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机会之乡——如果你早早抓住它们(3)

研究者描述了塞丽娜以及她儿子的情况：

塞丽娜，两岁，努力地想解决杠杆问题，她一直跟随着母亲的指导，直到她向下压板子，把糖倒出盒子。她的母亲杰西卡微笑着，用欢快的声音说：“看哪，你把糖取出来了！你成功啦！”20年后，塞丽娜照看两岁大的儿子达斯汀，他正费力气要解开同样的难题。最后，他解决了问题，露出灿烂的笑容。“对，就是这样。真棒！”塞丽娜说，对孩子报以温暖的微笑。

名叫埃利斯的男孩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同样的支持，相同的后果在下一代人身上重复：

埃利斯费力地要解决问题，当他向妈妈求助时，她却朝天花板翻个白眼，大笑起来。当他终于成功解决问题时，他的妈妈却说：“瞧瞧，你可真够固执的。”20年后，埃利斯看着自己的儿子卡尔解决同样的问题。他从孩子身边躲开，大笑着摇头。然后，他假装从盒子里把糖拿起来，孩子冲过来想拿时，埃利斯又把糖扔进盒子，逗弄孩子。最后，他替卡尔解决了问题：“你没有做到，是我把糖取出来的。你可不如我聪明。”

显然，我们有必要帮助高风险的父母，养育出更多像塞丽娜这样的孩子；也有必要帮助困扰重重的父母用爱和拥抱抚育孩子。很多人感到贫穷令人绝望，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某些父母无可避免地要干一份糟糕的工作，而局外人或政府又没有办法带来改变。高兴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奥尔兹（David Olds）的学者已经表明，他们想错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奥尔兹生长在俄亥俄州铁路小镇康尼奥特一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典型美国小镇家庭。奥尔兹的父亲在成长中历尽艰难，随着他逐渐沉溺于饮酒和寻欢作乐，奥尔兹也开始了动荡的生活。戴维11岁时，父母离婚；父亲搬到佛罗里达，几乎从家庭生活中消失。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妹妹。那时，在50年代的美国小镇，离婚极其痛苦，令人尴尬。成长于这样严酷的环境，奥尔兹感到他想要做点可以帮助他人的事。“青少年时期，我就知道自己有一种浪漫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做一点好事，”他回忆说，“这促使我选择了国际关系专业。我有一腔壮志，渴望去非洲或印度拯救贫穷的儿童。”

奥尔兹得到奖学金，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然而，这个大一新生发现，课程大多关于超级大国的神话、核战略，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国际视野焦点放在了不该寄托的对象身上。他修了心理学课程，在玛丽·安斯沃斯门下学习。培养有自信的孩子似乎比全球安全研究更紧迫，也与帮助他人更加相关。奥尔兹将他的专业换成了发展心理学。

1970年，奥尔兹毕业，将理想付诸实践，在巴尔的摩西边一个破败社区的托儿所找了份看护4岁儿童的工作。联合广场托儿所照顾3到5岁的贫困儿童，那里只有三个拥挤的房间和一间教堂地下室。满怀热情的奥尔兹试图扭转孩子的命运。他邀请家长们在孩子的午睡时间来托儿所讨论育儿方法。他引入了一项特别能激励孩子的课程，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然而，进展远比他期待的缓慢。前来参加讨论的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在托儿所表现良好；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他们的家长从来没有出现，而这些孩子正是奥尔兹想要尽全力支持的。很多孩子受过虐待，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往往酗酒或吸食毒品。有些孩子承受着这些巨大问题带来的痛苦，以至于不懂该如何利用所得到的帮助。有一个讨人喜欢的4岁男孩，只会用号叫和咕噜与人交流，他的母亲是个瘾君子，怀孕期间也酗酒吸毒。还有波比，戴着厚厚大眼镜的4岁小男孩，午睡时总是焦躁不安，不愿睡觉。奥尔兹问波比出了什么事，孩子愤怒地对着他叫骂。后来，奥尔兹发现波比尿床，每次他一尿床，妈妈就会打他，所以他害怕睡觉。还有一个孤僻的小女孩，她的行为让奥尔兹担心她可能遭受了性虐待。

奥尔兹感到，他没有治愈这些孩子，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创可贴而已。托儿所的老师会宣讲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但方圆几英里之内，都找不到售卖新鲜蔬菜的超市。就业岗位稀缺，家长们长时间承受压力，脾气暴躁，要应对的危机一个接一个。与此同时，整个社区受到高犯罪率的影响，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儿童专家很早以前就注意到，贫困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抚养子女的风格比中产阶级更加专制，更容易打孩子，让孩子服从强制的命令。这种专制的风格会损害孩子的情绪发展，奥尔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生活在危险环境中所造成的：“除非孩子们守规矩，否则他们就有被杀害的危险。”

看到孩子们迫切地需要帮助，自己却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足够的改变，这种沮丧的心情令人难以想象。这不过就是被美化的保姆工作而已。虽然只有4岁，但这些孩子都难以接触。奥尔兹意识到，就算只是等到学前班再帮助处境危险的孩子，都是有悖于良心的拖延。他重返校园，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攻读学位期间，他在离学校不远的纽约州埃尔迈拉市从事评估儿童项目的工作[20]。埃尔迈拉是一个蓝领城市，因摇摇欲坠的制造业经济而陷入困境。这一儿童项目筛查面临风险的儿童，试图为他们提供额外帮助。项目主任询问奥尔兹的看法，他的回答直言不讳：

