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清静莲花，讲佛教(5)

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印度文化，尤其是震烁天地、照耀古今的佛教文化，后历汉季而宋世，已经全盘融会于中国文化的领域中了。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佛教形成和初传发源于古代印度，但长盛不衰，绵延千年，光芒常在，硕果永存，却是在中国。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上，有着三个开放的时期，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佛教文化，其次是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接受西方和中亚文明，再次是明清时期的基督教入华。虽然还有许多的不那么集中的文化传播时期，对这些传播时期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质疑，但是，只要举目望去，屈指数来，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是那样地渗透骨髓、彻人心脾，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避开外来的佛教文化，提炼出真正纯粹的“国粹”来。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空前发展，居于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地位。在思想文化的多元的结构中，儒家纲常名教虽占据牢固的统治地位，但佛、道二教已经拥有与儒家鼎足而立的社会势力。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一些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奠定。

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在这些宗派中，除密宗外，创始人都是中国人，都奉一部或几部汉译佛经或论书为基本经典，除用中国传统的注释经典的方法（章疏）来阐释教义理论外，还利用专论、语录、偈颂等多种文体阐述各宗主张。在各宗教义体系中，吸收了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的思想因素，对各宗的宗教哲学、修行解脱论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对宇宙本体论和人自身的心性论做出独具特色的论证。隋唐佛教宗派的教义理论，对中国哲学和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佛教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许多教派，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中又形成各自的特色。一般来说，传入中国大部地区、朝鲜、日本、越南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北传佛教，其经典主要属汉文系统；传入中国的西藏和内蒙古、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经典属藏文系统；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傣族聚居地等地区的，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属巴利文系统。近代以来，欧美各国也有佛教的流传。

佛教在东方许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相吻合，特别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来传达的。古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翻译可能是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翻译家最著名的是西域名僧鸠摩罗什。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其他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

到了唐朝时代，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事业。因玄奘大师的弘扬，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地传播。

佛教初入中国

在汉末与三国时间，佛教经典与初期佛教的规模，虽然源源传入中国，仍与国内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两家的学说，显然有过激烈的竞争，这便是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轩然的大波。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在印度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围国家传播。佛教作为东方发展前列的一种高雅文化，于西汉末、东汉初逐渐传入中国。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期，长期以来，有许多说法，有的甚至添加了许多神话色彩。有人依据《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之说，认为在上古三代时就已知道佛教。也有人以《列子》中“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之说，主张周代已有佛教流传。

另外还有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人来华传教、汉武帝时已有佛道流通、张骞通西域时“始闻浮屠之教”，等等说法。

为什么产生如此差别呢？最主要还是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根据。佛教刚传来中国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后来史书上所载的佛教初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另外，魏晋时期，佛道两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双方为了抬高各自的地位，都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并攀附这些神奇怪异的传说，佛教徒们尽力把佛教传入的时间提前。这样，佛教如何传入中国之事，便被笼上了一层朦胧而神奇的迷雾。

历史上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汉明帝夜梦金人而遣使求法，使佛法流传汉地的故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和《老子化胡经》。此外，东晋袁宏《后汉纪》、刘宋范晔《后汉书》等魏晋南北朝人士的著作中，有不少言及此事的，可见当时这一故事在社会上已广为流传。

汉明帝求法的故事，是说东汉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夜梦神人，身上放光，在殿前飞绕而行。次日会集群臣，问这是何神，有通人傅奕回答：听说西方有号称为“佛”的得道者，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帝所梦见的就是佛。于是汉明帝遣使西行，在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佛教于是传入汉地。

这一传说故事中，有神话传奇的成分，但基本情节尚属可信，唯傅奕以“佛”为对，说明当时已有佛教在民间流传，只是未能传到宫廷而已，因此还不能作为佛教最初传入的记录。

关于这一问题，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汉初期就已有了迹象，而最可信的且有史料可考的，当在汉末和三国时期。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来华，月氏国沙门支谶到洛阳，各译佛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安世高来自安息国，是王族出身，因此，凡是从西域来我国的人都称他为安侯，所以我国经录家也就沿用这种称呼。天竺国的语言文字音调字义诡奇拗折，和我国的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佛经初传来我国，译述方面错误百出。由于安世高精通华语，对于佛经的翻译，有很高的造诣，可说是居各种译经之冠。当时，佛教传入我国内地，已有相当时期，在宫廷内和社会上都有许多信仰的群众。他们信仰佛教，虽然偏重于祭祀祈福，但也有切实修行的需求。因此，安世高就为他们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而这也正是安世高所专精的部分。安世高的汉译佛经，是一种空前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译文的内容而言，纯粹译出他所专精的经典；就译文的形式而言，偏重于直译，力求保存经典的本来面目。安世高既通晓华语，又采取直译的方式，故能正确地掌握经文的原意，且说理明白、措辞稳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

