交互枢纽，也是对接网络民族志线上线下田野的“通天柱”，互联网研究者对身体在场的反思，有助于更准确地选点、更顺利地进点、更好地处理线上线下社群互动关系，更有效地利用这一“感应器”拨开数字世界中的种种迷雾。

胡泳以《互联网并不是性别中立的》为题的文章也特别聚焦网络公共空间中的性别问题（注：胡泳：互联网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谈网络公共空间中的性别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第54～62页。）。作者简要分析了男性主导的网络文化之种种表现，并对网络文化批评者关于互联网性别歧视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以此回应互联网时代公共领域的变化，以及女性主义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挑战。从结构上看，作者借助范·迪克（Jan van Dijk）的观点指出，20世纪公共领域的3个条件在新媒体环境下消失不见了，公共领域不再与特定场所或地域发生联系；原来假定的公共领域的单一性变成了多个公共领域并存的混杂性；公与私的区分模糊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以弗雷泽（Nancy Fraser）、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为代表的研究者，也早已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提出了批评，特别认为是在一元化的公共领域中，女性作为从属性群体缺乏对自身目标与战略进行慎议的独立空间，所谓平等慎议成为主导性群体实施控制的面具。女性主义者揭示从属性群体成员运用“反话语”，从而建构替代性公共领域，特别是将原本被视为私人的话题带到了替代性公共领域中而获得了公共性。事实上这也正与互联网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相吻合。作者由此综合两方面意见认为，当下的公共生活打破了旧有的单一性，不同的“亚领域”的混合，组成了“一幅大小有异、互叠互联的公共领域的复杂的镶嵌图。”互联网以其超链接的联系和多个既重叠又互联的论坛，构成了这种新的结构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