我认为这个项目不会带来改观，我们也不会得到有效的数据。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可以创造改变、可以进行评估的干预方式，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它能否起作用。

所幸这位主任是个可以容忍异议的人。他请奥尔兹整理出一份方案。奥尔兹提出用随机对照实验来训练家长的育儿技巧。他的想法是，从孕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孩子两岁，聘请护士定期和贫困高危初为人母的女性见面。护士会前往这些妇女的家中，因为奥尔兹在巴尔的摩已经看到，家里才是出现问题的地方，而让高危母亲前往指定地点也比较困难。护士会就戒酒、戒烟、远离毒品为孕期妇女提供咨询，提出建议，帮助她们了解可能出现的状况，赢得孕妇的信任。孩子出生后，护士会继续家访，提醒母亲注意孩子可能遇到的生理危险——小心弹珠，孩子可能会把它们吞下去；注意含铅油漆的碎片！护士也会鼓励母亲们采用母乳喂养，在幼儿哭泣时，予以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温和地鼓励母性关怀（有些案例中是父亲关怀），培养孩子的情感依恋。奥尔兹从联邦政府得到拨款实施这个计划，后来又赢得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支持。1978年，埃尔迈拉项目开始招募受试妇女，其中一半随机分入护士家访组，另一半则接受社会机构的筛查和建议——后者就是奥尔兹最初要评估的那种计划。

参加埃尔迈拉项目的大部分女性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未婚少女。护士们受到指导，要耐心、热心，让妈妈们建立信任感。他们不是去发号施令的，而是要引导，要鼓励。护士史黛西的家访对象是邦妮。这个17岁的怀孕少女住在一间爬满蟑螂的肮脏的地下室里。邦妮抽烟，喝酒，打架，经常触犯法律。当史黛西建议邦妮在怀孕期间停止吸烟时，后者威胁要给她一巴掌。“这个孩子把我的一切都夺走了，”邦妮怒吼，“别想把我的烟也抢走。”

史黛西退让两步，但继续努力培养对方的信任。原来，邦妮小时候曾遭到肢体虐待，她做临时保姆时，也虐待过其他孩子。史黛西每周家访，终于有一次，邦妮崩溃大哭：“我害怕我会对自己的宝贝也做出那种事……更何况万一他是个爱哭的孩子。”史黛西温柔地提出几条应对的办法，并询问邦妮，如果孩子开始哭闹，她可以和谁联系。邦妮想不出来。在史黛西的鼓励下，邦妮终于提起了住在附近的一个老妇人。她按照史黛西的建议，在纸上写下老妇人的名字和电话，把它钉在墙上，以备危机时使用。在史黛西的说服下，这位年长的妇女真的向邦妮伸出了援手，邦妮的男朋友对养育孩子也渐渐有了兴趣。虽然困难重重，但邦妮和男友把婴儿照顾得非常好。多年之后，孩子从高中毕业了。

在埃尔迈拉，几乎从项目一开始，奥尔兹的方法就带来了出色的效果。[21]在生命的头两年，高危母亲（贫困、未婚的未成年少女）的孩子遭到查证属实的虐待和忽视的可能性，只有对照组的五分之一。出生第二年一直是幼儿面临的一个危险阶段，他们脚步蹒跚地四处晃悠，吞下不该吃的东西。这段时间内，接受护士家访的孩子被送进急诊室的概率比对照组低56%。

在孩子长到两岁，护士停止家访以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母亲及孩子继续接受评估。两组始终保持明显的差异，特别是那些参加项目时处于贫困和单身状态的母亲。接受护士家访的人，在家访终止后15年内，比随机分入对照组的同类型妇女，被捕人次低69%。[22]护士家访组的母亲，经查证遭受过虐待或忽视行为的，比对照组少79%。护士就避孕提供的咨询也产生了一定作用，家访组的妇女在之后15年内生育的孩子比对照组少32%，依靠福利救济的时间比对照组短30个月。就家访组的孩子而言，他们在15岁前被捕的概率比对照组的孩子少一半。

戴维·奥尔兹实验如今已发展成“护士家庭合作计划”（Nurse-Family Partnership），大体仍按照在埃尔迈拉的方式运作。在创造机遇的早期干预案例中，它成为一项有力的证据。参加项目的每名母亲每年的花费是4500美元，在两年零几个月的完整项目时间内，每个母亲的花费约1万美元出头。兰德公司（Rand）分析了这些数字，发现它们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为针对低收入单亲母亲的护士家访每投入1美元，能够创造5.7美元的收益。潘君慧（Tracy Palandjian）是“社会筹资组织”的创办者，这个组织通过“社会效益债券”为非营利组织筹措资金。潘君慧监测了这些组织，她认为，在实证依据和管理上，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非营利组织中无可匹敌”。

埃尔迈拉的居民是半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是白人。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内城贫民区或少数族裔居住区行得通吗？1988年，奥尔兹再次进行随机对照实验，地点选在田纳西孟菲斯市，那里人口众多，黑人居民占大部分。实验结果十分相似。[23]1994年，奥尔兹又在丹佛市重复了相同的实验，那里有大量墨西哥裔居民。结果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