在灵帝时，印度沙门竺佛朗也来到洛阳，极力提倡佛教，此后沙门康僧会，月氏籍的名士支谦（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学问渊博、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们弘扬佛学，先后居留在东吴，为孙权政府的上宾。这些人当时都通晓中文，极力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间（245—254），因印度名僧昙柯迦罗与昙谛的倡导，开始建立中国的佛教制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规范，这是佛教戒律正式传入的开始。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可算是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典籍。

佛教刚传入时人们只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当时所建的寺庙大多供西域和印度的僧侣和商人使用，汉人出家的很少；到东汉时，逐渐在中原流行，但发展不快。到三国时才开始流行，并翻译了少量的佛经，建了一些寺庙，虽然竺佛朗的名著《牟子理惑论》主张与中国文化相调和，但总的来说，尚没有出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趋势，直至魏晋时期，佛教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南怀瑾先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政治的转变及战争的影响，当时的佛教文化在时人看来更像是一种应时的礼品，从民间和包括朝廷在内的士大夫阶层中都有着这种潜在的倾向。

南怀瑾先生首先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分析。因长时间战乱，生命也无保障，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着人们的心灵。正当此时佛教思想涌入。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促成三世因果的报应，与天界地狱间六道轮回的言论，十分契合传统神祇的信仰，使人们找到了命运的寄托，相信今时不幸原是前生业力所造。因此在乱离的世局中，人人信仰佛可得身心的自慰，于是佛教的观念得到快速的传播。

从士大夫阶层来看，自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受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汉初儒家传统的学说不能使人满足和信服。魏晋以来，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都纷纷寻觅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运的象征之学，进入探索哲学的范围，并以旷达思想，崇尚个人自由，逃入玄谈的领域。他们所宗奉的《易经》《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同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变本加厉地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风气，尤以士大夫阶层——所谓知识分子的名士为烈。

南怀瑾先生进一步指出，正是基于上述两点才使得佛教在中国普遍地传布开展，不过真正使佛教在中国奠定基础的，还是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和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国名僧道安、慧远、僧肇等数人的力量。经过他们的努力，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不拔的根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与其说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学的时期，毋宁说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时期来得恰当。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时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别传，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由海道到达广东，东来中国，与梁武帝一度对话不合，便渡江而北，隐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便是禅宗传入中国的开始。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老庄的“以无为本”思想蔚然成风，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非常契合这一派的“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地融合、开展，由此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来充实自己的学识，或增加清谈的资本，佛教也因此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开来。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然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经》《维摩诘经》《宝积经》《涅槃经》《正法华经》等，对大乘佛教的传播影响很大。其中，《正法华经》的著译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

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

佛教传入中国后，总体来看，那些译经、讲说、传教和造寺等活动，基本上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是靠信徒们自身的力量而进行的。佛图澄第一个成功地规劝皇帝石勒、石虎信奉佛法，支持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受到国家的保护。

佛图澄，本姓帛，西域龟兹人。九岁于乌苌国出家，两度到罽宾学法。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因此与人辩论时，都能以与汉文化思想相符合的准确意义而使人折服。由于他精深的佛学修养，西域人士都称他是“得道”之士。

佛图澄来华的时间是晋怀帝永嘉四年（310），这一年他来到洛阳，已近八十岁了。在此之前，他曾在佛教盛行的敦煌停留过，到洛阳后，他想建造寺庙，但因匈奴人刘曜（后为前赵国王）攻洛阳，只能作罢，于是“潜泽草野，以观事变”。

两年后，石勒（羯族，山西上党人，后击败刘曜成为后赵国王）屯兵掳掠，大肆杀戮，以此立威，僧人遇害者也很多。佛图澄出于对众生的同情和关怀，决心制止石勒的屠杀行为，以佛法感化石勒。于是他手持锡杖来到石勒兵营门前，通过石勒的一位大将军郭黑略（又作郭默略）的关系见到石勒。郭黑略平生也好佛法，因此，佛图澄向他授五戒，收他为徒。郭黑略后来随石勒出征，总能预知胜负，石勒很惊奇，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出众之谋，就问其原因。郭黑略就引荐佛图澄，说石将军天挺神武，有神灵相助，有一位沙门预言将军必能拥有华夏，此前的预测只是这位沙门所言。此沙门就是佛图澄。